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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三期叠加”效应凸显，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业面临的不良压力日趋严重，银企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地区银企关系恶化，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激烈冲突。
经济下行，整体信用环境恶化
经济继续下滑，企业经营持续恶化。经历四万亿的政策刺激，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在重回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最高峰之后迅速回落，呈现出类似“断崖式”的急剧下滑。已经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迅速回落到2015年二季度的7.0%。而且，很多机构和个人都预计我国经济尚未见底，GDP增速还将继续下滑到7.0%以下区间。随着GDP增速的迅速回落，企业的盈利能力逐渐下滑并进入负增长状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年初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已经下滑到6%左右的水平。而同期，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盈利状况更是持续恶化。（见图1）2014年7月开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进入持续下降的通道。虽然到2014年年末，还保持在正增长的区间。但进入2015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急剧恶化，进入持续的负增长状态这表明2015年自年初以来我国企业面对的经营形势更加恶化，盈利能力和盈利状况持续下滑。
不良持续暴露，银行资产承压。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盈利能力下滑，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也逐渐恶化。2011年9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下降到4078亿，不良率为0.9%。但此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双降的走势终结。进入2014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同时攀升。到2015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突破1万亿，不良贷款率已经升高到1.5%以上。而且，目前还面临着不良贷款继续暴露，不良贷款率持续攀升的困境。（见图2）中小型的民营企业经济效益未见明显好转，大型企业资金链问题不容忽视；而行业性、区域性风险积聚尚未得到有效缓解，担保圈、担保链风险传递扩散也尚未结束。预计下半年银行业面临的外部信用风险环境仍然偏紧，资产质量压力仍会持续增大，前期通过贷款转化、重组等方式阶段性化解的风险贷款在整体经济环境无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后期存在风险复发的可能。
信用环境恶化，银企关系趋紧。风险高发和不良上升的态势导致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信用形势持续偏紧，信用环境持续恶化，市场信用体系遭到严重破坏。银行与企业间、企业与企业间甚至银行与银行间的不信任程度加剧。一方面，企业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普遍降低，企业逃废债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借款人逃废债务成本低等，各地恶意拖欠、逃废债务的情况屡有发生，部分地区呈现恶化趋势。供应链金融核心客户和上下游合作伙伴出现整体兑付危机；甚至有计划的串谋套取银行信用，使银行处于不利的信用风险之中。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普遍“惜贷”、“慎贷”甚至“惧贷”情绪严重。由此造成，虽然贷款基准利率不断下降、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足，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并未得到改观。反而是大中小型企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困境持续加剧。而各级政府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化解企业融资难的各种政策也难以落地。
因此，准确认识当前银企关系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商业银行采取有效措施，更好的控制信用风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银企关系不仅仅涉及到商业银行和企业，还包涵政府对银行和企业关系的干预和调节。因此，下文将从银行、企业和政府三个角度对当前银企关系的恶化进行分析。
银企关系恶化的表现形式
银行视角
