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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了“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如何理解“共建”与“共享”？如何进一步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又如何通过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目前社区治理创新分有哪几种类型？作为其中一种类型的清河实验又有哪些经验和创新？为此，我们采访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李强教授。
要充分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
《领导文萃》：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建议》在关于社会治理方面有什么新意？
李强：《建议》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与“共享”是社会治理创新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全体老百姓的参与，大家都有积极性了，社会治理才能够取得成绩、才能够创新，而“共享”是社会治理的目的，取得了好的成就，和谐、宜居的社会环境大家共同享有、共同享受。所以，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在社会建设与治理方面，全体老百姓人人参加、共同建设、共同享用。
我们知道，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文件中，我们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确实体现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取向。管理比较突出了管控的特征，有管理者自然就有被管理者，所以，管理是比较单向度的，从上到下的管控。而治理是一种新的“参与”的思路，是指多方面、多种力量参与到社会事务的处理之中。社会事务的处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超过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在很多城市里甚至是人口高密度社会，如果仅仅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管控的思路，试想，我们要建立一支多么大的管理队伍才能够真正实施管控呢？才能够管控得住呢？所以，处理社会事务、处理超过13亿人口有关的社会事务，必须是一种广泛参与的思路、共建的思路。社会治理自身就蕴涵了“共建”“共治”的特征，超过13亿的中国人，都是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力量，都是社会治理的主人。如果广大人民群众都有积极性了，都不是被动地等待，都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积极的行动者，那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社会难题，都会比较容易予以解决。而这恰恰就是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思路。
《领导文萃》：从社会学角度看，如何理解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新思路 ？
李强：社会学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是最重要的三大力量或三大机制，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也可以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体制机制上的突出问题是市场严重缺位，所以产生了经济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的经济活力，物质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与市场经济发展相比较，目前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发展、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市场经济之所以极大地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是因为市场给广大老百姓创造了最为广泛的经济参与机会，最普通的老百姓，工人、农民、农民工通过劳动力、商品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参与到经济运行中来。我有一项研究，分析过去的十几年里，经济地位不高的工人、农民、农民工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可以上升到中等阶层或中产下层中来，结果发现，最高比例的是通过市场，是通过经营商品销售、包括各种经营人员、服务销售、营业推销、展销、购销。所以，城市里要保护那些地位不高的合法的商业经营销售人员，应该为他们创造更合适的经营条件。总之，通过市场经营而实现地位上升的在目前我国中等阶层中所占比例很高。所以，市场确实为最普通的中国人提供了机会。
《领导文萃》：那么，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机制中，社会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李强：社会机制发挥作用的道理与市场机制的道理相似。所谓社会机制或体制就是与市场、政府相对应的，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模式。前面说过，我国市场改革成功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广大社会成员参与市场的积极性，社会体制改革也是如此。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是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政府力量强大，党和政府处于领导和主导的位置上，这当然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其中非常突出的优势是，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统一应对能力很强。但是，有一利即有一弊，一切都由政府主导，社会就逐渐习惯于处在被动的位置上，政府承担了无边界的责任，老百姓就处在等、靠、要的位置上。长此以往，社会失去了动力和活力。目前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主导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忙得不可开交，社会则处于被动的位置上，社会没有活力。大家谁也不伸手，都等着政府去解决，这样就产生严重问题了。比如，行业协会、职业协会、商会，本来应该是老百姓、就业者、劳动者最容易进入的组织，每一个就业的劳动者都应该有自己的行业组织，既可以切磋同行业、同职业的技艺、接受培训，又可以相互学习、相互监督。但是，由于这些社会组织往往官办色彩突出，行业协会、职业协会往往依附在政府身上，远远脱离广大劳动者、工人、农民工。所以，在今天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中，社会最为弱小，社会体制改革最为滞后。社会治理创新，“共建共享”就要从激发社会活力入手，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社会的发展与市场的发展同样重要，目前的问题是，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严重滞后。市场的发展需要社会的发展相匹配，如果没有社会的发展，市场机制也不可能真正完善起来。
社会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原理就是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社会体制改革的道理也是这样。目前，社会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市场机制改革。 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比较，我们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解还不很清晰，还在探索之中，在这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只有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社会治理要落实到
基层社区治理
