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Ｅ－研究院在2008年9月于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音乐人类学专家讲习班”之后，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下称“中心”）又于2008年10月24日、11月13日－14日，分别举行了名为“大音田野工作论坛”和“大音讲堂”（下称“论坛”、“讲堂”）的年度系列学术活动。作为成立不到一年的学术研究实体，“中心”以上世纪末贺绿汀先生“大音传人”的题词为自我期许和追求目标，亦重在对本学科建设实践与探索的进一步推进。系列活动不仅努力实践“中心”的建设理念，还为广大学子提供了具有开放性的交流与反思，以及学者、学科、师生之间互动与对话的平台，并产生了积极和持续的学术影响。
　　
　　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田野工作论坛”
　　
　　在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学科理论中，“田野工作”一直以来都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学科的不断深入与延展，当今学界除了注重对“田野工作”研究成果的关注外，其研究过程及对田野工作本身的反思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首届“田野论坛”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举办的。这次活动中，有 6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将各自的田野工作经历、方法、收获、心得以及思考等以报告的形式与大家分享，使每个人的“田野”不仅成为研究者个人的体验，还成为一个更加广义、没有界限、共享性的田野场域。
　　综合而言，硕、博士们主要以叙事的方式向大家展示自己的田野过程，以音、视频的手段让大家直感研究对象，并集中对自己的田野困境与误区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论坛聚焦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仪式音声的描述、分析方法。由博士生林莉君、陈超对于仪式过程的描写和汇报引发大家去思考，面对丰富而又复杂的音声环境应该如何应对？将怎样的音声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范围，又以怎样的方式方法进行分析将其文本化、理论化？如果面对的是相对不集中，在仪式中不占主导地位的仪式音声，又该从怎样的角度着手进行研究？音声与仪式信仰、仪式过程的关系怎样定位？二、田野资料的收集、处理方法。博士生黄虎将自己几次田野考察所获得的两种文本资料——现场实录和后期笔记进行梳理后发现还不够直观，还在影响思维逻辑，因此在前两种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表格为主的第三类田野整理资料。聆听汇报的同学在论坛之后对这种处理资料的方式发表了感想：“他的田野资料的数量、质量、分析文本的细致与逻辑性有目共睹。这首先需要时间，还取决于意识。资料收集的真实完整，便是一位合格的‘田野人’；而资料整理与分析的详细严谨，才是一名真正具有科学态度的学者。正是所谓‘人类学不缺乏资料，缺乏的是具体使用这些资料的智慧’。踏踏实实地做田野，踏踏实实地写田野，我们每一个音乐人类学学子都应当谨记在心。”三、对失败的田野工作经历和不成熟的工作心态进行的反思。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是汇报人在田野考察中都曾遇到的挑战。如博士生高贺杰作的题为《重返“天真”》的工作报告，他所谓的对“天真”的回归，一是因为自己曾经田野工作中的失误，与《天真的人类学家》一书中的描绘有颇多相似之处；二是他在与研究对象——鄂伦春人交往的过程中，都感受到一种真实和真诚，常有一种如遇“初民”一般质朴的天真；三是因为田野工作本身即有“天真”之意指，指引我们寻找“人与人”本身。而他对自己的田野工作进行反思之后，总结出如下感受：田野没有捷径——没有时间的积累，就无法得到不可替代的个人体验；田野没有失败——一个教训，更是一份宝贵的经验；田野永远敞开——但是不付出却从不会有收获。
　　“论坛”这样走出自己的书斋，登上公共讲台的田野工作汇报方式，使得现场“互动”的环节尤为重要。尤其是参加论坛教授们（传统音乐、音乐美学、音乐史学等各学科）也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论坛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六个个案、六个考察过程分别提出建设性意见，并重审了田野考察的本质——既是研究者拉近与“他者”距离的过程，也是研究者的“成年礼仪”。
　　
　　以跨学科交流为目标的“大音讲堂”
　　
　　当今学界各学科间广泛而普遍的交融已成为基本事实，正如“中心”成立所明确的建设理念，在音乐学定位下的仪式音乐研究中，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及综合运用，已成为本领域研究的必然趋势。鉴于此，“中心”与相关兄弟学科积极联络，策划举办了“大音讲堂”。
　　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在半个多世纪前提出“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无疑强调了“大师”级学者对于学科建设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与“田野论坛”定位于年轻学子形成鲜明的对照，“讲堂”将主讲人锁定在国内外各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同时，与“田野论坛”强调师生互动相呼应的是，“大音讲堂”更注重学理上各学科之间的对话。首届“大音讲堂”的两位主讲人，分别为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主任的黎志添教授和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