贷款门槛提高、融资成本提高。面对宏观经济下行，企业信用状况恶化的客观环境，商业银行采取的首项措施就是对新增贷款客户提高授信条件，抬高授信门槛。一是增加贷款审核的手续和环节，扩大审核内容的范围，贷款审批和发放周期更长、更慢。二是贷款授信标准更严，企业获得贷款额度更难。如要求更大的资产规模、更多的抵押品、更低的抵押率等。客观造成企业贷款环境的两极分化加剧，银行更加向大中型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倾斜，而中小型的民营企业获得贷款更难。部分中小型民营企业即使订单充足、产品或服务市场前景较好，也会由于资金困难而错失市场机遇。如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某公司，由于500万元的流动资金遭到银行拒绝，只能忍痛放弃即将到手4000万元订单。三是提高企业融资成本。或者直接提高贷款利率上浮比例，或者通过中间业务收费或其它形式提高企业的贷款成本。虽然国务院多次出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相关文件或指导意见，央行也多次下调贷款基准利润，但面对负债端成本和风险溢价的不断升高，商业银行业不得不提高资产端的定价水平。例如，部分商业银行会要求贷款企业用贷款资金作為保证金开立100%保证的商业银行承兑票据，企业要实际使用贷款资金就不得不付出贴现利息。对企业来说，虽然表面上贷款利率不高，但实际资金成本却往往高达10%以上。而商业银行却是既增加了存款规模，又获得了高额的贷款收益。四是一刀切的停贷。面对部分行业、部分地区风险高发的态势，部分银行对相关行业、地区采取暂缓授信审批、暂停授信发放的政策。不加区分的一刀切式停贷，往往是“在泼掉污水的同时也丢掉了孩子”，导致这些行业、地区的优质企业也被动的被排除在授信名单之外。
到期停贷甚至提前抽贷、收贷。面对企业经营状况下滑的困境，银行由于无法对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进行准确分析判断，往往陷入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绪之中，进而对部分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采取停贷、抽贷甚至是提前收贷的行动。一是对部分中小企业的到期贷款不加分析，简单的到期停贷。这种到期停贷行为往往不是建立在客观分析判断的基础上。事实上，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这一部分还有能力按时偿还银行贷款的企业基本上属于经营状况比较良好，现金流相对宽裕的企业。商业银行这种硬性的停贷行为会对企业的经营现金流产生严重冲击，甚至导致部分原本经营状况良好的中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甚至破产倒闭。二是对部分未到期企业贷款采取提前抽贷或收贷的行为。商业银行这种违反贷款合约的行为会打破企业正常的资金周转安排，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导致原本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的现金流出现紧张甚至断裂的现状，并由此陷入经营困境。更为严重的是，一家银行的提前抽贷行为可能导致企业的所有贷款银行群体性恐慌，并集体争相抽贷。这种流动性危机对任何企业都将是致命的。由于企业的投资往往是周期性的，所有银行集体逼宫就是实力强大的企业也难以应对，往往陷入经营困境；而实力稍差的企业往往就只有破产倒闭一条出路。 银行最恶劣的行为即“骗贷”。在信贷宽松的时期，银行千方百计给企业提供贷款。但在当前宏观经济下滑、企业信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又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抽贷、压贷，为了让企业提前偿还贷款而不择手段。在采取强硬手段不可行或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极少数银行机构或从业人员甚至不惜采用“骗贷”的手段。由于企业贷款无论是作为固定资产投资还是营运资金使用都有一定的生产使用周期，面对银行的逼债往往无法及时从生产经营的周转过程中即时抽出。面对这种情况，这部分极少数的银行从业人员会向企业承诺，由企业向民间机构甚至高利贷机构借款偿还银行贷款后，银行再继续向企业提供贷款。但当企业偿还贷款之后，银行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向企业继续提供承诺的贷款。贷款无望，高利贷的本息越滚越高，企业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最终，企业将深陷高利贷的泥沼；只能是企业倒破产闭，近年来跑路或跳楼的企业主中部分即为此例。
企业视角
嗷嗷待哺，难解资金饥渴。由于商业银行收紧授信标准，抬高授信门槛，甚至一刀切的停贷，很多经营状况良好、资金周转比较正常的企业也被排除在银行授信名单之外。充裕的流动资金是企业经营之本。商业银行贷款是企业获取营运资金的重要外部渠道，尤其是对于众多中小企业而言，银行贷款几乎是它们获取营运资金的唯一正常的外部渠道。被排除在银行贷款企业名单之外，意味着它们只能依靠自有资金或其他非正式渠道获取所需的资金。这将造成几种情况：一是众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有限的自有资金维持日常运营，维持低水平的生产经营规模。即使产品、服务市场前景良好，潜在客户和订单充足，但企业由于自有资金不足也无法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营运资金规模，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市场机会流逝，企业发展机遇消失。还有部分中小企业由于自有资金不足，不仅无法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求，甚至无法维持原有的生产规模，结果只能逐渐收缩业务规模，甚至逐渐关门停业。更有甚者，部分中小企业由于严重的资金饥渴而铤而走险，在寻求银行贷款而不得的情况下心怀侥幸心里而转向高利贷机构等民间借贷。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往往不仅无法缓解资金饥渴状况，反而加速了企业的死亡。
