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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高三第二学期时，不知道同学从哪里搞来一本校园小说《大一女生》，大家争先传看，算是在想象中提前感受一下大学生活，缓解时刻面临的高考压力。时至今日，那本日记式喃喃自语的书究竟写了什么，女主人公初入大学遭遇了什么样的故事，早已模糊一片，甚至连当初看的究竟是不是這本书，都无法确定，但我仍旧能想起来，书中那雾状般的无处不在又无法辨明的情绪，以及那情绪在自己身上引起的共鸣，并经由共鸣而得以释放。可以说，那是我看到的第一本青春文学作品了，差不多也是作为纯粹的读者，阅读的唯一一本——尽管那时候，“青春文学”一词似乎还没有被创造出来，至少还没有大行其道。
“青春”毫无疑问是一种发现，如果不能指认为发明的话，其勃兴为一种全民性的力量与崇拜，成为塑造今日中国面貌的重要概念之一，大概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在国家何往、民族何存的集体焦虑中，有识者痛恨传统的沉滞、老人的衰朽，由年轻人的激昂、他国文化的激荡，而歌颂新生的未被改造成型的力量，少年中国的主张固然可以视为这样的鼓与呼，救救孩子的呐喊也何尝不可以当成其中一个声部，延至后来，干脆有名为《青春之歌》的作品直抵一代代人的眼前，引导他们看待一段历史，反观自己周遭的一切。但青春与文学紧密结合，以“青春文学”之名广为流布，影响所指，不仅仅是制造了红极一时的文化/文学现象，推出了一批日益成为中坚的文学力量，更是以其命名思路背后的逻辑，潜在地构造了之后的文学生产方式与谈论路径，这一切的一切，却要等到2000年前后了。
很难厘清，究竟是“80后”这个从社会学出发的概念推动了“青春文学”的流行，还是反之，“青春文学”的红火尤其是郭敬明、韩寒乃至张悦然这几位当时明星般的青年作家，以其令人咋舌的销量、疾风暴雨般的粉丝号召力，使得所谓主流文学界已经无法忽视，甚至到了不谈论都显得落后、显得不道德，进而由此，推动了对“80后”一代人的全民性考察与评判。可以确定的是，在当代文学史上可数的少数几个同等能量的文学浪潮中，“青春文学”是唯一由读者、出版方、作者三方力量推动，主流文学界加以事后追认的，这背后的运作逻辑也是中国文学此前陌生的、基本上轻视的——市场逻辑。
2003年底，我从大学进入作家出版社实习，并于2004年毕业留下工作至今。因为“青春文学”概念方兴未艾与初步呈现席卷市场的态势时，我已经进入大学，并且受到老师、同学的影响，培养了基本的面向经典作品的阅读趣味，对当代文学的阅读，也主要追溯到半经典化的伤痕、寻根、先锋为止，最多还有一些新写实、新生代作品，所以对“青春文学”的热烈程度并不了解。不过作家出版社从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就与上海《萌芽》杂志社合作，推出一年一度的获奖作文大选，而韩寒、张悦然也是由作家社推出最初几部作品，并由此被打造成为市场明星，因此我迅速被补上了一课，见识到了一代或者一代半人，用人民币投票，以购买发声的力量。尤其是，当在头脑里已经多少被经典化的那些当代作家及他们的代表作或新作直接与“青春文学”作家的作品并置，等候图书渠道给出订数，等候媒体划定报道版面，而后两者毫不迟疑地取舍，这种取舍又被市场迅速证明正确，这对任何身在文学生产现场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冲击。
