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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南作家协会
我从小就热爱文学。小学三四年级有了起码的阅读能力，在不断扩展的课外读物中，逐渐沉迷于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艾青等五四后的作家和作品。记得念初中时，一天与好友躺在学校的草地上，望着辽阔的天空，谈起人生的理想时，曾脱口而出地说：“我要做新的鲁迅！”今天回忆起来，显然幼稚可笑，但也不失为一种健康向上的人生追求。
不知哪里来的胆量，进初中不久，我就敢于向社会上成人的报刊投稿。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就在1946年下半年，当时的《武汉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一篇题为《马的故事》的短文，作者署名：“十三岁洪班爱”（洪班爱是我的原名）。
随着年龄增长，我阅读的范围不断扩展。我就读的武昌文华中学，是基督教会办的，图书室有不少英、美、法与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但丁的《神曲》、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等。何惧一知半解，我一本接一本地读啊读。还有雨果、福楼拜、莫泊桑、王尔德、左拉，无不令我陶醉其中。
到了15岁，我已不安于课堂学习，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令我目不睱接。初中三年级时，年少痴狂的我动念创办一个刊物，取名《歌德旬刊》。同班同学李剑虹也酷爱文学，他父亲是桂系白崇禧部队的一个将军，他告诉我办铅印刊物需筹措印刷经费，他可以利用家庭的人脉关系拉广告来筹资。便由他担任《歌德旬刊》社的经理，总揽财务、发行事务。像儿童办酒酒，居然把刊物办成了。刊物出来后，主要由要好的同学到附近几所学校去卖，记得也曾放若干份在司门口一家书店出售，问津者不多。推究我们办刊的动机，主要是一种爱好，还有就是出风头。
1949年5月武汉解放，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年轻人的兴奋、躁动、满腔热情促使我积极投身革命。在数不清的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形形色色的團体的招生广告中，有一则是这样写的：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工团招收新团员，文工团设有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创作部。当时武汉陆续组建了湖北省武汉市所属的文艺工作团，华中局所属的文工团是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我还清晰地记得报考创作员的条件是：大学文科毕业或相当于大学文科毕业，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并曾发表过作品，报名时需附上作品。
看到最后两行，我突然眼前一亮。
我当时17岁，冷静下来一想，我不仅年岁太小，又没有像样的学历（记得当时与我一起报名的，有一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年龄比我大五六岁），不由得心虚气短。但是受到开国之初日新月异的氛围的影响，我又割舍不下这个机会。招收新创作员的条件中不是说要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并发表过作品吗？我不仅早在13岁就在《武汉日报》发表过作品，在随后的1948年、1949年还曾在《新湖南报》等省级报刊发表过作品。我想我应该把这些作品和我主编的《歌德旬刊》、《文华校刊》（1948-1949年间）一并附上，也许会有一线被录取的希望。
主考人海默是一位知识广阔、才气横溢的作家，他后来的电影剧作《洞箫横吹》《母亲》颇为人所称道。他还写了不少长篇、短篇小说，性格爽朗、耿直、敢说真话，“文革”中遭红卫兵批斗被活活打死。1949年11月他任华中文工团创作部主任。文工团创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形势及时写一些歌词、独幕剧，有时组织创作一些多幕话剧或歌剧舞剧。很幸运地，我被华中文工团录取了。在这里，我呆了3年，除写过一些歌词、独幕剧，曾参加多幕话剧《第一次海战》的创作（集体创作）。1952年10月调离华中文工团，我便退出了这个多幕话剧的创作。
