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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宝洁公司与魔鬼有联系的谣言不胫而走,据谣传,该公司为使生意兴隆,与撒旦签了约,将利润的百分之十交给一个信奉撒旦的教派。这条谣言让该公司痛苦不堪。2010年2月11日,一条“凌晨有大地震”的谣言,两个小时内忽悠了半个山西。从古至今,我们一直都生活在充满谣言的环境中。在本文中,笔者将试图揭开谣言的神秘面纱,让读者初步了解谣言,不再惧怕谣言。
谣言的界定和特征
研究这个领域的两位奠基人奥尔波特和波斯曼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卡普费雷则将谣言称为是一种“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一些突发性强、危害大、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经常发生,这些很容易造成谣言的传播,笔者认为,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三个特征。
传播迅速。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其传播始于人际传播,一开始是人们私下交流讨论,这是谣言流出的起始階段。谣言一旦流出,便开始呈现一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特别是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以手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使人们的交流更加便捷和广阔。凭借这些新媒体的技术优势,谣言在社会上扩散的速度更加惊人。2010年2月21日,关于山西地震的谣言瞬间爆发,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谣言就波及半个山西省,导致数百万民众跑出家门“等地震”,这样的传播速度、波及范围不得不令人惊叹。
破坏性强。刘建明在《舆论传播》中将“谣言归属为舆论传播的一种负功能,是具有攻讦性的负向舆论”①。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很多民众都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面对谣言,他们往往失去原有的判断力和理性思维,造成心理恐慌、精神焦虑,某些时候还会出现非理性的极端行为,而且容易干扰社会的正常秩序,危害社会的稳定。近年来出现的四川广元“蛆橘”事件和网络谣言逼死韩国女星崔真实事件,无不给当事人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滚雪球”式传播。谣言是一种不自觉的、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播的负面舆论。一方面,社会民众在接收到谣言时,会受谣言的影响而产生非理性的情绪和行为;另一方面,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社会群众既充当着信息接收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又不自觉地担任着谣言传播者的角色,将谣言传播给周围的朋友和亲人,使谣言的传播呈现一种“滚雪球”的状态。在传播过程中,人们会不自觉地对信息内容进行删减、增加、同化等加工,进一步强化谣言的内容和效果。
利益和环境变化驱动谣言的产生
谣言产生的静因:利益需求。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谣言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信息的正式传播渠道不顺畅、虚假信息未能及时澄清、权威消息缺失等,都会产生谣言。探其根源不难发现,其实谣言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利益需求,马斯洛在研究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出:“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不管是谣言的制造者还是后来的传播者,利益需求始终贯穿于谣言的整个发生过程。谣言的制造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在传播谣言时,最中心的内容总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具有鲜明的个人或集团目的。这种目的通常是为了实现个人或集团的需求,也就是物质层面的需求和精神层面的需求。获取物质利益。这个层次的需求是相对直观和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谣言制造者为了满足自身或所属的利益集团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刻意散布虚假信息造成社会混乱,从中牟取经济利益。例如,2003年非典时期,谣言席卷全国各地,各地群众由于轻信谣言,发生哄抢板蓝根和醋的不理性行为,造成了经济秩序不稳定,同时使一些商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满足精神需求。人是一种带有复杂情感的动物,谣言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制造者和传播者的心理慰藉,使其获得感情上的共鸣,实现精神层面的需求。这主要包括娱乐、自我发泄、试图说服别人、从众心理。有些人对现状不满,用谣言来宣泄情感;有些人惊奇于谣言内容的趣味,传播给周围人制造效果;还有些人盲目跟随周围人的舆论,屈服于舆论压力,这些都是满足情感和精神层面需求的表现。山西地震谣言的制造者是一名大学生,问及发布谣言的原因,该学生称上网发帖系“闹着玩”,完全抱着一种娱乐的心态。
