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采访和拍摄被安排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首映红毯之前,薛晓路刚刚结束了电影看片会和群访。红毯之后她还有首映礼和映后谈,据说,首映结束后,她还要赶回机房继续完成混录,没办法,这一天薛晓路实在太忙了。
2010年,薛晓路导演处女作《海洋天堂》上映,这部由李连杰文章主演关注自闭症的电影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在此之前,她编剧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曾风靡一时。2013年《北京遇上西雅图》票房超过5亿,这个讲述北京怀孕女孩文佳佳去西雅图生孩子,困境之中,被一个“软弱”的男人相助,由此产生爱意并重建人生的影片,打破了当时由冯小刚导演的国产爱情片《非诚勿扰2》4.7亿的票房纪录,让薛晓路一下子出了名。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在那些电影圈“大人物”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咧着嘴笑、温和的女导演。
《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和《北京遇上西雅图》都是关于爱情的故事。爱情故事难写,因为它太简单了,没有大张大合,也鲜有戏剧化的转折。试问谁还没谈过几次恋爱?谁还不会讲讲自己的爱情故事?薛晓路觉得,把难写的爱情故事写出来拍出来才有挑战性。“我喜欢具有挑战性的东西。”采访期间,她反复说起这句话。于是,她拍了两部同样有挑战性的爱恋——《北京遇上西雅图1》是怀着别人孩子谈恋爱;《北京遇上西雅图2》则变成了两个不见面的人谈恋爱,而且不光是谈恋爱,两段人生,六个故事,书信往来,人生况味,这些使得故事格局和厚重感被放大了。对于票房,已经迈过了这道坎儿的薛晓路表示她更看重口碑,她希望自己认真对待的作品也能得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当她看到有人评论说这远远不是一个爱情电影,开心地说“这就对了,我远远不想只讲一个爱情故事”。
对于自己女性导演的身份,薛晓路既不回避也不标榜。她既没觉得身为女性在自己导演和编剧生涯中有过特殊的礼遇或门槛,也不打算像有些女性创作者把女性视角作为宣传自己作品独特性的手段。
薛晓路的作品和她本人一样温和,以柔克刚。尽管关注的都是社会问题,薛晓路却对作品中的人物抱持着一种宽容的态度,哪怕是人人喊打的“小三”。在她的电影中,看不到所谓的道德批判,有的只是冷静的观察和善意的宽容。她也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态度注入其中——比如对于“好男人”的定义,或者是人到底应该如何面对金钱和真爱——薛晓路将其总结为对于爱情的态度。
或许可以把薛晓路的成功归结为认真。因为每一个故事,她都认真对待。
给晓路导演的一封情书
Q:现在,书信的方式其实很少了,这部电影为何会选择书信这种复古的方式?
A:我们这个年纪都有过写信的经历,也都收到过情书,那些是让人怀念和欣喜的。我想说,其实写信的趣致依旧在,还是有价值。今天,信写得少了,但是微信写得多了,在某种程度上,微信替代了信,毕竟你要写字嘛,只不过传输速度加快了。只要是写字,就会有和说话不一样的美好词句出现。或许观众会把信和微信挂钩,有些年轻人即便没有写过信,但是他们可能在微信的互动中体会到写信的情愫。
Q:你本人现在还会写信吗?
A:你会给我写吗?哈哈!没有,很久没有手写书信了,其实很怀念那种感觉。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叫“给晓路导演的一封情书”,有一个专属信箱,官微上有推广,海报也公布了邮箱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88号爱情邮局608信箱(100039)。我希望收到信,说不定会找到一个《北京遇上西雅图3》呢。
Q: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故事会让男性观众,尤其是一些直男癌观众,觉得矫情?
A:每一种电影都有一个基本观众群落,这是细分电影市场的现实。而即便在这个细分的观众群落里,依然会有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就我个人来说,作品就是要任人评说的,那是观众的自由和权利。
Q:电影中有很多古诗词出现,这是个人喜好吗?
