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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肇庆，蜿蜒的西江直穿而过。江水滔滔东去，不知流逝了多少岁月。然而，它冲刷不掉人们对一位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流放”肇庆的记忆。
遣送肇庆
1969年10月31日傍晚，粤西古城肇庆。秋风习习，细雨霏霏，昏暗的街灯，稀疏的行人，显得一片萧条冷寂。
此时，一辆军用吉普车和一辆解放牌货车匆匆驶进城内，穿过城西一条陋巷，在市郊的牛岗山下嘎然而止。车中走下数人，由一名持枪军人领路，缓缓地向山上行进。其中一位高瘦的年约7旬的男性老人，用手推了推压在鼻梁上的那副老式圆形眼镜，疲惫地抬头看看周围环境，口中喃喃自语：“怎么送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位老人就是张闻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有过许多重大贡献。当年在红军长征的危急时刻，他支持毛泽东，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当时国内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发言，受到错误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肇庆，位于粤西的西江北岸，古属百越之地，远离京都，历史上不少名人曾到此处主政，如宋朝的包拯，就在这里做过知州；这里又是历代贬谪、流放之地，唐朝宰相魏元忠、张柬之，名将郭元振等曾被贬谪、流放到这里。肇庆的八贤寺，就是人们为纪念这些忠良贤士而建造的。张闻天又是因何故来到此地的呢?
这要从“文化大革命”说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时还在北京的张闻天，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于1968年5月被监护审查，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10月20日，张闻天与夫人刘英被带到审讯室。随后，一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前来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张闻天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要“遣送”到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启程；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除直系亲属外不准与别人联系。“遣送”就是“流放”，张闻天实际上被“发配”岭南。
1969年10月24日，在专案组人员的监送下，张闻天和刘英带上年仅10岁的养女小倩，坐上了“北京——广州”的特快列车。26日晚，他们抵达广州，被安排在广州军区第二招待所暂时歇息。三天后，由广州军区保卫干部监送到离广州100公里以外的肇庆。
汽车一路颠簸了三个小时才到达肇庆市郊。他们下车后，在肇庆军分区一名军人带领下，前往军分区干部宿舍大院。军分区干部宿舍大院座落在一个叫牛岗的小山包的半山坡上，他们还要走一条两里路长的小土道才能到达。小土道坑洼不平，周围一片荒凉。张闻天走着走着，顿觉得胸闷难受，只好停下来含了一片硝酸甘油，坐在土道上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
张闻天一家的住处，被安置在肇庆军分区干部宿舍大院的一座平房里。从此，他们在那里度过了6年“流放”生活。
身处逆境
“没有熟人，没有电话，部队设岗‘警卫’着我们的住所。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就这样，我们被抛弃在一边，开始了长达六年孤寂的流放生活。”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是张闻天当年流放肇庆的真实写照。
张闻天在肇庆期间，归肇庆军分区管理。军分区按照上面要求，作出“三不准”规定：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走出大院的门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需请示同意后才能看。在张闻天来之前，军分区领导跟大院里的干部、家属打过招呼，只说来了两位老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刘，不要与他俩来往。当时，内部还有一项规定：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要把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面作一次书面汇报。
“鹤呜于九皋，声闻于天”，这两句诗出白《诗经》中的《小雅·鹤呜》。张闻天的名字是取其中之意。然而，他在肇庆的6年，除了军分区、地委和市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外，谁也不清楚他的真实姓名，只晓得他叫“张普”。
“张普”，这是张闻天到肇庆后用的化名。
那是1969年11月，张闻天一家安顿下来后，养女小倩要上学读书了。学校发了一份入学简表要填写，其中有“家长姓名”一栏。该怎样填写呢，这难住了军分区的领导。若照实填写，就会违反“看管”规定。军分区领导经过一番苦思，突然想起张闻天的别名叫“洛甫”，于是灵机一动，要给他起个“张甫”的化名。张闻天淡淡地说：“既然我是普通劳动者了，那就叫‘张普’吧。”从此，“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张闻天离开北京，只带两大箱书和简单的行李，在肇庆安家时，真是家徒四壁。由于工资早在1968年受到“监护”时就已被扣发，存款也被冻结，他们身无分文，只好向军分区借了些现款，权充生活费用。3个月后，北京才规定发给他们每月一点“津贴费”。直至1972年5月，他们的原工资待遇才得以恢复。
张闻天年老体弱，患有严重冠心病，血压值高压达200mm／Hg以上，加上过去几年身心备受折磨，来到肇庆后病情不断加重。由于生活条件差，每到冬天，他就被冷得经常感冒发烧。为了保暖，他只能用破脸盆充当炭炉，木炭点燃时，烟雾腾腾，呛得他连连咳嗽。
在肇庆最初的两年多时间里，两位老人要自己动手做饭和料理家务。刘英像家庭主妇一样，每天上街买菜，生火煮饭。当时，肇庆还没有蜂窝煤，做饭烧的是柴草。张闻天有时也学着生火做饭，结果弄得满屋是烟，做出来的饭不是焦糊就是夹生。直至1972年5月，在刘英的多次要求下，才允许炊事员黄关祥重新回到张闻天身边照顾生活。当张闻天吃到老黄做的饭菜时，不由自主地感叹：“唉，总算吃了一顿舒心饭!”
