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7年或1948年吧。
　　當时父亲转调到仙台的分公司服务，弟弟和我则留在东京外婆家走读，只有在寒暑假才回到父母身边。当时东京粮食严重缺乏，仙台却是个米乡，所以偶尔回家，会觉得那里的物资丰盛，宛如另一个世界。
　　最好的待客之道就是请喝酒。保险业务员之中，不乏爱好杯中物的人。光靠配给，当然不足以解馋，于是母亲也学别人酿起浊酒来。先将米蒸熟，再加入浊酒曲，放进酒瓮里发酵，不时得蒙上旧棉袄或被子检查发酵情况。到了夏天，还得钻进棉被里，附耳在瓮上倾听。听见“咕噜咕噜”的声音，就表示酿制成功了，否则整瓮的浊酒便“寿终正寝”。
　　这时，母亲就会从储藏室拿出“汤婆子”到井边清洗干净，然后用热水消过毒后，装满热水，绑根绳子，放进浊酒之中。经过半天的时间，浊酒便又咕噜咕噜地恢复了生气。
　　如果温度太高，浊酒会沸腾而变酸，如此便不能拿出来待客，只好用来腌渍茄子、小黄瓜，或当作小孩子的乳酸饮料，我们昵称它是“孩子们的浊酒酿”，酸酸甜甜带点酒味，对于喜好饮酒的我而言，是最棒的饮料。我还曾经联合弟弟、妹妹多放了几个“汤婆子”进去，而被父亲骂说：“你们是故意酿失败的吧？”
　　来客多时，准备下酒菜也是一项大工程。有时除夕赶夜车回家，才进门就得到厨房帮忙剥除墨鱼皮，分量多到手指几乎冰冷得失去知觉，剥好的墨鱼还得切丝腌制成满满的一桶酱菜。当时正值币制改革，家中经济困难，而我却还能到东京的学校就读，内心自然有亏欠感，所以也的确很认真地帮忙做家事。
　　帮忙做家事，我并不引以为苦，讨厌的是酒醉客人的善后。
　　仙台的冬天酷寒。那些保险代理员、业务员等客人，冒着风寒，沿着雪路，从营业单位来到我家，听着父亲慰劳的话，一杯又一杯地将浊酒灌进喉咙，不喝醉才怪呢。尤其是业绩结算日的晚上，家里总是飘散着酒香。
　　有一天早上起床，看到喝到凌晨才离去的客人吐了满地的污秽，在地板上整个结成硬块。母亲打开玄关的玻璃门，将热水倒在地板上。从玄关吹进来的风，或许夹带着门口冰冻的雪花，吹得我额头十分刺痛。看见母亲红肿龟裂的双手，我不禁气愤难平。
　　“我来擦吧。”不理会母亲“这种事情我来就好”的说辞，我推开她，拿起牙签刮除渗进地板里的秽物。
　　难道身为保险公司分公司经理的家人，就必须做这种事情才能过日子吗？对于默默承受的母亲，以及让母亲做这种事的父亲，都令我怒火中烧。
　　等我发现时，父亲不知何时已经站在我身后的地板上。
　　他大概是起床上厕所吧，穿着睡衣、拿着报纸，赤着脚看着我忙碌。我心想，他应该会说些“真是不好意思”“辛苦了”之类的话来慰劳我。尽管我有所期待，父亲却始终沉默不语，他安静地赤着脚，直到我清理完毕，还一直站在寒风刺骨的玄关前。
　　三四天后，到了我该回东京的日子。
　　在离家的前一个晚上，母亲给了我一个学期的零用钱。本以为那天早上的辛劳，会让我多拿一些零用钱，结果算了一下，金额仍旧一样。
　　父亲一如往常送我和弟弟到仙台车站，直到火车发动时，才一脸木然地说声“再见”，再也没有其他的话语。
　　然而一回到东京，外婆却通知我说父亲来信了。纸卷上写着毛笔字，告诫我要我好好用功。书信的结尾，写着一行我至今依然记得的句子——“日前你做事很勤奋”，旁边还加注了红线。
　　那就是父亲的道歉信。
　　（摘自《父亲的道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