《领导文萃》：您提到可通过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探索和创新，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那么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具体到基层社区治理有什么区别呢？
李强：社会治理不是一句空话，不能悬在半空中，而要落实到地域社会之中，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之中。所以，宏观上、理论上讲的社会治理，在实践上都表现为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措施是否得当，都需要经过基层社会治理的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建设。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也想抓基层，但在基层建设上有重大漏洞。国民党虽然推行保甲制度，并对保甲制寄望甚深，但保甲制的推行却收效甚微，正如研究保甲制度的李宗黄先生指出的：“一般公正人士多不愿担任保甲长，一般不肖之徒又多以保甲长有利可图，百般钻营。”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国民党是上层社会，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种“低层机构”，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基层社会比较巩固。而今天，我们的社会治理之所以遇到了很多问题，也是由于出现了基层治理涣散的状况。所以，基层社会治理肯定是社会治理最为核心的环节。
基层社会总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基层社会与社区概念是接轨的，社区（community）实际上是地域性社会共同体。没有人、没有单位不在一个地域性社会里。在此意义上，基层社会与基层社区概念是通用的。社区也分为各种不同类型，有工业社区、产业社区、科技园区、商业社区等，但社会治理研究最多的还是老百姓居住的居民社区。基层社区治理围绕的核心是“人”、是居民、是老百姓、是从业者。和谐的社会治理一定是社区的人际关系比较协调，不和谐的社会治理一定是人、人群出现了问题。近来，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事故一再发生，追究原因，问题还是发生在基层社区，基层的管理环节出现了一系列的漏洞。如果基层社区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居民、每一个从业者都负起责任，堵住了管理环节中的这些漏洞，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既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在城乡社会的基层组织建制，也是居民日常生活所处的共同空间，它承载着居民生活，提供老百姓所需的多种服务，培育着社区认同，提供居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完成着日常管理等基本功能。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它是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结合点。社区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社区治理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主要抓手。总之，社会治理创新需要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之中。
《领导文萃》：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镇基层社区治理发生了哪些变化？怎样应对这些变化？
李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城镇社区居委会有97000多个。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城镇基层社区面临着改革与调整，社区治理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十分重要。
从城乡基层社区发展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6年时间里，基层社区发生了巨大变迁，社区类型呈多样化趋势。从村委会、居委会的结构看，目前我国有农村社区、过渡型的“村转居”社区和城市城区。即便是在同一个地区，社区类型的变化也是巨大的。
以北京为例，社区变化主要表现在空间形态、人员构成和社区治理体制三个方面。从空间形态上看，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基层社区相对简单，包括胡同社区、单位大院和农村社区。改革开放以后，胡同社区经历了旧城改造与更新，而住房体制改革导致了近半数单位大院的解体，农村社区则经历了城市蔓延和快速城市化进程。目前，城市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商品房小区、商业区、CBD、科技开发区、古都风貌保护区、传统胡同、传统单位大院、老旧社区、回迁房小区、城中村、纯农村等多样化社区并存的局面。
空间形态巨变的背后伴随着人员构成的变化。人口的快速流动导致社区成员异质性不断增加，社区成员观念与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社区成员的多样化对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增加了协调与整合的难度。
再者，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城市和农村历来是两种不同的社区治理体系。在农村，随着土地经营体制的改革，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治理体制均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大量撤乡并镇，不少地方鼓励农民搬迁到新村庄或更大的村庄。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些地方政府鼓励农民上楼集中居住，体制上农民转为居民，大量“村转居”社区出现。在城市，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进四大体制改革，即就业体制、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和养老体制改革，这直接导致了社区治理体制的变迁。最突出的是住房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变化。1998年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决定从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这使得由房地产商开发的商品房小区，逐渐变成了城市、城镇里主导的社区模式。住房商品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单位人”逐渐转变成了“社区人”。
为了应对城镇基层社区的这些重大变化，中央对于基层社区治理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部署。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具体要求。强调城市社区建设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要充分调动社区内一切力量参与社区建设，要最大限度实现社区资源共有、共享。要适应城市现代化的要求，建立起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构建新的社区组织体系。可以这样说，此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也是对于2000年以来基层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经验的总结和提升。
