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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北平、天津到处都是流亡的东北学生，16岁的张大飞也在其中。极端困顿中，他看到“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报名后，他考取了初三，从此有了安身之所。两年后，华北局势紧张，学校被迫迁往南京。
父亲是“国立中山中学”创始人，齐邦媛的家成了东北学生共同的家。张大飞也来了，那天，在温暖的火炉边，齐邦媛看到一个18岁的男生用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叙述了家破人亡的故事。他的父亲曾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因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烧死了，一家人四散逃亡，他进了教会办的中学，靠一本小小的《圣经》支撑着活下去。
那一幕，12岁的齐邦媛终身难忘。从此，每个星期六，她都期盼着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一次，大家去爬山，下山时，从小体弱多病的齐邦媛落在最后，天已经暗了，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恐惧中她开始哭泣。这时，张大飞重新攀登上来，用棉大衣裹住她，把她牵下山。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让齐邦媛很感动。
亲人离散，齐邦媛的家给了张大飞久违的家庭温暖。可是不久，芦沟桥的战火就隔断了缘分，张大飞报名军校，临行，送给她一本《圣经》，在扉页上，他题了词：“邦媛妹妹：这是人类的生命，宇宙的灵魂，也更是我们基督徒灵粮的仓库，愿永生的上帝，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一个从小被肺病折磨的13岁女孩，从未受过如此祝福。从那一天起，她走到哪里，这本《圣经》就跟到哪里。
山河破碎，齐邦媛一家随中山中学一起转移，颠沛流离中，她收到张大飞的信，他已考入空军官校，时刻准备报效国家。1938年，中山中学到达四川，齐邦媛进入南开中学，他们开始频繁通信。从航校毕业后，张大飞已经飞驱逐机了，还参加了重庆上空保卫战。一个在云端身经百战，一个在学校的小天地埋首读书，他们诚挚、纯洁地分享着成长经验，她给他抄课本上的忧国文章，也有“多情地要命”的散文诗，不管她写什么，他说，她的信“是他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
因为在重庆保卫战中表现出色，张大飞加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去云南报到前，他来看她，中尉制服看上去英姿勃发。坐在寂静无人的嘉陵江岸，他们畅谈许久，她讲读过的课外书，他说飞行所见，没有一句，关乎情爱，“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他走后，她开始惦念他，从报纸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战必赢，她深受鼓舞，为他骄傲。上高中后，通信内容已大为拓宽，他的信，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信上说，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及时行乐，而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给慧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行乐’快乐多了。”
她高中毕业前夕，他趁着部队在重庆换机赶去看她。一起走在操场上时，他突然站定，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她已经19岁了，这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赞美，那种心情难以忘记。
不久，齐邦媛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前往乐山。踏进女生宿舍报到时，门房取出一封信说：“人还没来，信就先到。”浅蓝色的航空信寄自云南蒙自，他惦念她离家后的生活，不言相思，却尽是相思，“你作了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讯处，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每个星期，他的信都会来，附上他全副武装和战斗机的合照，神采奕奕。在信中，他也不再克制，对她倾吐思念：“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她也想念他，她关心战报，在地图上追踪他的脚步，她的心已不在乐山，她想转去西南联大外文系，因为他在昆明。然而，他的态度却变了，在信中不再说感情的话，只说“你已经20岁了，所有學习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断”。理智战胜了情感，他受伤了，对死亡有了近距离的认识，这些年来他们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升空作战关注生死存亡，而她在诗书之间走向光明，他不能害了她。
暑假到家后，齐邦媛收到张大飞的信，口气是兄长式的，坚决不赞成她转学昆明，望她安心回乐山读书，“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战争胜利”。此后，他在信中不写战争，只讲《圣经》，他说打完仗后要去当随军牧师。。
他的信许久没来了。1945年6月，齐邦媛收到哥哥的信，让她有个心理准备。信里，附上了张大飞的信：“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回到重庆的家，书桌上，放着一个深绿色的军邮袋，里面是8年来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是他生前托付战友寄来的。
他已以身殉国，年仅26岁。从此，她把他深埋心底，她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以此纪念他。“他不是我的兄长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想到他，除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对战死者的追悼，我心中还有无法言说的复杂沉痛与亏欠，谈到他的任何轻佻语言都是一种亵渎。”悲悼之情，沉重又难言，没有宣泄途径，也无从得到慰藉，齐邦媛只有哀伤和眼泪。她无法忘记他。大学毕业后，怀着自我放逐的心情，1947年，齐邦媛去了台湾，从此与祖国隔海相望。当年的信件已被苦难时代的狂风带走，唯有张大飞送的《圣经》，几十年来从未离身。
为着他所祝福的“可爱的前途”，她走上教育路途，不仅将西方文学引介到台湾，还将台湾文学推介至西方世界，被称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1993年，已是著名学者、教授的齐邦媛终于回来了，近乡情怯，还乡者已老。在南京，她去了“航空烈士公墓”，谢绝了他人的陪同，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中独自找到那块编号M的碑，碑上刻着20个名字，其中一栏写着：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1918年生，1945年殉职。