1952年，我就由当时的中南工作团创作部调到中南文联，同一批调来的有湖南的未央、左介贻，河南的姚雪垠、李蕤、吉学沛、苏鹰，江西的叶丁、时佑平，湖北的李冰、莎蕻、楚奇等。（仅凭记忆，这个名单肯定是不完全的），建立了刚刚成立的中南作家协会也就是中南地区第一个专业作家队伍。
在这个队伍中，我是最年轻的。
总忘不了六十二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是1953年6月，中南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汉口一下子来了一大批作家。我记得天气正热，满街赤膊，街边摆满了卖水果的摊子，刚切开的红瓢、白瓢西瓜引路人垂涎。
当时的武汉市是中南大行政区的首府，辖区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河南六省与武汉、广州二市。六省作家聚集，名人荟萃一时，乃罕有的盛事。上溯历史，只有1938年文艺界在这里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文化名人云集武汉，差堪媲美。
出席这个中南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作家中，我印象较深的有写《王贵与李香香》的李季、写《高干大》的欧阳山、写《差半车麦秸》的姚雪垠、写《黎明的河边》的峻青、写《沃土》的田涛等。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陈荒煤、于黑丁，两位均为抗战初期的作家。陈荒煤抗战初期较有影响的作品是小说集《长江上》，于黑丁是抗战爆发后随萧军从东三省进关的，他当时的一本小说集叫《炭窑》。
我那时二十岁，是文学新兵，躬逢其盛，穿梭于陌生的面孔、熟悉的名字之间，心中充满喜悦，常于三言两语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黎黄陂路的“文艺厅”内外
汉口黎黄陂路得名于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黎大总统系湖北黄陂人氏，出生地距离繁华的汉口市区不到一百华里。黎黄陂路昔日也是富人聚居的街区，街道两边都是坚固而雅致的西式楼房。黎黄陂路29号是一座三层楼房，原为“吟雪酒楼”。解放后市军管会把它分配给中南文联，兼作办公和生活用房。随军进城的《长江文艺》编辑部设在二楼，李季、黑丁、俞林住在这里。我记得峻青也住在这里，他当时正埋头赶写什么作品，常常熬夜，一双眼睛红红的。
三楼有一个长形的大会议室。中南文联和随后成立的中南作家协会的大型活动，如听重要报告、文艺界召开重要会议等都在这里，久而久之，大家习惯地称之为“文艺厅”。我记得，1953年批判《武训传》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报告就在这里听的。1955年揭露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报告也是在这里听的。开展批判《红楼梦研究》时，作家们认真学习文件，联系自身的实际，深挖封建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思想，采用的是自我批评、共同提高的方式，气氛平和。到了1955年反胡风，“文艺厅”里开始有了火药味，特别是随后揪出来了几个“胡风分子”，成了大家“炮轰”的目标，群起揭发和批判。再两年，到了1957年夏的反右派运动，阶级斗争日益激烈，“文艺厅”里爆出粗口和厉声叱骂，昔日文质彬彬之风一扫而光，许多人昨天还是亲密的同志、战友，今日即反目成仇、不共戴天。武汉夏季奇热，长形的文艺厅有两台大吊扇，是解放前留下的旧物，飞转起来时发出“咔咔咔”的声音，那铡刀似的大扇叶似乎要落下来，随时夺人性命。平日大家对此大多有点担心，在满腔激愤反击右派对党和人民的“进攻”时，大吊扇不正常的噪音常常听不见了。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大右派”有姚雪垠、李蕤、周勃、姜弘等。姚雪垠定案时划为“极右分子”，与一批“右派”一同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教养”。历史证明这是一批有成就的作家、理论家，他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陆续得到平反，不少人在文学上做出了卓越贡献。 现在回忆起来，“文艺厅”当年也有不少促进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活动，譬如动员和组织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驻会专业作家纷纷奔赴工厂，农村和部队的基层，每年举办一次作家深入生活与创作情况汇报会议。