《领导文萃》：从您的调研和分析来看，目前我国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存在什么问题？ 李强：根据我们近两年来的调研，发现不少城市、城镇基层社区治理，存在以下的问题：一是，原有的行政体系与社区老百姓需求的脱节比较严重。街道、居委会的实际功能主要是在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对于中央文件提的“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的原则有很大的偏离，由于不了解也缺少常规化途径了解社区老百姓的真正需求是什么，上级政府拨下来的钱也不能花在群众急需的事情上，很多钱都花在了“面子工程”上。二是，体制机制障碍。社区和基层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体制机制还沿着老路在走，不能适应基层社区发展众多的需要。比如，老旧小区的物质空间的布局亟待改善，而明明可以极大改善小区生活的一点点空间布局的变迁，却由于规划审批的原因而一再搁置。三是，社区居委会行政任务负担过重，失去了自治的功能。尽管在法律上，居委会是属于居民自治组织，但是现实情况是居委会仍旧是行政的腿。“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级安排的各种事情让居委会忙得不可开交，居委会的工资也是上级发的，所以，居委会很难实现居民自治，甚至在很多商品房小区，居委会成员就没有本社区、本小区的居民。四是，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目前，市场机制在社区、小区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市场是用“看不见的手”调节小区资源，常常比我们“人为地干预”更合理。比如，城市规划里很少有规划哪里建“理发店”的，但社区中自然形成的理发店的布局又往往是十分合理的。当然，我国社区的市场机制形成的时间很短，还存在很多体制缺陷。比如，很多商品房社区面临着“政府敲槌卖地，开发商卖盘子走人”的体制漏洞，不少商品房小区出现了房屋质量问题，结果各方都推诿责任，严重损害了小区购房者的权益。更何况开发商多数只参与前期社区房屋建设，与后期的社区生活、社区服务脱节，造成了社区生活的很多问题，而后期接管的物业公司又难以解决这些问题，造成了物业管理公司与社区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五是，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隐患。大城市人口聚集，尤其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些都是巨型人口聚集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巨型、高密度的人口聚集过。此次天津滨海爆炸伤亡事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口高密度带来的社会风险。社会学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高风险社会，表面上看来电气化、电子化、自动化是一种进步，但是，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人口高密度的大城市，表面上看来高楼大厦十分坚固，但是，同时也十分脆弱，譬如巨型大城市的一次意外停电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所以，人口巨型、高密度的大城市，对于城市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对于每一个居民的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区治理创新与清河实验
《领导文萃》：近年来，全国各地都试图实践和探索社区治理创新。就全国各地做法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哪些不同类型的社区治理创新？
李强：近几年，全国各地都在探索社区治理创新的做法。总体上看，社区治理正在从传统的“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转变，治理方式正在从传统的“自上而下”向“双向互动”或“多元互动”的方式转变。前面讲过，社会学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是最重要的三大机制，从三大机制的理论角度看，可以将社区治理创新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二是市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三是社会自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分类，实际上在任何一种社区运行中，政府、市场与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三大力量，强调某一种模式，只是说某一种力量表现得更有特色、更为突出，而决不是说其他力量不发挥作用了。后面还会提到第四种类型，即专家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
第一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其实，在我国基层的社会治理方面，政府主导是一种惯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内所有的社区治理都是政府主导的。而且，在党的理论文件中，也历来强调社会治理需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当然，在实践层面上，远不如理论文件中写得那样规范，很多社区治理都十分涣散，一些基层政府更关心的是上级政府的指令，对于基层社区治理并不关心、甚至根本不熟悉社区老百姓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些地区是治理的败笔，口头上再怎样讲政府主导，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在这里所总结的“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指那些政府主导社区治理创新的范本。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成功实现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优秀标杆。比如，厦门基层社区治理的“共同缔造”范式，实现了居民参与共建、参与决策、参与评价，其本质就是五中全会提出的“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同缔造美丽厦门。又如，成都“瑞泉馨城”的社区治理，也是比较典型的政府主导范式，以居住地为核心的网格化精细治理，“社区议事会、居委会、业委会、监委会”四会联治，“居委会、院落委员会、楼栋长”三级共管，促进居民参与、充分发挥社区能人的作用等等。
这些成功的、优秀的政府主导范式有一些共同特点。其一，地方领导真正将社区居民的需求和社区中的问题当作自己的工作重点，地方领导是社区治理的发动机。其二，党和政府的行政体系工作效率非常高。其三，真正实现了社区治理中居民的广泛参与。其四，真正调动了多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社区多种资源的整合。
其实，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本应该是每一个基层政府任内的责任，如果基层领导都负起责任，就应该像上述范例一样实现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有的时候，一个有活力的领导，就能够带领一个地区实现高水平的基层社区治理。比如，我最近调研了北京海淀的“田村街道”，基层社区治理搞得有声有色，是始自两年前一个很有激情的基层干部冯主任到田村街道任职。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冯主任促成了田村的多项社会治理项目。如，提出绿色家园计划，“见缝插绿、疏解增绿”建了上百个“微型花园”，开拓出“山地足球公园”，将老旧小区的资源重新整合建成“田村阜四小院”，提供社区居民服务等等。所以，对于基层财政状况还比较好的政府来说，改善基层社区治理不是很难的事情。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必须眼睛向下看，将“为人民服务”、为社区居民服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宗旨。而不要一味眼睛朝上看，将怎样“升官”作为自己工作的宗旨。 当然，政府主导的范式容易出现“政府大包大揽”的情况，政府承担了无限的责任，居民养成了被动接受的习惯，凡事都向政府伸手要，结果，政府承担过多的责任，不堪其负，而社会反而失去了活力。这是政府主导模式中要努力避免的事情。
第二种，市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我国住房体制市场化以后，商品房小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这些商品房小区中，大体体现了市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业主交物业费，物业公司承担小区内方方面面事务的责任，体现了市场等价交换的原则。上面，在分析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时，我提到了社区中“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事情。所以，市场是有可能“失灵”的。社区生活中，很多事务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不是靠市场交换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所调研的社区治理，凡是比较成功的、比较优秀的市场主导社区治理，都是企业家、房地产商、物业经营者在市场交换的同时，还承担了很多社区公共服务的职能，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
