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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1938年出生于法围波尔多市附近的冈戴昂，在前往巴黎深造前，他在波尔多生活了近20年。来到巴黎后，他先后在法国高等工科学校、法国道桥学院和巴黎美术学院求学，这部是法国乃至欧洲首屈一指的专业学院。经过漫长的学习阶段，他最终获得了两张文凭——工程师和建筑师。
作为—位建筑家，保罗·安德鲁是以机场设计而闻名的。获得国家建筑师文凭后，保罗·安德鲁一直在巴黎机场公司工作。近40年来，他致力于机场建筑设计。
1967年，29岁的保罗·安德鲁负责规划建设了圆形的巴黎查尔斯·戴高乐国际机场候机楼。从此，作为巴黎机场公司的首席建筑师，他设计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机场、埃及开罗机场、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机场、日本大阪关西国际机场、文莱机场、上海浦东新机场、中国三亚机场等国际机场，并荣获众多国际建筑大奖。
除了机场设计，保罗·安德鲁设计和建造的其它类型建筑作品也遍布世界各国；与人合作的法国巴黎“新凯旋门”拉德方斯的大拱门（the Grande Archeat La Défense，作为Joham Ottovon Spprecksen的助手）、日本大阪海洋博物馆、英法海底遂道法方终点站、中国国家大剧院、广州新体育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等。
因“巨蛋”备受瞩目
保罗·安德鲁在中国最受瞩目的建筑，无疑是2007年6月正式亮相的国家大剧院。
这座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南的庞然大物似乎从建筑方案公布之初就因为“未来感”的设计特色招来不少的争议。
1999年，保罗·安德鲁领导的巴黎机场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经过两轮竞赛三次修改，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国际竞赛中36个设计单位的69个方案中夺标。1999年7月，获选为最终的建设方案。
在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招标上，主办方曾提出三个设计原则：一看就是一个剧院，—看就是中国的大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附近的大剧院。显然，最终来自保罗·安德鲁的设计——一个漂浮于水面上的半玻璃半钛合金覆盖的椭圆形建筑物，无一部符合主办方的设计要求。
不少人评论说，这个过于现代的建筑站立在被古典风格建筑包围的天安门广场上尤为突兀。更有人不无嘲讽地说，这个国家大剧院就好像是保罗·安德鲁在北京城“煎了个大荷包蛋”。
“我想打破中国的传统，当你要去剧院，你就是想进入—块梦想之地。”保罗·安德鲁这样形容他的作品——巨大的半球仿佛一颗生命的种子。“中国国家大剧院要表达的，就是内在的活力，是在外部宁静笼罩下的内部生机。一个简单的‘鸡蛋壳’，里面孕育着生命。这就是我的设计灵魂：外壳、生命和开放。”
为了与四周的建筑风格相吻合，保罗·安德鲁最初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提出的是一个扁平结构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在之后的几轮设计招标中并没有做很大的修改，充其量不过是渐变，国家大剧院的设讨方案发生“突变”源于保罗·安德鲁经历的—段沮丧期。
“当时几乎已经想要放弃大剧院这个项目了。”某一天，当事务所的同事准时来到办公室，大家惊愕地发现老板失踪了！所有人都不知道保罗·安德鲁究竟去了哪里，事务所里马上陷入在一种诡异又紧张的气氛里。后来，在大家的“逼问”下，保罗·安德鲁的秘书结结巴巴地表示，老板好像是去了一个小岛，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个月后的某天，保罗·安德鲁神气地回到了众人的视线中，并带回了“一只蛋”，自此，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出现了“剧变”。
