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秀,从最深层的本质上来说,是人性中某种趋私、趋恶属性所致。
　　
　　有人认为作秀是官场、文场的事,与商场(市场)无大关系。因为商场的买与卖、盈与亏遵从的是数学法则,用实物实款说话。其实也不尽然,甚而很不尽然。假货伪货,泡沫经济,以及金融风暴,既不是芸芸式的笨人酿成的,也不是真正的大智之人导致的,往往是由貌似有本领、有才干的逞能之人推波助澜出来的,逞能就包括作秀。
　　“真秀”是褒义词,而“作秀”为什么是贬义词?因为“作”就是强造。而作秀又必然与作假、作伪、作态、作势、作威有联系。如此一来,假投资、假工程、假承包、假转让、假盈利等恶性经营必然多些。如此下去,很可能导致坑国害民。
　　经济作秀如此,政治作秀尤如此。
　　作秀式的政绩与真实的政绩有本质区别,首先在于作秀式的政绩不仅无实效,无实益,而且必然将劳民伤财式的表演当成某官员政绩的评议需要,不惜浪费民力资源,甚而草菅人命。
　　至于学界、教界、文界、艺界的作秀,其实也不可小看。上述各界,所搞的专业就主旨上说都属于精神专业,而精神又理应是物质的寻向而不是物质的奴才。若是在将专业转化为产业的同时,又将产业统统变成物质的大小股东,致使世上没有精神的席位,将会导致什么?必然导致恶性事物、恶性人物、恶性案件在数量上与程度上的膨胀和加大。这样的灾难,更是不容忽视的!
　　真正的秀,即真正的优秀,绝对是世上一切事物的宝中宝。而作秀至多是仿制品或复制品,是一种“佯秀”。若是由仿制到复制,由复制到滥制,再由滥制到盗制,进行成批量生产此等“俏货”,只能使各式各样天灾人祸的数量加多和频率加大。
　　作秀,从最深层的本质上来说,是人性中某种趋私、趋恶属性所致,将其表现为社会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必然是对真正实事求是精神的一种畏惧和叛离。结果又必然是对种种虚假功绩的夸张和对种种真灾真祸的掩饰,古今都如此!
　　古代的皇帝、官吏,大多数都曾作秀!皇帝活着的时候,御用史官为他写的“实录”(包括专门记载他个人生活的“起居注”),几乎无一是真正直言不讳的,而更多的是虚假的誉词。连编写《春秋》的孔子,也立足于“为尊者讳”。这样,连国君、皇帝和他手下的官吏,无不一同作秀,写些“举世歌舞升平”之类的美言。直到另一个朝代开始,写前朝之史时才不留情面地揭穿前朝的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情况。而新朝的皇帝和吏官,又继续去玩新一轮的作秀,颂歌如潮。
　　此风也延续到现在,例子之一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中前期,大规模的经济作秀如“大跃进”(包括“亩产十万斤”神话)之类,和政治作秀如天天高喊“形式一片大好”云云,特别是以“文化大革命”命名的种种作秀兼作恶、作秀兼作呕行为几乎成了很普遍的事。其实,这都是对实际灾难的助长和掩盖。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在各种实实在在的成绩身后,政治作秀、經济作秀、文化作秀的阴影也始终尾随着。
　　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一再强调:应当将实事求是定为社会和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样的强调,功德无量!
　　但是,作秀之风仍继续,有时甚而尤烈。因此我们仍应呼吁:治治作秀!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