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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牛顿绝对时间观造成的工业社会中人思维的断裂与局限问题，柏格森提出了“绵延”概念来解答。哈罗德·伊尼斯作为现代传播学的奠基人，在对时间的思考中和柏格森产生了碰撞。二人的共同点在于，都承认牛顿绝对时空观对人类时间观的破坏和割裂，并且同样认为时间中的不同瞬间相互渗透和影响。柏格森提出“绵延”概念，反对空间化时间的做法，强调绵延的时间的异质性与创造性，提倡“专注于当下”。在此基础上，伊尼斯提出了他的“时间偏向”理论，用以解释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过分重视空间而忽视时间。并且他不赞成柏格森“专注于当下”的倡导，认为对现实价值的过分重视和对超越性价值的忽视导致了现代西方文明危机。
关键词：柏格森；绵延；伊尼斯；时间偏向；传播
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091-005
西方哲学在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中，对时间概念的思考被继承下来。牛顿在他建立的经典物理学体系中确立了绝对时空观，成为近代最重要的一种时间观念。在牛顿力学中，时间仅仅作为某种指示性的坐标而存在。但康德将时间看作是脱离“物自身”、作为人的先天感性形式的内直观形式。柏格森同样承认时间的内在性，并认为作为真正的时间的存在是一种内在于意识状态当中的“绵延”，而非外在的空间化的存在。
在近代社会，牛顿绝对时间观被大众普遍接受后，工业社会一度出现了人的思维被割裂、局限的问题。但是，哲学关注的是时间的本质问题，传播学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不同时间观所塑造的文化类型的批判。
一、牛顿绝对时间观与现代西方文明
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被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导致资产阶级力量崛起，带来了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近代化的开始。它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使技术的发展成为对近现代世界影响最大的因素。在这种趋势下，技术和劳动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改变和支配人的生活。但是先行于技术，经典力学体系中的时空观首先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上吹响了近代人关于世界变革的第一声号角。单从时间观方面来讲，牛顿所建立的作为测量标度而存在的绝对时间，已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促进科技发展的同时，它也作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限制了人的能力，间接导致了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各种危机。
在牛顿绝对时空观中，时间是均匀流逝的，是一条由同质的、断裂的、前赴后继的瞬间累积而成的线。这实质上把时间空间化了：当我们将时间理解为有次序的、前赴后继的、均匀延伸的线时，我们实际上已经站在时间之外、将时间空间化地理解了。这种空间化的时间观使得人们习惯性地从机械的、外部的角度理解世界，渐渐丧失生命的创造力，沦为大工业生产的机器；人们不能确定，在不同时间发生的两个事件是否发生在空间的相同位置上。钟表的出现，时间概念从时到分、从分到秒的一再精确化，使社会节奏在不知不觉中加快，人生原本的追求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效率、生产的不自觉追求，以及机械学的独霸天下。在绝对时间观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柏格森作为生命哲学的集大成者，提出了自己的时间理论，即“绵延”说。“绵延”说对牛顿时间观的反思和批判使人们从绝对化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始尝试从新的、其他的视角反观西方文明，为其危机提供解决之道。
二、个体层面的解决之道
——柏格森“绵延”说的提出
柏格森敏锐地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发展带给西方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意识到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它也限制了人的思维方式。人在精神方面的步伐并没有跟上，导致了近代人生存状况的空虚状态。
