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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寓言说,狼每天要吃一只羊,又不想羊群反抗,就把羊群分为胖羊和瘦羊。想吃瘦羊时,就在胖羊群里喊:我是不是该吃掉一只瘦羊?于是立刻得到胖羊的支持。想吃胖羊时,就会站在瘦羊群中如法炮制。到了只剩下最后一只羊的时候,羊的态度已不重要——只顾眼前利益,你必将失去长远。
这则寓言,映照出了今日中国商业的业态。当想想已没有什么东西能放心吃时,后脊梁背不由得一阵阵冒汗:国人处境比羊还惨!而那个吞噬人们鲜活生命的“狼”,就是人们内心的贪婪!
尼采说,上帝死了!人类正处于“沙漠时期”。这个时期的具体特征:是束缚最牢固的时候,也是崇敬之心破碎的时候,自由精神开始茁壮生长,重估一切价值。中国正处于这样的时期。当没有什么可以放心吃,成了困扰每个中国人的问题之时,人们不由得开始重新追问:人为什么活?如何才能活出一个人样来?那些用生命代价换来的物质财富是不是值得?如何凝聚企业人的心?
中国企业家被生存问题推着,进入了觉醒时期。
笔者前些天访问以色列时,与2005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罗伯特· 约翰· 奥曼有两个半天的交流。我向他请教:世界出问题了。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中国有毒食品,一再昭示复活节岛悲剧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重演。您的博弈理论,说是一种共生的决策,您从哪里出发来观察人的博弈?
奥曼回答:我们可以说人性有许多可以更好的东西,我也倾向于以爱和善良的心看待一切,我也很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只能回到现实,只能从现实中的人出发。现实中的人,不管是利己还是利他的社会活动,背后都有利己的本性。从利己的本性出发,他们有一种套在行为中的平衡机制。激励的结构可以设计,但不能离开个人的自主选择。你要给他这个空间。
奥曼教授认为,现在的激励机制是有问题的。一场博弈的结果与激励有着莫大的关系。一切悲剧都从这里开始。按美国上市公司的激励机制,经理人不对长期发展负责,只对近期收入和利润负责。这就激励那些没有良知的经理人,只顾去拓展市场收入,而不问这种收入是不是给客户、给社会带来长久利益。这种只着眼于眼前利益的激励,是体制设计出了大问题。公司如此,国家也如此,世界也如此。无论是一个公司的架构师还是一个国家的架构师,重点在于激励结构的指向和设计。
奥曼教授的办公室不足10平方米。在这个斗室里,演绎着世界风云。他们一家为躲避纳粹的迫害,逃往美国。1955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就像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一样,他果断地回到一片荒凉的以色列。他的博弈理论突出了合理性。对于一个亲历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来说,能跳过所有的灾难,看到实物背后的合理性,不从善恶角度出发判断事物,这是一种极大的勇敢与无畏。
一边听着奥曼教授的言谈,一边我感觉到了老子“大仁不仁”的理论: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万民为刍狗”的大善理论。老子崇尚自然,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是的,我们应该思索,什么是真正的善,而不能迷恋于一些道德律条。或者说,以道德律条来判断事物,本身可能就不是善。
在说善的时候,不要忘了现实的合理性,不要忘了人人需要激励。这个激励,需要我们道法自然,去从现代人的本性出发去设计总体的激励结构。任正非还在华为公司很小时,就设计了内部股份制,让大多数人持有股份。最近,任正非又在华为2012实验室座谈会上发出了强音: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为人类创造价值。华为如何创新?第一个要优化我们的文化机制。哲学能够救中国!第二转型利益机制:我们的利益机制要从“授予”改成“获取”。
任正非的讲话,有值得特别关注的新思考。他借王国维之“哲学救中国”,延伸到“哲学救企业”,提出重塑中国企业灵魂和思维的重要命题。同时,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建构新利益机制的构想:转变现行从上到下的“授予”机制,改为从下到上的“获取”机制。利益机制的从“授予”到“获取”,是任正非强化一线团队的决策权力体制设计的新进展。
任何体制,激励机制到位了,才可能有实质性的转变。
这则寓言,映照出了今日中国商业的业态。当想想已没有什么东西能放心吃时,后脊梁背不由得一阵阵冒汗:国人处境比羊还惨!而那个吞噬人们鲜活生命的“狼”,就是人们内心的贪婪!