我记得当时以兼职方式长期下基层的有：田涛到棉纺厂，吉学沛到襄阳县（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烟痕到黄河三门峡水利工地，洪洋到长江大桥工地，姚雪垠到河南开封面粉厂……有关这些活动的会议召开时，参加者有当时中南作协负责人于黑丁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还有全体专业作家。会议边听边议，常常从“知识分子应向工农兵学习、时刻牢记改造世界观”的角度，向汇报人提出批评和建议。与反胡风运动以后不同，发言没有火药味，大多和风细雨，以理服人。例如姚雪垠在汇报中说，开封面粉厂许多工友常亲热地称呼他“姚作家”，当场有人指出：“这个称呼说明你和工人群众之间有距离，如果直呼老姚，岂不更为亲密无间！”姚雪垠连连点头，大家一笑表示赞同。
北京和各省作家来湖北访问，大多在“文艺厅”会见和座谈，我记得来自北京的刘白羽、力扬，来自福建的蔡其矫，来自天津的方纪等许多作家，都在这里与我们亲切晤面畅谈文学。
“文艺厅”里还常常举行作品讨论会，至今记忆犹新的有李凖农业合作化初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宜昌码头工人黄声孝的诗《搭肩一抖春风来》，未央的叙事长诗《杨秀珍》。当时尚未调入湖北作协、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长驻武汉长江大桥工地的老诗人徐迟和正在长江中上游采访的老诗人方纪，均在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徐迟在发言中大谈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颇有影响的叙事长诗《华西里·焦爾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时过境迁，这些作品与相关评论，渐渐被人遗忘。然而当年弥漫在文艺厅里的浓郁的文学氛围，绕梁六十年，余香犹存。
“文艺厅”外边的世界，更加辽阔宽广，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到工农兵中间去”、“到火热的生活中去”！
回顾我的五十年代，就走访过湖北红安、麻城农村，还曾经在江西彭泽县和湖南衡南县农村基层工作，也曾在海军南海舰队的舰艇上生活过。武汉长江第一座跨江大桥施工时，我在桥墩工地上。 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开始，我到了武汉重型机床制造厂，从车床学徒工干起，后来担任厂报（铅印的）主编。五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有个响亮的口号：“到群众中去落户”，号召专业作家把户口迁到工厂农村中去，我于1958年初不仅把家迁入武重工人村，就连工资关系也转到武汉重型机床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的生活基地转移到长江航运线上，先后在武汉港、洪湖航道段和长途航班轮船上或长期蹲点或兼职，先后约二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又奔赴中国改革开放的前线——蛇口工业区，兼职蛇口区工会副主席，时已年近六旬。
难忘的长江笔会
上世纪的1986年，长江上有过一次“长江九省作家笔会”，来自青海、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九省的作家聚首武汉，一时间群贤毕至，老少咸集。到会作家六十多人，我记得年龄最大的艾芜82岁。这是文苑的一大盛事，是湖北作家协会65年历史上的一个壮举，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86年10月15日，我记得是个星期三。上午，在武昌洪山宾馆二楼小礼堂，首届长江笔会举行了开幕式。下午往武钢参观，作家们饱含激情走过1224米长的热轧作业线，接着又看了冷轧。年已82岁的艾老，一直和大家同步。他走路不紧不慢，从容自在，敦厚而安详。
10月19日晨，乘火车到达宜昌，次日上午参观葛洲坝发电厂。八年前筑机窝时我来过一次，到处是钢筋洋灰，地面凹凸不平。我们是这次笔会的东道主，艾老又是我们敬重的老前辈，不能不时刻把老人的安全放在心上，在就要跨进厂房时，我挽着他的手臂说：“下边路不好走，我陪您在上边看看吧。”艾老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我一定要去看看。”
这是一座十七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我们沿悬臂式楼梯，围着旋转的主轴走了一圈，可惜叶片埋在水中不可得见。艾老一直跟着我们上高下低。
