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吊忠魂？君子怅忧，吾庙前庭，申公犹在，笑语无文。率我同仁，怒把刀会恨。欲相逢，除非梦里三更，梦里三更。”时至今日，顾理昌仍然会哼唱这首名为《吊忠魂》的挽歌，回忆在战火里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
　　这位被称为现实版“谷子地”的抗战老兵，2001年时，发现自己一部分牺牲的战友没有被追认为烈士，突然变得很“较真”，一心要为他们讨要“说法”。10年来，顾理昌走遍整个江苏，寻找战友参加战斗的证据，与相关部门据理力争，终于为战友争得了烈士的荣誉。
　　15岁的儿童团团长
　　1925年，顾理昌出生在江苏省海安县老坝港镇顾陶村。14岁时，成绩优秀的顾理昌被送到浒澪乡小学插班，开始接触新知识，学唱救亡图存的歌曲。1940年10月，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在顾理昌家乡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当时区委书记袁舜生的影响下，顾理昌走上革命道路，担任起浒澪小学儿童团团长。
　　顾理昌至今记得作为儿童团团长与当时住在鄰村的粟裕见面的情景，粟裕对他说，“你年岁小，好好进步，将来不可限量。当前我们要军民团结，抗击日本。你是党员了，要战斗到底，将来建设新中国”。这几句话，顾理昌一直没敢忘记。此后数年，无论敌后斗争多么艰苦，生死存亡之时，他也没有动摇过。
　　1941年秋，日伪军开始对江苏进行大扫荡。白天，顾理昌在小学教书；晚上，他就是浒澪乡的党支部书记，负责联络支部党员，收集情报，贴抗日标语。后来小学被伪军拆了去修碉堡，顾理昌就不再教书，担任起浒澪乡农抗会主任，做起了清除汉奸和对抗日伪军的工作。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敌占区有着漫长的黑暗，没有坚强的意志根本坚持不下来。”顾理昌告诉《方圆》记者。大扫荡期间，顾理昌被查出来是共产党员，日伪军将他家的5间草房尽数拆毁，还好全家老小都不在屋内。此后，他们只能靠着乡亲们的救济，东家躲一天，西家藏一宿。
　　日伪军并没有放过顾理昌，1943年，日伪军一个排奉命抓捕顾理昌，察觉风声的顾理昌藏了起来。日伪军搜寻无果，气急败坏，便将顾理昌的老父亲拖到田地里刺了7刀泄愤，其中背上中了两刀，头上中了一刀……
　　能够活下来，对顾理昌而言是幸运的，但是他的战友却没有那么幸运，接连牺牲了。顾理昌翻开他几年前所著的《耄耋回首往事》一书，指着里面的烈士名单，告诉记者，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惨烈的故事。“李胜兰，一名女情报员，1947年5月21日去侦察敌情被敌人抓住，连着捅了她8刀，牺牲在回家的路上；吴国梁，我的发小，也是同村邻居，在押运弹药车时，因翻车被压死；顾怀友，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抓获，连刺9刀而死……”顾理昌对这些名字如数家珍。
　　敌后抗战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而最终顾理昌熬过来了。新中国成立后，顾理昌调至北京工作。1952年起，他开始从事高校的管理工作，历任北京师范学院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清华大学分校副校长，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副院长。
　　决定为战友“讨个说法”
　　最近10余年，顾理昌除了撰写《耄耋回眸往事》一书以外，投入精力最多的，应该是为战友被追认为烈士而奔走了。
　　1997年，顾理昌得知故乡老坝港镇要建革命烈士陵园，很高兴，他不仅帮镇政府跑了很多部门，还自费花钱从山东买了白色石碑运过来。但在2001年清明节，烈士陵园终于落成时，顾理昌却没有在石碑上找到熟悉战友的名字，他询问政府部门，得到的理由是：那些战友没有被追认为烈士。战友壮烈牺牲犹在昨天，现在要纪念烈士，却连刻上名字的资格都没有。顾理昌难以接受，他决定为战友们“讨个说法”。
　　这条路一走就是10余年。顾理昌动用自己的力量，找到了24名战友的档案。他原本以为，把这些档案交给政府，战友的名字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刻在纪念碑上。但现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很多人担心，如果承认这24人是烈士，他们的家属肯定会找来，要求烈士家属的待遇。顾理昌闻听，勃然大怒：“怕家属找所以不给追认烈士？难道烈士的命不值钱吗？”
　　一晃5年过去，追认烈士一直没有结果，顾理昌感到很沮丧。一天夜里，老战友乔四突然出现在了他的梦里。梦里的乔四走在大军的队伍后边，扛着长枪一瘸一拐，顾理昌认出来他，就喊：“乔四你停下，我有话说，我是顾理昌啊。”乔四却头也不回，在前面不停地走，顾理昌在后面拼命地追。终于追上了，但乔四却只是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一句话。
　　做完这个梦，顾理昌哭醒了。乔四当初就是在顾理昌的动员下参军的，后来在保卫海安的战斗中牺牲，如果他不能被追认为烈士，顾理昌觉得不能心安。
　　“我就当自己在战争年代被敌人打死了，现在活着就是为了给战友们讨要一个说法，不然死后有何颜面去九泉之下见战友？”顾理昌下了决心。
　　迟到的“烈士”名分
　　从海安到南通，从如皋到东台，顾理昌与老坝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走访多地。由于年代久远，抗战时期的行政区划到如今经历多次调整，档案资料缺失严重。而且战友牺牲的时间过去太久，其亲属大多已经去世，有的很年轻就牺牲的，甚至没有留下后人。顾理昌的证明工作只能寄希望于一次次走访烈士健在的旁系亲属。
　　在查证战友申必恭牺牲的情况时，顾理昌和调查组找到了时任乡里民政助理的吴礼穆，这位80多岁的老人，颤抖着从尘封60多年的工作笔记中找出当时为悼念申必恭而作的挽歌《吊忠魂》。面对久远而又熟悉的歌词，顾理昌和吴礼穆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一遍又一遍，泪如雨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顾理昌体力和精力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很多人劝他在家里坐镇指挥，具体工作交给调查组的人员去办，但他硬是不肯。又经过6年的努力，调查组终于查实了全部24位烈士的情况，形成的原始档案资料摞起来有几尺高。调查组把每个烈士牺牲的时间、地点和经过，以及他们的遗属的姓名、地址和与烈士关系等等，都一一登记入册，印制成了《遗漏烈士调查情况一览表》，加上镇政府的《补办遗漏革命烈士的报告》等，形成一套完整的资料。顾理昌将这些文件、材料复印了许多份，向上级民政部门申报。
　　申报和审批的过程同样艰辛。根据规定，乡镇一级无权将这些调查对象定为烈士，必须经过县级以上政府审核批准，顾理昌先后找到海安县民政局、南通市民政局和江苏省民政厅等部门，请求他们批准24名战友为烈士。
　　2011年的清明节，顾理昌再次出现在老坝港镇烈士陵园。此时，民政部门已经批准了续补24位烈士的请示，纪念碑安放仪式再次举行。在现场，已经86岁的顾理昌在女儿的搀扶下给烈士们敬献了花篮。他扶着墓碑，老泪纵横，苍老的手指划过那些新刻上去的名字，像是轻抚战友们的脸。
　　“我之前一直希望帮助战友正名，如今都已经做到了，我心愿已了。我希望年轻人都能记得抗战烈士曾经的付出，珍惜现在的和平。”顾理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