从1972年起，张闻天多次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到北京。1972年4月，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中央，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诉说到肇庆两年半来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言辞甚为恳切。
1974年10月18日，张闻天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当时，毛泽东让身边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这个批示，使张闻天回北京的希望破灭了。
万般无奈之下，张闻天于1974年12月2日又给中央写信，要求以他的家乡上海为养老地点。他苦苦地盼了五个月，还不见答复，只好于1975年4月28日致函中央组织部，提出如上海去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这个要求虽然最终获得批准，但到达无锡时，他留在世上的日子已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张闻天在肇庆的6年，就是在这种逆境中度过的。
请求工作
张闻天虽然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但始终坚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渴望有生之年能够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 1972年，张闻天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央，请求“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所胜任的工作”。1973年6月9日，张闻天又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央，表示“如果没有别的工作可做，把我调回原来的工作单位经济研究所或其他研究所，当一名普通研究员我也愿意”。9月20日，他与刘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重复以前的多次请求，希望早日回京，恢复组织生活，做点工作。毛泽东读了此信后发话：“可以让张闻天、刘英就地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但这个指示一直未能传达下来。直到1974年1月19日，周恩来看到一份有关张闻天情况的汇报材料时，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我记得上次传达主席的话，让张(包括刘英)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不知你通知中组部没有?”在周恩来这个批示的催促下，张闻天、刘英才得以恢复组织生活，允许在肇庆市委领导下做些调查研究工作，阅读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
1974年2月21日，广州军区保卫部副部长王奎贤、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白修成来到肇庆，通知张闻天和刘英：中央决定恢复他们两人的组织生活，今后他们的组织关系由地方来管，保卫则由军分区负责。并对他们说：“中央同意你们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可以写调查报告给中央。”随后，把张闻天、刘英编入肇庆市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朱明清、市委办公室主任甘少君、市委机要员廖锦超3人的一个党小组里。
虽然得不到工作安排，但获得了调查研究的机会，张闻天感到十分高兴。他不顾年老体弱，忘记重病缠身，频频外出参观，认真开展社会调查。
1974年3月6日下午，张闻天与刘英在警卫战士陪同下，步行来到肇庆通用机械厂参观。他兴致勃勃地看了一个又一个车间，到了下班时间还舍不得离开。由于过度劳累和机器噪音影响，他突然一阵心绞痛，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冒出来。他紧皱眉头，紧咬牙关。陪同参观的干部见状，立即扶他到一张长条凳子上坐下，递上一杯开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粒硝酸甘油片吞到肚里，休息了一会，病痛才有所减轻。工厂负责人提出要用汽车送他回去，他回答：“不必了，我这是老毛病，吃了药就没事了。”于是，他又继续参观，直到把厂里所有车间参观完才步行回去。那天，他在该厂足足逗留了3个钟头。
1974年11月，张闻天到广州拔牙和检查身体，在广州住了一个月。他利用这个机会，参观了广州新火车站、广州黄埔港区以及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火车站，他询问了火车站全部设备情况，参观了地下隧道和外宾候车室。在黄埔港区，他参观了装卸工场、海员俱乐部，了解港区吞吐量和海员生活情况。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他用了两个小时仔细地观看机械工业和农业这两个展览馆。他对陪同参观的工作人员说：“通过参观交易会展览，可以更多地了解我国经济建设情况。”
每次参观，张闻天都十分认真，对工厂设备、产品质量、产供销、工人情绪和生活等情况，都一一作详细了解，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1974年6月13日，张闻天来到肇庆火柴厂生产车间参观。该厂负责人指着一台正在运行的大机器介绍说，这是从武汉买回来不久的，取替了原来的几台残旧小机器，现在生产火柴的几道工序可以连续进行，既提高了工效，又节省了劳动力。张闻天听了十分高兴，叫刘英和警卫员扶着他，踏上70公分高的操作台仔细地观看这台大机器的生产情况。1974年10月15日，张闻天访问肇庆酒厂。这家酒厂生产的酒有20个品种，其中归圆杞菊酒和龙虎凤酒是出口品种，每年生产200吨。该厂负责人把这两种酒的样品摆在办公台上让张闻天观看，并拿来酒杯斟了一些样酒请他品尝。张闻天平时不喝酒，但这次破了例，“好，让我品尝一下味道。”说完，他先后拿起两杯不同品种的酒，放到嘴唇边轻轻地舔了一下。
据不完全统计，张闻天在肇庆一共参观了20多个工厂、街道和郊区农场。他通过参观调查，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提供了一些依据。
保持本色
张闻天晚年虽然遭受劫难，却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挥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
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张闻天一贯的生活作风。他衣着简朴，一件黑色云纱衬衣，穿了多年，变成褐色，还是舍不得丢掉。那件任驻苏大使时买的黑色大衣，穿了20多年，已经十分陈旧，但到了冬天，他还是照样穿在身上。看着这一身普通打扮，谁都想不到他是一个高级干部。
张闻天一家每餐吃的饭菜十分简单，青菜、豆腐、鸡蛋是他们的常年菜谱，每隔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买一次鱼吃。他有时外出参观在外边吃饭，每次都要带上一个空饭盒，把吃剩的饭菜带回来。一次，他与刘英到肇庆星湖参观，并在那里请陪同的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吃午饭，饭后把吃剩的半条鱼和几只饺子装进饭盒带了回去。
张闻天省吃俭用，积蓄了大笔钱，并没有留给自己的亲属，而是无私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他和夫人刘英过去被扣的工资得到补发，在北京的存款也解冻了。当时他们商定：要把这笔存款全部用作党费。后来，张闻天在无锡去世，刘英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4万元存款交给党组织，作为他的最后一次党费。过了几年，刘英也拿出自己的4万元存款捐赠中国儿童基金会，赞助儿童教育事业。
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这是张闻天又一突出的革命本色。1975年1月4日，肇庆市委派人为他安装了一个取暖电炉。他即提出白付安装费和电费，并嘱咐炊事员老黄到市委行政科结账。肇庆市委负责人认为替他安装一个电炉是应该的，费用也不多，由公家报销算了。但张闻天与刘英说：“这是我们自己用的电炉，费用理应由我们负担。”次日，他们写信给市委：“请你们把这次安装的全部用款告诉我们，由我们支付。今后每月应交电费也请及时通知，以便按时交纳。我们这一请求，务请批准为幸。”他见市委不答应收款，在一次党小组生活会上又郑重其事地提出交款请求。市委负责人见他对待这件事如此的认真，十分感动，终于接受了他的请求。
张闻天严格要求亲属，坚持党的原则。他唯一的儿子张虹生在新疆工作了十几年，于1975年到肇庆探望父母，倾诉那里的艰苦生活，反映因父亲的问题受到株连及歧视的情况，要求父母向组织申请把他调离新疆，回到父母身边工作。张闻天语重心长地教育他：“一个人要有奋发精神，要艰苦奋斗。在逆境中要有志气，不要消沉。不能以父亲的地位去要求组织解决工作调动问题。”虹生委屈地申辩说，他回到父母身边工作，照顾父母，这是政策允许的。张闻天明确地拒绝他的要求：“我不能这样做”。经过父母耐心教育，虹生返回新疆安心工作。