苦苦支撑，期盼春天。即使对于部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其融资成本也大幅提升。虽然经过多轮降息，贷款基准利率已经显著下降。但由于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的逐渐提高，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不仅并没有相应的降低，甚至还有所上升。商业银行为了弥补负债成本的升高并抵补风险水平的提高也被迫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一种情况是银行直接提高贷款利率上浮幅度，企业贷款的名义利率和实际融资成本基本同步上升。更多的情况是企业贷款的名义利率上浮幅度并不大，但银行通过中间业务收入的形式提高企业的实际付息成本；或者与企业口头协定贷款留存率不能低于协定水平，变相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或者是像上文提到的以贷款为保证金转开承兑票据的形式使贷款资金在银行自身体内重复循环，有时甚至不止一轮。这样，通过种种形式的变相手段，企业虽然名义利率不高，但实际付息成本却超过10%。高额的财务成本大量的侵蚀了企业的经营利润，大幅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这部分企业虽然获得了银行融资的支持，但企业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并没有显著改善，往往也是处于苦苦挣扎状态，只有等到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大幅改善之后才能看到走出经营困境的曙光和希望。
企业破产倒闭，企业主恶意逃废债务。还有部分企业，或者由于自身资金周转原因、或者由于银行抽贷停贷原因、或者由于担保圈及担保链断裂等原因而陷入破产清算的困局。例如，在东部沿海省市部分担保圈及担保链盛行的地区，如果一家企业资金链断裂导致破产清算，银行追究担保企业的第二还款责任往往会引起多家周边或相关担保企业的资金链出现危机，而担保企业周边又各有多家另外的担保企业。这样，由一家企业引起的银行信用危机会像水面的涟漪一样由中心向外围呈几何级数扩散。最终导致某个地区或某个行业，甚至整个产业园区的大多数企业都陷入偿债危机甚至破产清算之中。面对企业资金量断裂的困局，大多企业主都会努力挽救、尽力偿债或者按法律法规进行破产清算。但也有部分企业主或企业经营者在企业发生经营困难的时期不是尽全力挽救企业于危难之中，而是利用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提前采取多种隐秘的违法手段将企业资产转移到个人或亲属名下甚至海外，以达到逃废银行债务的目的。最近，这种现象在某些地区呈现高发态势。银行面对企业破产及债务损失而企业主或企业经营者个人生活却不受影响，继续逍遥的局面却往往无计可施。最为恶劣的则是各地频发的企业主或企业经营者个人甚至全家有预谋的跑路事件。待银行发觉，企业资产早已转移殆尽。无论是上述那种情况发生，对银行来说信贷资产损失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对银企关系的不利冲击更是难以估量。
对策
商业银行多措并举以防控损失
面对信用环境持续恶化，信贷风险频发的不利局面，商业银行一方面继续强化风险管控，降低风险、减少损失；另一方面积极主动采取多种措施改善信贷环境，改进银企关系。
加强研究分析，强化政策引导作用。面对全行业不良贷款激增，信用环境恶化的情况，部分银行主动加强对宏观经济、区域经济、行业经济的分析研究，对部分风险高发地区潜在贷款损失情况进行主动评估。如媒体报道，交行专门成立小组对浙江、山东、福建、湖北和广东等省的风险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小组不仅要核查借款者资产、采集数据，还要帮助境况窘迫的借款者量身定制复原计划。根据研究分析结果，并结合国家最近的产业发展政策修订信贷政策，充分发挥信贷政策的引导功能，实施扶优限劣的差异化信贷政策。一方面继续严格控制“两高一剩”领域的信贷投放；另一方面引导开发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符合国家经济转型趋势的优势行业及战略新兴产业，如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电子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并对各行业提出切实可行、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行业准入标准。
