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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的阴雨终于在10月16日转暖。达州市通川区政府对面，两个人站在一个门廊口，商量如何布置这里。门廊墙壁刷得雪白。十天前，这上面贴满开锁、疏通下水道等广告。穿过门廊，是一个颇有些年月的生活区。
楼宇外墙满是岁月斑驳的痕迹，楼梯间里更明显。走上五楼，右边的一户，铁门有些锈迹。
听见敲门声，一个老人打开门。灰色铁门发出嘎吱嘎吱声响。老人穿着深蓝色的夹克，眉眼间净是笑意。
“你们好，我就是周永开。”对于记者的到访，91岁的周永开很高兴，“我希望我做的这点事情，能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
只要有需要，他就会去做
与周老的交流，从一个多月前的长途跋涉开始。
9月5日，周永开和老伴很早就起床，收拾行李，穿戴整齐，戴上党徽。他们要去老家——巴中市的化成小学、奇章中学，给老师和学生颁发“共产主义奖学金”。从达州到巴中150公里，对于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而言，并不轻松。
1945年初秋，周永开17岁，在这里读书。彼时，学校的老师很多都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启蒙和指引下，一天他和老师借着月光来到学校后山，面对着巍峨的青山，注视着鲜艳的党旗，悄然且肃穆，庄重又激动。他在川北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王朴庵领誓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不敢大声讲话，但是我觉得我血液都在燃烧，我感觉我从来没有那时那样高兴，我做梦都想加入共产党！”说到入党，周永开的情绪有些激动。因为上了年纪，他的眼角时常潮润，他伸手揉了揉眼睛，手背上的皮肤和眼角一样，松弛，堆满皱褶。
入党后，周永开在巴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长达五年。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周永开曾先后任中共巴中县委书记、达县地委副书记、达县地区纪委书记等职务。
后来，他在这两所学校倡导成立奖学金，每到开学季均到场颁发，讲一堂党课，基本从没缺席。“一两个小时不歇气，语言活泼生动，几乎没一句重复的话，大家都听得来劲。”化成小学校长邓多清说。
对自己的坚持，他又重复了一遍见面时说的话：希望“能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
与他共事过的同事解释更简单：“他觉得只要有人需要他，他就会去做。”
正是这一朴素的理念，讓他在上世纪50年代每天上山下乡，发动老百姓不要滥砍滥伐、用巴茅草作燃料。“下雨天路滑得不得了，只有穿草鞋。天天跑田坎，跑烂了十多双草鞋。”他因此得名“草鞋书记”。
还有当时轰动全国的“扳倒李作乾”案。周永开还清晰记得，违法乱纪的罐头厂厂长李作乾被逮捕后，“厂里特别闹热，看得出来群众特别激动！”
社会对他的关注也大多集中于7月之后，各大媒体相继到访记录他的人生故事。而年逾九旬的周永开只要身体允许，就会尽量接受采访。就算身体不适，他也会在恢复后第一时间联系媒体，告知他们“身体已经好转了”。
达州市纪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次采访都长达几个小时。我有时候在旁边坐着都觉得累了，他还一直讲，他觉得他需要讲。”
“我现在能做的事情不算多，但是我会一直关注国家，也会关注我身边的社会。”每天下楼去家附近的公园走一圈，是周永开的必修课。
正是国庆前夕，他看到进小区的门廊墙上布满广告，就决定自费清理。小区管理方听说了之后，先一步做了处理。10月3日，在成都参加完“四川最美老人”评选活动回家后，看到白白的墙壁，周永开乐得合不拢嘴。
在周永开看来，这些简而言之就是，“只要给群众一碗水，他们就会还一桶蜜。”
不能徒手走到人生终点
今年夏天，周永开瞒着家里人，拉上了几个老同事，坐了近3个小时的车赶到花萼山。面对家人的担心，他有些不好意思，只顾偷偷笑，“我挂念那里的百姓，既怕生态没有保护好，又怕百姓没有富起来。”
1991年，周永开退休了。本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他却不想就此退场。“虽然从组织上退休了，但是事业上不能退休”。
他一头扎进了农村，经过50多天的调研，对两个组进行逐一访问，写成三万字的报告，“看清社会和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真正让我打定主意要干下去的，是一户农民家里挂的一幅字，上面写着‘坟墓，是人的终结，但不能徒手走进去’。”
因为久坐，周永开靠在沙发上几乎使不上力，整个身体会往下滑。他发现自己坐得不正了，就把双手放在沙发上，伸开五指，手臂微微发抖开始用力，正了正自己的身子。
