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的学问不一定能让你更有钱？
　　为什么高科技行业的增长速度反而最差？

一、高科技≠高成长

　　近几十年，我们耳熟能详的高速成长公司几乎都是高科技企业，比如亚马逊、谷歌、微软，两轮全球科技股大牛市给我们的感觉是高科技就代表高增长。
　　但《投资策略实战分析》一书的作者选择了1963年到2009年13000家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从所有的10个大行业的排名上看，IT行业的长期投资回报率是最差的。
　　这说明，这个行业的少数科技帝国是建立在大部分失败者的尸骨之上的，而且最重要的失败原因是研发成本和研发失败的概率都太高了。所以巴菲特不喜欢那些高研发费用的企业，老奸巨滑的他，硬是把苹果从高科技巨头等成了消费品企业，核心竞争力从技术变成了品牌，才大举买入苹果股票。
　　应该说，正是整个高科技行业的科技研发，改变了这个世界，但为什么无法变成企业自身的高速增长呢？
　　说到知识经济，很容易想到中美“毛衣”摩擦中，处处看到知识产权的影子，到底这只是争端的借口，还是争议的核心呢？
　　知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正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的保罗·罗默，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希望去解释的现象。

二、知识是怎么变成力量的？

　　在罗默之前，解释“经济增长”最著名的理论包括“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索洛增长模型”，这些理论核心是把“资本”和“劳动力”视为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把“储蓄率”“生产效率”作为主要变量。
　　这些增长理论都是从投入的角度分析的，必然面临着一个资源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
　　一家工厂雇佣100个工人是赚钱的，但雇佣1000个工人却发生亏损；从10台机器增加到100臺机器，单位产出是增长的，但再加大投入，增长的速度就开始下降。
　　事实上，很多国家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期后，都会面临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的现象。
　　关键在于，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的叠加，资本有“投资转化效率”的高低，劳动力有素质的不同，关键的变量是“知识和技术”。
　　过去的增长理论仅仅把技术进步视为一个外生变量，而以保罗·罗默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正是“技术进步”与资本、劳动力之间的关系。
　　100个工人的工厂要扩充到1000个工人，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让工人在工作中提高劳动熟练度和配合度，另一个是雇佣更有能力的管理者。前者代表“知识创新”，后者代表“人力资本”，这两者都会出现“知识溢出”的现象。
　　什么是“知识溢出”呢？一个工人掌握了一项新的劳动技能创新后，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用，仍然无法改变“边际效益递减”，但如果其他工人看到了，模仿他的方法，此时就产生了罗默所谓的“知识溢出”。
　　由于知识的复制是无成本的，人人都可以没有代价地享受新方法带来的效率提高，“知识溢出”就抵消了“边际效益递减”。
　　罗默利用这个模型，把“知识”和“资本”“劳动力”联系在一起，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长期持续甚至越来越快。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不都是常识吗？不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凭什么他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为知识并非只有“溢出效应”。如果把前面工厂的例子扩展到一个行业，当一家公司采用新技术时，其他公司并不能像同一个工厂的员工一样相互学习，创新者一定会想出各种办法去防止“知识溢出”，这就是形形色色的知识产权垄断。
　　即使是同一家工厂，同样存在反“知识溢出”的力量：员工愿意创新，是因为可以给自己带来更高的收入，但如果一个创新可以很容易地被其他员工模仿的话，他就无法得到超额收益，也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经济学应该尽量再现现实世界，罗默是如何将“知识溢出”和“市场竞争壁垒”统一在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呢？

三、羊毛出在狗身上

　　有一个地方，知识是公共品，任何创新都可以免费地、迅速地传播，罗默把这个地方称为“非竞争环境”，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学。
　　但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部分都是“竞争性环境”，创新者会想尽办法防止“知识溢出”，所以知识产权保护几乎是和资本同步出现的。
　　不过利益的天平往往很难倾向于“创新者”，因为“知识外溢”是知识的天然属性，一家工厂的新技术很容易被离职的员工带到竞争对手那里，一个软件的代码很容易破解，更不用说方法论、技术理念等等偏思维方法层面的知识了。
　　而且，“知识外溢”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公众更愿意原谅那些教育、医疗领域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资本和知识的区别就来了。
　　资本有产权保护，产生的每一分钱收益都归自己，但“知识外溢”使得知识的拥有者在变现时，会遭遇到大量“搭便车”的行为，只能绕着弯子找到变现的途径。
　　高科技代表高成长，这在整个宏观经济的层面是成立的，但在微观的企业层面并非如此，市场给创新者的回报永远低于他们应得的。
　　“知识外溢”使得高科技企业技术上的优势非常短暂，无法在经营上获得足够的安全边际，不得不加大研发力度，损害了利润，拖累了增长。而一旦研发方向错了，很可能坠入万劫不复之地，还真是“冒着卖白粉的风险，赚卖面粉的利润”。
　　资本的投入，无论赚赔都是自己的，但知识经济的投入，由于“知识外溢”的存在，却往往是“羊毛出在狗身上”。
　　从1980年代到现在，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提高了1万倍，成本下降了100倍，每个人都从技术进步中得到了好处——除了那些倒闭的高科技企业，还有那些因高价买入高科技公司股票而亏损的投资者。
　　“知识溢出”对整个社会有益，但损害了创新者的利益，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罗默的观点可以总结成三点：
　　1.放弃让“知识无阻碍地溢出”的最优增长方式；
　　2.选择次优增长，承认创新者拥有一定程度上的“知识垄断权”；
　　3.最重要的，政府应当对市场进行干预，以重新达至最优增长。
　　所以，在罗默的模型中，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既要保护知识产权和创新者的利益，又要保证“知识外溢”对整个经济的积极效应。
　　政府不再是传统经济学中的“守夜人”角色，而是要跳到前台，主导投资的方向，加大没有直接效益的基础公共研究，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利用税收手段帮助受知识产权影响的弱势群体，还要对危害本国知识创新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活动进行行政干预……
　　是不是看到了“毛衣战”的影子？所以罗默认为，大国的发展会比小国更有力，因为大国有足够大的统一市场，既能保护知识产权，又能让“知识外溢”效应更强。
　　不过，大国之间一旦发生知识产权方面的冲突，其谈判空间也比正常的贸易纠纷小得多。

四、乐观的经济学家

　　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家都是谨慎悲观者，罗默是个例外，因为他看到了知识的力量，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潜力非常乐观。
　　罗默的文章常常提到的两个概念“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非竞争性Non-rivalry”，前者是指一样东西人人都能用，后者是指一样东西你的使用并不会影响其他人的使用。最典型例子的是通信网络。
　　知识也是少数同时具有这两种属性的物品，而且成本极低，这才成为经济增长中最关键的因素。但前提是要做好“保护知识产权”和促进知识外溢的平衡。
　　罗默因为多年诺贝尔奖“陪跑”，被戏称为 “经济学界的村上春树”，终于在2018年得偿所愿。因为“知识经济”早已走出了经济学家的书斋，已经成为大国竞争舞台上真正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