国内已经有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市场主导社区治理模式。比如，深圳的桃源居社区，目前有12840户，入住人口约53633人。深圳桃源居社区治理的创新点，是成立了“社区公益基金会”。企业家李爱君任董事长的桃源居集团，捐资1亿元创立全国首家社区公益基金会。社区公益金资助社区内的各种公益事业，包括社区养老、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体育、社区环保等等。
我必须再次强调，市场自身只是个等价交易平台，凡是采用市场机制治理得十分优秀的社区，往往是参与市场的企业家，在完成市场交易的同时，还承担了社区的很多公共服务职能，所以，这种模式也可以称作“市场加公益模式”。如果没有公益投入，仅仅靠物业费的运营，交易双方也常常会发生矛盾。所以，市场模式虽然为政府解脱了很多负担，但是，政府对于市场运营的小区也必须指导和参与，特别是要管理与小区公共物品有关的事情。
第三种，社会自治的社区治理模式。我们知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我国的居委会就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本来就应该是社会自治的模式。上面已经分析，我国的基本特点是政府主导，现状是居委会忙于完成上级政府指令，很难真正组织群众自治。在上述三种模式中，社会自治是难度最大的，真正实现了比较优秀的社会自治的案例也是非常少的。可以参考的一个案例是南京翠竹园社区自治模式。翠竹园社区位于南京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占地面积41.3万平方米，共有居民约3036户，8000余人，是一个中产社区，成立了社区公益组织“翠竹园社区互助会”，下辖50个社区俱乐部。通过互助会的活动实现了广泛的社区参与、社区信任、社区认同。该社区自治之所以比较成功，依赖于社区精英，该社区有公益心的“阿甘”和林先生等人，他们依靠个人魅力筹到了一些“公益金”，用于社区公益事业。
我认为，未来中国走向中产社会以后，千千万万的中产社区中会涌现出更多的具有公益心的社区精英，所以，未来的社会自治模式是有发展潜力的。
第四种，专家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清河实验”应该属于此种模式。
《领导文萃》：请您介绍一下清河实验？为什么选择在清河？
李强：清河实验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合作，在清河地区进行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治理、社会发展相结合的社会科学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历史上最早的清河实验是老一代社会学家杨开道、许世廉等于1928年开创的，主要内容是乡村建设，后来由于日军占领北平而中断了。201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重新开启了清河实验。在老清河实验中断后的七十多年时间里，清河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清河已经没有了农田（虽然还有一部分农村户籍人口），已经成为北京市城区的一部分，高楼大厦平地而起、人口十分密集。管理体制上，隶属于海淀区“清河街道办事处”（虽然还有个别农村、村委会建制并存），辖区面积9.37平方公里，从今天的北京地图上看，就在清华大学北面，老师和学生们去这里非常方便。目前清河地区常住总人口约16万人，北京户籍7.4万人，外来人口约9万人，下辖共28个社区居委会。
我们之所以选择该地区做社会学实验，除了有承继老清河实验涵义外，更主要还是因为该地区社区类型极其复杂，既有高精尖的科技园区，也有落后的城中村、条件很差的外来人口聚集区，既有高档的、中档的商品房小区，也有传统的、甚至已经衰落的旧的“单位社区”，人口构成也极其复杂，既有高收入群体、高科技人才、商人，也有低收入的外来打工者、从老城区迁移来的老居民、传统的“下岗职工”，甚至还有没转制的户籍农民。清河作为城乡结合部，目前内部发展十分不均衡，有多种复杂的空间类型，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剧变的一个缩影。中国改革开放37年，全国的社区都发生极大变迁、社区类型异常多样化，而这些变迁也几乎都可以在清河找到踪影。所以，清河的变化也是中国几十年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变迁所遇到的问题，在清河都可以找到踪迹。
《领导文萃》：“清河实验”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具体做了什么？
李强：重新开启的清河实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组织体系实验”，二是“社区提升实验”。“社会组织体系实验”是通过改革社区组织体系，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组织体系实验，从改革现有的居委会组员开始，选举议事委员以扩大社区居委会的代表性，议事委员更多的是发挥反映居民意愿、参与社区决策的功能。“社区提升实验”主要是通过议事委员带领居民进行民主议事和决策，产生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社区提升议案，由课题组进行相关专业的专家、设计师等技术资源的整合，居民参与和过程监督，由此实现社区改造和提升。
在整体了解清河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状况之后，我们选择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开展工作，分别是老旧小区、商品房小区、混合型小区。对于三种社区都通过选举议事委员的方式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目前，在上述三个社区中都完成了议事委员的选举和工作的推进。议事委员是居委会的组成部分，委员不用坐班，他们的责任是了解和收集居民意愿。议事委员定期召开议事会议，讨论社区事务，对居委会起到咨询和监督的功能。建立议事委员机制的目的是为了激发社会活力，增加社区成员的参与度，使得居委会真正组织居民实践自治的活动。清河实验中的社区提升，是在清华课题组的专业指导和理论帮助下，提升清河地区居民们自我服务和参与社区治理的水平和能力，从而不断改善社区的人居环境和公共空间，提升社区公共服务，增进社区整体福祉。我们认为，任何一个社区，都有需要改造和提升的地方，都有不断完善的空间。以清河地区为例，老旧小区卫生环境、公共设施等亟需改善的工作很多，即便现代高档的商品房小区，也有需要提升的地方。一些商品房小区尽管在公共设施和活动空间上非常宽裕，但是邻里社区交往互动贫乏，居民社区参与度不高，因此社区集体活动缺乏活力，邻里之间形同陌路。所以，任何社区都有提升的空间。 《领导文萃》：回到前面您提到的社会治理“共建、共享”的理念，这方面，清河实验是怎样体现的？
李强：仅以清河实验中议事委员们关于“公益金”的讨论为例吧。“公益金”是北京市为每一个居委会设立的一笔建设资金，每年大约有15万。据我们所调查的社区发现，过去由于不了解社区居民的真正需求，这笔钱多数都长期积压在账面上没有使用，而调研结果显示，社区居民对于使用公益金共同建设、改善社区生活、共同享有建设成果，有着极大的动力和需求。所以，议事委员会加入后的新社区居委会，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社区公益金如何使用”。由于讨论的议题非常贴近居民的需求，委员们以及普通社区居民都十分热情地参与了。这就建立了一种共同讨论社区公共事务、探索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式协商机制，并吸引了更多的社区利益的相关群体共同参与社区建设。遵循“社区提需求并监督，政府、市场、社会一起参与”的指导原则，保障社区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讨论中，解决和建立起居民议事协商机制、议事规则，提高居委会的议事能力，这就是一种共建共享的实践。讨论和实施过程全部在街道职能科室指导下完成，由改组后的社区居委会负责具体培训及组织居民开会展开讨论，建立可操作性强的组织运作体系和参与式协商机制。只有讨论和实施的过程有效，居民认可度高，街道才会给予更大力度的资金支持。对于新居委会议事协商出的公益金具体使用通途，只要符合居民公共利益和居民需求，并且以居民民主协商为基础，街道应给予充分尊重。目前社区治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缺乏“议”的过程，清河实验力图通过议事委员对公益金的使用，让更大范围的社区居民能参与进来，无论最后决策的结果如何，社区居民是参与过议事过程和决策意见的，由此激发了老百姓民主参与的意识，便于以后工作的开展，居民能够有更大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目前，清河实验中的阳光小区公益金绿地建设项目已经完成，当地居民共建共享了环境改善的美好生活。
在清河实验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到，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变化过程中，需要做的改革实验的内容很多，社区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比比皆是。社区生活中可以发现同时并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老百姓还沿着传统的路径思考问题，认为社区中的事物都是政府的责任，与自己无关，所以，依赖性、被动性比较突出，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比较弱小。而另一方面，在社区居民中确实又可以发现很多积极主动的社会因素、社会力量、社会动力，这是一种潜在的势能，一旦发挥出来有巨大能量。所以，清河实验就是要发现和培育这些积极的社会因素，使得社会从“被动社会”转变成“能动社会”。