张闻天晚年保持共产党人本色的那些平凡而感人的事迹，被肇庆人民传为佳话。
情深谊长
张闻天在肇庆的6年，生活确实是孤寂的。然而，使他感到安慰的是，那些脱离世俗的人们给予他同情和关心。在日久相处之中，张闻天与周围的同志结下了深情厚谊。 肇庆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奔一家，从一本《世界名人录》刊登的照片中认出了张闻天，于是十分同情他的政治遭遇，生活上尽力关照他。见他的扫帚坏了，就从市场上为他买回一把高粱杆扫帚，并找来一根长棍子把扫帚柄加长，让张闻天扫地时不用弯腰。有时在市面上买到一些紧俏的食品，李奔也会分一份给他。一天，李奔从农贸市场上买到一只岭南山珍果子狸，宰后分一半肉给张闻天，让他滋补一下身体。每逢春节，邻居们都会偷偷地把香喷喷的裹蒸粽送到张闻天家里，让他们品尝肇庆特产的风味。
张闻天在肇庆时，身体衰弱，病情较重，要经常躺在床上。肇庆地区人民医院征得上级同意，为张闻天开设家庭病床，并派医生上门诊治。1975年3月9日，张闻天血压突然升高，肇庆地区人民医院马上把他送院留医，派两名特护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经过一个星期的抢救，张闻天终于脱离了危险。
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的一些警卫战士，对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老干部的罪行表示愤慨，对张闻天寄予同情和关心。警卫员黄锦斯和柴元昭等人除了完成警卫工作外，经常帮助张闻天做些家务，替他劈柴和买菜，用警卫班的大铁锅烧点热水送去给他洗澡。
张闻天自己身处逆境，却十分关心周围同志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平时，他经常鼓励警卫战士和军分区干部子女认真看书学习，并把自己的书籍借给他们阅读。1975年3月，警卫员黄锦斯要复员了，张闻天把一台刚从北京买回来的长江牌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他，鼓励他今后继续努力学习和工作。小黄复员回到广西，还十分惦念张闻天，经常写信问候他。
张闻天与党小组的其他成员，相处十分融洽。张闻天的党组织关系转到肇庆市委的第二年，春节即将来临，张闻天夫妇专程来到同一个党小组的3位干部家里探望，对他们说：“给你们拜个早年。”春节快到了，市委几个负责人请张闻天夫妇一起吃团年饭。大年初五，张闻天在住所也把同一个党小组的其他几个成员以及身边的警卫战士请来，一齐吃新年饭。
张闻天在肇庆6年，得到不少干部群众的关心和保护，与肇庆人民建立了真挚友谊，使张闻天在逆境中得到了一点慰藉。
肇庆文稿
牛岗山上的行人小道两旁，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相思树。当旭日东升和夕阳西沉，张闻天总要在这林荫小道上踱步和沉思。他在思考：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场“文革”灾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如何进行?
由于允许看书学习，张闻天把肇庆作为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的场所，重新阅读了从北京带来的马恩列斯著作。那时，他的视力已降到0.2度，并且患有老年白内障，但还是不停地阅读和做笔记，用旧台历和练习本制作资料卡片，写下了一叠叠卡片资料，并分类写上主题保存起来。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破产。这时，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萌发了撰写文稿的动机，要把潜心学习马列主义的心得和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写出来，从理论上总结“文革”教训，批判“左”倾错误，探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张闻天克服重重困难，冒着随时可能遭受更大打击的危险，从1971年10月12日起，进行秘密而艰辛的写作。
张闻天写作文稿，既要同病魔作斗争，又要避开看管人员的检查。有时，他在写作中突然发病，连忙吞点药片，病情稍有缓解，就挥动颤抖的手，艰难地继续写作。他还把过去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一套方法使出来，写作时发觉看管人员在附近，就故意拧开收音机麻痹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则叫夫人刘英在房子外面望风，一有情况就及时用暗号通知他。
就这样，张闻天在肇庆期间，顽强地写下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4篇文稿，共8万多字。这些文稿，后来被理论界称为“肇庆文稿”。
1972年1月，张闻天在肇庆写的第一篇论文《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脱稿。这篇论文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但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必须经过的阶段，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离共产主义还很远，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决不能越过这个阶段而企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是错误的。张闻天的这种观点，中肯地批判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超越阶段的种种“尝试”。
在这篇文稿里，张闻天还提出了“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这个党和群众关系的观点，告诫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干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把主人和勤务员的关系颠倒过来”。
针对当时盛行的“政治决定论”，张闻天于1973年9月20日写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初稿。这是一篇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论著。针对林彪、“四人帮”天天高喊“突出”和“挂帅”的所谓政治，这篇论文指出：“总之，并不是任何政治都能‘挂帅’，而只有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经济利益的政治，才能动员亿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这又一次说明，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或使政治超越于经济甚至脱离经济的观点，是何等的错误。那些高谈政治，而怕谈经济的‘政治家’，请仔细研究一下，什么时候才叫‘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真正内容吧。”
1973年12月8日，张闻天完成了《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在第6部分《关于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问题》中，提出了“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这个科学论断，这显然是针对“文革”中以“最高指示”为标尺的个人崇拜的。联想到1978年为打破禁锢、解放思想而进行的那场类似这个科学论断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我们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
这篇学习笔记的第6部分，还提出要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这个重要问题，论述了党和国家机关各自的作用。他指出：“党的领导的任务，只能集中于决定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方针策略，动员群众完成国家的决定和法令，并检查这些决定和法令在群从中执行的实际情况，总结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从而加强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作用。”
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对于国家机关的工作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由党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的工作流于形式和表面文章，那一切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这篇文稿里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很有启发吗?