在宜昌弃车登船，登上了“轻舟号”小轮。上水船一般均在凌晨由宜昌码头开航，过三斗坪天已大亮。大家三三两两，在甲板上指点风景，谈笑风生。老诗人张光年是头一次过长江三峡，充满新鲜感和好奇心的神态不亚于年轻人。下午三时过神女峰，他和大家一起伫立船头，仰头盼望。巫峡江流两侧高山夹峙、奇峰起伏，难辨神女何在。当众山间一块瘦长的岩石似少女亭亭玉立地掠过眼帘时，我蓦地高喊：“神女！神女！”引起一片赞叹声，我留意到时已年过古稀的光年掌声最响。
一路上不时谈起文学。从武汉到宜昌的火车上，江苏作家梅汝凯和沙白和我同住一室。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多年的老作家陈荒煤到我们房间聊天时说：“现在中央一些同志认为我们是右的，而年轻人又骂我们保守僵化。真不好办！”他诙谐地笑了一下，我们也笑了。
10月24日游小三峡。换乘木筏子由巫山县城出发，上行到龙门峡，连日阴霾的天空忽然放晴，夹岸峭壁青翠欲滴。可惜上游下了雨，河水远不如想象中碧青，不见河底。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在滴翠峡遇见了猴群，几十只大小猴子，跳跃在崖壁间，别有一番野趣，更难得的是，在猴群跳跃的峭壁下，此刻出现了十多支羽毛艳丽的鸳鸯。
张光年和荒煤兴致勃勃，边看边在小本子上做笔记。艾芜老仍是一副平静的气派，微笑着对我说：“小三峡比大三峡更好。”
在双龙镇小泊，没想到山镇这么洁净，半山上绿树掩映，幽趣横生。不少人在河畔拾鹅卵石，我和云南诗人周良沛一边拾鹅卵石，一边谈心。大家回到轻舟号轮，小轮在飞云洞掉头回驶，一个半小时，便走完了去时三个半小时的路程。下午四时抵达秭归县城。
晚上开了个座谈会，县委书记介绍秭归情况。
次日早餐后离秭归，汽车沿长江西行到香溪河口，循香溪河上行到兴山县。近日多雨，香溪河水浑黄，但进山不久，就又恢复了秀丽的碧青。
兴山县的小招待所，建在一座山上，站在房子的阳台上，可以俯瞰小小的山城。香溪河在逶迤的山峦峡谷中时隐时现。对面一座挺拔的山峰下有一个亭子，就是昭君台。 大家冒雨走访昭君村。夜间，县长向作家们介绍兴山县，充满热爱和自信的讲话，博得不少掌声。
从兴山县前行，我们就要进入神农架林区了。早就听说湖北省西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大片原始森林，各种常绿树、阔叶树和落叶树，在温润的高山深谷，生长繁衍，万木峥嵘。车窗外，灌木林愈来愈茂密，我的心跳也随之增快。
时值深秋，迎面而来的山坡上，是一棵枝繁叶茂的红叶树。在蓝天的映衬下，绿色灌木丛里的红叶，显得分外艳丽和鲜亮。
“好美啊！”坐在我旁边的艾芜老人喟叹道。
过红坪时，我们在那堪称天然画廊的峡谷盆地里流连徘徊，一幅幅空灵而洒脱的泼墨壁画，悬挂在清溪之上。灌木丛中有紫色的羊角刺，黄色的神农香菊和红色的勿忘我，这里还有三溪、四寨、五潭、六洞、七河、八岩、九石和攒入云天的十八峰。但是，不见森林！
我们登上海拔2200米的天门垭，一时间众山降到脚下，化为起伏不息的海浪。山峦间、云雾中浮现着尖峰、断崖、倒悬的古松，境界胜似蓬莱。但是，不见森林！
到了夜里，来访的作家纷纷议论起来：“林区不见林！”“明天能看见原始森林吗？”
作为这次长江笔会的东道主，我心里增加了一种沉重感：不能叫大家失望啊！按预定的日程，明天在松柏镇盘桓一天，后天要穿过神农架的西北部前往汽车城十堰市。也许在前边的旅程中，还能让大家领略一下原始森林？
我连夜找到林场主人，郑重其事地问道，从这里去十堰市还有200公里，这一路上有没有原始森林？回答是直截了当的：“没有！”我大为失望，但不忍放弃，更加认真地探询：“那么，在公路附近有没有？比方说距公路二三十公里的范围里，有没有小片的原始森林，我们绕路去看一下？”林场主人摸着脑袋想了一下说：“从松柏镇向南数十公里处，倒是有一小片原始森林保护区，只是路很难走，汽车开不进去……”大约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顺口说道：“只要通公路的地方，都不会有森林了！”
难怪，这神农架林区四百公里的行程，都没有看到原始森林。
一路上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文学，“轻舟号”停泊巫山的那个晚上，作家们纷纷来到甲板上，或坐或蹲，谈起了当前的小说创作。有的人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探讨小说观念更新以及小说艺术表现手法多样化的问题，讨论愈来愈热烈，不少人直至凌晨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10月30日，湖北作协主办的首届长江笔会在鄂西北汽车城十堰市閉幕。这次笔会足迹遍于长江大小三峡、屈原家乡、昭君故里、葛洲坝大坝、神农架林区……一路上也真是天朗气清，游目聘怀，令人心胸怡然，参会的作家们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责任编辑 何子英