　　“讲堂”的设置极有特点，在为期两天的活动里，两位学者分别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出发，进行专题学术报告，而在最后又与“中心”师生进行跨学科的圆桌讨论。黎志添的《宗教学与仪式研究》讲座，以宗教学大师伊利亚德的理论为基础，对宗教学中有关仪式、神圣、信仰等概念与观点进行了阐述，指出伊利亚德眼中的宗教学学者的任务，是回归宗教本身，站在信仰者的精神世界，以“同情的理解”之态度，去明白和揭示宗教仪式如何蕴藏着信仰者在神圣经验里所获得的对自身和世界的终极意义和转化的希望。在面对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的关注社会结构以及功能主义的视角来说，这种回归宗教信仰本身的“反化约论”的宗教学观点，无疑为仪式音乐的研究提供了对于研究对象进行多元阐释的可能性。
　　王铭铭在其《人类学中的仪式研究》专题报告开篇，即借用法国的希腊学家维纳的观点，向大家阐明了他所认识的人类学。他认为人类学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穿梭于无限的宇宙和有限的人类个体之间的、Ｚ字型并富于时间感的实践。人正是因为不满足于有限的生命，才试图通过精神存在获得一种不朽，这种不朽就是文化。演讲重点呈现了人类学的仪式研究发展脉络，给出了西方20世纪仪式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以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整合理论，以葛兰言、列维·施特劳斯等为代表的联合理论，和以克利福德·吉尔兹为代表的文化理论。同时指出，仪式研究第二阶段的到来跟中国文明在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地位的上升有很大关系，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引出了他讲座的第三部分——复杂社会中的仪式应该如何看待。进而，面对中国这样的复杂社会研究，那种割裂的、孤立的村庄研究范式有其反省的必要。他以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大境界之“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为框架，指出我们要具备哲学家的想象力，去触及任何一个可以被想象的地方。那么，如何突破西方人类学所经历的前三个境界，真正以一种哲学式的思想达到“天地之悠悠”，我们还是要切实地通过基于现实的观察和体验，通过表达方式的多样化，以呈现出一种丰富和多边对话的学科景观。
　　在“圆桌讨论”中，论者就学科定位，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以及学术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其中对于西学中用的理论问题引起了诸位学者的强烈共鸣。同样是具有深厚西方学术传统的学科，同样是需要面对中国实践的理论，如何将二者进行有机而又有效的结合，是如何超越西方话语基础之上，以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说中国话”这一表达方式的获得。幸运的是，我们正在对这样一种语言进行探索。黎志添教授同样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具备的学术自觉，就是不仅仅做机械的“翻译”，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层面；对照西方理论对自己文化的批判、再批判、又批判的特征，要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放入到西方学科传统的发展中，以历史和批判的眼光看待学科问题，才能真正获得自我的理解。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也是如此。我们既要把握其源自西方的理论方法的内核与发展，又要充分面对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自身学术传统，兼收并蓄本土传统音乐研究的理论资源。曹本冶教授站在音乐学立场阐发了上述观点，并认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学者们，也应该在充分了解学科在西方的脉络、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着重点和出现的问题之基础上，反省学科，冷静评估，择其适者而用之。
　　通过“讲堂”搭建的平台，不同学科之间对于共同话题进行的探讨，可以使我们能准确地把握国内，乃至国际范围的学术动向，从而保证知识观念之“新”；同时也有益于在复杂的全球化局势中摆正、理顺理论学科的位置和功能，以此保持学术天地之“纯”。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等各院校的学者，我们所期望的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学术研讨、交流互动的机制，使这种影响力得以更好地延续。
　　无论是促进后学力量的培养，还是注重跨学科的交流与对话，都是“中心”在一个持续的实践过程中长期深化主要理念。“论坛”与“讲堂”作为首次的尝试，围绕一些中心论题，在学科之间的对话、中西关系的定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履行了“知行合一”的传统学术信仰，和多元共存、知识创新的当代学科建设理念，而“大音”作为上海音乐学院一个学术活动品牌，将会不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具备一定学术规格和张力的活动，是为“中心”对于音乐学学科和学术发展做出的有益探索。
　　高贺杰 上海音乐学院０７级在读博士
　　徐 欣 上海音乐学院０８级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