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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所有教会大学、私立大学都被撤销，原国立高校也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每一所从旧中国走来的大学，校史上都记载着这样一个拐点：1952，院系大调整。
高教改革原计划十到十五年
1950年6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说：“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地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具体来说，要把过去“抽象”、“广博”的模式改为“具体”、“专业”的模式，“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
民国大学基本都遵循美式教育理念，设立学院，下设若干系，强调“博雅教育”；而苏式高等教育制度认为，专业就是一种专门职业或一种专长，高校的目标就是培养专门人才，专业设置越具体越好，并要和实践就业紧密结合。这次教育会议的设想，即把中国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革。
当时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不久，百废待兴。对于院系调整这样的浩大工程还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充分的把握。接管初期，唯一比较大的动作是课程改革，废除“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增添马列主义课程，不仅学生要学，教师也要参加政治学习。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造的思想是不对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和，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教会学校，不要在里头硬性教授‘猴子变人’的唯物主义原理，要有灵活性。”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打乱了一切长远计划。
肃清美帝思想
中美关系降至冰点后，美国政府首先冻结在美中国资产并禁止向中国汇款，中国政府以冻结在华美国资产还击。教会学校失去了美国资金，又被视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阵地”。
1950年底，中国20所教会大学中有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补助。所有美籍教师要么被辞退，要么在反美气氛中自行离职回国。
与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相应，教育界也要割断与美国的联系，肃清美帝影响，立即全面向苏联靠拢。清华、北大等知名大学的教授多数有美国教育背景，校内普遍推行的也是美式教育，几乎全国所有大学都在改造之列。
学校所有权的改变只需一纸行政命令，让师生思想大转弯，不是易事。比如清华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就表示，自己大半生与美国联系密切，仇美实在仇不起来……
强烈的反弹情绪使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教育界急需一场“整风”。1951年9月29日，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为京津20所高校3000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七个部分，讲了五小时之久，从他个人的检讨谈起，循循善诱地劝导与会者，“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对知识分子“尽量用热水烫”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全校停课，教职人员人人“洗澡”，一一“过关”。“洗澡”即思想改造的形象说法。教育部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
当时在清华就读的郭慕岳回忆了他所目睹的法学院教授“过关”：“屋内黑压压一片，检查完毕一般教授都要泪雨滂沱。有的则痛哭失声。”
一次过关是幸运的。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检讨了三四次也没能过关，自然成为重点洗澡对象。大学时代潘光旦因跳高摔断腿，后来感染截肢。每次检讨，他都要“金鸡独立”四个小时。1952年2月初，《光明日报》分两次刊登潘光旦的长篇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12月5日出版的《盟讯》发表了潘的第四次检讨，仅摘要就将近3万字。
教会大学是美帝文化侵略的“重灾区”，也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燕大西语系教授柯安西返美的时候，有学生给他送了一面旗：“春风化雨，惠我良多”。“认贼作父”已至如此程度。北京市委专门成立工作组进驻燕大，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为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认清美帝本质，工作组发动全校师生批斗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和哲学系主任张东荪，他们是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
作为抗战、内战期间带领燕京大学度过重重难关的校长，陆志韦一直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燕大大批学生在解放前就加入地下党或党的外围组织。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上级指示，“只从经济上断绝了和美国的关系是不够的，必须表明态度，思想和精神上脱离和美国的关系，从内心深处仇视和痛恨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这对陆志韦来说太强人所难了，他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是美国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还在通信联系。
大批判之后，陆志韦的校长职务被撤，分派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语言学研究员。史学教授翁独健担任代理校长，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为燕大送终”。
大调整中的生死存亡
院系大调整的想法在1950年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当时未能提上日程，除经济、人员力量不足外，主要障碍有两个，一是旧大学里英美教育理念根深蒂固，知识分子亲美思想转变不过来；二是中国尚无按苏联模式运转的大学样板。到1952年，这两个障碍都扫平了。
从1950年开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新中国打造了两个高等教育样板：一是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
