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个新的名词正为越来越多人所熟悉——“新常态”。事实上，新常态这个字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最早是在美国提出的。2011年美国前财长、哈佛经济学教授萨默斯在世界银行间便用这个词，当时叫New normal，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新常态”。
　　如今，全球经济也正面临着新常态：经济增速低导致需求不足，进而又导致了经济低迷。如果在经济走低时期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很多金融风险。此次俄罗斯的卢布危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人们在反思卢布危机的同时，是否会进一步思考，当前的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的稳定性严重影响着大宗商品的稳定性。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存在着“货币原罪”，主要表现在三个“错配”上。
　　第一是货币错配。亚洲地区的很多国家走的是出口导向型道路，出口活动基本是以美元计价，这意味着一旦美元出问题，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都没法做了。
　　第二是期限错配。亚洲地区国家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需要大量长期资本投入，但是以往都是短期资本。短期资本是无法支持长期发展的，同时，短期资本的快进快出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第三是结构错配。全球的外汇积累储备最多的是亚洲地区，也是储蓄率最高的地区，收到外汇，主要是美元后又都投放回美国，然后美国金融机构反过来再把外汇投到这个地区。储蓄率高的地区不能动用自己的储蓄，反而需要外面来投资。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些问题更加凸显，这也是为什么一旦人民币被国际使用，居然它的进程如此之迅速。
　　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在跨境贸易结算中，人民币结算已经占到中国的对外贸易的10%。目前为止，人民币是全球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货币。
　　有了这样的发展成绩后，人民币下一步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又会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呢？人民币国际化不能靠离岸市场发展，要靠在岸市场发展。上海自贸区就是这样一个桥梁，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安排中，上海的地位非常重要。
　　上海的固定收益市场，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不发展，需要从这两方面做工作，上海才能变得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具体有两个方向，一是资本项目可兑换，二是中国居民不能自由对外以外币负债，但可以人民币负债。这包括中国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也包括跨境贷款。中国资本市场在保持对外币QFII的管理下，鼓励外资以人民币QFII的形式投资，同时对外资三类机构开放人民币的债券市场。
　　同时，如果不出意外，在2020年以前，人民币可以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最重要的是上海应该发展金融市场。固定收益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大宗商品，中国是大宗商品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能不能实现大宗商品以人民币定价，是新的探讨方式。如果大宗商品用人民币定价，用人民币交易和结算，上海就变成了人民币国际化中心。
　　将来的上海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心，在“一带一路”新的形势下，这种合作不再是纯粹的货币合作和产品合作，还包括在产能治理上的合作，可以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向全球进行输出。在这种输出所创造出的新形势下，大宗商品对固定收益市场带来新的需求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