要充分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
《领导文萃》：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建议》在关于社会治理方面有什么新意？
李强：《建议》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与“共享”是社会治理创新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全体老百姓的参与，大家都有积极性了，社会治理才能够取得成绩、才能够创新，而“共享”是社会治理的目的，取得了好的成就，和谐、宜居的社会环境大家共同享有、共同享受。所以，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在社会建设与治理方面，全体老百姓人人参加、共同建设、共同享用。
我们知道，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文件中，我们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确实体现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取向。管理比较突出了管控的特征，有管理者自然就有被管理者，所以，管理是比较单向度的，从上到下的管控。而治理是一种新的“参与”的思路，是指多方面、多种力量参与到社会事务的处理之中。社会事务的处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超过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在很多城市里甚至是人口高密度社会，如果仅仅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管控的思路，试想，我们要建立一支多么大的管理队伍才能够真正实施管控呢？才能够管控得住呢？所以，处理社会事务、处理超过13亿人口有关的社会事务，必须是一种广泛参与的思路、共建的思路。社会治理自身就蕴涵了“共建”“共治”的特征，超过13亿的中国人，都是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力量，都是社会治理的主人。如果广大人民群众都有积极性了，都不是被动地等待，都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积极的行动者，那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社会难题，都会比较容易予以解决。而这恰恰就是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思路。
《领导文萃》：从社会学角度看，如何理解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新思路 ？
李强：社会学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是最重要的三大力量或三大机制，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也可以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体制机制上的突出问题是市场严重缺位，所以产生了经济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的经济活力，物质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与市场经济发展相比较，目前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发展、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市场经济之所以极大地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是因为市场给广大老百姓创造了最为广泛的经济参与机会，最普通的老百姓，工人、农民、农民工通过劳动力、商品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参与到经济运行中来。我有一项研究，分析过去的十几年里，经济地位不高的工人、农民、农民工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可以上升到中等阶层或中产下层中来，结果发现，最高比例的是通过市场，是通过经营商品销售、包括各种经营人员、服务销售、营业推销、展销、购销。所以，城市里要保护那些地位不高的合法的商业经营销售人员，应该为他们创造更合适的经营条件。总之，通过市场经营而实现地位上升的在目前我国中等阶层中所占比例很高。所以，市场确实为最普通的中国人提供了机会。
《领导文萃》：那么，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机制中，社会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李强：社会机制发挥作用的道理与市场机制的道理相似。所谓社会机制或体制就是与市场、政府相对应的，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模式。前面说过，我国市场改革成功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广大社会成员参与市场的积极性，社会体制改革也是如此。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是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政府力量强大，党和政府处于领导和主导的位置上，这当然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其中非常突出的优势是，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统一应对能力很强。但是，有一利即有一弊，一切都由政府主导，社会就逐渐习惯于处在被动的位置上，政府承担了无边界的责任，老百姓就处在等、靠、要的位置上。长此以往，社会失去了动力和活力。目前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主导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忙得不可开交，社会则处于被动的位置上，社会没有活力。大家谁也不伸手，都等着政府去解决，这样就产生严重问题了。比如，行业协会、职业协会、商会，本来应该是老百姓、就业者、劳动者最容易进入的组织，每一个就业的劳动者都应该有自己的行业组织，既可以切磋同行业、同职业的技艺、接受培训，又可以相互学习、相互监督。但是，由于这些社会组织往往官办色彩突出，行业协会、职业协会往往依附在政府身上，远远脱离广大劳动者、工人、农民工。所以，在今天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中，社会最为弱小，社会体制改革最为滞后。社会治理创新，“共建共享”就要从激发社会活力入手，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社会的发展与市场的发展同样重要，目前的问题是，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严重滞后。市场的发展需要社会的发展相匹配，如果没有社会的发展，市场机制也不可能真正完善起来。
社会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原理就是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社会体制改革的道理也是这样。目前，社会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市场机制改革。 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比较，我们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解还不很清晰，还在探索之中，在这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只有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社会治理要落实到
基层社区治理
《领导文萃》：您提到可通过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探索和创新，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那么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具体到基层社区治理有什么区别呢？
