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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1907—1998)，苏州常熟支塘镇人，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被誉为“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王淦昌在科学圣坛上是一个闪光的人物，而这光芒的背后却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人，这人就是他的妻子吴月琴女士。
一
王氏出生于江苏常熟县一个颇有名气的中医世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凭着祖上遗传下来的国医绝学，王家世代过着殷实的生活。然而，当王淦昌4岁的时候，一生悬壶济世的父亲突然英年早逝，把一个家族的重担扔给两位已经成年在常熟县里谋生的哥哥。九年之后，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又早早地撒手人寰，空留下一座寂寥的大宅院给这位刚刚小学毕业的江南少年。望着最小的外孙王淦昌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像一叶漂泊的乌篷船没有一个可资停泊的生命的港湾，慈祥的外婆决定赐给他一个温馨的小家和女人。
一天傍晚，拿着小学毕业证书的王淦昌蹦蹦跳跳地跑到外婆家，刚一踏进门槛，就被坐在太师椅上的外婆叫了过去。老夫人怜爱地伸手帮外孙擦去脸上的汗珠和泥水，长叹了一口气说：“淦昌啊，你总不能这样没爹没娘地过日子，外婆这些天寻思着想给你成个家，帮你找一个像妈妈一样烧火做饭，像姐姐一般疼你爱你的女人……”
“真的?”乍失母爱却不明白成家是啥含义的王淦昌好奇地问。
“嗯!”外婆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有家了，又有人给我洗衣做饭啦！”王淦昌笑着跳着跑出了厅堂。
望着不谙男女之事的外孙消失的身影，老夫人露出凄楚一笑。不过娶亲的事情仍然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当晚，外婆就派人到邻乡的老中医世家——吴家提迎娶的事情。原来，吴家与王家是世交，淦昌才3岁的时候，父亲就为他与吴家大他3岁的女孩月琴订下了娃娃亲。此时，吴月琴16岁，按照中国人的千年习俗，也该到了出闺论嫁的年龄了。尽管王家父母双亡，但是崇尚礼义诚信的吴家毫不犹豫地兑现了当年父母之间的媒妁之言。
芦荻悠悠河汊相接的乡间石板小路上，一队迎亲的队伍正朝小镇上的中医世家——王氏老屋前缓缓走来。13岁的少年王淦昌身着一套黑色的杭纺长袍马裤，胸前挂着一朵红绸编成的大花，头戴瓜皮小帽，一副娃娃脸上荡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喜悦。他跟着吹唢呐的队伍，一蹦一跳地绕着大花轿嬉戏玩耍着，一点也没有当新郎的老成和庄严。
迎亲的队伍刚走近王家的大门口，一串千响鞭炮噼噼叭叭炸响了。在一片硝烟袅袅之中，媒人哗地掀开了大花轿的门帘，身着古色古香的绸缎红嫁衣、头顶上蒙着一块红盖头的新娘吴月琴，便迈着颤颤悠悠的三寸金莲，蓦然出现在王淦昌面前。当媒人将大红绣球的绸带一端塞到他的手里，让王淦昌牵着新娘进家时，他才勇敢地仰起头来，看了遮着红盖头的新娘一眼，发现新娘子居然比自己高出了一大截，本来就爱脸红的他脸上顿时羞得一片殷红。
“大花轿，颠又颤，大媳妇牵着小郎官入洞房!”站在王家大门旁边围观的一群少年突然众口一声地起哄开了。王淦昌一听窘得无地自容。
夜一片死寂，新娘吴月琴羞涩地等着小丈夫掀开她的红盖头，但忽然间懵懵懂懂成了新郎的王淦昌，窘迫得连抬头看新娘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哪还敢上前掀开新娘的红盖头。对这位比他大3岁的新娘，与其说是将她作为大媳妇，毋宁说是当做大姐姐来接纳。
二
王淦昌还未真正感受到外婆帮他筑的香巢的暖意，就匆匆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船，他考进了上海著名中学——浦东中学。此时恰逢“五四”新文化浪潮的洗礼，那群负笈过海留洋归来的新运动斗士的人格、学识、理念以及反叛精神影响着他的生活和思考。每每想到自己乡下的老屋还藏着一个三寸金莲的“娘子”时，他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悔和疼。有几次，他鼓足勇气赶回老家要让外婆帮自己“退掉娘子”，但一踏进家门，一看到善良贤惠的“大姐姐”又是笑容可掬地嘘寒问暖，又是忙里忙外地烧水做饭、洗衣纳鞋，到了嘴边的话硬是憋了回去。
上世纪30年代初，清华毕业后给中国物理学界的先驱吴有训教授当助手的王淦昌，未与家人商量便轻轻松松地考取了江苏省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研究生。一向用血汗钱资助他念中学、大学的大哥也禁不住摇了摇头：“淦昌啊，你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怎么还‘我行我素’啊。一个家毕竟要靠男人来支撑，你已从清华毕业，完全可以养家口了，还留哪门子学呀!”