利润的力量总是及时又强大，大概也是在2004年左右，所有的出版社与出版商都意识到了，有一代嗷嗷待哺、需要被代言、可以被代入的读者正在持币待购。于是，大多数出版社，不管出版范围和文学有多大重合度，都迅速成立了专门的青春文学编辑部或者工作室，更不要说自由度极高，随时可以跟着市场风向掉头的出版商了。于是，围绕着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了一批一批的写作者。于是，娱乐圈最常使用的造星方式，也被挪用过来，以捧小天王、小天后的方式，给大大小小的作者塑出过大的、足够光彩耀目的金身。但我觉得，哪怕是以最严苛的主流文学界标准而言，这样推陈出新的方式也并没有什么不好，一大批写作者能够绕过他们前辈必然经历的淘汰率极高的漫长拣选，迅速被推到读者面前，足够带来一时文学面貌的更新，也足够提供一个可能性更高的作者基数，至于主流文学界如何事后追认、接纳这批新生的力量，他们究竟又有多少人能够走得足够远，这一方面是后话，另一方面，任何时代的写作者、以任何方式出场的新生力量，能走得足够远的都是极少数，不是吗？
大概也就是十年左右，随着一代读者逐步人到中年，一茬写作者开始各奔东西，更主要的是，随着市场喜新厌旧的本性暴露得越来越明显，“青春文学”这个概念开始枯萎，它还会被部分研究者提及，但早已失去了鲜活的购买号召力。出人意料的是，作为与“青春文学”互为倚恃的另一个概念“80后”，却在主流文学界扎下根来，甚至被饮鸩止渴地扩大化，几乎成为近年唯一的文学建构模式——“代际”。不能简单地将由“80后”上下推及的“50后”、“60后”、“70后”、“90后”乃至“00后”这种建构方式归为主流文学界的懒惰，毕竟时间叙事是整个当代中国的普及化叙事，我们都信赖时间，都相信随着时间推进，必然有更好的局面出现。也许更为根本的是，当评论家、期刊话事人被“80后”及其拥趸展现的力量震惊后，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再也没有比时间更强大的叙事，在失语之余，只能纵身于时间叙事的狂欢。更何况，曾经在“青春文学”掀起的市场盛宴中饱食过度的出版力量，也逐渐醒过神来，加入到了时间叙事的合唱中来，充当寻找“90后”、“00后”乃至写作明星的猎手。
但必须意识到，以时间叙事为依托的“代际”建构，杀伤力巨大。体现在哪里？或许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一个事例是，我曾经见过一位评论家的年终盘点，他的目光主要放在70后作家的中短篇上，不知道是出于叙述的方便，还是纯粹的粗心，出生于1969年的小说家蒋一谈被他言之凿凿地搁进了“70后”，似乎那一年异常活跃的蒋一谈不如此就无法被谈论。毕竟，好像也不方便单独为他劈出一栏“60后”。另一个事例（现象）是，在一些文学活动上，熟络到一定程度，大家就会互相询问彼此的出生年份，以此定长幼、便于称呼的社交功能之外，大体上还能看到作家或者评论家的目光闪动间，据此将各自划分到“70后”、“80后”的阵营，在本来都是自己人的场子里，再在心里认同更小范围内的“自己人”。这当然只是两个表象，但它们说明，随着“青春文学”与“80后”而扩大化的“代际”的建构，已经从心智与自我认知的层面产生了广泛的、绝对说不上积极的影响。对于写作来说，还有什么比心智、自我认知更重要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近年开始被广泛质疑，并受到“新伤痕写作”等新出概念的局部矫正，“代际”建构却回光返照般日益弥漫，成了谈论当下中国文学的另一个“无边的现实”。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概念原本来自现场，却几乎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某种既偏执又矛盾的拣选标准。比如，市场号召力一度惊人，至今仍旧以新作或IP方式影响着更新年轻人的明晓溪、郭妮等人，几乎不被主流文学界提及。比如，在中国悬疑文学领域开疆拓土的蔡骏，则被羞羞答答地提及，而且早期还一度被强行划入“80后”。更别提很长时间被漠视，但是凭借强大的商业模式，终究自己开辟了一片疆域更为广大的网络文学——出于种种原因，网络文学近年被急速追认，但这种追认更像是只为了达成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契约。