李强：社会治理不是一句空话，不能悬在半空中，而要落实到地域社会之中，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之中。所以，宏观上、理论上讲的社会治理，在实践上都表现为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措施是否得当，都需要经过基层社会治理的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建设。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也想抓基层，但在基层建设上有重大漏洞。国民党虽然推行保甲制度，并对保甲制寄望甚深，但保甲制的推行却收效甚微，正如研究保甲制度的李宗黄先生指出的：“一般公正人士多不愿担任保甲长，一般不肖之徒又多以保甲长有利可图，百般钻营。”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国民党是上层社会，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种“低层机构”，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基层社会比较巩固。而今天，我们的社会治理之所以遇到了很多问题，也是由于出现了基层治理涣散的状况。所以，基层社会治理肯定是社会治理最为核心的环节。
基层社会总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基层社会与社区概念是接轨的，社区（community）实际上是地域性社会共同体。没有人、没有单位不在一个地域性社会里。在此意义上，基层社会与基层社区概念是通用的。社区也分为各种不同类型，有工业社区、产业社区、科技园区、商业社区等，但社会治理研究最多的还是老百姓居住的居民社区。基层社区治理围绕的核心是“人”、是居民、是老百姓、是从业者。和谐的社会治理一定是社区的人际关系比较协调，不和谐的社会治理一定是人、人群出现了问题。近来，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事故一再发生，追究原因，问题还是发生在基层社区，基层的管理环节出现了一系列的漏洞。如果基层社区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居民、每一个从业者都负起责任，堵住了管理环节中的这些漏洞，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既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在城乡社会的基层组织建制，也是居民日常生活所处的共同空间，它承载着居民生活，提供老百姓所需的多种服务，培育着社区认同，提供居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完成着日常管理等基本功能。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它是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结合点。社区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社区治理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主要抓手。总之，社会治理创新需要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之中。
《领导文萃》：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镇基层社区治理发生了哪些变化？怎样应对这些变化？
李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城镇社区居委会有97000多个。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城镇基层社区面临着改革与调整，社区治理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十分重要。
从城乡基层社区发展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6年时间里，基层社区发生了巨大变迁，社区类型呈多样化趋势。从村委会、居委会的结构看，目前我国有农村社区、过渡型的“村转居”社区和城市城区。即便是在同一个地区，社区类型的变化也是巨大的。
以北京为例，社区变化主要表现在空间形态、人员构成和社区治理体制三个方面。从空间形态上看，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基层社区相对简单，包括胡同社区、单位大院和农村社区。改革开放以后，胡同社区经历了旧城改造与更新，而住房体制改革导致了近半数单位大院的解体，农村社区则经历了城市蔓延和快速城市化进程。目前，城市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商品房小区、商业区、CBD、科技开发区、古都风貌保护区、传统胡同、传统单位大院、老旧社区、回迁房小区、城中村、纯农村等多样化社区并存的局面。
空间形态巨变的背后伴随着人员构成的变化。人口的快速流动导致社区成员异质性不断增加，社区成员观念与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社区成员的多样化对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增加了协调与整合的难度。
再者，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城市和农村历来是两种不同的社区治理体系。在农村，随着土地经营体制的改革，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治理体制均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大量撤乡并镇，不少地方鼓励农民搬迁到新村庄或更大的村庄。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些地方政府鼓励农民上楼集中居住，体制上农民转为居民，大量“村转居”社区出现。在城市，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进四大体制改革，即就业体制、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和养老体制改革，这直接导致了社区治理体制的变迁。最突出的是住房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变化。1998年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决定从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这使得由房地产商开发的商品房小区，逐渐变成了城市、城镇里主导的社区模式。住房商品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单位人”逐渐转变成了“社区人”。
为了应对城镇基层社区的这些重大变化，中央对于基层社区治理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部署。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具体要求。强调城市社区建设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要充分调动社区内一切力量参与社区建设，要最大限度实现社区资源共有、共享。要适应城市现代化的要求，建立起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构建新的社区组织体系。可以这样说，此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也是对于2000年以来基层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经验的总结和提升。
《领导文萃》：从您的调研和分析来看，目前我国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存在什么问题？ 李强：根据我们近两年来的调研，发现不少城市、城镇基层社区治理，存在以下的问题：一是，原有的行政体系与社区老百姓需求的脱节比较严重。街道、居委会的实际功能主要是在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对于中央文件提的“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的原则有很大的偏离，由于不了解也缺少常规化途径了解社区老百姓的真正需求是什么，上级政府拨下来的钱也不能花在群众急需的事情上，很多钱都花在了“面子工程”上。二是，体制机制障碍。社区和基层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体制机制还沿着老路在走，不能适应基层社区发展众多的需要。比如，老旧小区的物质空间的布局亟待改善，而明明可以极大改善小区生活的一点点空间布局的变迁，却由于规划审批的原因而一再搁置。三是，社区居委会行政任务负担过重，失去了自治的功能。尽管在法律上，居委会是属于居民自治组织，但是现实情况是居委会仍旧是行政的腿。“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级安排的各种事情让居委会忙得不可开交，居委会的工资也是上级发的，所以，居委会很难实现居民自治，甚至在很多商品房小区，居委会成员就没有本社区、本小区的居民。