入夜，三个调皮的孩子已经进入恬静的梦乡。昏黄的油灯下，吴月琴仍像往常一样，一针一线地为丈夫纳鞋底。豆大的火苗映在她的脸颊上，王淦昌倚靠在床上细看妻子，似乎这才发现妻子长得蛮漂亮的，浑身上下透着少妇的成熟之美。“月琴，我仔细想过了，不去留学啦，就守着你们娘儿四个过日子吧。”王淦昌说。
“不许再说‘不去’两个字。”妻子柔软的纤手捂住他的嘴巴，“我想通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淦昌，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织塘镇上有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王淦昌一踏进柏林大学的校门，就幸运地师从被爱因斯坦赞誉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内教授。虽然由于这位物理学大师过于偏爱和执拗，使得王淦昌痛失了一次发现中子而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但在迈特内教授的引领下，他登上了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学术高台，雄视近当代物理学坛的众多杰出人物。
在他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活之后，他又去了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作学术访问，见到了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学家，学习了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技巧。1934年4月，王淦昌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要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
三
四年后，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的王淦昌回到山东大学任教，一年后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的邀请南下西子湖畔，到著名的浙大物理系任教授。时年28岁的留德博士，他那渊博的学识一下就将浙大的骄子们迷住了。选修他的课的学生中，有一位有着秋潭似的大眼睛、常向他投来倾慕微笑的女学生。他得知这位总是仰着白玉般鹅蛋脸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课的女大学生是金陵人氏，是浙大的女才子。
金陵才女对王淦昌的仰慕完全源于他身上的天才物理学家的秉赋和才气。她听过当年王淦昌在莱茵河畔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故事，也知道在美国科协出的那本《世界百年科学大事记》只收入两位中国人，其中一位就是王淦昌。
然而，有一天，她悄悄地尾随“娃娃教授”步出浙大校门，发现下了黄包车的教授竟亲热地挽着一个挪着三寸金莲的大媳妇，后边还跟着几个小孩子。这不啻一把尖刀在一点点地宰割着女才子春情萌动的心。
“这不公平!”以后随着女才子与“娃娃教授”的关系进到无话不说的地步，女才子尖刻地说，“一个大科学家娶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大媳妇，这本身就是一桩畸形的婚配。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是她的竞争者!”
“那是不可能的。”王淦昌摇了摇头说，“你与她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怎么，你胆怯了?”