在保罗·安德鲁的朋友圈里，都认为与其将大剧院的样子看做一只蛋，他们更愿意把它看做一个岛屿。“在生活中他时常说，建筑是人类的一种记忆。他希望他所建造的歌剧院能够成为人们保存美丽记忆的—片岛屿。”
意外走向舆论中心
不过，保罗·安德鲁在做国家大剧院这个工程中的记忆并不都是美好。
2004年5月，国家大剧院工程紧张施工期间，戴高乐机场航站楼发生塌陷事故，再次使保罗·安德鲁处于舆论的中心。
保罗·安德鲁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自己第一次听到关于戴高乐机场发生塌陷事故时的情形。“一个记者直接打电话给我，很严肃地质问我知不知道机场出事了，问我怎么看。”他流露出无奈的神情，“我大吃一惊，为了机场的事，也为了他的无礼。我问他，你知道你要找谁吗？记者说，我就找你。整个过程实在有点滑稽。”
在国内，这种情况也是一样。人们尚来不及搞清楚戴高乐机场坍塌事件的真正原因，就开始担心起国家大剧院的工程是否会有问题。章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曾在保罗·安德鲁的巴黎办公室工作过一年，当时被称为是保罗·安德鲁唯一的中国学生。戴高乐机场出现事故后，有一段时间里章明几乎无法正常工作。“基本上的情况就是我24个小时都在接电话，—遍又—遍被要求回答关于戴高乐机场和国家大剧院的问题。”章明无奈地说。由于外界的质疑，有很长—殴时间，他几平是“被孤立”的，那个时候质疑的声音远远高于支持的声音。
“当时戴高乐机场出了事故，不少媒体都把矛头对准了保罗·安德鲁其实是不公平的。稍微懂一点建筑的人都应该知道他的身份是建筑师，他所负责的是设计规划，并不是保证施工质量。”国家—级注册建筑师潘玉琨这样评论。
保罗·安德鲁本人则早已对一切评论都非常看得开了：“我其实不太在意人们到底是怎么评论我的。有时候，你所需要做的是坚定自己的理念，你要时刻知道什么是你要去做的，否则你很快就会迷失。”
8年时间里，保罗·安德鲁无数次亲临现场，对国家大剧院的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不过，对他来说第一次作为普通观众前往国家大剧院的经历依然充满新奇。“那是一场芭蕾舞表演。”保罗？安德鲁对当时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他坐在一群普通观众中间，也许大多数观众并不知道正是这个外国人设计了国家大剧院；他当时左看看、右看看，简直与普通观众没两样，“我感到又高兴，又轻松，8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如释降重负。我当时唯—的念头是：现存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它了”。 想做一条老鱼
这些建筑项目给保罗·安德鲁带来了国际声望，他本人却感觉未能获得自由表达内心、探讨自我的机会。所以在建筑之外，保罗·安德鲁尝试了多种创作方式。
他曾出版过关于自己的建筑规划的书籍，如《保罗·安德鲁的北京国家大剧院》、《保罗？安德鲁建筑回忆录》：他也写了一些小说，如《记忆的群岛》、《终于》；同时他也为戏剧舞台设计剧场背景（贝克特的戏剧《噢，美好的日子》，法兰西喜剧院）、芭蕾舞剧（《共和国>，巴黎大剧院），以及工业造型物件的设计（两种灯光道具和—座水晶雕塑等）。
近十几年来，保罗·安德鲁还开始致力于实践不同技术的绘画创作。2015年3月，他的30幅最新原创纸本作品，首次存中国广州以个人大型展出方式公开展示。
做了很多年跨界创作的保罗·安德鲁，了解每个专业都拥有自己的独特性，但学科之间没有特定的界限，它们不会直接相互影响对作品，但这种影响会潜移默化，互相成为对方的养分。“—个建筑师如果不去读诗，他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建筑师；一个画家不去听音乐，我相信他也不会是一个好的画家。”
不过，在法国，—个在某一领域获得了成功的人想跨界并不容易。“与中国相比，法国的艺术门类划分得更清晰一些，人们在选定的领域里获得明显的成功后，他就像被装进了一个盒子里，很难去跨界。而我，终其一生都想逃开这个盒子。”
“我曾经眼一个记者讲，我想做—条鱼。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笑了。我就跟她解释，我想做一条鱼，并不是因为鱼不说话，而是因为鱼在—生中是不停生长的。它变长、变胖，慢慢长大，年长的鱼永远比年轻的鱼要大。我非常想做—条老鱼。”
