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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0日晚11时，经武汉市武昌警方侦查，日本来汉游客河源启一郎自行车被盗案告破。被盗自行车已被警方追回，并连夜发还给河源启一郎。对于武汉人民帮助他寻找自行车，河源启一郎表示了感谢。
丢自行车，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至少，看到此新闻之前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笔者在大学期间丢过3辆二手自行车，在工作之后，丢过1辆半成新的自行车。因为有这么多的“阅历”，我总感觉丢自行车之事不仅很小，而且找回来的机率也很小。但是，日本环球旅行者河源启一郎却是幸运无比的，当地警方不仅立案侦查，而且发动了几万名市民进行爱心接力。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之下，自行车终于找到并且物归原主。
日本旅客河源启一郎的自行车，有许多区别于我国市民一般自行车的符号：一是，主人是位外国友人，而且是位来到武汉的旅客；二是，人家的自行车价值一万多元人民币，比老百姓的自行车贵多了。综合两种因素，积极努力去找回自行车，好像并不过分。
但是，我并不认为公安机关找一辆一万元一辆的自行车和找一辆一百元一辆的二手自行车，在工作性质与工作难度上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那么，日本友人的自行车何以能如此被重视，而老百姓的自行车却享受不到如此之高的待遇呢?
日本人在武汉丢自行车，只是一件偶然事件。但是，武汉市民在武汉丢自行车，却可能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公众对于同样是丢自行车一事感受到了“厚此薄彼”与“内外有别”，有所质疑是自然之事。在质疑之后，市民们想得到如同日本游客一样的公共服务：无论丢失的物件是大是小，无论丢失的物件价值几何，警方都应该予以立案调查，并且倾尽全力去为挽回公众的每一份财产而努力。必要的时候，还应该像追回日本人的自行车那样发动市民。
新闻中说，武汉警方自今年2月起，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开展“破小案、保民安”专项整治行动。而且这项行动已经成绩斐然——近一周来，武汉警方已查破盗、抢、诈骗等案件200余起。可以看到，日本旅客河源启一郎丢自行车一事，可能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但是，话又说回来，“破小案、保民安”专项整治行动的存在本身或许就是一个悖论——此专项行动之前或之后，公民的自行车就不能得到安全保障、吗?
“帮日本人找自行车”不应该成为特例。此事应该成为武汉乃至全国公共服务的典型标本，公共服务的对象也不应该有区别，公共权力应该一视同仁，像对待日本自行车那样对待公民的每份财产。唯有如此，公共服务才不至于被诟病为简单的献媚和一时的讨好，才能够得到更多的百姓的认可。
活熊取胆企业该不该上市? 信海光
曾经因为遭遇动物保护组织狙击而暂缓上市的福建归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今年或将重新登陆资本市场。2月1日，证监会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公布了一批IPO申报企业基本信息表，归真堂排在第28位。由万联证券保荐，目前处于“落实反馈意见中”。
归真堂是一家以活熊取胆为主业的企业，去年，福建省环保厅曾公布对归真堂的环评报告书，表明其已通过上市前环保核查程序。当时资料显示，归真堂上市募集项目包括“年产4000公斤熊胆粉”和“年存栏黑熊1200头，年繁殖黑熊200头”。
环保人士认为，一家以活熊取胆为主业的企业，不应获得上市批准。活熊取胆非常残忍，“为了抽取胆汁，人们要在取胆黑熊的腹部通过手术制造—个长期不能愈合、深入腹腔直达胆囊的伤口。这样的伤口以及每日反复抽取胆汁的操作，给取胆黑熊的身体以及心理造成长期的巨大折磨。
活熊取胆确实一个与“残忍”相关的产业，但以活熊取胆为主业的归真堂有没有权力上市?这却不是环保组织能说了算，因为在归真堂背后，还有长长的产业链，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与饭碗，人的饭碗是否应该为动物的“福利”让路?而从现有法律上来说，对动物“残忍”也很难构成阻止一个企业不上市的理由，否则，双汇等屠宰相关企业又如何自处?另外，熊胆还能治病救人…一这真是一个复杂而令人纠结的问题。
我不是一个动物保护原教旨主义者，但在归真堂上市一事上，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秉持一种眼光高远和冷静慎重的处理方式，细分利弊，至少应明白以下三点：其一，活熊取胆因其方式残忍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产业，一旦归真堂上市，则“活熊取胆”方式很难再被取缔，使问题变得更复杂；其二，归真堂上市后变成—个公众公司，使更多的人通过证券市场成为归真堂的所有者，同样使问题变得更复杂；其三，归真堂上市融资后，产业规模会迅速扩大，“受害者”——被取胆之熊的数量也会随之大增，亦使问题变得更复杂。而把问题变复杂，显然不应是一个合格管理者想看到的结果。
像活熊取胆这种有巨大争议的行业，人们或许暂时可以容忍它的继续存在，但多数人原意看到它的发展壮大呢?