“不，我已经是有家室儿女了，已经没有这个权利。”王淦昌劝解女才子，“作为男人，对月琴和孩子们，当然还包括你，我都必须有一种责任。我们的关系只能界定在师生上，只可以聊聊彼此喜欢的话题。”
四
随着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败北，杭州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浙江大学只好跟着逃难的队伍往大后方迁徙。王淦昌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结核。校方的薪水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来了，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吴月琴肩上。
吴月琴在贵州省的小山城湄潭的荒山坡上开垦出了一片菜园，种上了蔬菜，养了一群鸡。校长竺可桢看到后当着王淦昌的面啧啧称赞：“王教授，没想到你这‘小脚太太’真能干呀，让她给浙大的教职工家属传传经，垦荒自足，这是教授夫人用女人的双手击退日本鬼子兵啊！”
听到爱妻受到校长的公开表扬，王淦昌的心里别提有多甜了。
几天后，吴月琴打听到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来三只奶羊，满山遍野地赶着去放牧。傍晚时分，当妻子牵着羊回到家门口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
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一代核物理学大师牵着羊儿去教书做实验的往事遂成为浙大的佳话。
悄悄地伫立在山城一隅远眺着这一切的浙大女才子终于发现，这种古老的婚姻最索然无味却最牢固，再也不忍走近这个温馨的城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已经名花有主的“金陵才女”来向自己的导师辞别，她噙泪对大科学家表白完“我会用心记你一生一世”的心意后，便再也没有在王淦昌面前出现过。
五
王淦昌的儿女们热爱自己的父母，尤其尊重文化不高的母亲，他们无不带着骄傲的神情说：“我们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有我们母亲的一份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王淦昌代表中国前往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妻子吴月琴陪他赴苏联。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中国妇女，竟然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她勇敢而认真地学俄语，从1、2、3开始到必要的对话，居然可以毫不费力地上街购买物品，回来给丈夫做可口的饭菜。
1960年12月24日，王淦昌在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四年任期届满，匆匆返回祖国。当时国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王淦昌的家也和大家一样，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然而他却把在国外节省下来的14万卢布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尽管吴月琴要精打细算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可对丈夫的行动却大力支持。
1961年4月1日，那是他永远难忘的日子。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刘杰紧急约见王淦昌，要他即刻进城“有要事相商”。这时王淦昌已经猜到八九分是什么事了。这的确是一次重要的会面，它决定了王淦昌这位早在２０世纪40年代，美国人编撰的百年科学大事记就已将其列入其中的国内外久已闻名的核物理学家，从此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这就是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国防工业，使他成为研究中国核弹的开拓者。
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王淦昌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也十分明白，自己以身许国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所有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人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为这是国家当时的最高机密。王淦昌已是一位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在某些领域他创造了世界第一，然而他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将决定他在若干年中不能在世界的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去交流学术成果，将要失去许多名利双收的好机会。但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些条件，改名为“王京”。
从此王淦昌化名“王京”走西部、进罗布泊，具体指挥“596工程”。每当夜幕悄悄降临，他最牵挂的是远在杜布纳的妻子吴月琴。身处异邦的吴月琴也度日如年，丈夫临走时说“过几天就回来”，然而一去不见返，撇下她一个女人在异国他乡。这时中苏关系紧张，她苦等了半年多，才登上了回国的列车。