作为艺术家，保罗·安德鲁并没接受过严格的学院训练，只有匆匆几年的实践。然而，他的作品宛如一首优美的独特的抽象旋律，流连于非常规的音符中。保罗·安德鲁总在进行可能性的探索，但他从不试图从作品中传达某种信息或者思想，他视读者体验重于作者思想，视作品结果重于创作过程。
77岁的保罗·安德鲁如今仍持续着写作、绘画和做建筑。自认为是一名工作狂的他，这样描绘着自己—天的作息“每天早上，我步行40多分钟到建筑工作室去绘制图纸、研究项目；下午到绘画工作室去画画，有时会会画友；晚上则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去写作。”
“有野心的是中国”
留学生：作为一名建筑师，你在建筑领域已经声名显赫了，为什么又要开始写作？
保罗·安德鲁：原因很简单，我热爱写作。当我对任何事物有所感觉时我喜欢将它们记录下来。之前出版的小说《北京国家大剧院》记录了我在建造中国大剧院的一段经历。对于我来说，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文学创作，艺术是没有边界的；文字对设计很重要，音乐对文字也很重要。在中国也是这样，你们国家有很多出色的诗人，他们同样也是画家。
留学生：你通常在什么状态下写作？
保罗·安德鲁：我喜欢在晚上写作。我—篇—篇写，没有任何计划，也不知道具体在写什么，就是写。这与我在进行建筑设计时的状态有一点不同，在建筑设计时我总是有很明确的计划，对整个工程都有很确切的安排。这是一种很抽象的感觉，当你在没有方向走的时候你可能又会发现—个很明确的目标。对我来说，无论是文字还是建筑，都是很美的工具，我喜欢为它们去服务，利用它们表达我的思想。
留学生：你介意人们给你的建筑取名吗。比如我们称国家大剧院为“巨蛋”？
保罗·安德鲁：不介意，我认为这至少能激发人们对建筑的亲切感。其实我也喜欢把它形容成一只“蛋”。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把它当作蛋，从外观看剧院的穹顶像个“蛋壳”，而“蛋壳”里面就是“蛋黄”，是进出大剧院的观众们，象征着不断孕育的新生命。
留学生：你曾说过对于大剧院你是99.9%的满意，能谈谈0.1%的不满意在哪里？
保罗·安德鲁：对于我的作品，我通常都会有遗憾的。我经常会对年轻的学生说，你有多大的能力做成什么事是与你对事物的怀疑能力成正比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最终到底要做成什么事情。
留学生：你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文化冲突”是什么？
保罗·安德鲁：我觉得所谓“文化冲突”这件事，你觉得它存在它就存在，如果你认为不存在就不存在。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坚信建筑必须是全球性的，虽然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考虑诸如经济、社会等差异。对我这么—个外国建筑师来说，在中国进行项目我最大的考虑是如何与中国的工作团队合作这样更切实的问题。
留学生：当今中国的一重要建筑大多由外国建筑师来设计，一中国人总希望重要的中国建筑既要“摩登”又要充满“中国传统元素”，你如何评价这种想法？
保罗·安德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问这些人，难道你穿现代服装、吃洋快餐，你们就不是中国人吗？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试想也许现在大家认为是“超前”的东西就不能成为未来的“传统”？
留学生：有人认为目前在中国，比起本国建筑师，外国建筑师处于一个更有利的竟争位置，你同意吗？荷兰建筑师库晗斯为此还评论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实现建筑家野心的地方，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保罗·安德鲁：外国建筑师在中国更有优势，事实的确如此。其实在其他地方也这样。在巴黎、在柏林，现在几乎所有的重大项目都不是本国人在做。不过对于库哈斯的观点，我的理解与他有点不同。我认为有野心的是中国，中国有野心拥有一些伟大的建筑，所以我们来了。对于建筑师来说，从无到有将一些新的概念付诸实现是一种天性而不是—种野心。比如我，我就是喜欢做一些重要的大型项目，所以我就来中国了。