A:我个人古典文学基础很一般,我有古文造诣很好的朋友,我很尊敬他。在这部电影里塑造了爷爷这样一个移民海外多年的华人形象,在构思这个人物时,主题就是叶落归根,那么叶落归根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回家,是寻找文化认同。古诗词显然是中国文化最典型的符号系统,于是就决定在爷爷的故事部分运用古诗词。Daniel在爱情主线下同样有一个寻家认祖归宗的副主题,影片结尾他有回家的段落,因此,文化认同也是他的必要故事元素,因此安排他说“从小我姥爷就逼着我背古诗”。他和爷爷的亲近在于两人对诗,同宗文化的亲近感也在客观上帮助建立了两个角色之间的互信。对诗词的使用我是有些忐忑的,要准确要显得信手拈来,不能显得矫情和吊书袋,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有点担心观众会不会觉得夸张,好在在放映后,观众对这部分设计还是挺喜欢的。另一方面,我希望在诗的使用中形成某种互动——Daniel对姣爷的“教导”所使用的诗句有些是爷爷说过的,比如范仲淹的“去国怀乡”,而最终通过姣爷的台词重复,从而形成一种传递,犹如中国文化传承,对姣爷这个“高中没毕业”的女孩完成某种文化洗礼。
Q:想借此勾起大家写信或阅读兴趣?
A:当然了,我觉得阅读对一个人太重要了!
Q :《查令十字街84号》一定会热卖。
A:可能吧。我查了下,译林出版社从买了版权后就出过一版,印数极少。这次他们应该会再版。配合电影可能还会出三千册纪念版,里面会有我一句写在海报明信片上的推荐语。
Q :查令十字街84号以前是个旧书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你之前有去考证吗?
A:我考证过。但我只知道这个书店早就关门易主了,做过咖啡店什么的,但一直不知道它现在是什么,直到这次到伦敦拍戏我才知道它现在是什么。你知道吗,它现在是麦当劳!在这个麦当劳门柱旁边有个铜牌,说明这个地方曾是书中故事的发祥地。我们拍这场戏是用温哥华一个面包店改的景,改成一个带有书信痕迹的咖啡馆。 爱情故事最难的是只能写到爱上
Q:故事里面还有一对老夫妇的故事可谓全篇的催泪点,这个是有原型的吗?
A:没有原型。呵呵,我知道观众在这里可能会哭。我写的人物都没有现成原型。在搭建结构中会想两边人物各自故事怎么发展能平衡。姣爷这边是编了三个男人的故事——一个学霸的故事,他是姣爷少年时代暗恋的男性偶像;一个邓先生的故事,他是现实中高富帅理想男人的典型;一个“诗人”的故事,是姣爷心有所属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典型,无限接近教授。第一个故事写偶像的破灭,第二个写现实依靠的破灭,第三个写理想主义的破灭。但是即便现实如此不堪,姣爷心中的理想主义和执著依然存在并闪亮。
Daniel这边我同样需要三个故事和姣爷那边做呼应,但我肯定不能再写爱情。所以Daniel这边我用了家的概念——孩子的故事是对童年Daniel的映刻;和Alice以及外国女人两段爱情,是Daniel现世的漂泊;爷爷奶奶其实是他梦想中的爱情和家。所以Daniel这边是用家的概念串起来的三段人生——他的童年、青年、他心目中未来的老年, 是他渴望但从未拥有过,也不相信自己在人生中可以拥有的理想。
Q:你觉得写爱情故事高潮在哪里?
A:肯定在结尾啊!爱情故事基本只能写到两个人爱上。如同所有王子公主的故事都是写到两个人爱上然后过上幸福生活就结束了,所以这个爱上的点一定要放在结尾,高潮段落。
Q:你说这个剧本是你做编剧以来,最难写的一两个之一,为什么这么说?
