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与绘画:晋宋“摘句”“图写”的生成及演进

来源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huliner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晋宋文学及绘画的发展,官方往往通过东宫僚职、文秘史职、礼官儒职等文官的文事活动,来延续汉代以来以经学为主、绘画为辅的教化引领策略,其标志性建树体现在《南齐书·文学传论》“张眎擿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的叙说中。晋宋宫廷多委任文儒兼通之士承担侍讲经筵、摘句录义等职属,后者汲取儒生研经摘句之法而展开文事褒贬,这拓展了晋宋文学批评的新走向。颜延之屡次出任儒礼之官,在蔡邕、曹植、顾恺之等人画赞的基础上,依据多种绘画题材进行创作,从而树立起刘宋文画融合的标杆。在南朝东宫、藩府及宫廷画师主导下,图写又成为官方掌控文
其他文献
莱辛的《拉奥孔》是西方艺术史上区隔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经典名篇.贡布里希对莱辛与温克尔曼之争的艺术史勘探,揭示了莱辛区隔诗画的真实意图.通过驳斥西方图像反思所假定的“时间之点”,即对时间进行空间化建构的虚假瞬间,以及揭示读图内禀的时间跨度,贡布里希的图像心理学研究彻底解构了西方艺术哲学区隔时空艺术所凭借的观念前提.贡布里希对莱辛的《拉奥孔》及其观念传统的诠释和挑战,体现了西方人文传统中的求真精神.
文学史编撰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包含阐释模式、修辞结构和情节结构等诗学形式。所有的文学史编撰都不可避免地显示出难以消解的意识形态成分,意识形态立场必然影响文学史编撰的语言结构、情节模式和阐释模式。文学史话语中存在机械论、有机论、决定论、相对论和形式论等几种主要的阐释模式,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话语传统在不同阶段或环节呈现出隐喻、换喻、转喻、提喻、讽喻等转义形式的变换。文学史家大都会表现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诸如激进主义、启蒙主义、革命主义、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等。神话体、喜剧体、浪漫体等情节编排模式在文学史话语中也都有
近年来,欧洲人权法院针对《欧洲人权公约》的解释问题发展出了“活的文件”判例法。借助其他国际法渊源、缔约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发展形成的最新共识,欧洲人权法院对《公约》条款作出演化解释,拓展相关权利的内涵,推动《公约》某些概念的含义与时俱进。但是,欧洲人权法院在没有得到《公约》授权或缔约国认可的情况下,在部分判决中施加新的缔约国义务或增加新的权利限制理由,实际上是为《公约》创设新规则的司法造法活动,超出了《公约》赋予法院的职权范围。以“活的文件”为名的司法造法活动并不是条约演化解释,也欠缺合法性和合理性。即便是针
霍耐特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他早期在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作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代重构的重要尝试,他试图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必要的规范基础,并据此而将其主题纳入当代批判理论的视野中。霍耐特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体现在对劳动关系的重新分析,这种分析以强调人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基础为突出特征。正是有了这个基础的存在,劳动才变得有意义,而历次的社会运动和工人组织其实都已经表明了这个基础的存在。因而,在用道德情感重构劳动关系的过程中,霍耐特深刻地体会到人在劳动中的情感和尊严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思考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增设,有助于填补实务中特定未成年女性未陷入“明显难以反抗”境地时遭受性侵害的处罚漏洞。对性侵害的传统理解立足“性同意”单一视角,未能把握未成年人性被害与成年人性被害之间的差异。在不对未成年人意愿做法律上的重要评价的情况下,应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出发,将解释视角转向“性的优劣地位”。“特殊职责”的理解不以“职务”存在为必要,只有落脚于行为人对未成年人的“责任”,才能将规制效果坐实。非穷尽式列举的立法设计有利于应对灵活多变的社会现实,但应保持克制,避免滥用兜底规定将不具
“空间”是透视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帝国主义从一开始便形塑了极具辨识度的空间话语,无论是旧帝国主义时期的领土扩张与地理殖民,还是新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输出与市场垄断,都包含了鲜明的空间性。在帝国主义的演变进程中,出于转移内部空间矛盾和化解内部空间危机的需要,其空间话语经历了由“内”而“外”的地理位移。对“外空间”的侵占、剥夺和打压成为帝国主义最为主要的空间策略。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帝国主义转而采取了更具伪装性和迷惑性的空间话语,继续维系其在帝国之外的空间霸权。帝国主义的空间话语将凸显空间的等级性、追求空间
基于2009—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行业中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数字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提高数字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对中小规模和国有控股数字企业的激励效应尤为显著。该激励效应通过提高综合技术效率而得以发挥,随时间的延长而呈现递减趋势,且较少受企业生命周期影响。从影响机制看,是该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了数字企业创新效率;而科研投入强度,则在融资约束与数字企业创新效率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效应。研究
共和主义思潮在17—18世纪的欧洲影响甚广,所以孟德斯鸠把共和政体纳入其政体考察的范围,评测它是否是宽和政体的恰当形态。然而无论是在政体性质上,还是在政体原则上,共和政体都不符合宽和政体的核心特征:由于绝对主权机制的特殊性,它难以建立稳定的权力制衡机制,因此必须强迫人民始终恪守德性,而且以自我舍弃为核心的德性在根本上背离了政治的终极目的。此外,在现实中,共和政体很容易衰败崩溃,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性质与原则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另一方面是因为无论是对外敌恐惧的需要,还是德性教育本身的成功,又或者共和国的生存要求
作为国家治理函数中的重要技术变量,大数据的嵌入能够更为精准地探寻国家治理规则和社会运行规律,从而有利于加强和提升国家治理的效能。大数据赋能国家治理的向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国家治理结构方面,助力治理主体走向协同化、治理层级走向扁平化和治理空间走向透明化;在国家治理功能方面,助力政府决策走向科学化、社会治理走向精细化和公共服务走向高效化。然而,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大数据驱动国家治理的实践也存在着数据主权风险、数据安全风险、数据垄断风险。由此,在运用大数据技术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时,我们必须维护数据主
晚清时期,为解决洋商拖欠货款问题,华商及其商业组织曾实行对洋商的联合斗争。这是华商在强权欺压下作出的无奈选择,也是中国固有商事习惯在中西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承袭和延伸。此类斗争自19世纪70年代后时有出现,地点多集中于口岸地区,尤以茶叶、生丝贸易集散地——上海和汉口最为激烈、典型。斗争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共同议定新的贸易章程,预防和惩治洋商拖欠货款的行为;二是集体控诉洋商的失信和欺压,联合抵制同洋商的贸易。这些联合斗争大多通过同业行会或地域性商帮组织与实施,体现了中国传统商业组织的近代化转型,在晚清中国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