环境变化是谣言产生的驱动力。社会环境遭到人为或自然力量的破坏,产生环境变化,从而引发人们心理上的猜测和惊慌,便很容易导致谣言在社会上传播。“谣言是无风不起浪的副产品”②,谣言一般易在重大的社会变革、重大的突发性事件以及国家调整政策时产生,往往对社会公众的心理造成巨大冲击,使公众在潜意识里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身利益处在一种危险状态。这种心理往往催生谣言的产生,并且公众会轻易地相信谣言,互相传播,不自觉地扩大了谣言的传播范围。
在这些社会环境变化中,公共安全领域往往是谣言爆发的一个高发地。公共安全危机具有突发性、重要性、危险性等特点。危机事件一旦爆发,人们容易表现出对于危机事件相关信息的渴求,如果信息传播不及时,就会滋生谣言。近年来,非典、汶川地震、三鹿毒奶粉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等一系列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不断发生,与此同时,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总是能够听到谣言的声音。更为严重的是,受众在听信这些谣言的同时,会采取各种非理性和情绪化的行动,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
控制谣言的对策
谣言止于真相。美国学者G·W·奥尔波特曾提出一个关于谣言的集合行为信息流的公式:R(Rumor)=I(Importance)×A(Ambiguity),其中R代表谣言,I代表事件的重要性,A代表信息的模糊性。③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谣言的传播与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呈现正相关性。换言之,事件越重要,相关的信息越模糊,谣言的传播速度就越快。当A(事件相关信息的模糊性)无限趋向于0的时候,那么这个公式的另一端谣言就会相应地约等于0。简言之,如果及时传播真实客观的信息,那么谣言很快就会不攻自破。
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控制谣言最直接的措施就是摆事实,将事实真相展现给广大群众,让他们自己做出独立的判断。有些时候,政府在进行辟谣时不能拿出具体的事实依据,只是单纯地澄清谣言,这样往往会适得其反,反而增加了谣言的可信度。
政府的声音让谣言颤抖。谣言一旦经过官方证实和说明,那么这条消息就不再是谣言了。而且随着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人们首先会去官方的信息渠道寻找信息,这种权威信息的发布者通常来自政府。霍夫兰在进行说服性研究时发现,相比低可信度的信源,高可信度的信源会引起公众更多的认知和态度变化。④政府作为人们信赖的权威部门,它所发布的信息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在民间谣言和官方消息之间,人们通常会选择后者。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地发布权威信息,就会导致谣言在各种非正式的渠道聚集、蔓延,公众也会转而相信社会上的谣言,以满足自己的信息渴求。2003年非典在广州流行初期,政府对疫情信息采取延迟播报和轻描淡写的手法,结果造成谣言肆虐,人心惶惶,使政府形象大打折扣。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中央政府开始注重对信息的公开,每天通报疫情信息,宣传科学的预防方法,结果很快稳定了民心。
依靠权威媒体,疏通信息渠道。斯各特·卡特里普曾说过:“当正式的、可控的渠道中断后,非正式的、不可控的渠道将取而代之。”⑤谣言通常是在一种非正式、不可控的渠道进行传播,人际传播、手机传播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传播方式。当谣言在社会上的消极影响不断扩大,造成人心惶惶的时侯,人们通常会去查询权威媒体的相关信息。汶川地震发生不久,有人通过手机散布“北京地区当晚10时到12时有强地震”。新华社、央视等权威媒体及时播报国家主管部门澄清谣言的新闻,使谣言很快失去了市场,稳定了人们的恐慌情绪。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大众传媒高度发达,单纯地依靠权威媒体还不能完全消除谣言。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崛起,受众接触信息的渠道在不断拓宽。消除谣言,必须疏通这些信息渠道,建立一个畅通的信息渠道,将主流媒体与地方媒体、大众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起来,多渠道、广覆盖、快速度地发布信息,及时澄清谣言。
注 释:
①刘建明:《舆论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
②刘建明:《舆论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③李增瑞、彭鹏:《公共安全危机中谣言的阻断》,《军事记者》,2009(8)。
④E·M·罗杰斯[美]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