四是，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目前，市场机制在社区、小区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市场是用“看不见的手”调节小区资源，常常比我们“人为地干预”更合理。比如，城市规划里很少有规划哪里建“理发店”的，但社区中自然形成的理发店的布局又往往是十分合理的。当然，我国社区的市场机制形成的时间很短，还存在很多体制缺陷。比如，很多商品房社区面临着“政府敲槌卖地，开发商卖盘子走人”的体制漏洞，不少商品房小区出现了房屋质量问题，结果各方都推诿责任，严重损害了小区购房者的权益。更何况开发商多数只参与前期社区房屋建设，与后期的社区生活、社区服务脱节，造成了社区生活的很多问题，而后期接管的物业公司又难以解决这些问题，造成了物业管理公司与社区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五是，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隐患。大城市人口聚集，尤其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些都是巨型人口聚集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巨型、高密度的人口聚集过。此次天津滨海爆炸伤亡事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口高密度带来的社会风险。社会学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高风险社会，表面上看来电气化、电子化、自动化是一种进步，但是，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人口高密度的大城市，表面上看来高楼大厦十分坚固，但是，同时也十分脆弱，譬如巨型大城市的一次意外停电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所以，人口巨型、高密度的大城市，对于城市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对于每一个居民的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区治理创新与清河实验
《领导文萃》：近年来，全国各地都试图实践和探索社区治理创新。就全国各地做法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哪些不同类型的社区治理创新？
李强：近几年，全国各地都在探索社区治理创新的做法。总体上看，社区治理正在从传统的“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转变，治理方式正在从传统的“自上而下”向“双向互动”或“多元互动”的方式转变。前面讲过，社会学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是最重要的三大机制，从三大机制的理论角度看，可以将社区治理创新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二是市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三是社会自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分类，实际上在任何一种社区运行中，政府、市场与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三大力量，强调某一种模式，只是说某一种力量表现得更有特色、更为突出，而决不是说其他力量不发挥作用了。后面还会提到第四种类型，即专家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
第一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其实，在我国基层的社会治理方面，政府主导是一种惯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内所有的社区治理都是政府主导的。而且，在党的理论文件中，也历来强调社会治理需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当然，在实践层面上，远不如理论文件中写得那样规范，很多社区治理都十分涣散，一些基层政府更关心的是上级政府的指令，对于基层社区治理并不关心、甚至根本不熟悉社区老百姓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些地区是治理的败笔，口头上再怎样讲政府主导，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在这里所总结的“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指那些政府主导社区治理创新的范本。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成功实现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优秀标杆。比如，厦门基层社区治理的“共同缔造”范式，实现了居民参与共建、参与决策、参与评价，其本质就是五中全会提出的“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同缔造美丽厦门。又如，成都“瑞泉馨城”的社区治理，也是比较典型的政府主导范式，以居住地为核心的网格化精细治理，“社区议事会、居委会、业委会、监委会”四会联治，“居委会、院落委员会、楼栋长”三级共管，促进居民参与、充分发挥社区能人的作用等等。
这些成功的、优秀的政府主导范式有一些共同特点。其一，地方领导真正将社区居民的需求和社区中的问题当作自己的工作重点，地方领导是社区治理的发动机。其二，党和政府的行政体系工作效率非常高。其三，真正实现了社区治理中居民的广泛参与。其四，真正调动了多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社区多种资源的整合。
其实，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本应该是每一个基层政府任内的责任，如果基层领导都负起责任，就应该像上述范例一样实现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有的时候，一个有活力的领导，就能够带领一个地区实现高水平的基层社区治理。比如，我最近调研了北京海淀的“田村街道”，基层社区治理搞得有声有色，是始自两年前一个很有激情的基层干部冯主任到田村街道任职。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冯主任促成了田村的多项社会治理项目。如，提出绿色家园计划，“见缝插绿、疏解增绿”建了上百个“微型花园”，开拓出“山地足球公园”，将老旧小区的资源重新整合建成“田村阜四小院”，提供社区居民服务等等。所以，对于基层财政状况还比较好的政府来说，改善基层社区治理不是很难的事情。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必须眼睛向下看，将“为人民服务”、为社区居民服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宗旨。而不要一味眼睛朝上看，将怎样“升官”作为自己工作的宗旨。 当然，政府主导的范式容易出现“政府大包大揽”的情况，政府承担了无限的责任，居民养成了被动接受的习惯，凡事都向政府伸手要，结果，政府承担过多的责任，不堪其负，而社会反而失去了活力。这是政府主导模式中要努力避免的事情。
第二种，市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我国住房体制市场化以后，商品房小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这些商品房小区中，大体体现了市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业主交物业费，物业公司承担小区内方方面面事务的责任，体现了市场等价交换的原则。上面，在分析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时，我提到了社区中“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事情。所以，市场是有可能“失灵”的。社区生活中，很多事务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不是靠市场交换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所调研的社区治理，凡是比较成功的、比较优秀的市场主导社区治理，都是企业家、房地产商、物业经营者在市场交换的同时，还承担了很多社区公共服务的职能，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
国内已经有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市场主导社区治理模式。比如，深圳的桃源居社区，目前有12840户，入住人口约53633人。深圳桃源居社区治理的创新点，是成立了“社区公益基金会”。企业家李爱君任董事长的桃源居集团，捐资1亿元创立全国首家社区公益基金会。社区公益金资助社区内的各种公益事业，包括社区养老、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体育、社区环保等等。
