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渔是清初戏曲界的重要一个人物，在戏曲创作的同时，对戏曲理论研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其戏曲理论则主要体现于其所作《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和《声容部》。《闲情偶寄》集中代表了李渔的戏曲理论特点，由此可以窥见李渔对中国古代戏剧理论的独特贡献。
　　关键词：李渔；《闲情偶寄》；戏曲理论；特点
　　作者简介：文韬（1993-），男，湖南长沙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影视评论研究；彭在钦（1964-），男，湖南浏阳人，文学硕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学科、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带头人，湖南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评论与中外影视文学研究工作。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2--02
　　一、李渔《闲情偶寄》戏曲理论前言
　　《闲情偶寄》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李渔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其中《词曲部》、《演习部》及《声容部》中谈及戏曲理论，通过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和对自己戏曲创作经验的总结，对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的戏曲理论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使在今人的眼里，李渔的戏曲理论仍有其价值，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曾对李渔戏曲理论做过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评价：
　　“戏曲理论批评发展到明代，经过一代理论批评家的总结探索，扩大了研究领域……如果说王骥德的《曲律》在古典戏曲理论批评的体系方面完成了草创的任务，那么不妨说，李渔在它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闲情偶寄》中的曲论，组织周密，条理清楚，形成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批评体系。”[1]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对李渔的贡献进行解读。首先，李渔《闲情偶寄》涉及到的戏曲理论不仅仅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新见解，更为关键的是，李渔在通过大量查阅前人戏曲理论，再结合自身经验，在此基础之上将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补充、完善。由此可见，李渔第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他完成了一个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收集和整理的工作，并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次，李渔戏曲理论不仅是对之前的理论的总结完善，更主要的贡献是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更进一步的发展。李渔对戏曲的构思、语言、宾白、形象塑造等方面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此之前，戏曲的结构和人物性格塑造鲜有关注。同时，李渔《闲情偶寄》的戲曲理论中一些观点实际上与前代人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并非完全是对前人的理论的总结。李渔身兼戏曲理论家与戏班班主的双重身份，通过对前人戏曲理论的批判继承与自身戏曲创作的体会、舞台搬演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形成一套独具李渔个人特色的戏曲理论。
　　二、李渔《闲情偶寄》戏曲理论特色
　　李渔《闲情偶寄》中的戏剧理论系统严密、条理明晰，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是相对完整的一套理论体系。“笠翁曲论语言清新隽永，行文流畅，不落俗套，脉络清晰，体系严密，见解精辟”[2]，摆脱了前代戏曲理论家仅对戏曲语言形式的进行研究的单一局面，其理论涉及戏曲的编导以及表演等方面，特别关注观众反映，留意舞台效果，使戏曲真正变为有别于案头文学的舞台艺术。李渔以戏曲实际的演出效果为依据，在戏曲结构和人物性格塑造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对清代乃至后世的戏曲创作和表演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总的来说，《闲情偶寄》戏曲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重视戏曲的舞台直观性。李渔有着自身戏曲创作到搬演的实践经验，又有着戏班班主的特殊身份。所以，李渔从实际出发，关心剧本创作与舞台效果之间的联系，从而有别于前代曲论家偏向剧本研究而忽视舞台实际的理论弊端，更加重视戏曲的舞台直观性。因此较之之前的曲论，其理论深度及理论自觉意识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着大量听戏观戏以及戏剧创作经历的李渔，对当时舞台演出效果的优劣自然是做到心知肚明。所以在李渔戏曲理论中以演出效果为依据所作的细致深入的分析批评体现十分明显，尤其是“格局”、“宾白”、“科浑”等章，以往理论家极少关注这些部分，但这些部分恰恰与舞台演出效果有着密切联系。
　　二是注重迎合观众的口味。李渔的戏曲理论并不满足于对剧本的研究，在其戏曲理论中处处体现出对观众的重视，他认识到观众的认可对戏曲艺术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这一思想也始终贯穿李渔整个戏曲理论。
　　李渔的“填词之设，专为登场”集中体现了对观众的重视。首先，它表明李渔把戏曲的文学性和舞台性重要性摆在同一位置。“填词之设”是戏曲表演和戏曲接受的前提与基础。剧本创作最终是要接受观众的评判的。这就要求创作者在创作剧本时，除了要接受文学创作的客观规律外，还要考虑到戏曲在舞台搬演的客观规律。它表明李渔重视剧本创作和戏曲表演要考虑到观众的欣赏和接受所面临的问题。而李渔的戏曲理论之所以影响深远，就在于李渔认识到了戏曲不仅要受到剧本创作者的影响和制约，还要受到舞台搬演和广大观众审美需求和接受的影响和制约。由此可见，李渔的“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注意到了戏曲文学性、舞台性、观赏性的统一，对戏曲文学的传播及延长戏曲的生命力具有很大的意义。
　　三是强调戏曲创作的雅俗结合。李渔戏曲理论以满足观众为原则，但并不意味着将一般观众与文人分割开来。李渔强调“文人之笔”的重要性，使其戏曲理论呈现出“既尚俗又寓雅于俗”的特色。
　　李渔《闲情偶寄》中认为戏曲要“贵显浅”，就是要求戏曲要通俗易懂，显露出贴近生活的自然本色，以便适应具有不同文化修养的广大观众的理解水平，显浅而不粗浅，通俗而不粗俗，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李渔认为创作者在创作剧本时应当根据剧中人物的身份和地位用文雅或者通俗的语言区分开来，做到用人物本来的说话方式说话。可见，李渔认为的运用通俗语言创作剧本，并不是机械生硬、毫无顾忌的，而是区别对待剧中的人物，要求曲文的典雅或者通俗要尽可能的贴近人物本来的生活环境。由此不难看出，李渔在中国古代戏曲文论中是很有自己独到观点的，对古代戏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李渔《闲情偶寄》戏曲理论的局限
　　《闲情偶寄》的戏曲理论受时代及作者自身因素的影响，也难免存在局限，主要表现在：
　　首先，李渔将戏曲创作作为“点缀太平”的工具，忽视戏曲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作用，从而降低了戏曲艺术的思想深度。
　　其次，过分遵守音律，使剧本的内涵和作者的才思受到音律限制。例如李渔在《闲情偶寄》“音律第三”中“烙守词韵”“鱼模当分”“拗句难好”“少填入韵”“廉监宜避”“慎用上声”几款，过分讲究音律，追求形式上的美感，而忽视戏曲本身应有的内涵，使创作者的才思被音律的所束缚。
　　再次，李渔戏曲理论流露出一味迎合观众的倾向，忽视了戏曲创作对现实反映的深刻性。一部好的戏曲创作可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引起人们的共鸣，给人以启迪、思考和精神的享受。戏曲创作者要想留下传世的经典，只考虑如何迎合观众是不行的。李渔作为中国戏曲理论的集大成者，由于受时代及作者自身因素限制，虽然迎合了观众，但却忽视了延续戏曲生命力所应该拥有的批判力，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四、总述
　　李渔通过汲取前人的理论成果，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在《闲情偶寄》中所体现的戏曲理论，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更是对中国戏曲理论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李渔将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与其它艺术理论融会贯通，使李渔的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较之前人理论，不仅在美学内涵和理论科学性上得以提高，更重要的是形成为一个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李渔的戏曲理论体系独具特色，为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受时代及作者自身因素的影响，李渔《闲情偶寄》的戏曲理论也难免存在局限，但瑕不掩瑜，他的贡献和成就远远超过其不足，值得我们认真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注释：
　　[1]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张婧、庞瑞东《李渔及<闲情偶寄>研究综述》[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