这篇学习笔记的第7部分《关于正确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问题》，提出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法。张闻天写道：“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首先必须懂得，解决这种矛盾，只能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 思想斗争的方法。党内矛盾不仅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同志之间的矛盾，因此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
这实际上是否定和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经历了十年浩劫，我们再来读这段话，感到多么中肯和准确啊!
1975年5月19日，张闻天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著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这篇遗著，全面、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私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公的、集体的利益。所以，我们党一贯提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
同时，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那种私，却不反对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的私。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的集体的利益不仅不违反这种私的个人利益，而且在公的集体的利益内就包含有私的个人利益，即是公中有私，而不是公中无私。这是公私利益基本一致的具体表现。”
张闻天的观点，不但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所刮起的那种反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左”的空谈和做法，而且冲击了长期的传统教条观念。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文稿里的部分要点，文稿论述了社会性质、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等许多问题，内容十分丰富，观点独有见地。这些文稿，是难得的具有很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只要读了这些文稿，就会看到张闻天的真知灼见和理论勇气。
“肇庆文稿”经过张闻天的亲属秘密抄写、收藏，后来又通过王震的保管，终于得以留存下来，这确实是值得庆幸的，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肇庆文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尽管一些地方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文稿中的基本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其中许多深邃的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已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1979年8月25日和27日，《人民日报》先后公开发表张闻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这两篇文章，作为当时拨乱反正的重要思想武器。1985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人民出版社出版《张闻天选集》。构成选集压卷之作的最后那5篇文章，就是从“肇庆文稿”中节选出来的。1987年10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批准，又从“肇庆文稿”中节选了一篇题为《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的文章，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在肇庆》一书中首次公开发表。不久，《羊城晚报》对这篇文稿作了全文转载，还刊登了笔者所写的一篇评价文章。
张闻天的“肇庆文稿”公开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理论界给予较高评价，认为这些文稿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十年浩劫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批判“左”倾严重错误，论述社会主义特点和规律的代表作之一，是一座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丰碑。
告别肇庆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当历史的时针指到1975年8月，张闻天已经在岭南肇庆度过了难熬而苦闷的六个春秋。就在这年的初秋，广东省委组织部派人来肇庆通知张闻天：上面已批准他们的要求，同意搬迁无锡。
此刻，张闻天的心思已飞往离别多年的江南故地。8月21日，张闻天在接到迁居无锡通知的当天，就赶紧把以前所借公家的家具一一清点送还，然后收拾行装。22日，他把从北京带来的一套20册线装书《国史列传》(又名《满汉大臣列传》)，赠送给肇庆市留念。22日晚上，他请同一个党小组的市委3位干部到家里吃饭。那天，张闻天夫妻双双下厨，对客人说：“今天不做广东菜，专门请你们尝尝我的家乡菜味道。”这顿饭，宾主都吃得非常舒心。
23日早上7点多钟，张闻天偕同夫人刘英、养女小倩、孙女冬燕和炊事员老黄，坐上肇庆地委派出的一辆中型客车，由一名市委干部和军分区警卫员护送，坐车离开肇庆前往广州。中午到达广州后，为表示感谢，张闻天亲自点菜，请护送人员吃午饭，然后与他们一一道别。
24日上午，张闻天一家由广东省委组织部派出的两名干部护送，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特快列车。第二天晚上6点钟，火车抵达上海站。他们下车后，由江苏省委组织部和无锡市委派人派车接到无锡。从此，张闻天在无锡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10个月。
1976年7月1日晚，张闻天心脏病猝发，在无锡病逝，终年76岁。张闻天“流放”肇庆期间，曾对亲属们说：“历史最公正，是否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就在张闻天逝世后不到100天，党和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张闻天大会。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充分肯定了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庄严宣布：“现在，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张闻天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
邓小平在悼词中还专门提到张闻天撰写“肇庆文稿”的情况：“即使在林彪、‘四人帮’迫害期间，他已完全失去自由，但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顾衰弱的身体和严重的眼疾，写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文章。”追悼会的当天，《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张闻天的“肇庆文稿”之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共享他在流放肇庆期间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岁月悠悠，几度沧桑。川流不息的西江，因张闻天“流放”肇庆而见证了这位伟人坎坷曲折的一段人生经历；古老美丽的肇庆，因“肇庆文稿”的产生而竖立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座理论丰碑。
遣送肇庆
1969年10月31日傍晚，粤西古城肇庆。秋风习习，细雨霏霏，昏暗的街灯，稀疏的行人，显得一片萧条冷寂。
此时，一辆军用吉普车和一辆解放牌货车匆匆驶进城内，穿过城西一条陋巷，在市郊的牛岗山下嘎然而止。车中走下数人，由一名持枪军人领路，缓缓地向山上行进。其中一位高瘦的年约7旬的男性老人，用手推了推压在鼻梁上的那副老式圆形眼镜，疲惫地抬头看看周围环境，口中喃喃自语：“怎么送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位老人就是张闻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有过许多重大贡献。当年在红军长征的危急时刻，他支持毛泽东，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当时国内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发言，受到错误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肇庆，位于粤西的西江北岸，古属百越之地，远离京都，历史上不少名人曾到此处主政，如宋朝的包拯，就在这里做过知州；这里又是历代贬谪、流放之地，唐朝宰相魏元忠、张柬之，名将郭元振等曾被贬谪、流放到这里。肇庆的八贤寺，就是人们为纪念这些忠良贤士而建造的。张闻天又是因何故来到此地的呢?