完善信贷管理体系，提升信用风险管控能力。面对不利的风险环境，各银行纷纷加强贷前、贷中和贷后各环节的风险管控。贷前严控授信准入关口，提高风险把控能力。在贷前审查环节，通过实行平行作业制度，将风险控制关口前移。在研究分析授信报告的同时，还要深入实地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项目开工情况、财务状况等进行全面的考察，切实提高授信审批质量。在贷中审批环节，更加强调沟通、研究，密切关注授信业務重点风险领域，全面审视授信业务风险要素，既要重点关注政策变化有可能引发的信贷风险，规范对集团客户的授信管理，防止出现集团客户多头授信情况的发生；更要密切关注民营企业及多元化经营等重点风险领域，以及担保圈可能引发的代偿风险、民间借贷等外部风险传染。在放款审查环节，严格控制信贷资料的表面一致性，确保材料内容的合规性。在贷后管理环节，加强授信业务风险排查，对于潜在风险行业开展有针对性的实地调查，对存量授信客户进行不定期的实地考察，发现问题及时预警，确定风险隐患，制定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和解决方案。 强化创新，提升企业服务能力。一是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如对简化中小企业贷款的审查报告，对中小企业实施风险经理平行作业制度，实行独立审批制度，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二是创新服务方式。对于优质中小企业可以采用循环授信模式，在授信期限和额度内，企业可以随借随还，不断循环，减少企业审贷手续麻烦的同时节约企业财务成本。针对中小企业倒贷問题推出有针对性的产品。倒贷问题是由于银行贷款还旧借新的硬性要求与中小企业资金周转的周期性不匹配导致。倒贷问题既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有可能导致中小企业参与高息民间借贷，对企业的健康发展风险极大。部分银行针对企业实际情况简化续贷手续和流程，有助于减轻企业财务成本。三是加强产品创新。如部分银行根据供应链特点推出的“订单融资”类产品，以核心企业的订单为基础，向供应链上的企业提供优惠的金融服务。四是创新担保方式。如青岛银行推出的“农业龙头企业+担保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贷款业务；青岛银行与青岛市科技局、青岛市担保中心合作推出的“科易贷”业务，由三方共同出资成立担保基金池，解决科技型企业贷款的担保问题。
政策支持释压缓困
改善当前不利的企业融资环境和信用环境，不是商业银行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更需要政策的支持和帮助。
扩展融资渠道，优化信用环境。构建多层次的融资体系，着力推进直接融资。除了银行贷款、信托融资等间接融资渠道，我国还应该大力发展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构建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股权众筹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及交易所或银行间市场债券、P2P等债务融资方式在内的投融资体系。鼓励各类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力度。
深化社会征信体系。征信体系缺失是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完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将有助于缓解当前的困难局面。如可以考虑将企业的税收、社保、工商、海关、环保、法院、审计等各方面信息向贷款银行开放，通过多方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破解当前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
完善中小企业支持体系。当务之急是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由于融资性担保行业在资金实力、经营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无法起到为中小企业贷款增信的作用。可以考虑由各级政府出资建立中小企业融资风险补偿基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共同投入，加大对担保机构扶持，增强覆盖面和担保率，鼓以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其次是完善扶持中小企业的配套措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方面有赖于银行的重视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还需要完善其他配套措施。如风险补偿机制，通过建立风险补偿基金或通过税收返还、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银行信贷资金更多投的向中小企业倾斜。完善政府贴息政策，扩大贴息范围，降低贴息门槛，简化贴息流程，加强贴息政策的宣传，保证贴息资源向有需要的小企业倾斜。
放松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核销政策，扩展核销渠道。信用风险频发导致商业银行不良压力剧增。大量不良贷款累计，挤占了银行的信贷资源，影响了银行的放贷能力。及时处置不良贷款，有助于商业银行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无论国内、国外，核销都是处置不良贷款的主要方式。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核销流程仍然比较复杂，相关条件要求仍比较严格。建议相关部门放宽不良贷款核销条件，给予商业银行完全的核销自主权，能否核销主要依赖于各银行自己的方法和判断，通过主动核销加快存量空间腾挪，防止信贷额度过度沉淀于不良贷款。除传统的核销方式以外，监管部门还应放开不良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流通转让等方式，允许银行通过合理渠道向有条件、有意愿的投资者出售不良贷款。