事实上，由归真堂上市所带来的难题，理应归人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及观念转变而引发的一大类难题之中，比如捕鲸业、转基因食品、碳排放、动物福利等，值得全社会关注与讨论。
归真堂上市应冷静对待，但只要合乎当前法律，其作为企业生存的权利也不应被无视，在动物保护与企业发展或人类利益之间是否有更中庸温和的调和之道呢?比如研制更完美的熊胆替代品，比如像有的企业家所倡议的那样，模仿碳交易方法，通过赎买帮助归真堂转型。俗话说，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与立法取缔相比，从经济与市场人手其实是成本最小的一种解决办法。
最后，关于活熊取胆有一个近乎形而上的问题需要探讨：几千年以来，动物都是人类的主要食品，它们的死往往是为了人类的生，在人类自身的公正与公平都没解决的时候，去关心动物的“痛苦”，是不是一种伪善呢?我的回答是：对动物的关怀其意往往在动物之外，而关乎人类的对自身生存必须的最普遍价值观的维系，所谓恻隐之心，所谓同情心，如果看到一只熊活活的插根管子每天都被提取胆汁，而你又无动于衷，请问：你的人性何在?
上海生活成本高于纽约说明了啥? 不执着
据2月15日《新京报》报道，英国财经杂志《经济学人》智库周一公布了“2012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瑞士苏黎世在受调查城市中生活成本最高，中国上海列第42位，超过美国纽约，纽约列第47位，北京排名第59位。由于在中国特大型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使得很多年青人逃离了北上广，更是一些大城市春节过后出现用工荒的原因之一。 生活成本是一个很实际很关键的民生数据，唯有低生活成本老百姓的幸福感指数才会很高，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判断生活成本高不高，取决于二个因素：一是当地的物价水平；二是工资收入水平。而现在看来，上海的生活成本据然超越美国的纽约，甚至还排名靠前5位，而北京，也被荣幸的列居60位之列，不仅不值得有任何夸耀，更应该引起决策层的深思。
根据美国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纽约家庭人均收入约为3.92万美元(约26.6万元)。而同期北京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也就是说，纽约家庭人均收入约为北京居民的10倍。而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29万元，2011年上海全年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62万和1.56万元。
当然，纽约和上海、北京民众收入差距如此悬殊，并不能说明居民的生活成本高，接下来还要看另一项指标：物价。我们还是以纽约为例：曼哈顿是纽约房价最高的区域，按照2009年12月的平均价格每套550万元，每平方米约为2.75万元人民币(请注意：美国人的房价一般是指别墅，包括永久土地产权在内)，相比之下，我国不少大城市的房价郊区2万元，市中心早已突破“3万”时代。也就是说上海人拿着纽约人1／10的工资，却要购买比纽约房价还贵的房产，而且这个房产只有70年的使用权。那么显然，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民众一个个成为房奴，高房价使他们还贷压力骤增，生活成本自然就会很高。
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我是本地人(无需购房)或者是外地租房客，不买房生活成本是否会好些呢?其实，中国的物价明显高于美国，在绝对价格上，也有大量商品出现了“中贵美贱”的情况。尤其是在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上，美国商品价格换算成人民币也比中国便宜。在美国买双意大利皮鞋仅花50美元左右，在中国买同样一双意大利皮鞋要1500元上下。在美国买辆奔驰E-320，只需5万，相当于半年多的工资，而在中国买辆奔驰E-320需98万元，相当于上海人15年的工资。在美国只有二样东西最贵：一是人工成本贵；二是知识产权贵。
