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刘再复非常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黎明即起”，每天早晨五点便进入写作状态，从五点到九点，这是他的黄金时段、创造时刻。数十年的“一以贯之”，使他著作等身，仅中文书籍就出版了一百二十五种（五十多种原著，七十多种选本、增订本、再版本）。我从读北大开始，就喜欢他的片断性思想札记，那时札记发表的并不多，但因我是“近水楼台”，所以还是读了一些，比如《雨丝集》。出国之后，他思如泉涌，一发而不可收，竟然写下了二千五百多段悟语（《独语天涯》一千零一段，《面壁沉思录》五百段，《红楼梦》悟语六百段，《西游记》悟语三百段，双典悟语一百段，各类人生悟语近一百段）。这些悟语，精粹凝练，语短意长，每一段都有一个文眼，即思想之核，两千五百多则可以“悟语库”观之了。
　　我称父亲的悟语写作为“新文体写作”。所谓新文体，乃是指它不同于当下流行的杂文、散文诗，也不同于随想录等文体。杂文较长，有思想有叙事有议论，而悟语则只有思想而没有叙事与感慨。与散文诗相比，它又没有抒情与节奏。与随想录相比，它显得更为明心见性，完全没有思辨过程，也可以说没有逻辑过程。这种文体很适合于生活节奏快速的现代社会。我相信，那些忙碌又喜欢阅读的智者与识者，肯定最欢迎这种文体，他们在工作的空隙中，在旅途的劳顿中，都可以选择一些段落加以欣赏和思索，享受其中一些对世界、人类、历史的诗意认知，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我称这些悟语为“新文体”是否恰当？可以讨论。说它是“新”，乃是相对于流行的文体即论文、散文、杂文等，但如果放眼数千年的文学艺术史，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这种“思想片断”的写作曾经出现过。例如古罗马著名的帝王哲学家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所写的《沉思录》（中文版系何怀宏先生所译），便是他在军旅劳顿中的哲学感悟，一段一段都是精彩的悟语。此书影响巨大，千年不衰，早已成为西方思想史上公认的名著。我觉得他写的正是“悟语”。每一则都有思想，但没有思辨过程。尼采和罗兰·巴特也喜欢采用这种片断式写作来表述他们灵动的思想。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霍拉斯·恩格道尔在他的著作《风格与幸福》（中文版系陈迈平先生所译）中，有一章题为“有关碎片写作的笔记”，专门论述“悟语”这一革命性文体，谈到历代西方文学家各式各样的“碎片写作”。他认为“碎片写作”是对立于体系的一种写作。它不求逻辑建构，而是像精灵一样四处游荡，这些表面无序的不连续的文字，“是在无数个体的中心生出来的”。恩格道尔有一段精彩的定义：“碎片写作的决定可以让不同思想区域之间的自由移动成为可能。诺瓦利斯谈到过‘精神的旅行艺术’，在他的笔记里这种艺术采用永远处在回到一切涉及精神的事物的返乡形式。这是一部飞翔著的百科全书。”
　　尽管悟语写作、片断写作已有前例，但我父亲能写出这么多的感悟之语，却也不容易。况且他又有新的创造，例如评述中国四大名著的悟语，便有许多新的眼光和新的思路，无论是对《红楼梦》、《西游记》的礼赞，还是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批判，都可谓入木三分，不同一般。文学评论、文化批判也可通过悟语进行，而且可以超越文本和击中要害，这的确是一种有意思的实验。可以说，父亲对碎片写作的思维空间进行了先锋性的拓展。他认为，在人文科学中，文学只代表广度，历史呈现深度，哲学则可代表高度，而碎片写作也可以在此三维度上加以发展。从广度上说，以往的碎片写作多半着眼于人生遭际中的感受，伦理色彩较浓。从孔子的《论语》到奥勒留的《沉思录》以至尼采，皆是如此。但他加以扩展，把碎片写作运用到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国民性批评和人类性批评。文学批评如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分析;文化批评如《西游记300悟》讲“禅而不相”、“禅而不宗”、“禅而不佛”等;国民性批评，如《西游记300悟》中的二百九十八则和二百九十九则尖锐地批判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人类性批评，如《童心百题》涉及的是普遍的人性问题。从深度上说，悟语的深度来自他对历史的认知与对世界的认知。历史有表层结构，也有深层结构。深度主要是呈现于对深层历史的认知和深层文学的认知。如《双典阅读笔记一百则》的第五十六则，揭露《三国演义》维护正统的旗号，实际上汉王朝已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美化刘备与抹黑曹操全是权术（骗人的把戏）。还有《红楼梦悟》悟语二百零五则，写的并非历史，但把文学的深度揭示出来了。至于他把碎片写作如何推向哲学，看看《红楼哲学笔记》中的三百悟语就明白了，其中每段都有一个小标题——无相哲学、自然的人化、情压抑而生大梦、叩问人生究竟、色透空也透、立人之道、意象心学、弃表存深，、通脱主体论、随心哲学等——每一题都有哲学感悟，每一段均有所妙悟。在中国写作史上，如此大规模地通过片断写作展示密集丰富的哲学思想，以前还没有见过。