柏格森的贡献在于，他反对这种机械的、静止的理解方式，提出我们应该从生命本身来理解时间。他认为，真正的时间是生命本身异质性的延伸，是不可以度量的、由瞬间相互渗透组成的“绵延”。在这样的视角下，生命进化就不是机械的、有目的的了，而是一个不断自由创造的过程。理智是我们将永恒的生存定格为存在的工具，经过理智的定格处理，生成的宇宙就变成了由固定事物组成的物质世界，广延当然就成了物体的基本特性。也就是说，空间占据了我们的视野，而真正的时间-生命在被空间化以后，退出了我们的意识。[1]86柏格森不满于传统形而上学，而将形而上学建立在直觉而非理性的基础上。
一般意义上，谈论时间时，“我们一般地想着一个纯一的媒介；而在这媒介里，我们的意识被并排置列，如同在空间一样，以便构成一个无连续性的众多体……即倘若我们把时间解释为一种媒介并在其中区别东西和计算东西，则时间不是旁的而只是空间而已”[2]67，即一般意义上，人们总是以空间的思维模式来理解时间，而不是以时间本身去认识它。柏格森提出，真正的时间是一种“绵延”，所以，“纯绵延一定是另外一种东西” [2]67。他认为，对于时间，人们有两种可能的概念，一种偷偷地引入了空间观念，另一种则是纯粹的、没有杂物在内。第一种时间由一个个瞬间组成，它可以被分割、被量化；第二种则直接与生命相连，是相互渗透的、经意识混合过的，虽然是一个整体，但有差别在内。后者才是真正的“绵延”。“呈現在我们意识中的绵延与运动，其真正本质在于它们总在川流不息。”“绵延所具有的瞬间并不是同一的或外于彼此的，它们在本质上是多样性的，是连续性的，是无法跟数目比拟的。”[2]88-89柏格森的时间观包含着前进、创造和进化的无限性。“通过进化，最复杂的东西能够从最简单的东西里产生出来。”[3]26对瞬间的关注而非空间化时间，加上对时间的前进和创造的理解，有利于生命关注自身的现实价值，有利于及时的、个人的价值的实现。伯格森还区分了两种自我：基本的自我、基本自我在空间和在社会的表现。他认为只有前者才是自由的，因为后者是前者在外界的投影。他指出，大部分时候，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之外，几乎看不到真正自我的任何东西，而只看到自己的影子，被纯绵延投入空间之无声无嗅的一种影子。“我们的生活不在时间内展开，而在空间展开”，“我们所以在很少的时候才是自由的。” [2]88-89 柏格森从哲学上对时间和空间进行区分，并把时间本体从空间化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此外，他对生命的异质性、生成性的阐述以及对“关注此刻”的倡导也是对精神危机的一种反思。柏格森的“绵延”理论将西方从线性时间的迷雾中剥离出来，返回人自身去反思自己的存在，重新注重个人的前进与进化而非裹挟在工业社会中的前进。在时间观与现代西方文明危机的关系问题上，柏格森从个体层面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
柏格森的“绵延”理论看到了人性情感和社会心理的复合性，超越了机械唯物论的视角。但是他并没有看到人性情感和社会文化背后的社会物质根源，也没有具体分析经济基础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三、共同问题域下伊尼斯“时间偏向”理论的提出
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有关国家、文明的时间观不能只关注“现在”这个瞬间。与文明相关的问题不能仅仅从个体层面进行思考，那样缺乏超越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在柏格森之后，又有许多哲学家继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国家、文明的时间观方面，伊尼斯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敏锐地察觉到西方文明遭遇了危机，并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看到西方文明咄咄逼人的扩展性，认为西方人应对自己的文明保持更加谦卑的态度。他指出，是基于绝对时空观的西方文明“专注于当下”的执著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才导致了現代西方文明只关注眼前领土扩张的利益而不关注长远存续的利益和时间存续性的问题。