这要从“文化大革命”说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时还在北京的张闻天，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于1968年5月被监护审查，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10月20日，张闻天与夫人刘英被带到审讯室。随后，一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前来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张闻天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要“遣送”到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启程；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除直系亲属外不准与别人联系。“遣送”就是“流放”，张闻天实际上被“发配”岭南。
1969年10月24日，在专案组人员的监送下，张闻天和刘英带上年仅10岁的养女小倩，坐上了“北京——广州”的特快列车。26日晚，他们抵达广州，被安排在广州军区第二招待所暂时歇息。三天后，由广州军区保卫干部监送到离广州100公里以外的肇庆。
汽车一路颠簸了三个小时才到达肇庆市郊。他们下车后，在肇庆军分区一名军人带领下，前往军分区干部宿舍大院。军分区干部宿舍大院座落在一个叫牛岗的小山包的半山坡上，他们还要走一条两里路长的小土道才能到达。小土道坑洼不平，周围一片荒凉。张闻天走着走着，顿觉得胸闷难受，只好停下来含了一片硝酸甘油，坐在土道上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
张闻天一家的住处，被安置在肇庆军分区干部宿舍大院的一座平房里。从此，他们在那里度过了6年“流放”生活。
身处逆境
“没有熟人，没有电话，部队设岗‘警卫’着我们的住所。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就这样，我们被抛弃在一边，开始了长达六年孤寂的流放生活。”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是张闻天当年流放肇庆的真实写照。
张闻天在肇庆期间，归肇庆军分区管理。军分区按照上面要求，作出“三不准”规定：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走出大院的门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需请示同意后才能看。在张闻天来之前，军分区领导跟大院里的干部、家属打过招呼，只说来了两位老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刘，不要与他俩来往。当时，内部还有一项规定：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要把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面作一次书面汇报。
“鹤呜于九皋，声闻于天”，这两句诗出白《诗经》中的《小雅·鹤呜》。张闻天的名字是取其中之意。然而，他在肇庆的6年，除了军分区、地委和市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外，谁也不清楚他的真实姓名，只晓得他叫“张普”。
“张普”，这是张闻天到肇庆后用的化名。
那是1969年11月，张闻天一家安顿下来后，养女小倩要上学读书了。学校发了一份入学简表要填写，其中有“家长姓名”一栏。该怎样填写呢，这难住了军分区的领导。若照实填写，就会违反“看管”规定。军分区领导经过一番苦思，突然想起张闻天的别名叫“洛甫”，于是灵机一动，要给他起个“张甫”的化名。张闻天淡淡地说：“既然我是普通劳动者了，那就叫‘张普’吧。”从此，“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张闻天离开北京，只带两大箱书和简单的行李，在肇庆安家时，真是家徒四壁。由于工资早在1968年受到“监护”时就已被扣发，存款也被冻结，他们身无分文，只好向军分区借了些现款，权充生活费用。3个月后，北京才规定发给他们每月一点“津贴费”。直至1972年5月，他们的原工资待遇才得以恢复。
张闻天年老体弱，患有严重冠心病，血压值高压达200mm／Hg以上，加上过去几年身心备受折磨，来到肇庆后病情不断加重。由于生活条件差，每到冬天，他就被冷得经常感冒发烧。为了保暖，他只能用破脸盆充当炭炉，木炭点燃时，烟雾腾腾，呛得他连连咳嗽。
在肇庆最初的两年多时间里，两位老人要自己动手做饭和料理家务。刘英像家庭主妇一样，每天上街买菜，生火煮饭。当时，肇庆还没有蜂窝煤，做饭烧的是柴草。张闻天有时也学着生火做饭，结果弄得满屋是烟，做出来的饭不是焦糊就是夹生。直至1972年5月，在刘英的多次要求下，才允许炊事员黄关祥重新回到张闻天身边照顾生活。当张闻天吃到老黄做的饭菜时，不由自主地感叹：“唉，总算吃了一顿舒心饭!”