　　父亲晚年近庄子和禅宗，他对自己在海外近三十年漂泊生活的领悟，以及对中国四大名著的重新阐释，都采取“片断悟语”的写作形式，其实如同一段段“禅悟”，以心读心，与古典名著里的一个个灵魂对话，也同时与自己的多重主体对话，捕捉思想的精彩瞬间。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悟语写作：
　　在我心目中，“悟语”类似“随想录”与“散文诗”，有些“悟语”其实就是散文诗和随想录，但多数“悟语”还是不同于这两者。随想录写的是随感，“悟语”写的是悟感。所以每则悟语，一定会有所悟，有所“明心见性”之“觉”。随想录更接近《传习录》（王阳明），悟语更近《六祖坛经》（慧能）。与散文诗相比，“悟语”并不刻意追求文采和内在情韵，只追求思想见识，但某种情思较浓的“悟语”也有些文采，只是必须严格地掌握分寸，不可“以文胜质”，只剩下漂亮的空壳。
　　我个人认为，父亲的这种“新文体写作”，跟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选择海外漂流的“第二人生”有紧密的关系。这第二人生，让他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获得了内心的大自由，身心均得大自在，不可能再用学院派的重体系、重逻辑、重理论的文学批评语言来表述，而必须找到实验性更强、自由度更大的文体来承载他自由的心灵书写，“悟语”或“碎片写作”这种文体给了他一种解放性的形式，便于阐发一种属于他自己的内心真实，而且他在瞬间感悟的真实都是他自身的多重个体的折射，于是，这种“新文体写作”成了呈现他选择的彻底的“心性本体性”的载体，如同他所说的：“佛就是心，心就是佛。佛不在寺庙里，而在人的心灵里，讲的是彻底的心性本体论。慧能的《六祖坛经》说：‘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所谓‘觉’，就是心灵在瞬间抵达‘真理’的某一境界，在心中与佛相逢，并与佛同一、合一。”这种“新文体”写作——碎片写作、悟语写作，是对个体“瞬间领悟”、“瞬间觉悟”的记录，是飞翔的思绪，是流动的灵光，是精神的自由旅行。 　　这套四卷本的“刘再复新文体写作”有两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体现了父亲在海外漂泊的岁月里不停地寻找“家园”以及寻找精神昄依的旅程。从前的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消失了，他需要重新定义自己心目中的家园，于是他在碎片写作中，一边叩问历史和家国，一边叩问“我是谁”;一只眼睛看世界、看历史，另一只眼睛看自我——看被粗暴的时代分割成碎片的自我;他一边读生命，另一边读死亡;他一边读东方，另一边读西方;他一方面重新找寻中、西方文化相通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又重新组合起一个多重的自我，有矛盾挣扎的自我，有回归童心的自我，也有不断超越的自我。这套新文体写作的第二部分内容是重读文学经典，也就是重读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用“片断悟语书写”阐释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的学者，恐怕父亲是第一位，这种读法既是一种文学批评，又带有启迪性的再创造。无论是讨论小说人物，还是讨论小说主题、文化内涵，父亲其实最重视的还是这些小说塑造的“心灵世界”，以及这一心灵世界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影响。我在阅读父亲的这四卷本“新文体写作”时，认为父亲用“片断写作”打破了传统文学形式的界限，放下散文诗、文学评论、哲学思绪等形式阻隔，融合不同学科领域的特长和内涵，使得不同的表述形式和感悟处于一种自由的不规则、不系统的状态，让他的语言在稠密的思想中，扑扇着翅膀在空中滑翔，传达了他闻的道、悟的道，传达着普世哲学，也承载着中国当下几乎丧失的人文精神。
　　帝王哲学家马可·奥勒留所写的《沉思录》已过去近两千年了，他大约没想到，今日的世界，人类的生活更为紧张，节奏更为快速，人们更需要这种言简意繁的文字。我父亲的这一新文体写作，居然在不经意间与现在的微博、微信写作有了一些外在的联系，就像他写道：“老子所讲的‘大音稀声’，乃是对语言的终极性叩问。真正卓越的声音是谦卑的、低调的，甚至是无言的。中国的诗句‘此时无声胜有声’，乃是真理。最美的音乐往往是在两个音符之间的过渡，此时沉静的瞬间刻意听到万籁的共鸣。”虽然父亲的新文体写作仿佛是“微言”，可是它让我们以微見大，感悟生命的终极意义。它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是文学评论，又是文学创作;既是哲学的，又是文学的。它是对概念的放逐，是一种解放了的语言和文学实践，是一种“心生命”。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朱国斌先生、副社长陈家扬先生，慧眼独具，深知悟语的价值，支持我父亲的写作试验，这不仅鼓励了父亲，也鼓励了我。我一直认为，文章与书籍是人写的，人性极为丰富，文章也可有千种万种，不必拘式。碎片式的写作，悟语的尝试，肯定也是一种路子。城市大学出版社的决定与支持，使我的思想更为开放，视野更加拓展，为此，我和父亲都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