早期的伊尼斯专注于研究加拿大经济史，在其皮货贸易研究的末期，他得出了生产资源不平衡导致贸易不平衡的结论。将这种平衡理论套用到文化批判领域，他认为传播媒介的不平衡（时空偏向的不平衡）也会导致社会文化结构的不平衡和文明的偏向。他提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媒介分为有利于在空间上延伸的媒介（统治范围的扩展）和有利于在时间上延续的媒介（统治时间的长久）。口头传统的传播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相平衡的理想境界。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笨重而耐久、不易运输的媒介（例如黏土和石头）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只是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轻巧便于运输的媒介（比如莎草纸）则反之。“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4]71在研究时间偏向时，他从农业、历史、宗教、政治、工业等方面叙述了古往今来这些因素对人们时间观念的影响，提出对书面媒介更加重视的文明同时也会对延伸时间长度的媒介进行特别的强调，并且倚重时间的永恒（莎草纸和埃及）；而在口头传统中产生的文明（荷马史诗），则表现出对空间问题的强调。在后代的发展中，对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媒介的分别强调，使得不同文明有了不同的偏向。发展到近代，时空观的极端不平衡导致了国家重视疆域拓宽这一眼前目标而无视人民的选择，紧接着便带来了混乱与无序。因此伊尼斯关注时间，不仅仅是其研究传播学的需要，也是研究人类历史和反思社会进程的必经之路。
四、“绵延”论与“时间偏向”论的相似点
基于共同的问题域，柏格森和伊尼斯分别从个体和社会层面提出了造成西方近代社会割裂性时间观形成的原因，但他们在对传统绝对时间观的批判方面和个人理论的建设方面有相似之处。
他们都承认牛顿所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对时间进行了割裂、孤立和空间化。
以往的时间概念，被理解为一个个同质而独立的瞬间规则地一个接一个、彼此无限紧密地排列或累加而形成的一维连续序列，它与空间点的连续排列所构成的几何直线无异，也与钟表表示时间的方式相似，都可用一串符号或数字的序列简单而机械地加以刻画。我们所谓的测量时间只是计算同时发生。“摆锤的摇动（好比说）分裂我们的意识生活，使它变为一堆彼此外在的部分。”[2]81柏格森认为，这种时间实质上是借空间化偷换了时间的本质，其实质是纯一的“绵延”而非真正的“绵延”，因而只能称为“科学时间”，而非真正的时间。
伊尼斯在自然科学对时间观的影响上做了类似的论述，不过更加明晰。在《时间的诉求》中他指出，西方社会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受到不同因素的刺激，导致时间观的一再机械化。发展到近代，“工业主义的进展是报纸传播速度的反应……尾随工业主义的冲击，兴起了改革历法和实行冬时制夏时制的要求”[4]111。历法、钟表都在将时间“标准化”，从而使之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和帝国的扩张。时间的延续性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蓬勃野心和对现实利益而非长远利益的追求。这些现象说明柏格森提出的生命个体内部的割裂化时间概念同样向外延伸到社会国家领域，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阐述自己的时间理论时，两位学者都提出：时间具有连续性且不同瞬间相互渗透、影响。
柏格森用听音乐的例子来解释“绵延”在意识状态中的体现。“这些声音彼此合在一起，并且不通过它们仅仅当作数量而言的数量而发生作用，而通过它们的数量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即通过整个这些声音在节拍上的组织而发生作用。”[2]78在我们觉到一段音乐时，它是纯陆续出现的，但同时，它的每一个声音在我们的意识中相互影响、渗透，使我们感受到一整段音乐。“意识所觉到的内在绵延不是旁的，而只是意识状态的互相融化以及自我的逐渐成长。”[2]79这种由瞬间相互渗透的真正的“绵延”概念，在伊尼斯的传播学理论中也有体现。
虽然伊尼斯承认“时间观念具有无所不在的渗透性”[4]104，但是基于伊尼斯研究的历史广度，他的“时间偏向”论瞄准了上千年的西方历史。因此，在他的时间理论中，相互渗透不仅仅体现在瞬间的相互渗透中，更体现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发生的历史事件相互渗透。“起初，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一种建立在人自身机体活动范围内的、通过自然感知的过程。但随着人们延伸社会交往网络的需要，传播媒介从人体的器官中分离出来，延伸为一种异化的力量，在时间和空间的两个向度上同时展开，并且正在向极致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及社会交往体系也因此打上了深深的时空烙印。”[5]他按照各时期主传播媒介的形态和性质对世界文明做了分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口头媒介和书面媒介此消彼长，纸、毛笔、羽毛笔、动力印刷机的发明和使用，使得历史中的僧侣、帝国、宗教、资产阶级的势力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华丽的历史篇章。站在超越现实的角度上，伊尼斯敏锐地看到了组成历史的各个“瞬间”的相互作用，并且探索出传播媒介的重要功能。 五、两种路径：“时间偏向”论对“绵延”论的批判