从1972年起，张闻天多次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到北京。1972年4月，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中央，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诉说到肇庆两年半来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言辞甚为恳切。
1974年10月18日，张闻天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当时，毛泽东让身边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这个批示，使张闻天回北京的希望破灭了。
万般无奈之下，张闻天于1974年12月2日又给中央写信，要求以他的家乡上海为养老地点。他苦苦地盼了五个月，还不见答复，只好于1975年4月28日致函中央组织部，提出如上海去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这个要求虽然最终获得批准，但到达无锡时，他留在世上的日子已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张闻天在肇庆的6年，就是在这种逆境中度过的。
请求工作
张闻天虽然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但始终坚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渴望有生之年能够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 1972年，张闻天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央，请求“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所胜任的工作”。1973年6月9日，张闻天又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央，表示“如果没有别的工作可做，把我调回原来的工作单位经济研究所或其他研究所，当一名普通研究员我也愿意”。9月20日，他与刘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重复以前的多次请求，希望早日回京，恢复组织生活，做点工作。毛泽东读了此信后发话：“可以让张闻天、刘英就地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但这个指示一直未能传达下来。直到1974年1月19日，周恩来看到一份有关张闻天情况的汇报材料时，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我记得上次传达主席的话，让张(包括刘英)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不知你通知中组部没有?”在周恩来这个批示的催促下，张闻天、刘英才得以恢复组织生活，允许在肇庆市委领导下做些调查研究工作，阅读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
1974年2月21日，广州军区保卫部副部长王奎贤、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白修成来到肇庆，通知张闻天和刘英：中央决定恢复他们两人的组织生活，今后他们的组织关系由地方来管，保卫则由军分区负责。并对他们说：“中央同意你们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可以写调查报告给中央。”随后，把张闻天、刘英编入肇庆市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朱明清、市委办公室主任甘少君、市委机要员廖锦超3人的一个党小组里。
虽然得不到工作安排，但获得了调查研究的机会，张闻天感到十分高兴。他不顾年老体弱，忘记重病缠身，频频外出参观，认真开展社会调查。
1974年3月6日下午，张闻天与刘英在警卫战士陪同下，步行来到肇庆通用机械厂参观。他兴致勃勃地看了一个又一个车间，到了下班时间还舍不得离开。由于过度劳累和机器噪音影响，他突然一阵心绞痛，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冒出来。他紧皱眉头，紧咬牙关。陪同参观的干部见状，立即扶他到一张长条凳子上坐下，递上一杯开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粒硝酸甘油片吞到肚里，休息了一会，病痛才有所减轻。工厂负责人提出要用汽车送他回去，他回答：“不必了，我这是老毛病，吃了药就没事了。”于是，他又继续参观，直到把厂里所有车间参观完才步行回去。那天，他在该厂足足逗留了3个钟头。
1974年11月，张闻天到广州拔牙和检查身体，在广州住了一个月。他利用这个机会，参观了广州新火车站、广州黄埔港区以及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火车站，他询问了火车站全部设备情况，参观了地下隧道和外宾候车室。在黄埔港区，他参观了装卸工场、海员俱乐部，了解港区吞吐量和海员生活情况。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他用了两个小时仔细地观看机械工业和农业这两个展览馆。他对陪同参观的工作人员说：“通过参观交易会展览，可以更多地了解我国经济建设情况。”
每次参观，张闻天都十分认真，对工厂设备、产品质量、产供销、工人情绪和生活等情况，都一一作详细了解，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1974年6月13日，张闻天来到肇庆火柴厂生产车间参观。该厂负责人指着一台正在运行的大机器介绍说，这是从武汉买回来不久的，取替了原来的几台残旧小机器，现在生产火柴的几道工序可以连续进行，既提高了工效，又节省了劳动力。张闻天听了十分高兴，叫刘英和警卫员扶着他，踏上70公分高的操作台仔细地观看这台大机器的生产情况。1974年10月15日，张闻天访问肇庆酒厂。这家酒厂生产的酒有20个品种，其中归圆杞菊酒和龙虎凤酒是出口品种，每年生产200吨。该厂负责人把这两种酒的样品摆在办公台上让张闻天观看，并拿来酒杯斟了一些样酒请他品尝。张闻天平时不喝酒，但这次破了例，“好，让我品尝一下味道。”说完，他先后拿起两杯不同品种的酒，放到嘴唇边轻轻地舔了一下。
据不完全统计，张闻天在肇庆一共参观了20多个工厂、街道和郊区农场。他通过参观调查，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提供了一些依据。
保持本色
张闻天晚年虽然遭受劫难，却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挥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
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张闻天一贯的生活作风。他衣着简朴，一件黑色云纱衬衣，穿了多年，变成褐色，还是舍不得丢掉。那件任驻苏大使时买的黑色大衣，穿了20多年，已经十分陈旧，但到了冬天，他还是照样穿在身上。看着这一身普通打扮，谁都想不到他是一个高级干部。
张闻天一家每餐吃的饭菜十分简单，青菜、豆腐、鸡蛋是他们的常年菜谱，每隔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买一次鱼吃。他有时外出参观在外边吃饭，每次都要带上一个空饭盒，把吃剩的饭菜带回来。一次，他与刘英到肇庆星湖参观，并在那里请陪同的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吃午饭，饭后把吃剩的半条鱼和几只饺子装进饭盒带了回去。
张闻天省吃俭用，积蓄了大笔钱，并没有留给自己的亲属，而是无私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他和夫人刘英过去被扣的工资得到补发，在北京的存款也解冻了。当时他们商定：要把这笔存款全部用作党费。后来，张闻天在无锡去世，刘英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4万元存款交给党组织，作为他的最后一次党费。过了几年，刘英也拿出自己的4万元存款捐赠中国儿童基金会，赞助儿童教育事业。
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这是张闻天又一突出的革命本色。1975年1月4日，肇庆市委派人为他安装了一个取暖电炉。他即提出白付安装费和电费，并嘱咐炊事员老黄到市委行政科结账。肇庆市委负责人认为替他安装一个电炉是应该的，费用也不多，由公家报销算了。但张闻天与刘英说：“这是我们自己用的电炉，费用理应由我们负担。”次日，他们写信给市委：“请你们把这次安装的全部用款告诉我们，由我们支付。今后每月应交电费也请及时通知，以便按时交纳。我们这一请求，务请批准为幸。”他见市委不答应收款，在一次党小组生活会上又郑重其事地提出交款请求。市委负责人见他对待这件事如此的认真，十分感动，终于接受了他的请求。
张闻天严格要求亲属，坚持党的原则。他唯一的儿子张虹生在新疆工作了十几年，于1975年到肇庆探望父母，倾诉那里的艰苦生活，反映因父亲的问题受到株连及歧视的情况，要求父母向组织申请把他调离新疆，回到父母身边工作。张闻天语重心长地教育他：“一个人要有奋发精神，要艰苦奋斗。在逆境中要有志气，不要消沉。不能以父亲的地位去要求组织解决工作调动问题。”虹生委屈地申辩说，他回到父母身边工作，照顾父母，这是政策允许的。张闻天明确地拒绝他的要求：“我不能这样做”。经过父母耐心教育，虹生返回新疆安心工作。