坐正后，周永开感慨地说，当时60岁的他，看到那幅字第一反应就是，“一户农民都有如此觉悟，自己更要用行动回报党！”
周永开把目光投向了万源县花萼山。在调研过程中，他发现山上生态破坏严重，一些老乡家庭非常困难，“他们的贫困光靠自己的力量根本走不出来。”
1994年，他正式入驻花萼山。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大雪正覆盖着花萼山，晚上11点，从海拔2300米的山梁上传来了喊叫声，我带人去接应，从黑夜里走出5个人，为首的老者满头雪花。”花萼山项家坪村的马大得这样回忆初次见到周永开上山的情景。
二十多年里，周永开多次受伤，却从没想过放弃。在孙女周婧的记忆中，爷爷摔伤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06年，当时78岁的周老在巡山时一不小心栽到近3米高的石坎下。当人们发现时，他头部鲜血直流，早已不省人事。
“就在医院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每一次只要好了之后他又上了山。”周婧告诉记者。
如今周永开依旧每年要去几次花萼山，“因为我热爱那里。”
除了保护花萼山的生态，他还做了许多事——保护野生腊梅，将腊梅申请为达州市花;拍摄《巴山教魂》《血战万源》教育纪录片，推动中小学生学习红军精神;成立巴渠共运友好学校联谊会，设立奖学金，用革命精神对孩子们进行教育。 当被问及这些年花费了多少钱时，他笑着摆了摆手说：“不知道，也不重要。我是农民的孩子，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党给我的，我要把我所得的回馈给党和人民。”
由己及人方能由己及天下
对于金钱的认识，周永开比其他大部分人的确更豁达。这其中，年龄也许占了一部分原因，但绝不是全部。
在花萼山守山护林的岁月里，每次上山前，周永开都要动员身边的亲戚朋友为贫困户捐款捐物，然后请人背上山，挨家挨户发送。看到特别困难的家庭，周永开经常自己掏钱，这家给100元、那家给100元，早已数不清给了多少次了。
护山养林时买树苗、给学校配备发电机、帮村里出资修路、资助贫困学生……这个捐了不知多少钱的老人，如今住的是60平方米的老房子。环顾四周，上白下绿的粉刷是上个世纪标配。沙发是老式的，因为皮革破损，上面铺了一张床单。案几上放着毛泽东塑像。其他家具是儿女们淘汰不用搬来的，平添了些许沧桑。
“其实，爷爷是有机会换房的。”周婧回忆，十多年前单位集资建房，论资历和职级，他第一个选，但他没要。“爷爷说，我退出，年轻同志就有机会。我们已经习惯他这样了。”
夫妇俩已过鲐背之年，生活不方便。子女又忙于工作等事，就请了一名保姆唐荣玉照料周永开与老伴的日常生活。在唐荣玉眼里，“世界上找不到他这种人”，“平常都是省吃俭用……净是七八十年代的衣服，吃饭都是简单的两菜一汤。”
但就在今年7月，周永开没有和家人商量，交了一笔特殊党费，一共10万元。
“我们是在很多记者集中来家里采访时才知道这回事儿，没人感到惊讶。”周婧说，在周永开退休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一桩桩一件件事情，家人的不理解早在他的感化下，慢慢变成了支持。
在问及此事时，周永开只说了句，“由己及人方能由己及天下”，就结束了话题。
在家人眼里，周永开是一个“没有小家概念的人”。上世纪80年代，周永开任地委副书记，妻子吴应明是一般干部。当时组织部门拟提拔她为副县级。周永开得知后，找到当时的地委书记说，吴应明能力和文化都很有限，提拔的话，“群众有意见，也影响党的形象”。
“小时候我很少见到他，婆婆总对我说，‘爷爷出去了’。”周婧告訴记者，“但他在哪里，在做什么，我都不知道。”对她而言，儿时对爷爷的印象就是“一见面就会教育我们要爱国爱党”。
周婧说：“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进行言传身教。”当时周婧还在万源做公安工作，有一次爷孙俩同上花萼山，“山上没有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走。但他对山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家家户户都欢迎他。也是那时，他教会我和老百姓打交道要用心。”
周永开家中有20多人，其中10人是共产党员。对家人和后辈，周永开要求严格。8年前，他专门设立了一个“家魂奖”，每年评奖一次，每次评选一人，在家庭成员中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首先要是共产党员且坚定不移跟党走，其次还要在工作中是先进，并且为社会做了公益事业的，才能得这个奖。”周永开说。
回顾91岁的周永开一路走来的路，无一不印证了他所说的那一句“老去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信仰”。
巴州区委党史办原副主任汪开桂说：“周永开一生都是一根红线拉到底，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坚守信仰底线、人格底线和责任底线，是巴中几十年来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活教材。”