虽然伊尼斯和柏格森有一定的共同点，但因为伊尼斯完整地经历了20世纪前半叶西方世界的风云变幻和两次世界大战，因此他对西方文明的审视比柏格森要深入得多。伊尼斯不仅看到了时间概念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时间概念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西方文明危机出现的原因在于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眼前的目标，是领土的扩张与将文化同一性强加给人民。在此基础上，他将绵延的、存续的时间观推广至文化批判领域，而不仅仅局限在个人生活领域。而柏格森则强调生活在当下，生活在此刻。因此，伊尼斯更多的是站在批判的角度对柏格森的实践理论进行解读。
伊尼斯不仅关心时间本身的连续性，也关心连续的时间概念应用在历史传统中的价值。柏格森的“绵延”概念是为了说明生命的本质在于流动、异质化和自我生成，而伊尼斯研究时间是为了解释历史中對不同偏向传播媒介的重视导致了文明的偏向。也就是说，伊尼斯必须用辩证和逻辑来研究历史生命或文明生命的某一个局部的图景。伊尼斯的研究对象要求他必须用理性的范畴、演绎和推理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他批判柏格森基于直觉的非理性主义立场。
“绵延是过去的持续进展，它逐步地吞噬着未来，而当它前进时，其自身也在膨胀。过去在不断地成长，因此，其持续的时间也是没有限制的。”[3]11这种“绵延是过去不断吞噬未来”的观点，就将关键点聚焦在“现在”上。这种“吞噬”是在每一个“现在”中发生的，它是每一个瞬间相互渗透形成的，因此柏格森强调“专注于当下”。而伊尼斯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直接的批判：“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4]113需要注意的是，伊尼斯在这里强调的是，对帝国来说，过度关注空间导致了国家专注于领土的扩张，并且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而不再关注时间概念，从而导致西方社会的一系列矛盾。伊尼斯的意思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当下”的执著，并不是柏格森意义上的对创造和生成的执著，而是对眼前利益的执著。而正是这种实践意义上的普遍误读，造成了西方文明的严重后果。
对“眼前利益”和“现实价值”进行批判之后，伊尼斯又对柏格森不提“超越价值”和“普世价值”的观点进行了质疑。“柏格森推崇此刻的生命，他不提超越此刻的时间，他不说绝对价值或普世价值。”[4]125伊尼斯认为，当柏格森承认生命在于不断的“流动”和“生成”时，他就只是在强调“当下”的价值，而忽略了超越当下的具有“绝对性和永恒性”的价值。这样的思想偏离了从柏拉图到康德以来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脉络，也就是试图超越变化的终极存在的努力。如果人们放弃了对超越性和永恒性的追求而只关注当下的变化，那么他们所追求的只能是现实的、近期的利益，而非长久利益。这样的态度，“既不能鼓励个人发挥自己的力量，又不能鼓励个人行使自己的意志”，对社会和国家也是同样的。所谓生活在此刻，影响了个人生存的连续性，进而也会影响国家、社会和文明的长期繁荣。丧失对超越性的追求贻害无穷，当代许多哲学家都对这种观点进行过反思和批判。伊尼斯在这里所担心的也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的观点：“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6]当一个国家对时间和空间的追求不相平衡、仅仅着眼于当前的利益时，反过来也会使这个社会中的人丧失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因此伊尼斯所呼吁的，就是避免这种情况，逃离对此刻的执著，也逃离对历史的执著。“我们要摆脱时间的束缚，寻求时间和空间需要的平衡点。”[4]126
参考文献：
[1]张汝伦.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柏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3][法]亨利·柏格森. 创造进化论[M].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4] [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5]温韧. 柏格森的时间概念及其时代意义[J]. 安徽大学学报， 2000， （3）：27—30.