⑤斯各特·卡特里普:《公共关系教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作者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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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的界定和特征
研究这个领域的两位奠基人奥尔波特和波斯曼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卡普费雷则将谣言称为是一种“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一些突发性强、危害大、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经常发生,这些很容易造成谣言的传播,笔者认为,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三个特征。
传播迅速。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其传播始于人际传播,一开始是人们私下交流讨论,这是谣言流出的起始階段。谣言一旦流出,便开始呈现一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特别是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以手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使人们的交流更加便捷和广阔。凭借这些新媒体的技术优势,谣言在社会上扩散的速度更加惊人。2010年2月21日,关于山西地震的谣言瞬间爆发,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谣言就波及半个山西省,导致数百万民众跑出家门“等地震”,这样的传播速度、波及范围不得不令人惊叹。
破坏性强。刘建明在《舆论传播》中将“谣言归属为舆论传播的一种负功能,是具有攻讦性的负向舆论”①。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很多民众都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面对谣言,他们往往失去原有的判断力和理性思维,造成心理恐慌、精神焦虑,某些时候还会出现非理性的极端行为,而且容易干扰社会的正常秩序,危害社会的稳定。近年来出现的四川广元“蛆橘”事件和网络谣言逼死韩国女星崔真实事件,无不给当事人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滚雪球”式传播。谣言是一种不自觉的、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播的负面舆论。一方面,社会民众在接收到谣言时,会受谣言的影响而产生非理性的情绪和行为;另一方面,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社会群众既充当着信息接收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又不自觉地担任着谣言传播者的角色,将谣言传播给周围的朋友和亲人,使谣言的传播呈现一种“滚雪球”的状态。在传播过程中,人们会不自觉地对信息内容进行删减、增加、同化等加工,进一步强化谣言的内容和效果。
利益和环境变化驱动谣言的产生
谣言产生的静因:利益需求。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谣言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信息的正式传播渠道不顺畅、虚假信息未能及时澄清、权威消息缺失等,都会产生谣言。探其根源不难发现,其实谣言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利益需求,马斯洛在研究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出:“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不管是谣言的制造者还是后来的传播者,利益需求始终贯穿于谣言的整个发生过程。谣言的制造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在传播谣言时,最中心的内容总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具有鲜明的个人或集团目的。这种目的通常是为了实现个人或集团的需求,也就是物质层面的需求和精神层面的需求。获取物质利益。这个层次的需求是相对直观和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谣言制造者为了满足自身或所属的利益集团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刻意散布虚假信息造成社会混乱,从中牟取经济利益。例如,2003年非典时期,谣言席卷全国各地,各地群众由于轻信谣言,发生哄抢板蓝根和醋的不理性行为,造成了经济秩序不稳定,同时使一些商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满足精神需求。人是一种带有复杂情感的动物,谣言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制造者和传播者的心理慰藉,使其获得感情上的共鸣,实现精神层面的需求。这主要包括娱乐、自我发泄、试图说服别人、从众心理。有些人对现状不满,用谣言来宣泄情感;有些人惊奇于谣言内容的趣味,传播给周围人制造效果;还有些人盲目跟随周围人的舆论,屈服于舆论压力,这些都是满足情感和精神层面需求的表现。山西地震谣言的制造者是一名大学生,问及发布谣言的原因,该学生称上网发帖系“闹着玩”,完全抱着一种娱乐的心态。