张闻天晚年保持共产党人本色的那些平凡而感人的事迹，被肇庆人民传为佳话。
情深谊长
张闻天在肇庆的6年，生活确实是孤寂的。然而，使他感到安慰的是，那些脱离世俗的人们给予他同情和关心。在日久相处之中，张闻天与周围的同志结下了深情厚谊。 肇庆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奔一家，从一本《世界名人录》刊登的照片中认出了张闻天，于是十分同情他的政治遭遇，生活上尽力关照他。见他的扫帚坏了，就从市场上为他买回一把高粱杆扫帚，并找来一根长棍子把扫帚柄加长，让张闻天扫地时不用弯腰。有时在市面上买到一些紧俏的食品，李奔也会分一份给他。一天，李奔从农贸市场上买到一只岭南山珍果子狸，宰后分一半肉给张闻天，让他滋补一下身体。每逢春节，邻居们都会偷偷地把香喷喷的裹蒸粽送到张闻天家里，让他们品尝肇庆特产的风味。
张闻天在肇庆时，身体衰弱，病情较重，要经常躺在床上。肇庆地区人民医院征得上级同意，为张闻天开设家庭病床，并派医生上门诊治。1975年3月9日，张闻天血压突然升高，肇庆地区人民医院马上把他送院留医，派两名特护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经过一个星期的抢救，张闻天终于脱离了危险。
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的一些警卫战士，对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老干部的罪行表示愤慨，对张闻天寄予同情和关心。警卫员黄锦斯和柴元昭等人除了完成警卫工作外，经常帮助张闻天做些家务，替他劈柴和买菜，用警卫班的大铁锅烧点热水送去给他洗澡。
张闻天自己身处逆境，却十分关心周围同志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平时，他经常鼓励警卫战士和军分区干部子女认真看书学习，并把自己的书籍借给他们阅读。1975年3月，警卫员黄锦斯要复员了，张闻天把一台刚从北京买回来的长江牌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他，鼓励他今后继续努力学习和工作。小黄复员回到广西，还十分惦念张闻天，经常写信问候他。
张闻天与党小组的其他成员，相处十分融洽。张闻天的党组织关系转到肇庆市委的第二年，春节即将来临，张闻天夫妇专程来到同一个党小组的3位干部家里探望，对他们说：“给你们拜个早年。”春节快到了，市委几个负责人请张闻天夫妇一起吃团年饭。大年初五，张闻天在住所也把同一个党小组的其他几个成员以及身边的警卫战士请来，一齐吃新年饭。
张闻天在肇庆6年，得到不少干部群众的关心和保护，与肇庆人民建立了真挚友谊，使张闻天在逆境中得到了一点慰藉。
肇庆文稿
牛岗山上的行人小道两旁，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相思树。当旭日东升和夕阳西沉，张闻天总要在这林荫小道上踱步和沉思。他在思考：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场“文革”灾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如何进行?
由于允许看书学习，张闻天把肇庆作为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的场所，重新阅读了从北京带来的马恩列斯著作。那时，他的视力已降到0.2度，并且患有老年白内障，但还是不停地阅读和做笔记，用旧台历和练习本制作资料卡片，写下了一叠叠卡片资料，并分类写上主题保存起来。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破产。这时，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萌发了撰写文稿的动机，要把潜心学习马列主义的心得和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写出来，从理论上总结“文革”教训，批判“左”倾错误，探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张闻天克服重重困难，冒着随时可能遭受更大打击的危险，从1971年10月12日起，进行秘密而艰辛的写作。
张闻天写作文稿，既要同病魔作斗争，又要避开看管人员的检查。有时，他在写作中突然发病，连忙吞点药片，病情稍有缓解，就挥动颤抖的手，艰难地继续写作。他还把过去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一套方法使出来，写作时发觉看管人员在附近，就故意拧开收音机麻痹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则叫夫人刘英在房子外面望风，一有情况就及时用暗号通知他。
就这样，张闻天在肇庆期间，顽强地写下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4篇文稿，共8万多字。这些文稿，后来被理论界称为“肇庆文稿”。
1972年1月，张闻天在肇庆写的第一篇论文《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脱稿。这篇论文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但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必须经过的阶段，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离共产主义还很远，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决不能越过这个阶段而企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是错误的。张闻天的这种观点，中肯地批判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超越阶段的种种“尝试”。
在这篇文稿里，张闻天还提出了“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这个党和群众关系的观点，告诫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干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把主人和勤务员的关系颠倒过来”。
针对当时盛行的“政治决定论”，张闻天于1973年9月20日写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初稿。这是一篇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论著。针对林彪、“四人帮”天天高喊“突出”和“挂帅”的所谓政治，这篇论文指出：“总之，并不是任何政治都能‘挂帅’，而只有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经济利益的政治，才能动员亿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这又一次说明，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或使政治超越于经济甚至脱离经济的观点，是何等的错误。那些高谈政治，而怕谈经济的‘政治家’，请仔细研究一下，什么时候才叫‘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真正内容吧。”
1973年12月8日，张闻天完成了《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在第6部分《关于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问题》中，提出了“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这个科学论断，这显然是针对“文革”中以“最高指示”为标尺的个人崇拜的。联想到1978年为打破禁锢、解放思想而进行的那场类似这个科学论断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我们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
这篇学习笔记的第6部分，还提出要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这个重要问题，论述了党和国家机关各自的作用。他指出：“党的领导的任务，只能集中于决定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方针策略，动员群众完成国家的决定和法令，并检查这些决定和法令在群从中执行的实际情况，总结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从而加强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作用。”
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对于国家机关的工作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由党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的工作流于形式和表面文章，那一切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这篇文稿里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很有启发吗?