经济下行，整体信用环境恶化
经济继续下滑，企业经营持续恶化。经历四万亿的政策刺激，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在重回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最高峰之后迅速回落，呈现出类似“断崖式”的急剧下滑。已经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迅速回落到2015年二季度的7.0%。而且，很多机构和个人都预计我国经济尚未见底，GDP增速还将继续下滑到7.0%以下区间。随着GDP增速的迅速回落，企业的盈利能力逐渐下滑并进入负增长状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年初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已经下滑到6%左右的水平。而同期，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盈利状况更是持续恶化。（见图1）2014年7月开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进入持续下降的通道。虽然到2014年年末，还保持在正增长的区间。但进入2015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急剧恶化，进入持续的负增长状态这表明2015年自年初以来我国企业面对的经营形势更加恶化，盈利能力和盈利状况持续下滑。
不良持续暴露，银行资产承压。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盈利能力下滑，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也逐渐恶化。2011年9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下降到4078亿，不良率为0.9%。但此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双降的走势终结。进入2014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同时攀升。到2015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突破1万亿，不良贷款率已经升高到1.5%以上。而且，目前还面临着不良贷款继续暴露，不良贷款率持续攀升的困境。（见图2）中小型的民营企业经济效益未见明显好转，大型企业资金链问题不容忽视；而行业性、区域性风险积聚尚未得到有效缓解，担保圈、担保链风险传递扩散也尚未结束。预计下半年银行业面临的外部信用风险环境仍然偏紧，资产质量压力仍会持续增大，前期通过贷款转化、重组等方式阶段性化解的风险贷款在整体经济环境无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后期存在风险复发的可能。
信用环境恶化，银企关系趋紧。风险高发和不良上升的态势导致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信用形势持续偏紧，信用环境持续恶化，市场信用体系遭到严重破坏。银行与企业间、企业与企业间甚至银行与银行间的不信任程度加剧。一方面，企业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普遍降低，企业逃废债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借款人逃废债务成本低等，各地恶意拖欠、逃废债务的情况屡有发生，部分地区呈现恶化趋势。供应链金融核心客户和上下游合作伙伴出现整体兑付危机；甚至有计划的串谋套取银行信用，使银行处于不利的信用风险之中。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普遍“惜贷”、“慎贷”甚至“惧贷”情绪严重。由此造成，虽然贷款基准利率不断下降、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足，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并未得到改观。反而是大中小型企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困境持续加剧。而各级政府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化解企业融资难的各种政策也难以落地。
因此，准确认识当前银企关系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商业银行采取有效措施，更好的控制信用风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银企关系不仅仅涉及到商业银行和企业，还包涵政府对银行和企业关系的干预和调节。因此，下文将从银行、企业和政府三个角度对当前银企关系的恶化进行分析。
银企关系恶化的表现形式
银行视角