环境变化是谣言产生的驱动力。社会环境遭到人为或自然力量的破坏,产生环境变化,从而引发人们心理上的猜测和惊慌,便很容易导致谣言在社会上传播。“谣言是无风不起浪的副产品”②,谣言一般易在重大的社会变革、重大的突发性事件以及国家调整政策时产生,往往对社会公众的心理造成巨大冲击,使公众在潜意识里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身利益处在一种危险状态。这种心理往往催生谣言的产生,并且公众会轻易地相信谣言,互相传播,不自觉地扩大了谣言的传播范围。
在这些社会环境变化中,公共安全领域往往是谣言爆发的一个高发地。公共安全危机具有突发性、重要性、危险性等特点。危机事件一旦爆发,人们容易表现出对于危机事件相关信息的渴求,如果信息传播不及时,就会滋生谣言。近年来,非典、汶川地震、三鹿毒奶粉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等一系列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不断发生,与此同时,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总是能够听到谣言的声音。更为严重的是,受众在听信这些谣言的同时,会采取各种非理性和情绪化的行动,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
控制谣言的对策
谣言止于真相。美国学者G·W·奥尔波特曾提出一个关于谣言的集合行为信息流的公式:R(Rumor)=I(Importance)×A(Ambiguity),其中R代表谣言,I代表事件的重要性,A代表信息的模糊性。③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谣言的传播与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呈现正相关性。换言之,事件越重要,相关的信息越模糊,谣言的传播速度就越快。当A(事件相关信息的模糊性)无限趋向于0的时候,那么这个公式的另一端谣言就会相应地约等于0。简言之,如果及时传播真实客观的信息,那么谣言很快就会不攻自破。
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控制谣言最直接的措施就是摆事实,将事实真相展现给广大群众,让他们自己做出独立的判断。有些时候,政府在进行辟谣时不能拿出具体的事实依据,只是单纯地澄清谣言,这样往往会适得其反,反而增加了谣言的可信度。
政府的声音让谣言颤抖。谣言一旦经过官方证实和说明,那么这条消息就不再是谣言了。而且随着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人们首先会去官方的信息渠道寻找信息,这种权威信息的发布者通常来自政府。霍夫兰在进行说服性研究时发现,相比低可信度的信源,高可信度的信源会引起公众更多的认知和态度变化。④政府作为人们信赖的权威部门,它所发布的信息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在民间谣言和官方消息之间,人们通常会选择后者。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地发布权威信息,就会导致谣言在各种非正式的渠道聚集、蔓延,公众也会转而相信社会上的谣言,以满足自己的信息渴求。2003年非典在广州流行初期,政府对疫情信息采取延迟播报和轻描淡写的手法,结果造成谣言肆虐,人心惶惶,使政府形象大打折扣。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中央政府开始注重对信息的公开,每天通报疫情信息,宣传科学的预防方法,结果很快稳定了民心。
依靠权威媒体,疏通信息渠道。斯各特·卡特里普曾说过:“当正式的、可控的渠道中断后,非正式的、不可控的渠道将取而代之。”⑤谣言通常是在一种非正式、不可控的渠道进行传播,人际传播、手机传播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传播方式。当谣言在社会上的消极影响不断扩大,造成人心惶惶的时侯,人们通常会去查询权威媒体的相关信息。汶川地震发生不久,有人通过手机散布“北京地区当晚10时到12时有强地震”。新华社、央视等权威媒体及时播报国家主管部门澄清谣言的新闻,使谣言很快失去了市场,稳定了人们的恐慌情绪。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大众传媒高度发达,单纯地依靠权威媒体还不能完全消除谣言。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崛起,受众接触信息的渠道在不断拓宽。消除谣言,必须疏通这些信息渠道,建立一个畅通的信息渠道,将主流媒体与地方媒体、大众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起来,多渠道、广覆盖、快速度地发布信息,及时澄清谣言。
注 释:
①刘建明:《舆论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
②刘建明:《舆论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③李增瑞、彭鹏:《公共安全危机中谣言的阻断》,《军事记者》,2009(8)。
④E·M·罗杰斯[美]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
⑤斯各特·卡特里普:《公共关系教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作者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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