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NBA拉拉队员，劳伦·赫灵顿多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让她心烦意乱的杂物室。“在比赛开始前，我的教练会要求我坐在那里，想方设法地让我降低体重。”劳伦在2013年至2014年担任雄鹿的拉拉队员，“你懂的，暂停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和小孩子差不多
　　劳伦表示，当教练认为她看起来有“体重问题”时，会要求队员们穿上弹性制服做“摇摆测试”。“她会走过来抓着我的臀部或者腹部，”劳伦回忆道，“她会说，‘明天之前减五磅，然后你看起来就会好多了。’”
　　劳伦不是第一次像这样公开发声。2015年，她对雄鹿提起了集体诉讼。拉拉队员们指控：在她们购入了一些诸如喷雾和指甲油等必要的美容产品后，每小时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3至4美元津贴。
　　当年收入达到8700万美元的雄鹿“强烈否认”了这一说法，但在同意和解后，还是为大约40位队员补偿了合计25万美元的工资。当时，劳伦面对媒体发表了讲话。她详述了为了能穿上制服，体重限制如何让她陷入“脱水和饥饿”。
　　劳伦的故事，无论是以往还是现在的，都与NBA拉拉队在公众的印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个队伍里的成员似乎毫不费劲地就能散发出魅力和美感。她们在中场休息时间昂首阔步地踏入球场，她们脚踩高跟鞋，衣服上的饰物闪闪发光，不管是Instagram还是Facebook，都能看见她们的身影。
　　通过这些个人故事我们发现的是：年轻，上进的人被要求减肥，每场比赛只能拿到比单场票价还低的报酬，身处价值达数千亿美元的联盟，却受到剥削。
　　而这些才只是冰山一角。
　　为了去理解这些女性的故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观察雇佣她们的体育巨头。成立于1949年的NBA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体育帝国之一，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拥有450位球员和30支球队。截至2019年，所有球队的市值都超过了10亿美元。
　　这一部分得益于像勒布朗·詹姆斯和斯蒂芬·库里这样的超级巨星，另一部分还归功在性别和种族问题上的先进思维，联盟的狂热追随者们每年都在增长。仅在2017年，联盟1200多场赛事就吸引了超过10亿的电视观众，全国有2100万位观众购买了场边座位。事实上，分析人士已经开始预测，NBA很决就将超越NFL的球迷群，夺得“美国运动”的称号。
　　然而对于NBA的拉拉队来说，她们扮演的只是小角色。
　　有一支队伍在1970年代末进入NBA，帮助NBA将单纯的体育赛事带进“表演时间”。这是湖人前老板杰里·巴斯所创造的术语，“我的父亲从一开始就知道，让湖人队变得万众瞩目的关键就在于运动和娱乐之间的平等。”杰里的女儿珍妮在2010年的《湖人女孩》中写道，“经过了31年，盛会仍在继续。”
　　不过，如果你是一名NBA的拉拉队员，那—切都变成见仁见智之事了——在一开始，你会参加一次试镜。
　　虽然细节稍有不同，但主要项目还是一样的：一个为期数天的试训，包括精心设计的舞蹈套路，面对面的采访以及身体测评，这些都是决定一位舞者能否成为团队一员的重要部分。至于试镜的服装，通常是接近于比基尼的衣服。
　　在试镜的现场，数百位女性同时展示的场面引人注目，评委们则在一旁边观看边记录笔记。
　　那些合格却没有“良好外形”的人会马上接到通知。
　　麦迪逊·莫里是太阳在2012至2015年间的拉拉队员，她也分享了相似的故事。“我剛加入球队，他们就告诉我必须要减掉10磅。”麦迪逊说，“我的体态比他们要求的更柔软，但还是被要求减肥。我的感觉一直都不好。”
　　麦迪逊之前曾是爵士的一名拉拉队员，在那里，她的体重一直是问题，她希望在太阳拥有一段新的经历。但恰恰相反的是，她发现NBA拉拉队对体重的关注是普遍现象。
　　“15年以来，这一直是我的梦想，所以我才会坚持。”麦迪逊说，“我知道这是苦差事，但这从来不会吓到我。不过，我不知道这会给我的信心带来损失，这真的很难。每当你站在那个位置上，你就要竭尽所能地去保持状态。这代价太大了……生活就是如此艰难。”
　　“教练会让我们坐下来，检查所有方面，从头发到体态，由上到下，没有遗漏。”前黄蜂的拉拉队员安娜·奥格本泽说，“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在这里的表现方式就是让你留下来的立身之道。”
　　安娜也面对着诸多的要求，这里包括强制性的进食记录。“我居然还要写下所有我吃过的东西！”她回忆道，“我并不想写这些，因为我不想被这些内容反过来提醒自己吃得那么糟糕。”