“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漫长的一生，她时时感受到他的祝福，如今，她实现了他所期盼的“可爱的前途光明”，他的灵魂足以欣慰。
（编辑/张金余）
父亲是“国立中山中学”创始人，齐邦媛的家成了东北学生共同的家。张大飞也来了，那天，在温暖的火炉边，齐邦媛看到一个18岁的男生用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叙述了家破人亡的故事。他的父亲曾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因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烧死了，一家人四散逃亡，他进了教会办的中学，靠一本小小的《圣经》支撑着活下去。
那一幕，12岁的齐邦媛终身难忘。从此，每个星期六，她都期盼着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一次，大家去爬山，下山时，从小体弱多病的齐邦媛落在最后，天已经暗了，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恐惧中她开始哭泣。这时，张大飞重新攀登上来，用棉大衣裹住她，把她牵下山。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让齐邦媛很感动。
亲人离散，齐邦媛的家给了张大飞久违的家庭温暖。可是不久，芦沟桥的战火就隔断了缘分，张大飞报名军校，临行，送给她一本《圣经》，在扉页上，他题了词：“邦媛妹妹：这是人类的生命，宇宙的灵魂，也更是我们基督徒灵粮的仓库，愿永生的上帝，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一个从小被肺病折磨的13岁女孩，从未受过如此祝福。从那一天起，她走到哪里，这本《圣经》就跟到哪里。
山河破碎，齐邦媛一家随中山中学一起转移，颠沛流离中，她收到张大飞的信，他已考入空军官校，时刻准备报效国家。1938年，中山中学到达四川，齐邦媛进入南开中学，他们开始频繁通信。从航校毕业后，张大飞已经飞驱逐机了，还参加了重庆上空保卫战。一个在云端身经百战，一个在学校的小天地埋首读书，他们诚挚、纯洁地分享着成长经验，她给他抄课本上的忧国文章，也有“多情地要命”的散文诗，不管她写什么，他说，她的信“是他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
因为在重庆保卫战中表现出色，张大飞加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去云南报到前，他来看她，中尉制服看上去英姿勃发。坐在寂静无人的嘉陵江岸，他们畅谈许久，她讲读过的课外书，他说飞行所见，没有一句，关乎情爱，“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他走后，她开始惦念他，从报纸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战必赢，她深受鼓舞，为他骄傲。上高中后，通信内容已大为拓宽，他的信，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信上说，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及时行乐，而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给慧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行乐’快乐多了。”
她高中毕业前夕，他趁着部队在重庆换机赶去看她。一起走在操场上时，他突然站定，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她已经19岁了，这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赞美，那种心情难以忘记。
不久，齐邦媛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前往乐山。踏进女生宿舍报到时，门房取出一封信说：“人还没来，信就先到。”浅蓝色的航空信寄自云南蒙自，他惦念她离家后的生活，不言相思，却尽是相思，“你作了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讯处，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每个星期，他的信都会来，附上他全副武装和战斗机的合照，神采奕奕。在信中，他也不再克制，对她倾吐思念：“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她也想念他，她关心战报，在地图上追踪他的脚步，她的心已不在乐山，她想转去西南联大外文系，因为他在昆明。然而，他的态度却变了，在信中不再说感情的话，只说“你已经20岁了，所有學习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断”。理智战胜了情感，他受伤了，对死亡有了近距离的认识，这些年来他们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升空作战关注生死存亡，而她在诗书之间走向光明，他不能害了她。
暑假到家后，齐邦媛收到张大飞的信，口气是兄长式的，坚决不赞成她转学昆明，望她安心回乐山读书，“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战争胜利”。此后，他在信中不写战争，只讲《圣经》，他说打完仗后要去当随军牧师。。
他的信许久没来了。1945年6月，齐邦媛收到哥哥的信，让她有个心理准备。信里，附上了张大飞的信：“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回到重庆的家，书桌上，放着一个深绿色的军邮袋，里面是8年来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是他生前托付战友寄来的。
他已以身殉国，年仅26岁。从此，她把他深埋心底，她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以此纪念他。“他不是我的兄长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想到他，除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对战死者的追悼，我心中还有无法言说的复杂沉痛与亏欠，谈到他的任何轻佻语言都是一种亵渎。”悲悼之情，沉重又难言，没有宣泄途径，也无从得到慰藉，齐邦媛只有哀伤和眼泪。她无法忘记他。大学毕业后，怀着自我放逐的心情，1947年，齐邦媛去了台湾，从此与祖国隔海相望。当年的信件已被苦难时代的狂风带走，唯有张大飞送的《圣经》，几十年来从未离身。
为着他所祝福的“可爱的前途”，她走上教育路途，不仅将西方文学引介到台湾，还将台湾文学推介至西方世界，被称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1993年，已是著名学者、教授的齐邦媛终于回来了，近乡情怯，还乡者已老。在南京，她去了“航空烈士公墓”，谢绝了他人的陪同，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中独自找到那块编号M的碑，碑上刻着20个名字，其中一栏写着：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1918年生，1945年殉职。
“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漫长的一生，她时时感受到他的祝福，如今，她实现了他所期盼的“可爱的前途光明”，他的灵魂足以欣慰。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