我从小就热爱文学。小学三四年级有了起码的阅读能力，在不断扩展的课外读物中，逐渐沉迷于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艾青等五四后的作家和作品。记得念初中时，一天与好友躺在学校的草地上，望着辽阔的天空，谈起人生的理想时，曾脱口而出地说：“我要做新的鲁迅！”今天回忆起来，显然幼稚可笑，但也不失为一种健康向上的人生追求。
不知哪里来的胆量，进初中不久，我就敢于向社会上成人的报刊投稿。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就在1946年下半年，当时的《武汉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一篇题为《马的故事》的短文，作者署名：“十三岁洪班爱”（洪班爱是我的原名）。
随着年龄增长，我阅读的范围不断扩展。我就读的武昌文华中学，是基督教会办的，图书室有不少英、美、法与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但丁的《神曲》、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等。何惧一知半解，我一本接一本地读啊读。还有雨果、福楼拜、莫泊桑、王尔德、左拉，无不令我陶醉其中。
到了15岁，我已不安于课堂学习，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令我目不睱接。初中三年级时，年少痴狂的我动念创办一个刊物，取名《歌德旬刊》。同班同学李剑虹也酷爱文学，他父亲是桂系白崇禧部队的一个将军，他告诉我办铅印刊物需筹措印刷经费，他可以利用家庭的人脉关系拉广告来筹资。便由他担任《歌德旬刊》社的经理，总揽财务、发行事务。像儿童办酒酒，居然把刊物办成了。刊物出来后，主要由要好的同学到附近几所学校去卖，记得也曾放若干份在司门口一家书店出售，问津者不多。推究我们办刊的动机，主要是一种爱好，还有就是出风头。
1949年5月武汉解放，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年轻人的兴奋、躁动、满腔热情促使我积极投身革命。在数不清的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形形色色的團体的招生广告中，有一则是这样写的：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工团招收新团员，文工团设有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创作部。当时武汉陆续组建了湖北省武汉市所属的文艺工作团，华中局所属的文工团是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我还清晰地记得报考创作员的条件是：大学文科毕业或相当于大学文科毕业，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并曾发表过作品，报名时需附上作品。
看到最后两行，我突然眼前一亮。
我当时17岁，冷静下来一想，我不仅年岁太小，又没有像样的学历（记得当时与我一起报名的，有一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年龄比我大五六岁），不由得心虚气短。但是受到开国之初日新月异的氛围的影响，我又割舍不下这个机会。招收新创作员的条件中不是说要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并发表过作品吗？我不仅早在13岁就在《武汉日报》发表过作品，在随后的1948年、1949年还曾在《新湖南报》等省级报刊发表过作品。我想我应该把这些作品和我主编的《歌德旬刊》、《文华校刊》（1948-1949年间）一并附上，也许会有一线被录取的希望。
主考人海默是一位知识广阔、才气横溢的作家，他后来的电影剧作《洞箫横吹》《母亲》颇为人所称道。他还写了不少长篇、短篇小说，性格爽朗、耿直、敢说真话，“文革”中遭红卫兵批斗被活活打死。1949年11月他任华中文工团创作部主任。文工团创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形势及时写一些歌词、独幕剧，有时组织创作一些多幕话剧或歌剧舞剧。很幸运地，我被华中文工团录取了。在这里，我呆了3年，除写过一些歌词、独幕剧，曾参加多幕话剧《第一次海战》的创作（集体创作）。1952年10月调离华中文工团，我便退出了这个多幕话剧的创作。
1952年，我就由当时的中南工作团创作部调到中南文联，同一批调来的有湖南的未央、左介贻，河南的姚雪垠、李蕤、吉学沛、苏鹰，江西的叶丁、时佑平，湖北的李冰、莎蕻、楚奇等。（仅凭记忆，这个名单肯定是不完全的），建立了刚刚成立的中南作家协会也就是中南地区第一个专业作家队伍。