1952年秋，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全国高校教职员工的91%、大学生的80%接受了“思想洗澡”。
1952年秋季，教育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调整为201所，分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和单科性学院三类，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
综合性大学由49所削减为21所。原来被称为“综合性大学”的学校囊括文法理工农医师等学院，调整后，大多仅保留文科和理科。比如北京大学工学院被撤销，机械、电机、土木、建筑合并到清华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更名为北京医学院；南京大学原有7个学院下设35个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13个系。全国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清华和浙大，调整后都成为工科大学。
所有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走向终结。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北大由沙滩红楼搬迁至燕大校址“燕园”；辅仁大学主要院系并入北师大，经济系并入人大，西语系高年级学生直接并入北大，低年级学生由英语改学俄语；圣约翰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建立华东政法学院。
政治学和法学与现实社会联系紧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旧社会研究这些学科的学者大多被视为无用甚至反动的人才，院系调整中对他们的处理颇为随意。如南大政治系教授王明辉调至南京师范学院教美术，南大法律系主任赵之远调至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
社会学遭遇灭顶之灾。大调整后，全国20多个社会学系只剩下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两家，但1953年也被撤系，社会学绝迹，直到1979年才恢复重建。
一批专业理工科院校在院系大调整中诞生，最典型的是北京海淀区的“八大学院”，班底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中拆解出来。1952年，“八大学院”校舍在一片庄稼地上破土动工，它们是：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现在前七个学院已升级为大学，北京医学院回归北大成为北大医学部。
并非苏联模式
院系调整历来被解释为照搬苏联模式，其实，苏联虽然重视单科大学建设，专业设置也比西欧和美国大学更加专业化、理论化，但并不完全排斥综合性大学。莫斯科大学本来没有工科院系，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了工科性质的物理技术系，而当时中国正在将北大、南大的工科院系一刀切掉。因此，院系大调整与其说是向苏联“一边倒”，不如说是中国独立开创的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政治革命。
全国大学完成了一次大洗牌、大换血，旧知识分子与旧大学的历史联系割断，旧大学与民国的历史联系割断，从而为彻底否定旧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奠定基础。院系调整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满载课桌椅、图书、仪器的列车在全国各地奔跑，改变了大学长期分布不均衡的历史状态。
（摘自《文史参考》2012.11）B⑦
高教改革原计划十到十五年
1950年6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说：“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地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具体来说，要把过去“抽象”、“广博”的模式改为“具体”、“专业”的模式，“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
民国大学基本都遵循美式教育理念，设立学院，下设若干系，强调“博雅教育”；而苏式高等教育制度认为，专业就是一种专门职业或一种专长，高校的目标就是培养专门人才，专业设置越具体越好，并要和实践就业紧密结合。这次教育会议的设想，即把中国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革。
当时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不久，百废待兴。对于院系调整这样的浩大工程还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充分的把握。接管初期，唯一比较大的动作是课程改革，废除“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增添马列主义课程，不仅学生要学，教师也要参加政治学习。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造的思想是不对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和，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教会学校，不要在里头硬性教授‘猴子变人’的唯物主义原理，要有灵活性。”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打乱了一切长远计划。
肃清美帝思想
中美关系降至冰点后，美国政府首先冻结在美中国资产并禁止向中国汇款，中国政府以冻结在华美国资产还击。教会学校失去了美国资金，又被视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阵地”。
1950年底，中国20所教会大学中有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补助。所有美籍教师要么被辞退，要么在反美气氛中自行离职回国。
与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相应，教育界也要割断与美国的联系，肃清美帝影响，立即全面向苏联靠拢。清华、北大等知名大学的教授多数有美国教育背景，校内普遍推行的也是美式教育，几乎全国所有大学都在改造之列。
学校所有权的改变只需一纸行政命令，让师生思想大转弯，不是易事。比如清华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就表示，自己大半生与美国联系密切，仇美实在仇不起来……
强烈的反弹情绪使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教育界急需一场“整风”。1951年9月29日，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为京津20所高校3000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七个部分，讲了五小时之久，从他个人的检讨谈起，循循善诱地劝导与会者，“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对知识分子“尽量用热水烫”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全校停课，教职人员人人“洗澡”，一一“过关”。“洗澡”即思想改造的形象说法。教育部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
