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总是在大时代的镁光灯下,忘记自己的知识权威身份力所能及的范围,做出一次次的出位表演
　　
　　中国的财经媒体热衷于制造传奇人物,然后再适时地一棍子打下去。在极其有限的公共话语空间里,财经媒体把一个个经济学大腕拉进这个活色声香的名利场,让他们去褒贬企业,也让他们去互相褒贬。作为这个社会自我观察的装置,媒体无限放大了它的观察倍数。人们被它的五光十色捉弄之后,留下来的,除了那是是非非的一地鸡毛,就只有经济学家们出位的表演了。
　　
　　话语阶级构造下的舆论互动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根深蒂固的谏言情结,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处于剧烈历史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为经济学家越出象牙塔,继而代言知识、代言社会甚至代言政治,提供了绝好的历史舞台。历经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对经济学家观点言论的赞赏、认同或者批评甚至诋毁,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绝不是一道可有可无的风景线,因为它往往成为那个时期的经济、社会甚至某个层面政治问题外化的冲突表现。更为不易被人察觉的是,对某个经济学观点或者某个经济学家个人的褒贬,总是暗合着那个时期的某种社会心理,甚至暗合着未来可能的政策走向。
　　事实上,中国社会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的转型有着一些显著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便是在矫正过去几十年以抹杀个人选择自由为代价的全民平均主义的过程中,微观上追求个人物质财富、宏观上追求国家经济增长的需求不仅是政治上正确的,而且在社会价值观瓦解和重建的过程中,也成为几乎惟一得到“广泛、持久”认可的价值观。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过去二十年取得空前的公共话语权,甚至能够在经济问题的激辩中凸现社会性的大背景,是有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的。
　　同样的,在改革的过程中,以经济学家为焦点的学者、媒体、舆论民意、政府政策和改革进程这几个方面,出现了一次次颇有轨迹可寻的互动。当然,这绝不是能由其中某个具体人物或者机构角色一手控制的互动。历史就是这样,从来包含着全部历史参与者的个体动机,但从来不是任由哪个个体写就的。
　　在一次次的互动中,经济学家应时地扮演着一次次的前台主角。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总是在大时代的镁光灯下,忘记自己的知识权威身份力所能及的范围,做出一次次的出位表演。他们惯常用不容置疑的决断口吻和先知般的预言家姿态,对明天做着“似乎有科学”的预测。当他们的预测变成现实的时候,先知的胜利总是否定了现实背后的偶然。如果预测不幸落空,能力和道德上的怀疑则往往代替理性的分析。与其说这是某个经济学家的过错,不如看做一种舆论的病灶。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作为其专业研究者,经济学家有权利和责任在公共话语空间内发表他的专业看法,甚至做出对未来的某种预测。然而,在传播和理解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媒体和听众,却也总在无意识地帮衬着大多数学者身上难以自持的理性自负。
　　在每天铺天盖地的财经新闻报道中,中国的媒体除了极少数的几家外,都更愿意成为学者观点的复读机,媒体丧失自我判断和表达的时候,往往也就成为个体理性主宰公共理性的时候,而这正是一种危险的表达专制。中国的媒体似乎惯性式地认为,学者的看法比媒体自己和普通公众的看法更高级、更可信。于是,每篇报道在概括和收尾总结的时候,总是更愿意采信各式各样的专家、学者的说辞,好像只有这样,一篇报道才能获得必要的底气。而时下中国财经媒体上方兴未艾的经济学家专栏,则大多充斥着神学家一般的口吻。在媒体不自觉地构饰和经济学家的自我陶醉中,意见的表达,变成了经济学家最大,其次是专业新闻人,等而下之是公众,这样一个显而易见却少人反省的话语阶级构造。
　　


　　
　　“双重讹诈”下的经济群体专家
　　
　　从欧洲公共领域的历史发展来看,一个社会如果想获得健康的、富于理性的争辩和反省能力的媒体舆论空间,就必须打破其中任何一方不容置疑的话语特权,也就是说,在意见表达上,学者、媒体和公众的地位是绝对平等的。一个学者的观点到了编辑部不该不加讨论的发表,媒体也不该自阉掉批评学者表达自我意见的权力,而一封读者来信的话语地位也不应该次于一个经济学家的专栏。可惜,中国的媒体似乎还远没学会这些。
　　于是,经济学家反过来受到了一种无奈的“双重讹诈”,一面是媒体采访时要求你毫无保留地表达意见,同时在媒体上赋予了你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另一面是当前这种错乱的舆论环境在不自觉地把原本可错的意见预设成预言式的表达,而在预言破灭的时候,经济学家要承受更多的是智力和道德的质疑,而不是理论的反驳。这样看来,经济学家的出位表演,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的不自觉。
　　中国最早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就是后来有名的“体改委”,现已并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里面的那批人。这个后来孕育了中国第一代技术官僚的地方,也带出了众多活跃至今的经济学家。那是个理想主义风行的年代,也可能恰恰因为这一时代背景,体改办这个有着浓重改良主义色彩的官方智囊机构,把它身上这一天生的改良情结传染给了这个机构内的每个人。也正是这一批人,深深地影响了今天中国公共舆论中经济学家的话语风格和生存方式。
　　在这一批人中,那几个活跃于今天的风云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出国谋取学位,从而在90年代中期,成为第一代“海龟”。更有意思的是,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因为数年的留洋经历,而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和中国改革的看法发生本质的变化,这在90年代之后的海归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构成今天中国经济学家群落的另一批人,和体改委时的海归派类似,也基本都在国外取得了博士学位,甚至大部分都在国外大学取得了终身教职。但与上一批人明显不同的是,这一批出国留学的人,并没有那么近距离地参与中国改革初期的进程。
　　最近两年才崭露头角的“机构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批新军。这些人大多在海外获得最高学历,且供职于大型金融企业。这一类经济学家本来具有相对专业的领域、职业,并不具有什么公共属性,但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他们也不自觉地卷入了经济生活的舆论场。这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讲是一种幸运,而对另一些人来讲却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