在这个队伍中，我是最年轻的。
总忘不了六十二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是1953年6月，中南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汉口一下子来了一大批作家。我记得天气正热，满街赤膊，街边摆满了卖水果的摊子，刚切开的红瓢、白瓢西瓜引路人垂涎。
当时的武汉市是中南大行政区的首府，辖区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河南六省与武汉、广州二市。六省作家聚集，名人荟萃一时，乃罕有的盛事。上溯历史，只有1938年文艺界在这里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文化名人云集武汉，差堪媲美。
出席这个中南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作家中，我印象较深的有写《王贵与李香香》的李季、写《高干大》的欧阳山、写《差半车麦秸》的姚雪垠、写《黎明的河边》的峻青、写《沃土》的田涛等。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陈荒煤、于黑丁，两位均为抗战初期的作家。陈荒煤抗战初期较有影响的作品是小说集《长江上》，于黑丁是抗战爆发后随萧军从东三省进关的，他当时的一本小说集叫《炭窑》。
我那时二十岁，是文学新兵，躬逢其盛，穿梭于陌生的面孔、熟悉的名字之间，心中充满喜悦，常于三言两语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黎黄陂路的“文艺厅”内外
汉口黎黄陂路得名于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黎大总统系湖北黄陂人氏，出生地距离繁华的汉口市区不到一百华里。黎黄陂路昔日也是富人聚居的街区，街道两边都是坚固而雅致的西式楼房。黎黄陂路29号是一座三层楼房，原为“吟雪酒楼”。解放后市军管会把它分配给中南文联，兼作办公和生活用房。随军进城的《长江文艺》编辑部设在二楼，李季、黑丁、俞林住在这里。我记得峻青也住在这里，他当时正埋头赶写什么作品，常常熬夜，一双眼睛红红的。
三楼有一个长形的大会议室。中南文联和随后成立的中南作家协会的大型活动，如听重要报告、文艺界召开重要会议等都在这里，久而久之，大家习惯地称之为“文艺厅”。我记得，1953年批判《武训传》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报告就在这里听的。1955年揭露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报告也是在这里听的。开展批判《红楼梦研究》时，作家们认真学习文件，联系自身的实际，深挖封建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思想，采用的是自我批评、共同提高的方式，气氛平和。到了1955年反胡风，“文艺厅”里开始有了火药味，特别是随后揪出来了几个“胡风分子”，成了大家“炮轰”的目标，群起揭发和批判。再两年，到了1957年夏的反右派运动，阶级斗争日益激烈，“文艺厅”里爆出粗口和厉声叱骂，昔日文质彬彬之风一扫而光，许多人昨天还是亲密的同志、战友，今日即反目成仇、不共戴天。武汉夏季奇热，长形的文艺厅有两台大吊扇，是解放前留下的旧物，飞转起来时发出“咔咔咔”的声音，那铡刀似的大扇叶似乎要落下来，随时夺人性命。平日大家对此大多有点担心，在满腔激愤反击右派对党和人民的“进攻”时，大吊扇不正常的噪音常常听不见了。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大右派”有姚雪垠、李蕤、周勃、姜弘等。姚雪垠定案时划为“极右分子”，与一批“右派”一同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教养”。历史证明这是一批有成就的作家、理论家，他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陆续得到平反，不少人在文学上做出了卓越贡献。 现在回忆起来，“文艺厅”当年也有不少促进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活动，譬如动员和组织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驻会专业作家纷纷奔赴工厂，农村和部队的基层，每年举办一次作家深入生活与创作情况汇报会议。