当时在清华就读的郭慕岳回忆了他所目睹的法学院教授“过关”：“屋内黑压压一片，检查完毕一般教授都要泪雨滂沱。有的则痛哭失声。”
一次过关是幸运的。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检讨了三四次也没能过关，自然成为重点洗澡对象。大学时代潘光旦因跳高摔断腿，后来感染截肢。每次检讨，他都要“金鸡独立”四个小时。1952年2月初，《光明日报》分两次刊登潘光旦的长篇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12月5日出版的《盟讯》发表了潘的第四次检讨，仅摘要就将近3万字。
教会大学是美帝文化侵略的“重灾区”，也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燕大西语系教授柯安西返美的时候，有学生给他送了一面旗：“春风化雨，惠我良多”。“认贼作父”已至如此程度。北京市委专门成立工作组进驻燕大，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为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认清美帝本质，工作组发动全校师生批斗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和哲学系主任张东荪，他们是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
作为抗战、内战期间带领燕京大学度过重重难关的校长，陆志韦一直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燕大大批学生在解放前就加入地下党或党的外围组织。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上级指示，“只从经济上断绝了和美国的关系是不够的，必须表明态度，思想和精神上脱离和美国的关系，从内心深处仇视和痛恨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这对陆志韦来说太强人所难了，他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是美国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还在通信联系。
大批判之后，陆志韦的校长职务被撤，分派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语言学研究员。史学教授翁独健担任代理校长，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为燕大送终”。
大调整中的生死存亡
院系大调整的想法在1950年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当时未能提上日程，除经济、人员力量不足外，主要障碍有两个，一是旧大学里英美教育理念根深蒂固，知识分子亲美思想转变不过来；二是中国尚无按苏联模式运转的大学样板。到1952年，这两个障碍都扫平了。
从1950年开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新中国打造了两个高等教育样板：一是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
1952年秋，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全国高校教职员工的91%、大学生的80%接受了“思想洗澡”。
1952年秋季，教育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调整为201所，分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和单科性学院三类，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
综合性大学由49所削减为21所。原来被称为“综合性大学”的学校囊括文法理工农医师等学院，调整后，大多仅保留文科和理科。比如北京大学工学院被撤销，机械、电机、土木、建筑合并到清华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更名为北京医学院；南京大学原有7个学院下设35个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13个系。全国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清华和浙大，调整后都成为工科大学。
所有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走向终结。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北大由沙滩红楼搬迁至燕大校址“燕园”；辅仁大学主要院系并入北师大，经济系并入人大，西语系高年级学生直接并入北大，低年级学生由英语改学俄语；圣约翰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建立华东政法学院。
政治学和法学与现实社会联系紧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旧社会研究这些学科的学者大多被视为无用甚至反动的人才，院系调整中对他们的处理颇为随意。如南大政治系教授王明辉调至南京师范学院教美术，南大法律系主任赵之远调至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
社会学遭遇灭顶之灾。大调整后，全国20多个社会学系只剩下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两家，但1953年也被撤系，社会学绝迹，直到1979年才恢复重建。
一批专业理工科院校在院系大调整中诞生，最典型的是北京海淀区的“八大学院”，班底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中拆解出来。1952年，“八大学院”校舍在一片庄稼地上破土动工，它们是：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现在前七个学院已升级为大学，北京医学院回归北大成为北大医学部。
并非苏联模式
院系调整历来被解释为照搬苏联模式，其实，苏联虽然重视单科大学建设，专业设置也比西欧和美国大学更加专业化、理论化，但并不完全排斥综合性大学。莫斯科大学本来没有工科院系，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了工科性质的物理技术系，而当时中国正在将北大、南大的工科院系一刀切掉。因此，院系大调整与其说是向苏联“一边倒”，不如说是中国独立开创的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政治革命。
全国大学完成了一次大洗牌、大换血，旧知识分子与旧大学的历史联系割断，旧大学与民国的历史联系割断，从而为彻底否定旧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奠定基础。院系调整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满载课桌椅、图书、仪器的列车在全国各地奔跑，改变了大学长期分布不均衡的历史状态。
（摘自《文史参考》2012.11）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