如果说，前述种种都还是因其作品未能达到被奉为圭臬的“文学标准”，而不必提及，那由刘慈欣领衔的科幻文学，却实实在在是当今文学现场的生猛力量，其释放的“科幻思维”甚至有隐隐为中国当代文学更新升级的趋势。如果主流文学界仍旧沉湎于“代际”的时间幻觉，再没有对应得上的认知方式，难道有一天，我们要这么说：作为60后科幻作家的刘慈欣，是一个时期的高峰，现在让我们期待“70后”、“80后”、“90后”科幻作家，闪亮登场！
“青春”毫无疑问是一种发现，如果不能指认为发明的话，其勃兴为一种全民性的力量与崇拜，成为塑造今日中国面貌的重要概念之一，大概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在国家何往、民族何存的集体焦虑中，有识者痛恨传统的沉滞、老人的衰朽，由年轻人的激昂、他国文化的激荡，而歌颂新生的未被改造成型的力量，少年中国的主张固然可以视为这样的鼓与呼，救救孩子的呐喊也何尝不可以当成其中一个声部，延至后来，干脆有名为《青春之歌》的作品直抵一代代人的眼前，引导他们看待一段历史，反观自己周遭的一切。但青春与文学紧密结合，以“青春文学”之名广为流布，影响所指，不仅仅是制造了红极一时的文化/文学现象，推出了一批日益成为中坚的文学力量，更是以其命名思路背后的逻辑，潜在地构造了之后的文学生产方式与谈论路径，这一切的一切，却要等到2000年前后了。
很难厘清，究竟是“80后”这个从社会学出发的概念推动了“青春文学”的流行，还是反之，“青春文学”的红火尤其是郭敬明、韩寒乃至张悦然这几位当时明星般的青年作家，以其令人咋舌的销量、疾风暴雨般的粉丝号召力，使得所谓主流文学界已经无法忽视，甚至到了不谈论都显得落后、显得不道德，进而由此，推动了对“80后”一代人的全民性考察与评判。可以确定的是，在当代文学史上可数的少数几个同等能量的文学浪潮中，“青春文学”是唯一由读者、出版方、作者三方力量推动，主流文学界加以事后追认的，这背后的运作逻辑也是中国文学此前陌生的、基本上轻视的——市场逻辑。
2003年底，我从大学进入作家出版社实习，并于2004年毕业留下工作至今。因为“青春文学”概念方兴未艾与初步呈现席卷市场的态势时，我已经进入大学，并且受到老师、同学的影响，培养了基本的面向经典作品的阅读趣味，对当代文学的阅读，也主要追溯到半经典化的伤痕、寻根、先锋为止，最多还有一些新写实、新生代作品，所以对“青春文学”的热烈程度并不了解。不过作家出版社从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就与上海《萌芽》杂志社合作，推出一年一度的获奖作文大选，而韩寒、张悦然也是由作家社推出最初几部作品，并由此被打造成为市场明星，因此我迅速被补上了一课，见识到了一代或者一代半人，用人民币投票，以购买发声的力量。尤其是，当在头脑里已经多少被经典化的那些当代作家及他们的代表作或新作直接与“青春文学”作家的作品并置，等候图书渠道给出订数，等候媒体划定报道版面，而后两者毫不迟疑地取舍，这种取舍又被市场迅速证明正确，这对任何身在文学生产现场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冲击。
利润的力量总是及时又强大，大概也是在2004年左右，所有的出版社与出版商都意识到了，有一代嗷嗷待哺、需要被代言、可以被代入的读者正在持币待购。于是，大多数出版社，不管出版范围和文学有多大重合度，都迅速成立了专门的青春文学编辑部或者工作室，更不要说自由度极高，随时可以跟着市场风向掉头的出版商了。于是，围绕着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了一批一批的写作者。于是，娱乐圈最常使用的造星方式，也被挪用过来，以捧小天王、小天后的方式，给大大小小的作者塑出过大的、足够光彩耀目的金身。但我觉得，哪怕是以最严苛的主流文学界标准而言，这样推陈出新的方式也并没有什么不好，一大批写作者能够绕过他们前辈必然经历的淘汰率极高的漫长拣选，迅速被推到读者面前，足够带来一时文学面貌的更新，也足够提供一个可能性更高的作者基数，至于主流文学界如何事后追认、接纳这批新生的力量，他们究竟又有多少人能够走得足够远，这一方面是后话，另一方面，任何时代的写作者、以任何方式出场的新生力量，能走得足够远的都是极少数，不是吗？