她回到家后，发现王淦昌变得很神秘，出差不告诉她行程和最终目的地，总是来去匆匆，问他总是遮遮掩掩地不说实话，后来她还发现丈夫连名字都改了。然而她一直默默操持着这个家的一切事务。
1964年10月16日，寂静的罗布泊荒原上爆出一声巨响，蘑菇云冉冉升腾。不久，王淦昌终于回到了北京。一天晚上，他陪妻子去看原子弹爆炸的新闻纪录片，吴月琴在银幕上见到了丈夫的身影，不解地问：“淦昌，你怎么会在上边?”“我参与了这项工作。”“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能说。这是总理的规定。关于核实验的事情，他连邓颖超同志都不告诉哩。”
1969年，王淦昌随核实验队一起被安排到南方一个偏僻的地方。已是60多岁的吴月琴听说丈夫要离开北京，无论子女怎么劝说也坚决不听，毫不犹豫地办了离京手续，跟随丈夫去了蛮荒之地。
回到北京后，王淦昌夫妇住在木樨地22号部长楼，相互体贴，相濡以沫。
1997年7月的一天傍晚，在林阴道上散步的王淦昌老人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倒，摔碎了右腿股骨胫。90岁高龄的王淦昌教授经过五个月的住院保守治疗，居然奇迹般重新站了起来。他住院期间，吴月琴老人隔三差五地到医院看望他。然而，当王淦昌教授完全可以行动时，94岁高龄的爱妻在一个夜晚竟也摔碎了右腿股骨胫，于1998年7月仙逝。百日之后，王淦昌追随着自己赴天国的“小脚夫人”化蝶而去。
一代科学大师和他目不识丁的小脚夫人恩恩爱爱、相濡以沫走过了77年风雨岁月。
一
王氏出生于江苏常熟县一个颇有名气的中医世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凭着祖上遗传下来的国医绝学，王家世代过着殷实的生活。然而，当王淦昌4岁的时候，一生悬壶济世的父亲突然英年早逝，把一个家族的重担扔给两位已经成年在常熟县里谋生的哥哥。九年之后，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又早早地撒手人寰，空留下一座寂寥的大宅院给这位刚刚小学毕业的江南少年。望着最小的外孙王淦昌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像一叶漂泊的乌篷船没有一个可资停泊的生命的港湾，慈祥的外婆决定赐给他一个温馨的小家和女人。
一天傍晚，拿着小学毕业证书的王淦昌蹦蹦跳跳地跑到外婆家，刚一踏进门槛，就被坐在太师椅上的外婆叫了过去。老夫人怜爱地伸手帮外孙擦去脸上的汗珠和泥水，长叹了一口气说：“淦昌啊，你总不能这样没爹没娘地过日子，外婆这些天寻思着想给你成个家，帮你找一个像妈妈一样烧火做饭，像姐姐一般疼你爱你的女人……”
“真的?”乍失母爱却不明白成家是啥含义的王淦昌好奇地问。
“嗯!”外婆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有家了，又有人给我洗衣做饭啦！”王淦昌笑着跳着跑出了厅堂。
望着不谙男女之事的外孙消失的身影，老夫人露出凄楚一笑。不过娶亲的事情仍然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当晚，外婆就派人到邻乡的老中医世家——吴家提迎娶的事情。原来，吴家与王家是世交，淦昌才3岁的时候，父亲就为他与吴家大他3岁的女孩月琴订下了娃娃亲。此时，吴月琴16岁，按照中国人的千年习俗，也该到了出闺论嫁的年龄了。尽管王家父母双亡，但是崇尚礼义诚信的吴家毫不犹豫地兑现了当年父母之间的媒妁之言。
芦荻悠悠河汊相接的乡间石板小路上，一队迎亲的队伍正朝小镇上的中医世家——王氏老屋前缓缓走来。13岁的少年王淦昌身着一套黑色的杭纺长袍马裤，胸前挂着一朵红绸编成的大花，头戴瓜皮小帽，一副娃娃脸上荡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喜悦。他跟着吹唢呐的队伍，一蹦一跳地绕着大花轿嬉戏玩耍着，一点也没有当新郎的老成和庄严。
迎亲的队伍刚走近王家的大门口，一串千响鞭炮噼噼叭叭炸响了。在一片硝烟袅袅之中，媒人哗地掀开了大花轿的门帘，身着古色古香的绸缎红嫁衣、头顶上蒙着一块红盖头的新娘吴月琴，便迈着颤颤悠悠的三寸金莲，蓦然出现在王淦昌面前。当媒人将大红绣球的绸带一端塞到他的手里，让王淦昌牵着新娘进家时，他才勇敢地仰起头来，看了遮着红盖头的新娘一眼，发现新娘子居然比自己高出了一大截，本来就爱脸红的他脸上顿时羞得一片殷红。
“大花轿，颠又颤，大媳妇牵着小郎官入洞房!”站在王家大门旁边围观的一群少年突然众口一声地起哄开了。王淦昌一听窘得无地自容。
夜一片死寂，新娘吴月琴羞涩地等着小丈夫掀开她的红盖头，但忽然间懵懵懂懂成了新郎的王淦昌，窘迫得连抬头看新娘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哪还敢上前掀开新娘的红盖头。对这位比他大3岁的新娘，与其说是将她作为大媳妇，毋宁说是当做大姐姐来接纳。
二
王淦昌还未真正感受到外婆帮他筑的香巢的暖意，就匆匆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船，他考进了上海著名中学——浦东中学。此时恰逢“五四”新文化浪潮的洗礼，那群负笈过海留洋归来的新运动斗士的人格、学识、理念以及反叛精神影响着他的生活和思考。每每想到自己乡下的老屋还藏着一个三寸金莲的“娘子”时，他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悔和疼。有几次，他鼓足勇气赶回老家要让外婆帮自己“退掉娘子”，但一踏进家门，一看到善良贤惠的“大姐姐”又是笑容可掬地嘘寒问暖，又是忙里忙外地烧水做饭、洗衣纳鞋，到了嘴边的话硬是憋了回去。
上世纪30年代初，清华毕业后给中国物理学界的先驱吴有训教授当助手的王淦昌，未与家人商量便轻轻松松地考取了江苏省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研究生。一向用血汗钱资助他念中学、大学的大哥也禁不住摇了摇头：“淦昌啊，你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怎么还‘我行我素’啊。一个家毕竟要靠男人来支撑，你已从清华毕业，完全可以养家口了，还留哪门子学呀!”