作为—位建筑家，保罗·安德鲁是以机场设计而闻名的。获得国家建筑师文凭后，保罗·安德鲁一直在巴黎机场公司工作。近40年来，他致力于机场建筑设计。
1967年，29岁的保罗·安德鲁负责规划建设了圆形的巴黎查尔斯·戴高乐国际机场候机楼。从此，作为巴黎机场公司的首席建筑师，他设计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机场、埃及开罗机场、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机场、日本大阪关西国际机场、文莱机场、上海浦东新机场、中国三亚机场等国际机场，并荣获众多国际建筑大奖。
除了机场设计，保罗·安德鲁设计和建造的其它类型建筑作品也遍布世界各国；与人合作的法国巴黎“新凯旋门”拉德方斯的大拱门（the Grande Archeat La Défense，作为Joham Ottovon Spprecksen的助手）、日本大阪海洋博物馆、英法海底遂道法方终点站、中国国家大剧院、广州新体育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等。
因“巨蛋”备受瞩目
保罗·安德鲁在中国最受瞩目的建筑，无疑是2007年6月正式亮相的国家大剧院。
这座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南的庞然大物似乎从建筑方案公布之初就因为“未来感”的设计特色招来不少的争议。
1999年，保罗·安德鲁领导的巴黎机场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经过两轮竞赛三次修改，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国际竞赛中36个设计单位的69个方案中夺标。1999年7月，获选为最终的建设方案。
在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招标上，主办方曾提出三个设计原则：一看就是一个剧院，—看就是中国的大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附近的大剧院。显然，最终来自保罗·安德鲁的设计——一个漂浮于水面上的半玻璃半钛合金覆盖的椭圆形建筑物，无一部符合主办方的设计要求。
不少人评论说，这个过于现代的建筑站立在被古典风格建筑包围的天安门广场上尤为突兀。更有人不无嘲讽地说，这个国家大剧院就好像是保罗·安德鲁在北京城“煎了个大荷包蛋”。
“我想打破中国的传统，当你要去剧院，你就是想进入—块梦想之地。”保罗·安德鲁这样形容他的作品——巨大的半球仿佛一颗生命的种子。“中国国家大剧院要表达的，就是内在的活力，是在外部宁静笼罩下的内部生机。一个简单的‘鸡蛋壳’，里面孕育着生命。这就是我的设计灵魂：外壳、生命和开放。”
为了与四周的建筑风格相吻合，保罗·安德鲁最初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提出的是一个扁平结构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在之后的几轮设计招标中并没有做很大的修改，充其量不过是渐变，国家大剧院的设讨方案发生“突变”源于保罗·安德鲁经历的—段沮丧期。
“当时几乎已经想要放弃大剧院这个项目了。”某一天，当事务所的同事准时来到办公室，大家惊愕地发现老板失踪了！所有人都不知道保罗·安德鲁究竟去了哪里，事务所里马上陷入在一种诡异又紧张的气氛里。后来，在大家的“逼问”下，保罗·安德鲁的秘书结结巴巴地表示，老板好像是去了一个小岛，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个月后的某天，保罗·安德鲁神气地回到了众人的视线中，并带回了“一只蛋”，自此，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出现了“剧变”。
在保罗·安德鲁的朋友圈里，都认为与其将大剧院的样子看做一只蛋，他们更愿意把它看做一个岛屿。“在生活中他时常说，建筑是人类的一种记忆。他希望他所建造的歌剧院能够成为人们保存美丽记忆的—片岛屿。”
意外走向舆论中心