[6]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218.
（责任编辑 无 逸）
关键词：柏格森；绵延；伊尼斯；时间偏向；传播
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091-005
西方哲学在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中，对时间概念的思考被继承下来。牛顿在他建立的经典物理学体系中确立了绝对时空观，成为近代最重要的一种时间观念。在牛顿力学中，时间仅仅作为某种指示性的坐标而存在。但康德将时间看作是脱离“物自身”、作为人的先天感性形式的内直观形式。柏格森同样承认时间的内在性，并认为作为真正的时间的存在是一种内在于意识状态当中的“绵延”，而非外在的空间化的存在。
在近代社会，牛顿绝对时间观被大众普遍接受后，工业社会一度出现了人的思维被割裂、局限的问题。但是，哲学关注的是时间的本质问题，传播学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不同时间观所塑造的文化类型的批判。
一、牛顿绝对时间观与现代西方文明
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被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导致资产阶级力量崛起，带来了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近代化的开始。它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使技术的发展成为对近现代世界影响最大的因素。在这种趋势下，技术和劳动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改变和支配人的生活。但是先行于技术，经典力学体系中的时空观首先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上吹响了近代人关于世界变革的第一声号角。单从时间观方面来讲，牛顿所建立的作为测量标度而存在的绝对时间，已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促进科技发展的同时，它也作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限制了人的能力，间接导致了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各种危机。
在牛顿绝对时空观中，时间是均匀流逝的，是一条由同质的、断裂的、前赴后继的瞬间累积而成的线。这实质上把时间空间化了：当我们将时间理解为有次序的、前赴后继的、均匀延伸的线时，我们实际上已经站在时间之外、将时间空间化地理解了。这种空间化的时间观使得人们习惯性地从机械的、外部的角度理解世界，渐渐丧失生命的创造力，沦为大工业生产的机器；人们不能确定，在不同时间发生的两个事件是否发生在空间的相同位置上。钟表的出现，时间概念从时到分、从分到秒的一再精确化，使社会节奏在不知不觉中加快，人生原本的追求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效率、生产的不自觉追求，以及机械学的独霸天下。在绝对时间观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柏格森作为生命哲学的集大成者，提出了自己的时间理论，即“绵延”说。“绵延”说对牛顿时间观的反思和批判使人们从绝对化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始尝试从新的、其他的视角反观西方文明，为其危机提供解决之道。
二、个体层面的解决之道
——柏格森“绵延”说的提出
柏格森敏锐地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发展带给西方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意识到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它也限制了人的思维方式。人在精神方面的步伐并没有跟上，导致了近代人生存状况的空虚状态。
柏格森的贡献在于，他反对这种机械的、静止的理解方式，提出我们应该从生命本身来理解时间。他认为，真正的时间是生命本身异质性的延伸，是不可以度量的、由瞬间相互渗透组成的“绵延”。在这样的视角下，生命进化就不是机械的、有目的的了，而是一个不断自由创造的过程。理智是我们将永恒的生存定格为存在的工具，经过理智的定格处理，生成的宇宙就变成了由固定事物组成的物质世界，广延当然就成了物体的基本特性。也就是说，空间占据了我们的视野，而真正的时间-生命在被空间化以后，退出了我们的意识。[1]86柏格森不满于传统形而上学，而将形而上学建立在直觉而非理性的基础上。