我记得当时以兼职方式长期下基层的有：田涛到棉纺厂，吉学沛到襄阳县（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烟痕到黄河三门峡水利工地，洪洋到长江大桥工地，姚雪垠到河南开封面粉厂……有关这些活动的会议召开时，参加者有当时中南作协负责人于黑丁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还有全体专业作家。会议边听边议，常常从“知识分子应向工农兵学习、时刻牢记改造世界观”的角度，向汇报人提出批评和建议。与反胡风运动以后不同，发言没有火药味，大多和风细雨，以理服人。例如姚雪垠在汇报中说，开封面粉厂许多工友常亲热地称呼他“姚作家”，当场有人指出：“这个称呼说明你和工人群众之间有距离，如果直呼老姚，岂不更为亲密无间！”姚雪垠连连点头，大家一笑表示赞同。
北京和各省作家来湖北访问，大多在“文艺厅”会见和座谈，我记得来自北京的刘白羽、力扬，来自福建的蔡其矫，来自天津的方纪等许多作家，都在这里与我们亲切晤面畅谈文学。
“文艺厅”里还常常举行作品讨论会，至今记忆犹新的有李凖农业合作化初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宜昌码头工人黄声孝的诗《搭肩一抖春风来》，未央的叙事长诗《杨秀珍》。当时尚未调入湖北作协、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长驻武汉长江大桥工地的老诗人徐迟和正在长江中上游采访的老诗人方纪，均在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徐迟在发言中大谈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颇有影响的叙事长诗《华西里·焦爾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时过境迁，这些作品与相关评论，渐渐被人遗忘。然而当年弥漫在文艺厅里的浓郁的文学氛围，绕梁六十年，余香犹存。
“文艺厅”外边的世界，更加辽阔宽广，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到工农兵中间去”、“到火热的生活中去”！
回顾我的五十年代，就走访过湖北红安、麻城农村，还曾经在江西彭泽县和湖南衡南县农村基层工作，也曾在海军南海舰队的舰艇上生活过。武汉长江第一座跨江大桥施工时，我在桥墩工地上。 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开始，我到了武汉重型机床制造厂，从车床学徒工干起，后来担任厂报（铅印的）主编。五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有个响亮的口号：“到群众中去落户”，号召专业作家把户口迁到工厂农村中去，我于1958年初不仅把家迁入武重工人村，就连工资关系也转到武汉重型机床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的生活基地转移到长江航运线上，先后在武汉港、洪湖航道段和长途航班轮船上或长期蹲点或兼职，先后约二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又奔赴中国改革开放的前线——蛇口工业区，兼职蛇口区工会副主席，时已年近六旬。
难忘的长江笔会
上世纪的1986年，长江上有过一次“长江九省作家笔会”，来自青海、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九省的作家聚首武汉，一时间群贤毕至，老少咸集。到会作家六十多人，我记得年龄最大的艾芜82岁。这是文苑的一大盛事，是湖北作家协会65年历史上的一个壮举，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86年10月15日，我记得是个星期三。上午，在武昌洪山宾馆二楼小礼堂，首届长江笔会举行了开幕式。下午往武钢参观，作家们饱含激情走过1224米长的热轧作业线，接着又看了冷轧。年已82岁的艾老，一直和大家同步。他走路不紧不慢，从容自在，敦厚而安详。
10月19日晨，乘火车到达宜昌，次日上午参观葛洲坝发电厂。八年前筑机窝时我来过一次，到处是钢筋洋灰，地面凹凸不平。我们是这次笔会的东道主，艾老又是我们敬重的老前辈，不能不时刻把老人的安全放在心上，在就要跨进厂房时，我挽着他的手臂说：“下边路不好走，我陪您在上边看看吧。”艾老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我一定要去看看。”
这是一座十七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我们沿悬臂式楼梯，围着旋转的主轴走了一圈，可惜叶片埋在水中不可得见。艾老一直跟着我们上高下低。