楼宇外墙满是岁月斑驳的痕迹，楼梯间里更明显。走上五楼，右边的一户，铁门有些锈迹。
听见敲门声，一个老人打开门。灰色铁门发出嘎吱嘎吱声响。老人穿着深蓝色的夹克，眉眼间净是笑意。
“你们好，我就是周永开。”对于记者的到访，91岁的周永开很高兴，“我希望我做的这点事情，能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
只要有需要，他就会去做
与周老的交流，从一个多月前的长途跋涉开始。
9月5日，周永开和老伴很早就起床，收拾行李，穿戴整齐，戴上党徽。他们要去老家——巴中市的化成小学、奇章中学，给老师和学生颁发“共产主义奖学金”。从达州到巴中150公里，对于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而言，并不轻松。
1945年初秋，周永开17岁，在这里读书。彼时，学校的老师很多都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启蒙和指引下，一天他和老师借着月光来到学校后山，面对着巍峨的青山，注视着鲜艳的党旗，悄然且肃穆，庄重又激动。他在川北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王朴庵领誓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不敢大声讲话，但是我觉得我血液都在燃烧，我感觉我从来没有那时那样高兴，我做梦都想加入共产党！”说到入党，周永开的情绪有些激动。因为上了年纪，他的眼角时常潮润，他伸手揉了揉眼睛，手背上的皮肤和眼角一样，松弛，堆满皱褶。
入党后，周永开在巴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长达五年。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周永开曾先后任中共巴中县委书记、达县地委副书记、达县地区纪委书记等职务。
后来，他在这两所学校倡导成立奖学金，每到开学季均到场颁发，讲一堂党课，基本从没缺席。“一两个小时不歇气，语言活泼生动，几乎没一句重复的话，大家都听得来劲。”化成小学校长邓多清说。
对自己的坚持，他又重复了一遍见面时说的话：希望“能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
与他共事过的同事解释更简单：“他觉得只要有人需要他，他就会去做。”
正是这一朴素的理念，讓他在上世纪50年代每天上山下乡，发动老百姓不要滥砍滥伐、用巴茅草作燃料。“下雨天路滑得不得了，只有穿草鞋。天天跑田坎，跑烂了十多双草鞋。”他因此得名“草鞋书记”。
还有当时轰动全国的“扳倒李作乾”案。周永开还清晰记得，违法乱纪的罐头厂厂长李作乾被逮捕后，“厂里特别闹热，看得出来群众特别激动！”
社会对他的关注也大多集中于7月之后，各大媒体相继到访记录他的人生故事。而年逾九旬的周永开只要身体允许，就会尽量接受采访。就算身体不适，他也会在恢复后第一时间联系媒体，告知他们“身体已经好转了”。
达州市纪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次采访都长达几个小时。我有时候在旁边坐着都觉得累了，他还一直讲，他觉得他需要讲。”
“我现在能做的事情不算多，但是我会一直关注国家，也会关注我身边的社会。”每天下楼去家附近的公园走一圈，是周永开的必修课。
正是国庆前夕，他看到进小区的门廊墙上布满广告，就决定自费清理。小区管理方听说了之后，先一步做了处理。10月3日，在成都参加完“四川最美老人”评选活动回家后，看到白白的墙壁，周永开乐得合不拢嘴。
在周永开看来，这些简而言之就是，“只要给群众一碗水，他们就会还一桶蜜。”
不能徒手走到人生终点
今年夏天，周永开瞒着家里人，拉上了几个老同事，坐了近3个小时的车赶到花萼山。面对家人的担心，他有些不好意思，只顾偷偷笑，“我挂念那里的百姓，既怕生态没有保护好，又怕百姓没有富起来。”
1991年，周永开退休了。本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他却不想就此退场。“虽然从组织上退休了，但是事业上不能退休”。
他一头扎进了农村，经过50多天的调研，对两个组进行逐一访问，写成三万字的报告，“看清社会和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真正让我打定主意要干下去的，是一户农民家里挂的一幅字，上面写着‘坟墓，是人的终结，但不能徒手走进去’。”
因为久坐，周永开靠在沙发上几乎使不上力，整个身体会往下滑。他发现自己坐得不正了，就把双手放在沙发上，伸开五指，手臂微微发抖开始用力，正了正自己的身子。
坐正后，周永开感慨地说，当时60岁的他，看到那幅字第一反应就是，“一户农民都有如此觉悟，自己更要用行动回报党！”
周永开把目光投向了万源县花萼山。在调研过程中，他发现山上生态破坏严重，一些老乡家庭非常困难，“他们的贫困光靠自己的力量根本走不出来。”