A:几个难点吧。第一,结构相对复杂,信息量大,两边6个故事。第二,要完成两个人物的丰满塑造,令人信服地展示各自发展变化和成长。第三,两人之间要有合理勾连,既要有情节上的穿插(拉斯维加斯),又要有内心情感的穿插(书信往来)。第四,要完成所有复线人物的典型化塑造。第五,大量的台词,要符合人物身份还要有趣不枯燥,主题性的教化要隐藏不露。
现在看起来似乎圆融贯通,但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太艰难了。《北京遇上西雅图1》其实只写了文佳佳一个人物的成长,Frank是不变的,会省很多笔墨;而且故事相对线索单一,人物也不多,也是120多分钟。现在这个剧作任务多不只一倍也是120多分钟,很艰巨的难题。两人不见面,但是要有人生的交错,于是有了拉斯维加斯的段落。这个段落里,剧作任务有三个,1是两人必须有某种行为严重影响和改变了对方的人生,2是情节要推动两人情感从前面写信闲扯过渡到认真和浓郁,3是两人互作的这个改变对方人生的行为但必须不能被互相知道,必须是个偶然中的必然。现在有了看不出难度,没有的时候真是想破头想不出来!这个段落憋了将近一周十天才想出来,Daniel组织的爷爷奶奶婚礼给了姣爷向死而生的力量,让她敢去赌而解决了她的人生困境。而因为前后住了同一间客房,姣爷又把爷爷奶奶忘记在房间的三个3D眼镜搁到酒店前台,让Daniel收到,从而使Daniel发现爷爷奶奶真的待他如亲孙子,要请他回家看电视,于是从内心里在受到爷爷奶奶婚礼感动之后更愧疚,产生人生之路的转变。他们互相为对方人生的转折点做了推动的作用,但两个人又不自知。这是我觉得最难也是最得意的地方。
现实题材能带给我满足感
Q:在《北京遇上西雅图1》里,Frank没有钱也没势,但他具备了好男人所有的优点;这次的Daniel骨子里也是一个好男人。是想把自己对于“好男人”的价值观传达出来吗?
A:我总是会把自己的期望,把自己对无论女性还是男性,我认为他(她)最美好的东西放进作品里面去。从技术角度来说,Daniel比Frank要丰满圆整。《北京遇上西雅图1》里只写了文佳佳一个人物的成长,从金丝雀成长为一个独立女性,对爱情有了新的认识。而Frank这个角色是不成长的,是固定的、典型化的。这次《北京遇上西雅图2》增加了难度,我想写两个人的成长,两个人的人生变化。Daniel在于他对正确与错误的认知,价值观与感情观的变化,认识与战胜自己的困惑和胆怯。
Q:很多的编剧或者导演在创作现实题材时容易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把作品拍得太现实,观赏性就会削弱;如果想顾及艺术性,现实性就会被削弱。你是怎么找到平衡点的?
A: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达到平衡,这得让观众说。我试图让每个电影都有可观赏性,不管是卖房还是赌场这些戏剧性的东西,我希望观众愿意去看。同时我也不能回避地必须加进我所谓的思索、人生况味的内容,否则我会不知道写一个故事拍一个电影的意义在哪里。
女性视角不意味着大逆不道
Q:从《北京遇上西雅图1》开始,你作品中的女性视角被大家反复提及,也受到过一些质疑,你怎么看待别人对于你的作品 “过于女性化”的说法?
A:这真是个奇怪的提法。为什么没有人说一个男导演拍的电影“过于男性化”呢?第一,我对于性别以及由性别带来的写作的某种趋势和立场,既不回避也不标榜。显然,性别决定了你的某种思考方式、行为准则和世界观、价值观,这是你逃不了的。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逃不了的,即便如杜拉斯,斯托夫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多丽丝莱辛等也是女性视角。女性视角怎么了?女性视角又不意味着大逆不道。 对这种提法我根本不关心。我不回避也不抹杀我身上女性视角的存在,我只是去写我发现和我想写的东西,你觉得这是男的写的就是男的写的,你觉得这是女的写的就是女的写的,你觉得写得好你就看,你觉得写得不好你就不看。这就是我的态度。
Q:女性导演这个身份,让你遇到过什么困难或者不解的地方吗?