不过，保罗·安德鲁在做国家大剧院这个工程中的记忆并不都是美好。
2004年5月，国家大剧院工程紧张施工期间，戴高乐机场航站楼发生塌陷事故，再次使保罗·安德鲁处于舆论的中心。
保罗·安德鲁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自己第一次听到关于戴高乐机场发生塌陷事故时的情形。“一个记者直接打电话给我，很严肃地质问我知不知道机场出事了，问我怎么看。”他流露出无奈的神情，“我大吃一惊，为了机场的事，也为了他的无礼。我问他，你知道你要找谁吗？记者说，我就找你。整个过程实在有点滑稽。”
在国内，这种情况也是一样。人们尚来不及搞清楚戴高乐机场坍塌事件的真正原因，就开始担心起国家大剧院的工程是否会有问题。章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曾在保罗·安德鲁的巴黎办公室工作过一年，当时被称为是保罗·安德鲁唯一的中国学生。戴高乐机场出现事故后，有一段时间里章明几乎无法正常工作。“基本上的情况就是我24个小时都在接电话，—遍又—遍被要求回答关于戴高乐机场和国家大剧院的问题。”章明无奈地说。由于外界的质疑，有很长—殴时间，他几平是“被孤立”的，那个时候质疑的声音远远高于支持的声音。
“当时戴高乐机场出了事故，不少媒体都把矛头对准了保罗·安德鲁其实是不公平的。稍微懂一点建筑的人都应该知道他的身份是建筑师，他所负责的是设计规划，并不是保证施工质量。”国家—级注册建筑师潘玉琨这样评论。
保罗·安德鲁本人则早已对一切评论都非常看得开了：“我其实不太在意人们到底是怎么评论我的。有时候，你所需要做的是坚定自己的理念，你要时刻知道什么是你要去做的，否则你很快就会迷失。”
8年时间里，保罗·安德鲁无数次亲临现场，对国家大剧院的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不过，对他来说第一次作为普通观众前往国家大剧院的经历依然充满新奇。“那是一场芭蕾舞表演。”保罗？安德鲁对当时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他坐在一群普通观众中间，也许大多数观众并不知道正是这个外国人设计了国家大剧院；他当时左看看、右看看，简直与普通观众没两样，“我感到又高兴，又轻松，8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如释降重负。我当时唯—的念头是：现存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它了”。 想做一条老鱼
这些建筑项目给保罗·安德鲁带来了国际声望，他本人却感觉未能获得自由表达内心、探讨自我的机会。所以在建筑之外，保罗·安德鲁尝试了多种创作方式。
他曾出版过关于自己的建筑规划的书籍，如《保罗·安德鲁的北京国家大剧院》、《保罗？安德鲁建筑回忆录》：他也写了一些小说，如《记忆的群岛》、《终于》；同时他也为戏剧舞台设计剧场背景（贝克特的戏剧《噢，美好的日子》，法兰西喜剧院）、芭蕾舞剧（《共和国>，巴黎大剧院），以及工业造型物件的设计（两种灯光道具和—座水晶雕塑等）。
近十几年来，保罗·安德鲁还开始致力于实践不同技术的绘画创作。2015年3月，他的30幅最新原创纸本作品，首次存中国广州以个人大型展出方式公开展示。
做了很多年跨界创作的保罗·安德鲁，了解每个专业都拥有自己的独特性，但学科之间没有特定的界限，它们不会直接相互影响对作品，但这种影响会潜移默化，互相成为对方的养分。“—个建筑师如果不去读诗，他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建筑师；一个画家不去听音乐，我相信他也不会是一个好的画家。”
不过，在法国，—个在某一领域获得了成功的人想跨界并不容易。“与中国相比，法国的艺术门类划分得更清晰一些，人们在选定的领域里获得明显的成功后，他就像被装进了一个盒子里，很难去跨界。而我，终其一生都想逃开这个盒子。”
“我曾经眼一个记者讲，我想做—条鱼。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笑了。我就跟她解释，我想做一条鱼，并不是因为鱼不说话，而是因为鱼在—生中是不停生长的。它变长、变胖，慢慢长大，年长的鱼永远比年轻的鱼要大。我非常想做—条老鱼。”
作为艺术家，保罗·安德鲁并没接受过严格的学院训练，只有匆匆几年的实践。然而，他的作品宛如一首优美的独特的抽象旋律，流连于非常规的音符中。保罗·安德鲁总在进行可能性的探索，但他从不试图从作品中传达某种信息或者思想，他视读者体验重于作者思想，视作品结果重于创作过程。