贷款门槛提高、融资成本提高。面对宏观经济下行，企业信用状况恶化的客观环境，商业银行采取的首项措施就是对新增贷款客户提高授信条件，抬高授信门槛。一是增加贷款审核的手续和环节，扩大审核内容的范围，贷款审批和发放周期更长、更慢。二是贷款授信标准更严，企业获得贷款额度更难。如要求更大的资产规模、更多的抵押品、更低的抵押率等。客观造成企业贷款环境的两极分化加剧，银行更加向大中型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倾斜，而中小型的民营企业获得贷款更难。部分中小型民营企业即使订单充足、产品或服务市场前景较好，也会由于资金困难而错失市场机遇。如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某公司，由于500万元的流动资金遭到银行拒绝，只能忍痛放弃即将到手4000万元订单。三是提高企业融资成本。或者直接提高贷款利率上浮比例，或者通过中间业务收费或其它形式提高企业的贷款成本。虽然国务院多次出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相关文件或指导意见，央行也多次下调贷款基准利润，但面对负债端成本和风险溢价的不断升高，商业银行业不得不提高资产端的定价水平。例如，部分商业银行会要求贷款企业用贷款资金作為保证金开立100%保证的商业银行承兑票据，企业要实际使用贷款资金就不得不付出贴现利息。对企业来说，虽然表面上贷款利率不高，但实际资金成本却往往高达10%以上。而商业银行却是既增加了存款规模，又获得了高额的贷款收益。四是一刀切的停贷。面对部分行业、部分地区风险高发的态势，部分银行对相关行业、地区采取暂缓授信审批、暂停授信发放的政策。不加区分的一刀切式停贷，往往是“在泼掉污水的同时也丢掉了孩子”，导致这些行业、地区的优质企业也被动的被排除在授信名单之外。
到期停贷甚至提前抽贷、收贷。面对企业经营状况下滑的困境，银行由于无法对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进行准确分析判断，往往陷入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绪之中，进而对部分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采取停贷、抽贷甚至是提前收贷的行动。一是对部分中小企业的到期贷款不加分析，简单的到期停贷。这种到期停贷行为往往不是建立在客观分析判断的基础上。事实上，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这一部分还有能力按时偿还银行贷款的企业基本上属于经营状况比较良好，现金流相对宽裕的企业。商业银行这种硬性的停贷行为会对企业的经营现金流产生严重冲击，甚至导致部分原本经营状况良好的中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甚至破产倒闭。二是对部分未到期企业贷款采取提前抽贷或收贷的行为。商业银行这种违反贷款合约的行为会打破企业正常的资金周转安排，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导致原本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的现金流出现紧张甚至断裂的现状，并由此陷入经营困境。更为严重的是，一家银行的提前抽贷行为可能导致企业的所有贷款银行群体性恐慌，并集体争相抽贷。这种流动性危机对任何企业都将是致命的。由于企业的投资往往是周期性的，所有银行集体逼宫就是实力强大的企业也难以应对，往往陷入经营困境；而实力稍差的企业往往就只有破产倒闭一条出路。 银行最恶劣的行为即“骗贷”。在信贷宽松的时期，银行千方百计给企业提供贷款。但在当前宏观经济下滑、企业信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又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抽贷、压贷，为了让企业提前偿还贷款而不择手段。在采取强硬手段不可行或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极少数银行机构或从业人员甚至不惜采用“骗贷”的手段。由于企业贷款无论是作为固定资产投资还是营运资金使用都有一定的生产使用周期，面对银行的逼债往往无法及时从生产经营的周转过程中即时抽出。面对这种情况，这部分极少数的银行从业人员会向企业承诺，由企业向民间机构甚至高利贷机构借款偿还银行贷款后，银行再继续向企业提供贷款。但当企业偿还贷款之后，银行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向企业继续提供承诺的贷款。贷款无望，高利贷的本息越滚越高，企业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最终，企业将深陷高利贷的泥沼；只能是企业倒破产闭，近年来跑路或跳楼的企业主中部分即为此例。
企业视角
嗷嗷待哺，难解资金饥渴。由于商业银行收紧授信标准，抬高授信门槛，甚至一刀切的停贷，很多经营状况良好、资金周转比较正常的企业也被排除在银行授信名单之外。充裕的流动资金是企业经营之本。商业银行贷款是企业获取营运资金的重要外部渠道，尤其是对于众多中小企业而言，银行贷款几乎是它们获取营运资金的唯一正常的外部渠道。被排除在银行贷款企业名单之外，意味着它们只能依靠自有资金或其他非正式渠道获取所需的资金。这将造成几种情况：一是众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有限的自有资金维持日常运营，维持低水平的生产经营规模。即使产品、服务市场前景良好，潜在客户和订单充足，但企业由于自有资金不足也无法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营运资金规模，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市场机会流逝，企业发展机遇消失。还有部分中小企业由于自有资金不足，不仅无法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求，甚至无法维持原有的生产规模，结果只能逐渐收缩业务规模，甚至逐渐关门停业。更有甚者，部分中小企业由于严重的资金饥渴而铤而走险，在寻求银行贷款而不得的情况下心怀侥幸心里而转向高利贷机构等民间借贷。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往往不仅无法缓解资金饥渴状况，反而加速了企业的死亡。