这篇学习笔记的第7部分《关于正确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问题》，提出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法。张闻天写道：“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首先必须懂得，解决这种矛盾，只能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 思想斗争的方法。党内矛盾不仅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同志之间的矛盾，因此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
这实际上是否定和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经历了十年浩劫，我们再来读这段话，感到多么中肯和准确啊!
1975年5月19日，张闻天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著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这篇遗著，全面、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私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公的、集体的利益。所以，我们党一贯提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
同时，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那种私，却不反对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的私。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的集体的利益不仅不违反这种私的个人利益，而且在公的集体的利益内就包含有私的个人利益，即是公中有私，而不是公中无私。这是公私利益基本一致的具体表现。”
张闻天的观点，不但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所刮起的那种反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左”的空谈和做法，而且冲击了长期的传统教条观念。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文稿里的部分要点，文稿论述了社会性质、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等许多问题，内容十分丰富，观点独有见地。这些文稿，是难得的具有很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只要读了这些文稿，就会看到张闻天的真知灼见和理论勇气。
“肇庆文稿”经过张闻天的亲属秘密抄写、收藏，后来又通过王震的保管，终于得以留存下来，这确实是值得庆幸的，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肇庆文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尽管一些地方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文稿中的基本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其中许多深邃的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已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1979年8月25日和27日，《人民日报》先后公开发表张闻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这两篇文章，作为当时拨乱反正的重要思想武器。1985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人民出版社出版《张闻天选集》。构成选集压卷之作的最后那5篇文章，就是从“肇庆文稿”中节选出来的。1987年10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批准，又从“肇庆文稿”中节选了一篇题为《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的文章，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在肇庆》一书中首次公开发表。不久，《羊城晚报》对这篇文稿作了全文转载，还刊登了笔者所写的一篇评价文章。
张闻天的“肇庆文稿”公开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理论界给予较高评价，认为这些文稿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十年浩劫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批判“左”倾严重错误，论述社会主义特点和规律的代表作之一，是一座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丰碑。
告别肇庆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当历史的时针指到1975年8月，张闻天已经在岭南肇庆度过了难熬而苦闷的六个春秋。就在这年的初秋，广东省委组织部派人来肇庆通知张闻天：上面已批准他们的要求，同意搬迁无锡。
此刻，张闻天的心思已飞往离别多年的江南故地。8月21日，张闻天在接到迁居无锡通知的当天，就赶紧把以前所借公家的家具一一清点送还，然后收拾行装。22日，他把从北京带来的一套20册线装书《国史列传》(又名《满汉大臣列传》)，赠送给肇庆市留念。22日晚上，他请同一个党小组的市委3位干部到家里吃饭。那天，张闻天夫妻双双下厨，对客人说：“今天不做广东菜，专门请你们尝尝我的家乡菜味道。”这顿饭，宾主都吃得非常舒心。
23日早上7点多钟，张闻天偕同夫人刘英、养女小倩、孙女冬燕和炊事员老黄，坐上肇庆地委派出的一辆中型客车，由一名市委干部和军分区警卫员护送，坐车离开肇庆前往广州。中午到达广州后，为表示感谢，张闻天亲自点菜，请护送人员吃午饭，然后与他们一一道别。
24日上午，张闻天一家由广东省委组织部派出的两名干部护送，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特快列车。第二天晚上6点钟，火车抵达上海站。他们下车后，由江苏省委组织部和无锡市委派人派车接到无锡。从此，张闻天在无锡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10个月。
1976年7月1日晚，张闻天心脏病猝发，在无锡病逝，终年76岁。张闻天“流放”肇庆期间，曾对亲属们说：“历史最公正，是否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就在张闻天逝世后不到100天，党和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张闻天大会。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充分肯定了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庄严宣布：“现在，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张闻天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
邓小平在悼词中还专门提到张闻天撰写“肇庆文稿”的情况：“即使在林彪、‘四人帮’迫害期间，他已完全失去自由，但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顾衰弱的身体和严重的眼疾，写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文章。”追悼会的当天，《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张闻天的“肇庆文稿”之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共享他在流放肇庆期间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岁月悠悠，几度沧桑。川流不息的西江，因张闻天“流放”肇庆而见证了这位伟人坎坷曲折的一段人生经历；古老美丽的肇庆，因“肇庆文稿”的产生而竖立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座理论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