很多人会问，在美国有很多商品是中国制造，为啥在美国便宜，而在中国贵呢?中国的商品在美国销售之所以会这么便宜，均依赖于中国政府的出口退税，而一个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内销售，尽管不需要承担远度重洋的交通成本，却要在国内一路承担各种直接税收、收费甚至罚款。统计数字显示，1千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1.5元，而从上海运到贵州却需要6-8元。除此之外，商品进入超市、商场后还要面临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等各项费用，这些费用最终要由消费者埋单。
收入不及人家的十分之一，物价却比人家贵上N倍，这个生活成本，不仅说明了民众的生活艰难，更揭示了中国的内需始终无法启动的根源所在。有报道说，春节过后北京出现“招工难”，特别是低端产业人员紧缺。我觉得，北京出现的“用工荒”原因主要与低端产业人员生活刚性成本迅速增加，与收入福利涨幅微弱有关，当外来务工人员发现，在这个城市辛苦一年勉强温饱，还不如在家乡打工划算时，他们当然就不愿意到生活成本畸高的城市工作了。
如今，工资福利收入与房价、上学、看病等生活成本“倒挂”的背景下，北京、上海排在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城市之列实在让人痛心疾首，中国与其争当GDP规模排名世界第二之冠，还不如政府、企业让民众活得潇洒点、轻松一点，幸福感强一点才是最实在的，所以现在政府的职能必须由投资性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除了加大民生保障和调控通胀、压房价之外，政府还应该在税收方面更多的让利于民。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89720.31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52亿元，同比增长22.6％。GDP数据的增长不是政府最终目标，让百姓生活负担减轻一些，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才是政府扩大内需的当务之急。
李嘉诚内地囤地首尝苦果预示啥? 余丰慧
和记黄埔是李嘉诚着力内地楼市的主要平台，早前就有媒体曝出，长和系在上海、武汉等地的囤地行为，并坐收增值渔利。然而，和记黄埔2010年底在上海拍下的地王，却遭遇到2011年该区域板块价值下滑的尴尬。
2011年年末，上海赵巷16号地块拍卖，以14.087亿元的底价拍卖，折合楼板价仅为9559元平方米，与一年前和黄所拿赵巷17号地王的21436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相比，地价水平已缩水55％。赵巷16号地块价格下调，或将直接影响昔日“地王”17号地块的盈利空间。
李嘉诚多次蝉联亚洲首富，一向以稳健经营著称。他的名言：“要永远相信：当所有人都冲进去的时候赶紧出来，所有人都不玩了再冲进去”。不但成为许多商人、企业家的座右铭，而李嘉诚本人也是忠诚的践行者，并且成功几率非常之高。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李嘉诚可谓屡战屡胜，几乎没有看走眼过。
早期，李嘉诚真正起家暴富是从买地、开发房地产开始。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李嘉诚在北京等大城市的房地产也都呈现许多倍升值，赚得个盆满钵满。那么，这次李嘉诚的长和系为何看走了眼呢?李嘉诚先生的名言为何失灵了呢?