苦苦支撑，期盼春天。即使对于部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其融资成本也大幅提升。虽然经过多轮降息，贷款基准利率已经显著下降。但由于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的逐渐提高，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不仅并没有相应的降低，甚至还有所上升。商业银行为了弥补负债成本的升高并抵补风险水平的提高也被迫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一种情况是银行直接提高贷款利率上浮幅度，企业贷款的名义利率和实际融资成本基本同步上升。更多的情况是企业贷款的名义利率上浮幅度并不大，但银行通过中间业务收入的形式提高企业的实际付息成本；或者与企业口头协定贷款留存率不能低于协定水平，变相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或者是像上文提到的以贷款为保证金转开承兑票据的形式使贷款资金在银行自身体内重复循环，有时甚至不止一轮。这样，通过种种形式的变相手段，企业虽然名义利率不高，但实际付息成本却超过10%。高额的财务成本大量的侵蚀了企业的经营利润，大幅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这部分企业虽然获得了银行融资的支持，但企业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并没有显著改善，往往也是处于苦苦挣扎状态，只有等到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大幅改善之后才能看到走出经营困境的曙光和希望。
企业破产倒闭，企业主恶意逃废债务。还有部分企业，或者由于自身资金周转原因、或者由于银行抽贷停贷原因、或者由于担保圈及担保链断裂等原因而陷入破产清算的困局。例如，在东部沿海省市部分担保圈及担保链盛行的地区，如果一家企业资金链断裂导致破产清算，银行追究担保企业的第二还款责任往往会引起多家周边或相关担保企业的资金链出现危机，而担保企业周边又各有多家另外的担保企业。这样，由一家企业引起的银行信用危机会像水面的涟漪一样由中心向外围呈几何级数扩散。最终导致某个地区或某个行业，甚至整个产业园区的大多数企业都陷入偿债危机甚至破产清算之中。面对企业资金量断裂的困局，大多企业主都会努力挽救、尽力偿债或者按法律法规进行破产清算。但也有部分企业主或企业经营者在企业发生经营困难的时期不是尽全力挽救企业于危难之中，而是利用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提前采取多种隐秘的违法手段将企业资产转移到个人或亲属名下甚至海外，以达到逃废银行债务的目的。最近，这种现象在某些地区呈现高发态势。银行面对企业破产及债务损失而企业主或企业经营者个人生活却不受影响，继续逍遥的局面却往往无计可施。最为恶劣的则是各地频发的企业主或企业经营者个人甚至全家有预谋的跑路事件。待银行发觉，企业资产早已转移殆尽。无论是上述那种情况发生，对银行来说信贷资产损失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对银企关系的不利冲击更是难以估量。
对策
商业银行多措并举以防控损失
面对信用环境持续恶化，信贷风险频发的不利局面，商业银行一方面继续强化风险管控，降低风险、减少损失；另一方面积极主动采取多种措施改善信贷环境，改进银企关系。
加强研究分析，强化政策引导作用。面对全行业不良贷款激增，信用环境恶化的情况，部分银行主动加强对宏观经济、区域经济、行业经济的分析研究，对部分风险高发地区潜在贷款损失情况进行主动评估。如媒体报道，交行专门成立小组对浙江、山东、福建、湖北和广东等省的风险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小组不仅要核查借款者资产、采集数据，还要帮助境况窘迫的借款者量身定制复原计划。根据研究分析结果，并结合国家最近的产业发展政策修订信贷政策，充分发挥信贷政策的引导功能，实施扶优限劣的差异化信贷政策。一方面继续严格控制“两高一剩”领域的信贷投放；另一方面引导开发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符合国家经济转型趋势的优势行业及战略新兴产业，如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电子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并对各行业提出切实可行、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行业准入标准。
