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寓言说，狼每天要吃一只羊，又不想羊群反抗，就把羊群分为胖羊和瘦羊。想吃瘦羊时，就在胖羊群里喊：我是不是该吃掉一只瘦羊？于是立刻得到胖羊的支持。想吃胖羊时，就会站在瘦羊群中如法炮制。到了只剩下最后一只羊的时候，羊的态度已不重要——只顾眼前利益，你必将失去长远。
　　这则寓言，映照出了今日中国商业的业态。当想想已没有什么东西能放心吃时，后脊梁背不由得一阵阵冒汗：国人处境比羊还惨！而那个吞噬人们鲜活生命的“狼”，就是人们内心的贪婪！
　　尼采说，上帝死了！人类正处于“沙漠时期”。这个时期的具体特征：是束缚最牢固的时候，也是崇敬之心破碎的时候，自由精神开始茁壮生长，重估一切价值。中国正处于这样的时期。当没有什么可以放心吃，成了困扰每个中国人的问题之时，人们不由得开始重新追问：人为什么活？如何才能活出一个人样来？那些用生命代价换来的物质财富是不是值得？如何凝聚企业人的心？
　　中国企业家被生存问题推着，进入了觉醒时期。
　　笔者前些天访问以色列时，与2005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罗伯特· 约翰· 奥曼有两个半天的交流。我向他请教：世界出问题了。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中国有毒食品，一再昭示复活节岛悲剧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重演。您的博弈理论，说是一种共生的决策，您从哪里出发来观察人的博弈？
　　奥曼回答：我们可以说人性有许多可以更好的东西，我也倾向于以爱和善良的心看待一切，我也很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只能回到现实，只能从现实中的人出发。现实中的人，不管是利己还是利他的社会活动，背后都有利己的本性。从利己的本性出发，他们有一种套在行为中的平衡机制。激励的结构可以设计，但不能离开个人的自主选择。你要给他这个空间。
　　奥曼教授认为，现在的激励机制是有问题的。一场博弈的结果与激励有着莫大的关系。一切悲剧都从这里开始。按美国上市公司的激励机制，经理人不对长期发展负责，只对近期收入和利润负责。这就激励那些没有良知的经理人，只顾去拓展市场收入，而不问这种收入是不是给客户、给社会带来长久利益。这种只着眼于眼前利益的激励，是体制设计出了大问题。公司如此，国家也如此，世界也如此。无论是一个公司的架构师还是一个国家的架构师，重点在于激励结构的指向和设计。
　　奥曼教授的办公室不足10平方米。在这个斗室里，演绎着世界风云。他们一家为躲避纳粹的迫害，逃往美国。1955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就像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一样，他果断地回到一片荒凉的以色列。他的博弈理论突出了合理性。对于一个亲历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来说，能跳过所有的灾难，看到实物背后的合理性，不从善恶角度出发判断事物，这是一种极大的勇敢与无畏。
　　一边听着奥曼教授的言谈，一边我感觉到了老子“大仁不仁”的理论：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万民为刍狗”的大善理论。老子崇尚自然，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是的，我们应该思索，什么是真正的善，而不能迷恋于一些道德律条。或者说，以道德律条来判断事物，本身可能就不是善。
　　在说善的时候，不要忘了现实的合理性，不要忘了人人需要激励。这个激励，需要我们道法自然，去从现代人的本性出发去设计总体的激励结构。任正非还在华为公司很小时，就设计了内部股份制，让大多数人持有股份。最近，任正非又在华为2012实验室座谈会上发出了强音：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为人类创造价值。华为如何创新？第一个要优化我们的文化机制。哲学能够救中国！第二转型利益机制：我们的利益机制要从“授予”改成“获取”。
　　任正非的讲话，有值得特别关注的新思考。他借王国维之“哲学救中国”，延伸到“哲学救企业”，提出重塑中国企业灵魂和思维的重要命题。同时，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建构新利益机制的构想：转变现行从上到下的“授予”机制，改为从下到上的“获取”机制。利益机制的从“授予”到“获取”，是任正非强化一线团队的决策权力体制设计的新进展。
　　任何体制，激励机制到位了，才可能有实质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