尼采说,上帝死了!人类正处于“沙漠时期”。这个时期的具体特征:是束缚最牢固的时候,也是崇敬之心破碎的时候,自由精神开始茁壮生长,重估一切价值。中国正处于这样的时期。当没有什么可以放心吃,成了困扰每个中国人的问题之时,人们不由得开始重新追问:人为什么活?如何才能活出一个人样来?那些用生命代价换来的物质财富是不是值得?如何凝聚企业人的心?
中国企业家被生存问题推着,进入了觉醒时期。
笔者前些天访问以色列时,与2005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罗伯特· 约翰· 奥曼有两个半天的交流。我向他请教:世界出问题了。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中国有毒食品,一再昭示复活节岛悲剧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重演。您的博弈理论,说是一种共生的决策,您从哪里出发来观察人的博弈?
奥曼回答:我们可以说人性有许多可以更好的东西,我也倾向于以爱和善良的心看待一切,我也很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只能回到现实,只能从现实中的人出发。现实中的人,不管是利己还是利他的社会活动,背后都有利己的本性。从利己的本性出发,他们有一种套在行为中的平衡机制。激励的结构可以设计,但不能离开个人的自主选择。你要给他这个空间。
奥曼教授认为,现在的激励机制是有问题的。一场博弈的结果与激励有着莫大的关系。一切悲剧都从这里开始。按美国上市公司的激励机制,经理人不对长期发展负责,只对近期收入和利润负责。这就激励那些没有良知的经理人,只顾去拓展市场收入,而不问这种收入是不是给客户、给社会带来长久利益。这种只着眼于眼前利益的激励,是体制设计出了大问题。公司如此,国家也如此,世界也如此。无论是一个公司的架构师还是一个国家的架构师,重点在于激励结构的指向和设计。
奥曼教授的办公室不足10平方米。在这个斗室里,演绎着世界风云。他们一家为躲避纳粹的迫害,逃往美国。1955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就像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一样,他果断地回到一片荒凉的以色列。他的博弈理论突出了合理性。对于一个亲历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来说,能跳过所有的灾难,看到实物背后的合理性,不从善恶角度出发判断事物,这是一种极大的勇敢与无畏。
一边听着奥曼教授的言谈,一边我感觉到了老子“大仁不仁”的理论: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万民为刍狗”的大善理论。老子崇尚自然,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是的,我们应该思索,什么是真正的善,而不能迷恋于一些道德律条。或者说,以道德律条来判断事物,本身可能就不是善。
在说善的时候,不要忘了现实的合理性,不要忘了人人需要激励。这个激励,需要我们道法自然,去从现代人的本性出发去设计总体的激励结构。任正非还在华为公司很小时,就设计了内部股份制,让大多数人持有股份。最近,任正非又在华为2012实验室座谈会上发出了强音: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为人类创造价值。华为如何创新?第一个要优化我们的文化机制。哲学能够救中国!第二转型利益机制:我们的利益机制要从“授予”改成“获取”。
任正非的讲话,有值得特别关注的新思考。他借王国维之“哲学救中国”,延伸到“哲学救企业”,提出重塑中国企业灵魂和思维的重要命题。同时,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建构新利益机制的构想:转变现行从上到下的“授予”机制,改为从下到上的“获取”机制。利益机制的从“授予”到“获取”,是任正非强化一线团队的决策权力体制设计的新进展。
任何体制,激励机制到位了,才可能有实质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