完善信贷管理体系，提升信用风险管控能力。面对不利的风险环境，各银行纷纷加强贷前、贷中和贷后各环节的风险管控。贷前严控授信准入关口，提高风险把控能力。在贷前审查环节，通过实行平行作业制度，将风险控制关口前移。在研究分析授信报告的同时，还要深入实地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项目开工情况、财务状况等进行全面的考察，切实提高授信审批质量。在贷中审批环节，更加强调沟通、研究，密切关注授信业務重点风险领域，全面审视授信业务风险要素，既要重点关注政策变化有可能引发的信贷风险，规范对集团客户的授信管理，防止出现集团客户多头授信情况的发生；更要密切关注民营企业及多元化经营等重点风险领域，以及担保圈可能引发的代偿风险、民间借贷等外部风险传染。在放款审查环节，严格控制信贷资料的表面一致性，确保材料内容的合规性。在贷后管理环节，加强授信业务风险排查，对于潜在风险行业开展有针对性的实地调查，对存量授信客户进行不定期的实地考察，发现问题及时预警，确定风险隐患，制定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和解决方案。 强化创新，提升企业服务能力。一是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如对简化中小企业贷款的审查报告，对中小企业实施风险经理平行作业制度，实行独立审批制度，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二是创新服务方式。对于优质中小企业可以采用循环授信模式，在授信期限和额度内，企业可以随借随还，不断循环，减少企业审贷手续麻烦的同时节约企业财务成本。针对中小企业倒贷問题推出有针对性的产品。倒贷问题是由于银行贷款还旧借新的硬性要求与中小企业资金周转的周期性不匹配导致。倒贷问题既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有可能导致中小企业参与高息民间借贷，对企业的健康发展风险极大。部分银行针对企业实际情况简化续贷手续和流程，有助于减轻企业财务成本。三是加强产品创新。如部分银行根据供应链特点推出的“订单融资”类产品，以核心企业的订单为基础，向供应链上的企业提供优惠的金融服务。四是创新担保方式。如青岛银行推出的“农业龙头企业+担保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贷款业务；青岛银行与青岛市科技局、青岛市担保中心合作推出的“科易贷”业务，由三方共同出资成立担保基金池，解决科技型企业贷款的担保问题。
政策支持释压缓困
改善当前不利的企业融资环境和信用环境，不是商业银行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更需要政策的支持和帮助。
扩展融资渠道，优化信用环境。构建多层次的融资体系，着力推进直接融资。除了银行贷款、信托融资等间接融资渠道，我国还应该大力发展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构建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股权众筹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及交易所或银行间市场债券、P2P等债务融资方式在内的投融资体系。鼓励各类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力度。
深化社会征信体系。征信体系缺失是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完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将有助于缓解当前的困难局面。如可以考虑将企业的税收、社保、工商、海关、环保、法院、审计等各方面信息向贷款银行开放，通过多方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破解当前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
完善中小企业支持体系。当务之急是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由于融资性担保行业在资金实力、经营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无法起到为中小企业贷款增信的作用。可以考虑由各级政府出资建立中小企业融资风险补偿基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共同投入，加大对担保机构扶持，增强覆盖面和担保率，鼓以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其次是完善扶持中小企业的配套措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方面有赖于银行的重视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还需要完善其他配套措施。如风险补偿机制，通过建立风险补偿基金或通过税收返还、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银行信贷资金更多投的向中小企业倾斜。完善政府贴息政策，扩大贴息范围，降低贴息门槛，简化贴息流程，加强贴息政策的宣传，保证贴息资源向有需要的小企业倾斜。
放松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核销政策，扩展核销渠道。信用风险频发导致商业银行不良压力剧增。大量不良贷款累计，挤占了银行的信贷资源，影响了银行的放贷能力。及时处置不良贷款，有助于商业银行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无论国内、国外，核销都是处置不良贷款的主要方式。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核销流程仍然比较复杂，相关条件要求仍比较严格。建议相关部门放宽不良贷款核销条件，给予商业银行完全的核销自主权，能否核销主要依赖于各银行自己的方法和判断，通过主动核销加快存量空间腾挪，防止信贷额度过度沉淀于不良贷款。除传统的核销方式以外，监管部门还应放开不良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流通转让等方式，允许银行通过合理渠道向有条件、有意愿的投资者出售不良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