一般意义上，谈论时间时，“我们一般地想着一个纯一的媒介；而在这媒介里，我们的意识被并排置列，如同在空间一样，以便构成一个无连续性的众多体……即倘若我们把时间解释为一种媒介并在其中区别东西和计算东西，则时间不是旁的而只是空间而已”[2]67，即一般意义上，人们总是以空间的思维模式来理解时间，而不是以时间本身去认识它。柏格森提出，真正的时间是一种“绵延”，所以，“纯绵延一定是另外一种东西” [2]67。他认为，对于时间，人们有两种可能的概念，一种偷偷地引入了空间观念，另一种则是纯粹的、没有杂物在内。第一种时间由一个个瞬间组成，它可以被分割、被量化；第二种则直接与生命相连，是相互渗透的、经意识混合过的，虽然是一个整体，但有差别在内。后者才是真正的“绵延”。“呈現在我们意识中的绵延与运动，其真正本质在于它们总在川流不息。”“绵延所具有的瞬间并不是同一的或外于彼此的，它们在本质上是多样性的，是连续性的，是无法跟数目比拟的。”[2]88-89柏格森的时间观包含着前进、创造和进化的无限性。“通过进化，最复杂的东西能够从最简单的东西里产生出来。”[3]26对瞬间的关注而非空间化时间，加上对时间的前进和创造的理解，有利于生命关注自身的现实价值，有利于及时的、个人的价值的实现。伯格森还区分了两种自我：基本的自我、基本自我在空间和在社会的表现。他认为只有前者才是自由的，因为后者是前者在外界的投影。他指出，大部分时候，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之外，几乎看不到真正自我的任何东西，而只看到自己的影子，被纯绵延投入空间之无声无嗅的一种影子。“我们的生活不在时间内展开，而在空间展开”，“我们所以在很少的时候才是自由的。” [2]88-89 柏格森从哲学上对时间和空间进行区分，并把时间本体从空间化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此外，他对生命的异质性、生成性的阐述以及对“关注此刻”的倡导也是对精神危机的一种反思。柏格森的“绵延”理论将西方从线性时间的迷雾中剥离出来，返回人自身去反思自己的存在，重新注重个人的前进与进化而非裹挟在工业社会中的前进。在时间观与现代西方文明危机的关系问题上，柏格森从个体层面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
柏格森的“绵延”理论看到了人性情感和社会心理的复合性，超越了机械唯物论的视角。但是他并没有看到人性情感和社会文化背后的社会物质根源，也没有具体分析经济基础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三、共同问题域下伊尼斯“时间偏向”理论的提出
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有关国家、文明的时间观不能只关注“现在”这个瞬间。与文明相关的问题不能仅仅从个体层面进行思考，那样缺乏超越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在柏格森之后，又有许多哲学家继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国家、文明的时间观方面，伊尼斯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敏锐地察觉到西方文明遭遇了危机，并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看到西方文明咄咄逼人的扩展性，认为西方人应对自己的文明保持更加谦卑的态度。他指出，是基于绝对时空观的西方文明“专注于当下”的执著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才导致了現代西方文明只关注眼前领土扩张的利益而不关注长远存续的利益和时间存续性的问题。
早期的伊尼斯专注于研究加拿大经济史，在其皮货贸易研究的末期，他得出了生产资源不平衡导致贸易不平衡的结论。将这种平衡理论套用到文化批判领域，他认为传播媒介的不平衡（时空偏向的不平衡）也会导致社会文化结构的不平衡和文明的偏向。他提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媒介分为有利于在空间上延伸的媒介（统治范围的扩展）和有利于在时间上延续的媒介（统治时间的长久）。口头传统的传播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相平衡的理想境界。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笨重而耐久、不易运输的媒介（例如黏土和石头）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只是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轻巧便于运输的媒介（比如莎草纸）则反之。“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4]71在研究时间偏向时，他从农业、历史、宗教、政治、工业等方面叙述了古往今来这些因素对人们时间观念的影响，提出对书面媒介更加重视的文明同时也会对延伸时间长度的媒介进行特别的强调，并且倚重时间的永恒（莎草纸和埃及）；而在口头传统中产生的文明（荷马史诗），则表现出对空间问题的强调。在后代的发展中，对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媒介的分别强调，使得不同文明有了不同的偏向。发展到近代，时空观的极端不平衡导致了国家重视疆域拓宽这一眼前目标而无视人民的选择，紧接着便带来了混乱与无序。因此伊尼斯关注时间，不仅仅是其研究传播学的需要，也是研究人类历史和反思社会进程的必经之路。