这说明大陆房地产调控政策正在产生效果，中央政府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的坚定决心使得房地产市场预期发生了彻底改变。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被逆转，作为住房主要要素的土地价格必然顺势下降。李嘉诚先生错估了中国楼市调控威力，错误了调控政策对房价、地价的影响。
这说明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与香港乃至发达国家在管理体制机制上有着本质区别。香港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土地是私有制，只要购得土地，囤积多少年都可以，只要有雄厚的现金流，从长期趋势看都能捂出个暴利至少稳赚不赔。但是，中国内地土地是公有制，购买的仅仅是70年时间的使用权，同时，政府管理部门对购得土地使用权后在开发上有明确的时间限制规定：各类住房建设项目应当在划拨决定书和出让合同中约定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三年内竣工等。目的就是要杜绝囤地待涨从中渔利的行为。这就是李嘉诚留给业界的印象，不仅是土地抄底，还有涉嫌“囤地”的原因。而要是真正严格执行国土部、住建部两部门的规定，囤地在内地行不通，李嘉诚“法则”在内地土地市场将失灵。
丢自行车，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至少，看到此新闻之前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笔者在大学期间丢过3辆二手自行车，在工作之后，丢过1辆半成新的自行车。因为有这么多的“阅历”，我总感觉丢自行车之事不仅很小，而且找回来的机率也很小。但是，日本环球旅行者河源启一郎却是幸运无比的，当地警方不仅立案侦查，而且发动了几万名市民进行爱心接力。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之下，自行车终于找到并且物归原主。
日本旅客河源启一郎的自行车，有许多区别于我国市民一般自行车的符号：一是，主人是位外国友人，而且是位来到武汉的旅客；二是，人家的自行车价值一万多元人民币，比老百姓的自行车贵多了。综合两种因素，积极努力去找回自行车，好像并不过分。
但是，我并不认为公安机关找一辆一万元一辆的自行车和找一辆一百元一辆的二手自行车，在工作性质与工作难度上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那么，日本友人的自行车何以能如此被重视，而老百姓的自行车却享受不到如此之高的待遇呢?
日本人在武汉丢自行车，只是一件偶然事件。但是，武汉市民在武汉丢自行车，却可能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公众对于同样是丢自行车一事感受到了“厚此薄彼”与“内外有别”，有所质疑是自然之事。在质疑之后，市民们想得到如同日本游客一样的公共服务：无论丢失的物件是大是小，无论丢失的物件价值几何，警方都应该予以立案调查，并且倾尽全力去为挽回公众的每一份财产而努力。必要的时候，还应该像追回日本人的自行车那样发动市民。
新闻中说，武汉警方自今年2月起，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开展“破小案、保民安”专项整治行动。而且这项行动已经成绩斐然——近一周来，武汉警方已查破盗、抢、诈骗等案件200余起。可以看到，日本旅客河源启一郎丢自行车一事，可能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但是，话又说回来，“破小案、保民安”专项整治行动的存在本身或许就是一个悖论——此专项行动之前或之后，公民的自行车就不能得到安全保障、吗?
“帮日本人找自行车”不应该成为特例。此事应该成为武汉乃至全国公共服务的典型标本，公共服务的对象也不应该有区别，公共权力应该一视同仁，像对待日本自行车那样对待公民的每份财产。唯有如此，公共服务才不至于被诟病为简单的献媚和一时的讨好，才能够得到更多的百姓的认可。
活熊取胆企业该不该上市? 信海光
曾经因为遭遇动物保护组织狙击而暂缓上市的福建归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今年或将重新登陆资本市场。2月1日，证监会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公布了一批IPO申报企业基本信息表，归真堂排在第28位。由万联证券保荐，目前处于“落实反馈意见中”。
归真堂是一家以活熊取胆为主业的企业，去年，福建省环保厅曾公布对归真堂的环评报告书，表明其已通过上市前环保核查程序。当时资料显示，归真堂上市募集项目包括“年产4000公斤熊胆粉”和“年存栏黑熊1200头，年繁殖黑熊200头”。
环保人士认为，一家以活熊取胆为主业的企业，不应获得上市批准。活熊取胆非常残忍，“为了抽取胆汁，人们要在取胆黑熊的腹部通过手术制造—个长期不能愈合、深入腹腔直达胆囊的伤口。这样的伤口以及每日反复抽取胆汁的操作，给取胆黑熊的身体以及心理造成长期的巨大折磨。
活熊取胆确实一个与“残忍”相关的产业，但以活熊取胆为主业的归真堂有没有权力上市?这却不是环保组织能说了算，因为在归真堂背后，还有长长的产业链，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与饭碗，人的饭碗是否应该为动物的“福利”让路?而从现有法律上来说，对动物“残忍”也很难构成阻止一个企业不上市的理由，否则，双汇等屠宰相关企业又如何自处?另外，熊胆还能治病救人…一这真是一个复杂而令人纠结的问题。
我不是一个动物保护原教旨主义者，但在归真堂上市一事上，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秉持一种眼光高远和冷静慎重的处理方式，细分利弊，至少应明白以下三点：其一，活熊取胆因其方式残忍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产业，一旦归真堂上市，则“活熊取胆”方式很难再被取缔，使问题变得更复杂；其二，归真堂上市后变成—个公众公司，使更多的人通过证券市场成为归真堂的所有者，同样使问题变得更复杂；其三，归真堂上市融资后，产业规模会迅速扩大，“受害者”——被取胆之熊的数量也会随之大增，亦使问题变得更复杂。而把问题变复杂，显然不应是一个合格管理者想看到的结果。
像活熊取胆这种有巨大争议的行业，人们或许暂时可以容忍它的继续存在，但多数人原意看到它的发展壮大呢?