入夜，三个调皮的孩子已经进入恬静的梦乡。昏黄的油灯下，吴月琴仍像往常一样，一针一线地为丈夫纳鞋底。豆大的火苗映在她的脸颊上，王淦昌倚靠在床上细看妻子，似乎这才发现妻子长得蛮漂亮的，浑身上下透着少妇的成熟之美。“月琴，我仔细想过了，不去留学啦，就守着你们娘儿四个过日子吧。”王淦昌说。
“不许再说‘不去’两个字。”妻子柔软的纤手捂住他的嘴巴，“我想通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淦昌，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织塘镇上有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王淦昌一踏进柏林大学的校门，就幸运地师从被爱因斯坦赞誉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内教授。虽然由于这位物理学大师过于偏爱和执拗，使得王淦昌痛失了一次发现中子而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但在迈特内教授的引领下，他登上了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学术高台，雄视近当代物理学坛的众多杰出人物。
在他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活之后，他又去了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作学术访问，见到了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学家，学习了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技巧。1934年4月，王淦昌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要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
三
四年后，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的王淦昌回到山东大学任教，一年后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的邀请南下西子湖畔，到著名的浙大物理系任教授。时年28岁的留德博士，他那渊博的学识一下就将浙大的骄子们迷住了。选修他的课的学生中，有一位有着秋潭似的大眼睛、常向他投来倾慕微笑的女学生。他得知这位总是仰着白玉般鹅蛋脸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课的女大学生是金陵人氏，是浙大的女才子。
金陵才女对王淦昌的仰慕完全源于他身上的天才物理学家的秉赋和才气。她听过当年王淦昌在莱茵河畔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故事，也知道在美国科协出的那本《世界百年科学大事记》只收入两位中国人，其中一位就是王淦昌。
然而，有一天，她悄悄地尾随“娃娃教授”步出浙大校门，发现下了黄包车的教授竟亲热地挽着一个挪着三寸金莲的大媳妇，后边还跟着几个小孩子。这不啻一把尖刀在一点点地宰割着女才子春情萌动的心。
“这不公平!”以后随着女才子与“娃娃教授”的关系进到无话不说的地步，女才子尖刻地说，“一个大科学家娶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大媳妇，这本身就是一桩畸形的婚配。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是她的竞争者!”
“那是不可能的。”王淦昌摇了摇头说，“你与她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怎么，你胆怯了?”