在宜昌弃车登船，登上了“轻舟号”小轮。上水船一般均在凌晨由宜昌码头开航，过三斗坪天已大亮。大家三三两两，在甲板上指点风景，谈笑风生。老诗人张光年是头一次过长江三峡，充满新鲜感和好奇心的神态不亚于年轻人。下午三时过神女峰，他和大家一起伫立船头，仰头盼望。巫峡江流两侧高山夹峙、奇峰起伏，难辨神女何在。当众山间一块瘦长的岩石似少女亭亭玉立地掠过眼帘时，我蓦地高喊：“神女！神女！”引起一片赞叹声，我留意到时已年过古稀的光年掌声最响。
一路上不时谈起文学。从武汉到宜昌的火车上，江苏作家梅汝凯和沙白和我同住一室。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多年的老作家陈荒煤到我们房间聊天时说：“现在中央一些同志认为我们是右的，而年轻人又骂我们保守僵化。真不好办！”他诙谐地笑了一下，我们也笑了。
10月24日游小三峡。换乘木筏子由巫山县城出发，上行到龙门峡，连日阴霾的天空忽然放晴，夹岸峭壁青翠欲滴。可惜上游下了雨，河水远不如想象中碧青，不见河底。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在滴翠峡遇见了猴群，几十只大小猴子，跳跃在崖壁间，别有一番野趣，更难得的是，在猴群跳跃的峭壁下，此刻出现了十多支羽毛艳丽的鸳鸯。
张光年和荒煤兴致勃勃，边看边在小本子上做笔记。艾芜老仍是一副平静的气派，微笑着对我说：“小三峡比大三峡更好。”
在双龙镇小泊，没想到山镇这么洁净，半山上绿树掩映，幽趣横生。不少人在河畔拾鹅卵石，我和云南诗人周良沛一边拾鹅卵石，一边谈心。大家回到轻舟号轮，小轮在飞云洞掉头回驶，一个半小时，便走完了去时三个半小时的路程。下午四时抵达秭归县城。
晚上开了个座谈会，县委书记介绍秭归情况。
次日早餐后离秭归，汽车沿长江西行到香溪河口，循香溪河上行到兴山县。近日多雨，香溪河水浑黄，但进山不久，就又恢复了秀丽的碧青。
兴山县的小招待所，建在一座山上，站在房子的阳台上，可以俯瞰小小的山城。香溪河在逶迤的山峦峡谷中时隐时现。对面一座挺拔的山峰下有一个亭子，就是昭君台。 大家冒雨走访昭君村。夜间，县长向作家们介绍兴山县，充满热爱和自信的讲话，博得不少掌声。
从兴山县前行，我们就要进入神农架林区了。早就听说湖北省西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大片原始森林，各种常绿树、阔叶树和落叶树，在温润的高山深谷，生长繁衍，万木峥嵘。车窗外，灌木林愈来愈茂密，我的心跳也随之增快。
时值深秋，迎面而来的山坡上，是一棵枝繁叶茂的红叶树。在蓝天的映衬下，绿色灌木丛里的红叶，显得分外艳丽和鲜亮。
“好美啊！”坐在我旁边的艾芜老人喟叹道。
过红坪时，我们在那堪称天然画廊的峡谷盆地里流连徘徊，一幅幅空灵而洒脱的泼墨壁画，悬挂在清溪之上。灌木丛中有紫色的羊角刺，黄色的神农香菊和红色的勿忘我，这里还有三溪、四寨、五潭、六洞、七河、八岩、九石和攒入云天的十八峰。但是，不见森林！
我们登上海拔2200米的天门垭，一时间众山降到脚下，化为起伏不息的海浪。山峦间、云雾中浮现着尖峰、断崖、倒悬的古松，境界胜似蓬莱。但是，不见森林！
到了夜里，来访的作家纷纷议论起来：“林区不见林！”“明天能看见原始森林吗？”
作为这次长江笔会的东道主，我心里增加了一种沉重感：不能叫大家失望啊！按预定的日程，明天在松柏镇盘桓一天，后天要穿过神农架的西北部前往汽车城十堰市。也许在前边的旅程中，还能让大家领略一下原始森林？
我连夜找到林场主人，郑重其事地问道，从这里去十堰市还有200公里，这一路上有没有原始森林？回答是直截了当的：“没有！”我大为失望，但不忍放弃，更加认真地探询：“那么，在公路附近有没有？比方说距公路二三十公里的范围里，有没有小片的原始森林，我们绕路去看一下？”林场主人摸着脑袋想了一下说：“从松柏镇向南数十公里处，倒是有一小片原始森林保护区，只是路很难走，汽车开不进去……”大约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顺口说道：“只要通公路的地方，都不会有森林了！”
难怪，这神农架林区四百公里的行程，都没有看到原始森林。
一路上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文学，“轻舟号”停泊巫山的那个晚上，作家们纷纷来到甲板上，或坐或蹲，谈起了当前的小说创作。有的人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探讨小说观念更新以及小说艺术表现手法多样化的问题，讨论愈来愈热烈，不少人直至凌晨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10月30日，湖北作协主办的首届长江笔会在鄂西北汽车城十堰市閉幕。这次笔会足迹遍于长江大小三峡、屈原家乡、昭君故里、葛洲坝大坝、神农架林区……一路上也真是天朗气清，游目聘怀，令人心胸怡然，参会的作家们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