四、“绵延”论与“时间偏向”论的相似点
基于共同的问题域，柏格森和伊尼斯分别从个体和社会层面提出了造成西方近代社会割裂性时间观形成的原因，但他们在对传统绝对时间观的批判方面和个人理论的建设方面有相似之处。
他们都承认牛顿所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对时间进行了割裂、孤立和空间化。
以往的时间概念，被理解为一个个同质而独立的瞬间规则地一个接一个、彼此无限紧密地排列或累加而形成的一维连续序列，它与空间点的连续排列所构成的几何直线无异，也与钟表表示时间的方式相似，都可用一串符号或数字的序列简单而机械地加以刻画。我们所谓的测量时间只是计算同时发生。“摆锤的摇动（好比说）分裂我们的意识生活，使它变为一堆彼此外在的部分。”[2]81柏格森认为，这种时间实质上是借空间化偷换了时间的本质，其实质是纯一的“绵延”而非真正的“绵延”，因而只能称为“科学时间”，而非真正的时间。
伊尼斯在自然科学对时间观的影响上做了类似的论述，不过更加明晰。在《时间的诉求》中他指出，西方社会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受到不同因素的刺激，导致时间观的一再机械化。发展到近代，“工业主义的进展是报纸传播速度的反应……尾随工业主义的冲击，兴起了改革历法和实行冬时制夏时制的要求”[4]111。历法、钟表都在将时间“标准化”，从而使之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和帝国的扩张。时间的延续性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蓬勃野心和对现实利益而非长远利益的追求。这些现象说明柏格森提出的生命个体内部的割裂化时间概念同样向外延伸到社会国家领域，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阐述自己的时间理论时，两位学者都提出：时间具有连续性且不同瞬间相互渗透、影响。
柏格森用听音乐的例子来解释“绵延”在意识状态中的体现。“这些声音彼此合在一起，并且不通过它们仅仅当作数量而言的数量而发生作用，而通过它们的数量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即通过整个这些声音在节拍上的组织而发生作用。”[2]78在我们觉到一段音乐时，它是纯陆续出现的，但同时，它的每一个声音在我们的意识中相互影响、渗透，使我们感受到一整段音乐。“意识所觉到的内在绵延不是旁的，而只是意识状态的互相融化以及自我的逐渐成长。”[2]79这种由瞬间相互渗透的真正的“绵延”概念，在伊尼斯的传播学理论中也有体现。
虽然伊尼斯承认“时间观念具有无所不在的渗透性”[4]104，但是基于伊尼斯研究的历史广度，他的“时间偏向”论瞄准了上千年的西方历史。因此，在他的时间理论中，相互渗透不仅仅体现在瞬间的相互渗透中，更体现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发生的历史事件相互渗透。“起初，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一种建立在人自身机体活动范围内的、通过自然感知的过程。但随着人们延伸社会交往网络的需要，传播媒介从人体的器官中分离出来，延伸为一种异化的力量，在时间和空间的两个向度上同时展开，并且正在向极致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及社会交往体系也因此打上了深深的时空烙印。”[5]他按照各时期主传播媒介的形态和性质对世界文明做了分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口头媒介和书面媒介此消彼长，纸、毛笔、羽毛笔、动力印刷机的发明和使用，使得历史中的僧侣、帝国、宗教、资产阶级的势力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华丽的历史篇章。站在超越现实的角度上，伊尼斯敏锐地看到了组成历史的各个“瞬间”的相互作用，并且探索出传播媒介的重要功能。 五、两种路径：“时间偏向”论对“绵延”论的批判