“不，我已经是有家室儿女了，已经没有这个权利。”王淦昌劝解女才子，“作为男人，对月琴和孩子们，当然还包括你，我都必须有一种责任。我们的关系只能界定在师生上，只可以聊聊彼此喜欢的话题。”
四
随着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败北，杭州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浙江大学只好跟着逃难的队伍往大后方迁徙。王淦昌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结核。校方的薪水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来了，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吴月琴肩上。
吴月琴在贵州省的小山城湄潭的荒山坡上开垦出了一片菜园，种上了蔬菜，养了一群鸡。校长竺可桢看到后当着王淦昌的面啧啧称赞：“王教授，没想到你这‘小脚太太’真能干呀，让她给浙大的教职工家属传传经，垦荒自足，这是教授夫人用女人的双手击退日本鬼子兵啊！”
听到爱妻受到校长的公开表扬，王淦昌的心里别提有多甜了。
几天后，吴月琴打听到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来三只奶羊，满山遍野地赶着去放牧。傍晚时分，当妻子牵着羊回到家门口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
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一代核物理学大师牵着羊儿去教书做实验的往事遂成为浙大的佳话。
悄悄地伫立在山城一隅远眺着这一切的浙大女才子终于发现，这种古老的婚姻最索然无味却最牢固，再也不忍走近这个温馨的城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已经名花有主的“金陵才女”来向自己的导师辞别，她噙泪对大科学家表白完“我会用心记你一生一世”的心意后，便再也没有在王淦昌面前出现过。
五
王淦昌的儿女们热爱自己的父母，尤其尊重文化不高的母亲，他们无不带着骄傲的神情说：“我们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有我们母亲的一份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王淦昌代表中国前往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妻子吴月琴陪他赴苏联。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中国妇女，竟然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她勇敢而认真地学俄语，从1、2、3开始到必要的对话，居然可以毫不费力地上街购买物品，回来给丈夫做可口的饭菜。
1960年12月24日，王淦昌在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四年任期届满，匆匆返回祖国。当时国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王淦昌的家也和大家一样，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然而他却把在国外节省下来的14万卢布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尽管吴月琴要精打细算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可对丈夫的行动却大力支持。
1961年4月1日，那是他永远难忘的日子。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刘杰紧急约见王淦昌，要他即刻进城“有要事相商”。这时王淦昌已经猜到八九分是什么事了。这的确是一次重要的会面，它决定了王淦昌这位早在２０世纪40年代，美国人编撰的百年科学大事记就已将其列入其中的国内外久已闻名的核物理学家，从此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这就是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国防工业，使他成为研究中国核弹的开拓者。
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王淦昌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也十分明白，自己以身许国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所有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人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为这是国家当时的最高机密。王淦昌已是一位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在某些领域他创造了世界第一，然而他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将决定他在若干年中不能在世界的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去交流学术成果，将要失去许多名利双收的好机会。但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些条件，改名为“王京”。
从此王淦昌化名“王京”走西部、进罗布泊，具体指挥“596工程”。每当夜幕悄悄降临，他最牵挂的是远在杜布纳的妻子吴月琴。身处异邦的吴月琴也度日如年，丈夫临走时说“过几天就回来”，然而一去不见返，撇下她一个女人在异国他乡。这时中苏关系紧张，她苦等了半年多，才登上了回国的列车。
她回到家后，发现王淦昌变得很神秘，出差不告诉她行程和最终目的地，总是来去匆匆，问他总是遮遮掩掩地不说实话，后来她还发现丈夫连名字都改了。然而她一直默默操持着这个家的一切事务。
1964年10月16日，寂静的罗布泊荒原上爆出一声巨响，蘑菇云冉冉升腾。不久，王淦昌终于回到了北京。一天晚上，他陪妻子去看原子弹爆炸的新闻纪录片，吴月琴在银幕上见到了丈夫的身影，不解地问：“淦昌，你怎么会在上边?”“我参与了这项工作。”“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能说。这是总理的规定。关于核实验的事情，他连邓颖超同志都不告诉哩。”
1969年，王淦昌随核实验队一起被安排到南方一个偏僻的地方。已是60多岁的吴月琴听说丈夫要离开北京，无论子女怎么劝说也坚决不听，毫不犹豫地办了离京手续，跟随丈夫去了蛮荒之地。
回到北京后，王淦昌夫妇住在木樨地22号部长楼，相互体贴，相濡以沫。
1997年7月的一天傍晚，在林阴道上散步的王淦昌老人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倒，摔碎了右腿股骨胫。90岁高龄的王淦昌教授经过五个月的住院保守治疗，居然奇迹般重新站了起来。他住院期间，吴月琴老人隔三差五地到医院看望他。然而，当王淦昌教授完全可以行动时，94岁高龄的爱妻在一个夜晚竟也摔碎了右腿股骨胫，于1998年7月仙逝。百日之后，王淦昌追随着自己赴天国的“小脚夫人”化蝶而去。
一代科学大师和他目不识丁的小脚夫人恩恩爱爱、相濡以沫走过了77年风雨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