A:我还好,创作过程中我不能回避作为女性观察世界的方式和思考人生的角度,但在工作环节中我是回避性别概念的,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女性导演,要格外地被照顾,或因此就可以软弱,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期许,也没获得过这样的待遇。工作中,我就有一个职业身份而不是性别身份,惟一可能有点性别意识的就是我基本不会发脾气,不会骂人,但是我对想要要求的东西也绝不妥协。
“小妞电影”缺乏对爱情的态度
Q :三年前的《北京遇上西雅图1》之后,中国出现了很多爱情浪漫轻喜剧的类型片,怎么看待你促成的这一波类型片的发展?
A:丰富总是好事,我乐见其成。《北西一》的时候有个提法是“小妞电影”,我自己对这个提法很不以为然。浪漫爱情轻喜剧在美国电影类型叙事框架里,流转、变化、传承是非常清晰的,从上世纪30、40年代好莱坞黄金时代直到今天,这个叙事类型都清晰可见,无论其人物塑造、基本情节框架、主题内涵都自成方圆。而“小妞电影”是什么?是以“小妞”为主人公的电影吗?还是给“小妞”看的电影?那么《罗拉快跑》算不算?《花木兰》算不算,它们都是以“小妞”为主人公的。《疯狂原始人》算不算,《捉妖记》算不算,相信不少“小妞”都是它们的观众。所以当我听到这个说法时,我觉得很可笑,如果一个创作者抱着这样一种轻视和不求甚解的心态去创作电影,他肯定做不出好来。“小妞电影“这个提法本身就缺乏严谨性。《西雅图夜未眠》这样的爱情电影其实我并不喜欢,但是因为要拍《北京遇上西雅图》我看了十几部同类影片,去琢磨研究。对于任何一次创作,没有足够尊重和认真的态度,很难完成。
Q:那你认为在这一类型电影中,哪些重要的东西,他们忽略了?
A:对爱情的态度。所有成功的爱情电影里面对于爱情的一种独特认识和态度是最重要的。这类型的电影观众其实是偏成人的,我觉得它的观众群起码应该是24岁以上。在美国的类型划分里,爱情浪漫轻喜剧不是给年轻观众看的,再年轻的观众有青春片类型,比如《暮光之城》《青春派》 等等。面对这个相对成熟的观众群落,你一定要表达一种独特的爱情观察和爱情态度,如果缺乏了,这个电影就平凡了。而这个态度恰恰不是那种虚无缥缈、一见钟情的,是真的、实在的带有某一种人生况味的爱情态度。那个东西你可能找不到,或者找到了却无法合适地移植到电影里,这是需要技巧的。
Q:三年后再见你,感觉你更年轻更有活力。这三年生活节奏变化了吗?
A:更年轻了是好事,并不是因为所谓成名了。一来我对成名与否无所谓,二来我也不觉得自己成名了,只不过拍了个票房高点的电影而已。实际上这三年过得挺辛苦,确实因为生活有了些变化。
Q:这次故事里有放你的个人经历吗?
A:有一点吧。不过不会告诉你是哪一段,你问我也不会说。
Q:现在还去自闭症中心做志愿者吗?
A:现在去的少,他们现在基本不缺去帮忙照看孩子的志愿者。所以我想试试能不能从其他角度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正在和他们商量做一个“明星教师进课堂”的活动,想请一些明星或者知名人士进入一些普通的小学和中学,向老师、学生和家长去讲解:如果你身边有个自闭症的同学,你应该怎么做?我希望能找到一些愿意去做这件事的伙伴。自闭症孩子随班就读一直有很大的困境,我觉得用这些方法去做自闭症的志愿工作,说不定比我去照顾一个小时的孩子,意义不差。
活动已经开始筹备,已经做好了课件,是由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专业人士来做的(他们是中国第一家专门针对自闭症患者进行康复训练的机构)。基本课件完成之后,我可能去加一些小视频什么的让它更活跃一点,然后去和一些学校对接。从北京做起,请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去讲课,每次一小时,面对老师、学生和一部分学生家长。我们希望让老师学生家长都有所了解,如果集体中有这样一个孩子,他们应该怎么办。之前出过一些事儿,一些自闭症孩子已经随班就读了,但毕竟有行为问题,最后被其他学生家长联名写信到学校要求必须开除这个同学。我想如果能对自闭症有更宽容和正确的认识,或许会给自闭症患者的生存处境带来一定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