大概也就是十年左右，随着一代读者逐步人到中年，一茬写作者开始各奔东西，更主要的是，随着市场喜新厌旧的本性暴露得越来越明显，“青春文学”这个概念开始枯萎，它还会被部分研究者提及，但早已失去了鲜活的购买号召力。出人意料的是，作为与“青春文学”互为倚恃的另一个概念“80后”，却在主流文学界扎下根来，甚至被饮鸩止渴地扩大化，几乎成为近年唯一的文学建构模式——“代际”。不能简单地将由“80后”上下推及的“50后”、“60后”、“70后”、“90后”乃至“00后”这种建构方式归为主流文学界的懒惰，毕竟时间叙事是整个当代中国的普及化叙事，我们都信赖时间，都相信随着时间推进，必然有更好的局面出现。也许更为根本的是，当评论家、期刊话事人被“80后”及其拥趸展现的力量震惊后，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再也没有比时间更强大的叙事，在失语之余，只能纵身于时间叙事的狂欢。更何况，曾经在“青春文学”掀起的市场盛宴中饱食过度的出版力量，也逐渐醒过神来，加入到了时间叙事的合唱中来，充当寻找“90后”、“00后”乃至写作明星的猎手。
但必须意识到，以时间叙事为依托的“代际”建构，杀伤力巨大。体现在哪里？或许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一个事例是，我曾经见过一位评论家的年终盘点，他的目光主要放在70后作家的中短篇上，不知道是出于叙述的方便，还是纯粹的粗心，出生于1969年的小说家蒋一谈被他言之凿凿地搁进了“70后”，似乎那一年异常活跃的蒋一谈不如此就无法被谈论。毕竟，好像也不方便单独为他劈出一栏“60后”。另一个事例（现象）是，在一些文学活动上，熟络到一定程度，大家就会互相询问彼此的出生年份，以此定长幼、便于称呼的社交功能之外，大体上还能看到作家或者评论家的目光闪动间，据此将各自划分到“70后”、“80后”的阵营，在本来都是自己人的场子里，再在心里认同更小范围内的“自己人”。这当然只是两个表象，但它们说明，随着“青春文学”与“80后”而扩大化的“代际”的建构，已经从心智与自我认知的层面产生了广泛的、绝对说不上积极的影响。对于写作来说，还有什么比心智、自我认知更重要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近年开始被广泛质疑，并受到“新伤痕写作”等新出概念的局部矫正，“代际”建构却回光返照般日益弥漫，成了谈论当下中国文学的另一个“无边的现实”。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概念原本来自现场，却几乎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某种既偏执又矛盾的拣选标准。比如，市场号召力一度惊人，至今仍旧以新作或IP方式影响着更新年轻人的明晓溪、郭妮等人，几乎不被主流文学界提及。比如，在中国悬疑文学领域开疆拓土的蔡骏，则被羞羞答答地提及，而且早期还一度被强行划入“80后”。更别提很长时间被漠视，但是凭借强大的商业模式，终究自己开辟了一片疆域更为广大的网络文学——出于种种原因，网络文学近年被急速追认，但这种追认更像是只为了达成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契约。
如果说，前述种种都还是因其作品未能达到被奉为圭臬的“文学标准”，而不必提及，那由刘慈欣领衔的科幻文学，却实实在在是当今文学现场的生猛力量，其释放的“科幻思维”甚至有隐隐为中国当代文学更新升级的趋势。如果主流文学界仍旧沉湎于“代际”的时间幻觉，再没有对应得上的认知方式，难道有一天，我们要这么说：作为60后科幻作家的刘慈欣，是一个时期的高峰，现在让我们期待“70后”、“80后”、“90后”科幻作家，闪亮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