我必须再次强调，市场自身只是个等价交易平台，凡是采用市场机制治理得十分优秀的社区，往往是参与市场的企业家，在完成市场交易的同时，还承担了社区的很多公共服务职能，所以，这种模式也可以称作“市场加公益模式”。如果没有公益投入，仅仅靠物业费的运营，交易双方也常常会发生矛盾。所以，市场模式虽然为政府解脱了很多负担，但是，政府对于市场运营的小区也必须指导和参与，特别是要管理与小区公共物品有关的事情。
第三种，社会自治的社区治理模式。我们知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我国的居委会就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本来就应该是社会自治的模式。上面已经分析，我国的基本特点是政府主导，现状是居委会忙于完成上级政府指令，很难真正组织群众自治。在上述三种模式中，社会自治是难度最大的，真正实现了比较优秀的社会自治的案例也是非常少的。可以参考的一个案例是南京翠竹园社区自治模式。翠竹园社区位于南京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占地面积41.3万平方米，共有居民约3036户，8000余人，是一个中产社区，成立了社区公益组织“翠竹园社区互助会”，下辖50个社区俱乐部。通过互助会的活动实现了广泛的社区参与、社区信任、社区认同。该社区自治之所以比较成功，依赖于社区精英，该社区有公益心的“阿甘”和林先生等人，他们依靠个人魅力筹到了一些“公益金”，用于社区公益事业。
我认为，未来中国走向中产社会以后，千千万万的中产社区中会涌现出更多的具有公益心的社区精英，所以，未来的社会自治模式是有发展潜力的。
第四种，专家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清河实验”应该属于此种模式。
《领导文萃》：请您介绍一下清河实验？为什么选择在清河？
李强：清河实验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合作，在清河地区进行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治理、社会发展相结合的社会科学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历史上最早的清河实验是老一代社会学家杨开道、许世廉等于1928年开创的，主要内容是乡村建设，后来由于日军占领北平而中断了。201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重新开启了清河实验。在老清河实验中断后的七十多年时间里，清河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清河已经没有了农田（虽然还有一部分农村户籍人口），已经成为北京市城区的一部分，高楼大厦平地而起、人口十分密集。管理体制上，隶属于海淀区“清河街道办事处”（虽然还有个别农村、村委会建制并存），辖区面积9.37平方公里，从今天的北京地图上看，就在清华大学北面，老师和学生们去这里非常方便。目前清河地区常住总人口约16万人，北京户籍7.4万人，外来人口约9万人，下辖共28个社区居委会。
我们之所以选择该地区做社会学实验，除了有承继老清河实验涵义外，更主要还是因为该地区社区类型极其复杂，既有高精尖的科技园区，也有落后的城中村、条件很差的外来人口聚集区，既有高档的、中档的商品房小区，也有传统的、甚至已经衰落的旧的“单位社区”，人口构成也极其复杂，既有高收入群体、高科技人才、商人，也有低收入的外来打工者、从老城区迁移来的老居民、传统的“下岗职工”，甚至还有没转制的户籍农民。清河作为城乡结合部，目前内部发展十分不均衡，有多种复杂的空间类型，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剧变的一个缩影。中国改革开放37年，全国的社区都发生极大变迁、社区类型异常多样化，而这些变迁也几乎都可以在清河找到踪影。所以，清河的变化也是中国几十年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变迁所遇到的问题，在清河都可以找到踪迹。
《领导文萃》：“清河实验”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具体做了什么？
李强：重新开启的清河实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组织体系实验”，二是“社区提升实验”。“社会组织体系实验”是通过改革社区组织体系，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组织体系实验，从改革现有的居委会组员开始，选举议事委员以扩大社区居委会的代表性，议事委员更多的是发挥反映居民意愿、参与社区决策的功能。“社区提升实验”主要是通过议事委员带领居民进行民主议事和决策，产生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社区提升议案，由课题组进行相关专业的专家、设计师等技术资源的整合，居民参与和过程监督，由此实现社区改造和提升。
在整体了解清河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状况之后，我们选择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开展工作，分别是老旧小区、商品房小区、混合型小区。对于三种社区都通过选举议事委员的方式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目前，在上述三个社区中都完成了议事委员的选举和工作的推进。议事委员是居委会的组成部分，委员不用坐班，他们的责任是了解和收集居民意愿。议事委员定期召开议事会议，讨论社区事务，对居委会起到咨询和监督的功能。建立议事委员机制的目的是为了激发社会活力，增加社区成员的参与度，使得居委会真正组织居民实践自治的活动。清河实验中的社区提升，是在清华课题组的专业指导和理论帮助下，提升清河地区居民们自我服务和参与社区治理的水平和能力，从而不断改善社区的人居环境和公共空间，提升社区公共服务，增进社区整体福祉。我们认为，任何一个社区，都有需要改造和提升的地方，都有不断完善的空间。以清河地区为例，老旧小区卫生环境、公共设施等亟需改善的工作很多，即便现代高档的商品房小区，也有需要提升的地方。一些商品房小区尽管在公共设施和活动空间上非常宽裕，但是邻里社区交往互动贫乏，居民社区参与度不高，因此社区集体活动缺乏活力，邻里之间形同陌路。所以，任何社区都有提升的空间。 《领导文萃》：回到前面您提到的社会治理“共建、共享”的理念，这方面，清河实验是怎样体现的？
李强：仅以清河实验中议事委员们关于“公益金”的讨论为例吧。“公益金”是北京市为每一个居委会设立的一笔建设资金，每年大约有15万。据我们所调查的社区发现，过去由于不了解社区居民的真正需求，这笔钱多数都长期积压在账面上没有使用，而调研结果显示，社区居民对于使用公益金共同建设、改善社区生活、共同享有建设成果，有着极大的动力和需求。所以，议事委员会加入后的新社区居委会，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社区公益金如何使用”。由于讨论的议题非常贴近居民的需求，委员们以及普通社区居民都十分热情地参与了。这就建立了一种共同讨论社区公共事务、探索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式协商机制，并吸引了更多的社区利益的相关群体共同参与社区建设。遵循“社区提需求并监督，政府、市场、社会一起参与”的指导原则，保障社区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讨论中，解决和建立起居民议事协商机制、议事规则，提高居委会的议事能力，这就是一种共建共享的实践。讨论和实施过程全部在街道职能科室指导下完成，由改组后的社区居委会负责具体培训及组织居民开会展开讨论，建立可操作性强的组织运作体系和参与式协商机制。只有讨论和实施的过程有效，居民认可度高，街道才会给予更大力度的资金支持。对于新居委会议事协商出的公益金具体使用通途，只要符合居民公共利益和居民需求，并且以居民民主协商为基础，街道应给予充分尊重。目前社区治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缺乏“议”的过程，清河实验力图通过议事委员对公益金的使用，让更大范围的社区居民能参与进来，无论最后决策的结果如何，社区居民是参与过议事过程和决策意见的，由此激发了老百姓民主参与的意识，便于以后工作的开展，居民能够有更大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目前，清河实验中的阳光小区公益金绿地建设项目已经完成，当地居民共建共享了环境改善的美好生活。
在清河实验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到，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变化过程中，需要做的改革实验的内容很多，社区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比比皆是。社区生活中可以发现同时并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老百姓还沿着传统的路径思考问题，认为社区中的事物都是政府的责任，与自己无关，所以，依赖性、被动性比较突出，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比较弱小。而另一方面，在社区居民中确实又可以发现很多积极主动的社会因素、社会力量、社会动力，这是一种潜在的势能，一旦发挥出来有巨大能量。所以，清河实验就是要发现和培育这些积极的社会因素，使得社会从“被动社会”转变成“能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