1994年，他正式入驻花萼山。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大雪正覆盖着花萼山，晚上11点，从海拔2300米的山梁上传来了喊叫声，我带人去接应，从黑夜里走出5个人，为首的老者满头雪花。”花萼山项家坪村的马大得这样回忆初次见到周永开上山的情景。
二十多年里，周永开多次受伤，却从没想过放弃。在孙女周婧的记忆中，爷爷摔伤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06年，当时78岁的周老在巡山时一不小心栽到近3米高的石坎下。当人们发现时，他头部鲜血直流，早已不省人事。
“就在医院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每一次只要好了之后他又上了山。”周婧告诉记者。
如今周永开依旧每年要去几次花萼山，“因为我热爱那里。”
除了保护花萼山的生态，他还做了许多事——保护野生腊梅，将腊梅申请为达州市花;拍摄《巴山教魂》《血战万源》教育纪录片，推动中小学生学习红军精神;成立巴渠共运友好学校联谊会，设立奖学金，用革命精神对孩子们进行教育。 当被问及这些年花费了多少钱时，他笑着摆了摆手说：“不知道，也不重要。我是农民的孩子，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党给我的，我要把我所得的回馈给党和人民。”
由己及人方能由己及天下
对于金钱的认识，周永开比其他大部分人的确更豁达。这其中，年龄也许占了一部分原因，但绝不是全部。
在花萼山守山护林的岁月里，每次上山前，周永开都要动员身边的亲戚朋友为贫困户捐款捐物，然后请人背上山，挨家挨户发送。看到特别困难的家庭，周永开经常自己掏钱，这家给100元、那家给100元，早已数不清给了多少次了。
护山养林时买树苗、给学校配备发电机、帮村里出资修路、资助贫困学生……这个捐了不知多少钱的老人，如今住的是60平方米的老房子。环顾四周，上白下绿的粉刷是上个世纪标配。沙发是老式的，因为皮革破损，上面铺了一张床单。案几上放着毛泽东塑像。其他家具是儿女们淘汰不用搬来的，平添了些许沧桑。
“其实，爷爷是有机会换房的。”周婧回忆，十多年前单位集资建房，论资历和职级，他第一个选，但他没要。“爷爷说，我退出，年轻同志就有机会。我们已经习惯他这样了。”
夫妇俩已过鲐背之年，生活不方便。子女又忙于工作等事，就请了一名保姆唐荣玉照料周永开与老伴的日常生活。在唐荣玉眼里，“世界上找不到他这种人”，“平常都是省吃俭用……净是七八十年代的衣服，吃饭都是简单的两菜一汤。”
但就在今年7月，周永开没有和家人商量，交了一笔特殊党费，一共10万元。
“我们是在很多记者集中来家里采访时才知道这回事儿，没人感到惊讶。”周婧说，在周永开退休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一桩桩一件件事情，家人的不理解早在他的感化下，慢慢变成了支持。
在问及此事时，周永开只说了句，“由己及人方能由己及天下”，就结束了话题。
在家人眼里，周永开是一个“没有小家概念的人”。上世纪80年代，周永开任地委副书记，妻子吴应明是一般干部。当时组织部门拟提拔她为副县级。周永开得知后，找到当时的地委书记说，吴应明能力和文化都很有限，提拔的话，“群众有意见，也影响党的形象”。
“小时候我很少见到他，婆婆总对我说，‘爷爷出去了’。”周婧告訴记者，“但他在哪里，在做什么，我都不知道。”对她而言，儿时对爷爷的印象就是“一见面就会教育我们要爱国爱党”。
周婧说：“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进行言传身教。”当时周婧还在万源做公安工作，有一次爷孙俩同上花萼山，“山上没有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走。但他对山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家家户户都欢迎他。也是那时，他教会我和老百姓打交道要用心。”
周永开家中有20多人，其中10人是共产党员。对家人和后辈，周永开要求严格。8年前，他专门设立了一个“家魂奖”，每年评奖一次，每次评选一人，在家庭成员中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首先要是共产党员且坚定不移跟党走，其次还要在工作中是先进，并且为社会做了公益事业的，才能得这个奖。”周永开说。
回顾91岁的周永开一路走来的路，无一不印证了他所说的那一句“老去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信仰”。
巴州区委党史办原副主任汪开桂说：“周永开一生都是一根红线拉到底，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坚守信仰底线、人格底线和责任底线，是巴中几十年来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活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