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娱乐，只要有娱乐，怎么都好。
　　这既是一个平台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同质化的时代。
　　市场里的很多产业已经失去了产业革命的可能，也早已进入了成长的平缓期，甚至是循环期。商品的市场价值何在，商品的市场价值又到底有多少，慢慢地与其的娱乐指数开始相关联起来。
　　娱乐的本质和营销的目的是相通的，为什么人们需要娱乐？
　　因为娱乐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而营销就是想方设法让你支付出这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金钱，来换取那想象中的美好生活。所以，营销不娱乐怎么行？要卖好货，在中国市场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娱乐，让人浅显易懂的娱乐。
　　这是一个肤浅的时代，肤浅时代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娱乐化。
　　经济娱乐化、文化娱乐化、体育娱乐化，现在连学术和政治也有娱乐化的倾向。“娱乐”并不是一个崇高的词，但也绝不是洪水猛兽，事实上娱乐化正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在工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人们看电影会爱看热闹的娱乐片，这点从票房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文化，有一种崇拜痛苦的传统，甚至敌视快乐，比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使百姓身处压抑与沉默之中。压抑得越久，往往爆发的力量就更强烈。社会学研究表明，娱乐和生存性劳动是反比的关系，当温饱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需求时，当基本的功能性需求被满足后，对于娱乐的追求自然成为人们最迫切的愿望。
　　1986年，尼尔·波兹曼出版了《娱乐至死》，书的前言里把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做了一番比较：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冲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波兹曼还认为，在现有的电视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退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威胁。
　　对此我的观点是，事态并未那么严重。
　　比如屌丝文化的出现，与其说是现实压力下的自暴自弃，倒更不如说是一种独特的乐观主义，这种非暴力的戏谑式的演绎，正是普通民众对于生活态度的某种意义上的清醒认知。生活已经太累，为什么不能让自己舒服一下？弦已经得快断，为什么不放开束缚忘我地高歌一曲？
　　娱乐无罪。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娱乐，娱乐是一种阀门、一种出口，我们有权利在八小时之外的生活里做个暂时的幼稚弱智者。一个人的自嘲也好，集体的狂欢也罢，通俗低俗庸俗都无所谓，只要有娱乐，怎么都好。
　　（编辑：周春燕 179724189@qq.com）
　　叶茂中
　　叶茂中营销策划机构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