77岁的保罗·安德鲁如今仍持续着写作、绘画和做建筑。自认为是一名工作狂的他，这样描绘着自己—天的作息“每天早上，我步行40多分钟到建筑工作室去绘制图纸、研究项目；下午到绘画工作室去画画，有时会会画友；晚上则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去写作。”
“有野心的是中国”
留学生：作为一名建筑师，你在建筑领域已经声名显赫了，为什么又要开始写作？
保罗·安德鲁：原因很简单，我热爱写作。当我对任何事物有所感觉时我喜欢将它们记录下来。之前出版的小说《北京国家大剧院》记录了我在建造中国大剧院的一段经历。对于我来说，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文学创作，艺术是没有边界的；文字对设计很重要，音乐对文字也很重要。在中国也是这样，你们国家有很多出色的诗人，他们同样也是画家。
留学生：你通常在什么状态下写作？
保罗·安德鲁：我喜欢在晚上写作。我—篇—篇写，没有任何计划，也不知道具体在写什么，就是写。这与我在进行建筑设计时的状态有一点不同，在建筑设计时我总是有很明确的计划，对整个工程都有很确切的安排。这是一种很抽象的感觉，当你在没有方向走的时候你可能又会发现—个很明确的目标。对我来说，无论是文字还是建筑，都是很美的工具，我喜欢为它们去服务，利用它们表达我的思想。
留学生：你介意人们给你的建筑取名吗。比如我们称国家大剧院为“巨蛋”？
保罗·安德鲁：不介意，我认为这至少能激发人们对建筑的亲切感。其实我也喜欢把它形容成一只“蛋”。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把它当作蛋，从外观看剧院的穹顶像个“蛋壳”，而“蛋壳”里面就是“蛋黄”，是进出大剧院的观众们，象征着不断孕育的新生命。
留学生：你曾说过对于大剧院你是99.9%的满意，能谈谈0.1%的不满意在哪里？
保罗·安德鲁：对于我的作品，我通常都会有遗憾的。我经常会对年轻的学生说，你有多大的能力做成什么事是与你对事物的怀疑能力成正比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最终到底要做成什么事情。
留学生：你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文化冲突”是什么？
保罗·安德鲁：我觉得所谓“文化冲突”这件事，你觉得它存在它就存在，如果你认为不存在就不存在。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坚信建筑必须是全球性的，虽然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考虑诸如经济、社会等差异。对我这么—个外国建筑师来说，在中国进行项目我最大的考虑是如何与中国的工作团队合作这样更切实的问题。
留学生：当今中国的一重要建筑大多由外国建筑师来设计，一中国人总希望重要的中国建筑既要“摩登”又要充满“中国传统元素”，你如何评价这种想法？
保罗·安德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问这些人，难道你穿现代服装、吃洋快餐，你们就不是中国人吗？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试想也许现在大家认为是“超前”的东西就不能成为未来的“传统”？
留学生：有人认为目前在中国，比起本国建筑师，外国建筑师处于一个更有利的竟争位置，你同意吗？荷兰建筑师库晗斯为此还评论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实现建筑家野心的地方，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保罗·安德鲁：外国建筑师在中国更有优势，事实的确如此。其实在其他地方也这样。在巴黎、在柏林，现在几乎所有的重大项目都不是本国人在做。不过对于库哈斯的观点，我的理解与他有点不同。我认为有野心的是中国，中国有野心拥有一些伟大的建筑，所以我们来了。对于建筑师来说，从无到有将一些新的概念付诸实现是一种天性而不是—种野心。比如我，我就是喜欢做一些重要的大型项目，所以我就来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