事实上，由归真堂上市所带来的难题，理应归人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及观念转变而引发的一大类难题之中，比如捕鲸业、转基因食品、碳排放、动物福利等，值得全社会关注与讨论。
归真堂上市应冷静对待，但只要合乎当前法律，其作为企业生存的权利也不应被无视，在动物保护与企业发展或人类利益之间是否有更中庸温和的调和之道呢?比如研制更完美的熊胆替代品，比如像有的企业家所倡议的那样，模仿碳交易方法，通过赎买帮助归真堂转型。俗话说，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与立法取缔相比，从经济与市场人手其实是成本最小的一种解决办法。
最后，关于活熊取胆有一个近乎形而上的问题需要探讨：几千年以来，动物都是人类的主要食品，它们的死往往是为了人类的生，在人类自身的公正与公平都没解决的时候，去关心动物的“痛苦”，是不是一种伪善呢?我的回答是：对动物的关怀其意往往在动物之外，而关乎人类的对自身生存必须的最普遍价值观的维系，所谓恻隐之心，所谓同情心，如果看到一只熊活活的插根管子每天都被提取胆汁，而你又无动于衷，请问：你的人性何在?
上海生活成本高于纽约说明了啥? 不执着
据2月15日《新京报》报道，英国财经杂志《经济学人》智库周一公布了“2012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瑞士苏黎世在受调查城市中生活成本最高，中国上海列第42位，超过美国纽约，纽约列第47位，北京排名第59位。由于在中国特大型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使得很多年青人逃离了北上广，更是一些大城市春节过后出现用工荒的原因之一。 生活成本是一个很实际很关键的民生数据，唯有低生活成本老百姓的幸福感指数才会很高，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判断生活成本高不高，取决于二个因素：一是当地的物价水平；二是工资收入水平。而现在看来，上海的生活成本据然超越美国的纽约，甚至还排名靠前5位，而北京，也被荣幸的列居60位之列，不仅不值得有任何夸耀，更应该引起决策层的深思。
根据美国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纽约家庭人均收入约为3.92万美元(约26.6万元)。而同期北京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也就是说，纽约家庭人均收入约为北京居民的10倍。而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29万元，2011年上海全年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62万和1.56万元。
当然，纽约和上海、北京民众收入差距如此悬殊，并不能说明居民的生活成本高，接下来还要看另一项指标：物价。我们还是以纽约为例：曼哈顿是纽约房价最高的区域，按照2009年12月的平均价格每套550万元，每平方米约为2.75万元人民币(请注意：美国人的房价一般是指别墅，包括永久土地产权在内)，相比之下，我国不少大城市的房价郊区2万元，市中心早已突破“3万”时代。也就是说上海人拿着纽约人1／10的工资，却要购买比纽约房价还贵的房产，而且这个房产只有70年的使用权。那么显然，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民众一个个成为房奴，高房价使他们还贷压力骤增，生活成本自然就会很高。
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我是本地人(无需购房)或者是外地租房客，不买房生活成本是否会好些呢?其实，中国的物价明显高于美国，在绝对价格上，也有大量商品出现了“中贵美贱”的情况。尤其是在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上，美国商品价格换算成人民币也比中国便宜。在美国买双意大利皮鞋仅花50美元左右，在中国买同样一双意大利皮鞋要1500元上下。在美国买辆奔驰E-320，只需5万，相当于半年多的工资，而在中国买辆奔驰E-320需98万元，相当于上海人15年的工资。在美国只有二样东西最贵：一是人工成本贵；二是知识产权贵。
很多人会问，在美国有很多商品是中国制造，为啥在美国便宜，而在中国贵呢?中国的商品在美国销售之所以会这么便宜，均依赖于中国政府的出口退税，而一个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内销售，尽管不需要承担远度重洋的交通成本，却要在国内一路承担各种直接税收、收费甚至罚款。统计数字显示，1千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1.5元，而从上海运到贵州却需要6-8元。除此之外，商品进入超市、商场后还要面临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等各项费用，这些费用最终要由消费者埋单。