虽然伊尼斯和柏格森有一定的共同点，但因为伊尼斯完整地经历了20世纪前半叶西方世界的风云变幻和两次世界大战，因此他对西方文明的审视比柏格森要深入得多。伊尼斯不仅看到了时间概念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时间概念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西方文明危机出现的原因在于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眼前的目标，是领土的扩张与将文化同一性强加给人民。在此基础上，他将绵延的、存续的时间观推广至文化批判领域，而不仅仅局限在个人生活领域。而柏格森则强调生活在当下，生活在此刻。因此，伊尼斯更多的是站在批判的角度对柏格森的实践理论进行解读。
伊尼斯不仅关心时间本身的连续性，也关心连续的时间概念应用在历史传统中的价值。柏格森的“绵延”概念是为了说明生命的本质在于流动、异质化和自我生成，而伊尼斯研究时间是为了解释历史中對不同偏向传播媒介的重视导致了文明的偏向。也就是说，伊尼斯必须用辩证和逻辑来研究历史生命或文明生命的某一个局部的图景。伊尼斯的研究对象要求他必须用理性的范畴、演绎和推理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他批判柏格森基于直觉的非理性主义立场。
“绵延是过去的持续进展，它逐步地吞噬着未来，而当它前进时，其自身也在膨胀。过去在不断地成长，因此，其持续的时间也是没有限制的。”[3]11这种“绵延是过去不断吞噬未来”的观点，就将关键点聚焦在“现在”上。这种“吞噬”是在每一个“现在”中发生的，它是每一个瞬间相互渗透形成的，因此柏格森强调“专注于当下”。而伊尼斯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直接的批判：“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4]113需要注意的是，伊尼斯在这里强调的是，对帝国来说，过度关注空间导致了国家专注于领土的扩张，并且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而不再关注时间概念，从而导致西方社会的一系列矛盾。伊尼斯的意思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当下”的执著，并不是柏格森意义上的对创造和生成的执著，而是对眼前利益的执著。而正是这种实践意义上的普遍误读，造成了西方文明的严重后果。
对“眼前利益”和“现实价值”进行批判之后，伊尼斯又对柏格森不提“超越价值”和“普世价值”的观点进行了质疑。“柏格森推崇此刻的生命，他不提超越此刻的时间，他不说绝对价值或普世价值。”[4]125伊尼斯认为，当柏格森承认生命在于不断的“流动”和“生成”时，他就只是在强调“当下”的价值，而忽略了超越当下的具有“绝对性和永恒性”的价值。这样的思想偏离了从柏拉图到康德以来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脉络，也就是试图超越变化的终极存在的努力。如果人们放弃了对超越性和永恒性的追求而只关注当下的变化，那么他们所追求的只能是现实的、近期的利益，而非长久利益。这样的态度，“既不能鼓励个人发挥自己的力量，又不能鼓励个人行使自己的意志”，对社会和国家也是同样的。所谓生活在此刻，影响了个人生存的连续性，进而也会影响国家、社会和文明的长期繁荣。丧失对超越性的追求贻害无穷，当代许多哲学家都对这种观点进行过反思和批判。伊尼斯在这里所担心的也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的观点：“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6]当一个国家对时间和空间的追求不相平衡、仅仅着眼于当前的利益时，反过来也会使这个社会中的人丧失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因此伊尼斯所呼吁的，就是避免这种情况，逃离对此刻的执著，也逃离对历史的执著。“我们要摆脱时间的束缚，寻求时间和空间需要的平衡点。”[4]126
参考文献：
[1]张汝伦.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柏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3][法]亨利·柏格森. 创造进化论[M].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4] [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5]温韧. 柏格森的时间概念及其时代意义[J]. 安徽大学学报， 2000， （3）：27—30.
[6]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218.
（责任编辑 无 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