收入不及人家的十分之一，物价却比人家贵上N倍，这个生活成本，不仅说明了民众的生活艰难，更揭示了中国的内需始终无法启动的根源所在。有报道说，春节过后北京出现“招工难”，特别是低端产业人员紧缺。我觉得，北京出现的“用工荒”原因主要与低端产业人员生活刚性成本迅速增加，与收入福利涨幅微弱有关，当外来务工人员发现，在这个城市辛苦一年勉强温饱，还不如在家乡打工划算时，他们当然就不愿意到生活成本畸高的城市工作了。
如今，工资福利收入与房价、上学、看病等生活成本“倒挂”的背景下，北京、上海排在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城市之列实在让人痛心疾首，中国与其争当GDP规模排名世界第二之冠，还不如政府、企业让民众活得潇洒点、轻松一点，幸福感强一点才是最实在的，所以现在政府的职能必须由投资性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除了加大民生保障和调控通胀、压房价之外，政府还应该在税收方面更多的让利于民。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89720.31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52亿元，同比增长22.6％。GDP数据的增长不是政府最终目标，让百姓生活负担减轻一些，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才是政府扩大内需的当务之急。
李嘉诚内地囤地首尝苦果预示啥? 余丰慧
和记黄埔是李嘉诚着力内地楼市的主要平台，早前就有媒体曝出，长和系在上海、武汉等地的囤地行为，并坐收增值渔利。然而，和记黄埔2010年底在上海拍下的地王，却遭遇到2011年该区域板块价值下滑的尴尬。
2011年年末，上海赵巷16号地块拍卖，以14.087亿元的底价拍卖，折合楼板价仅为9559元平方米，与一年前和黄所拿赵巷17号地王的21436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相比，地价水平已缩水55％。赵巷16号地块价格下调，或将直接影响昔日“地王”17号地块的盈利空间。
李嘉诚多次蝉联亚洲首富，一向以稳健经营著称。他的名言：“要永远相信：当所有人都冲进去的时候赶紧出来，所有人都不玩了再冲进去”。不但成为许多商人、企业家的座右铭，而李嘉诚本人也是忠诚的践行者，并且成功几率非常之高。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李嘉诚可谓屡战屡胜，几乎没有看走眼过。
早期，李嘉诚真正起家暴富是从买地、开发房地产开始。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李嘉诚在北京等大城市的房地产也都呈现许多倍升值，赚得个盆满钵满。那么，这次李嘉诚的长和系为何看走了眼呢?李嘉诚先生的名言为何失灵了呢?
这说明大陆房地产调控政策正在产生效果，中央政府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的坚定决心使得房地产市场预期发生了彻底改变。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被逆转，作为住房主要要素的土地价格必然顺势下降。李嘉诚先生错估了中国楼市调控威力，错误了调控政策对房价、地价的影响。
这说明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与香港乃至发达国家在管理体制机制上有着本质区别。香港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土地是私有制，只要购得土地，囤积多少年都可以，只要有雄厚的现金流，从长期趋势看都能捂出个暴利至少稳赚不赔。但是，中国内地土地是公有制，购买的仅仅是70年时间的使用权，同时，政府管理部门对购得土地使用权后在开发上有明确的时间限制规定：各类住房建设项目应当在划拨决定书和出让合同中约定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三年内竣工等。目的就是要杜绝囤地待涨从中渔利的行为。这就是李嘉诚留给业界的印象，不仅是土地抄底，还有涉嫌“囤地”的原因。而要是真正严格执行国土部、住建部两部门的规定，囤地在内地行不通，李嘉诚“法则”在内地土地市场将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