　　但安娜说她的教练只是把这解释成稀松平常的事情，通过让她们意识到吃了什么，从而在需要的时候做出改变。“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需要去挨饿。”安娜说。
　　很多女性会表示，身体的辛劳程度往往取决于遇上怎样的舞蹈教练，这意味着还是有少数人能幸运地面对宽松的体重要求。
　　“我知道自己身边的一些伙伴有节食的习惯，但她们更多的是为了自己，而且教练也很支持。”米歇尔·卡普托说，她曾是尼克斯的拉拉队员，现在是一家舞蹈工作室的老板。一位舞者对此表示赞同，“我的教练不会给我施加这些压力。”来自魔术的拉拉队员约翰逊也表示，“她们认为相对稳定的体重就很好了，她们只需要确认你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最佳状态。”
　　但那些没有感受过瘦身塑形压力的人始终还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要面对定斯的称重和体脂测试。有九成的拉拉队员曾受过“体重警告”，如果她们的体重比“目标体重”高出几磅，那么她们就只能待在冷板凳上，而这样的要求使得一些队员采取危险的应对措施。 　　如果一些女孩做得不错，那可能只是她们背后有父母支持。我的经济来源全靠自己，我有三份工作，我早上4点半就要起床，然后要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半。
　　——麦迪逊·莫里

　　“每个月都要称重，这是最困扰我的事情。”前爵士队拉拉队员悉尼·索伦森说，“所以在称重的那周，我会想尽办法来降低体重，比如一周之内不吃任何固体食物……直接地说，我觉得自己完全陷入了饮食障碍。”
　　“在表演开始前，我的队友经常会服用泻药，以保证在进食后还能保持形象。”一位前快船队拉拉队员说，“我也试过几次，这是可悲的。但又似乎很平常，这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在2013至2016年服务于独行侠的拉拉队员凯瑟琳·邓恩回忆起了特别令人不安的一幕“一位新人从盥洗室走出来……她刚把食物都吐了出来。”
　　很多女性表示，NBA对身材的痴迷促使她们选择教练或营养师作为职业，以努力阻止不健康体态的蔓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想让女性了解她们的身体。”前爵士队拉拉队员香奈儿·杨说，“我不认为一位体重90磅的小女孩是性感的……所以我也不理解NBA为什么要求大家都要变成那样。”
　　莉萨·默里曾是勇士的拉拉队员，她推动了加州制定保证舞者最低工资的法规，她发现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令人不悦”和过时的。
　　“为什么从大学跳到职业舞台，我们就必须要穿上泳衣，接受‘选美风格’的试镜？”莉萨说，“谁规定了女性不能以平常的身材跳舞？这标准是为男人设计的，它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男人处在权力中心。”
　　尽管如此，很多女性还是意识到身材限制就是舞蹈界的必要组成部分。“于我而言，这就是比赛的本质，”前老鹰拉拉队员基拉·道格拉斯说，“你在面对成干上万粉丝和你私底下的样子是不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代表了组织的形象，你代表了他们的品牌，你当然想要表现出最好的状态。”
　　当一份工作被定性为女性的工作时，它的报酬就会更低，而这种性别化差异是造成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之。
　　——贝森·卡西诺
　　而独行侠的一位发言人则表示，在“几年前”，球队就已经废止了关于体重“过时的行业标准”。“在我们以前的合同条款里面有提到一点关于体重的条款，这个条款规定了拉拉队员的体重应该在不超过表演标准的五榜以内。像这样的条款在业界很流行，但在独行侠已经不存在了。”

　　球队表示，希望通过修改标准来“树立榜样”。球队的声明写道：这项条款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不符，我们将其从协议中删除。如果过去行业内存在关于体型的标准，那我们是在将它改良。现在对体型的定义是多样性的，更注重舞蹈艺术性以及队员的技巧和表现力。
　　如果说身体的劳累已经让人不安，那么拉拉队员们关于报酬的故事则更糟糕。有三位女性回忆称，一场比赛只能得到50美元的酬劳，另外三位表示一次训练只有25美元的酬劳，而还有一位声称，她和队友们甚至没有在训练时得到任何酬劳。
　　要把这些事情量化，就要说起2012-2013赛季（这是那些数据最早被提起的时候），NBA的平均票价就达到了50美元。到了2018-2019赛季，平均票价上涨到了78美元。NBA平均座位数有18966个。
　　每个月都要称重，这是最困扰我的事情。我会想尽办法来降低体重，比如一周之内不吃任何固体食物……直接地說，我觉得自己芫全陷入了饮食障碍。
　　——悉尼·索伦森
　　除了低工资以外，还有超过一半的女性在合同中读到了以下文字：“这是一份带有全职保障的兼职工作。”虽然这一概念是可以被规范化，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描述在技术层面上有可能是违法的。根据美国劳工部的说法，员工必须能在“所有工作时间”里获得最低工资。对于专业的舞者而言，这包括在慈善活动中的热身，练习和表演。
　　虽然到目前为止，雄鹿可能是唯一一支公开将涨薪作为任务的球队，但它却不是第一支被拉拉队员提到的支付工资触及甚至低于最低水平的球队。
　　“收入合理么？连接近都算不上。”麦迪逊说，“这是最难的一件事之一。如果一些女孩做得不错，那可能只是她们背后有父母支持。我的经济来源全靠自己，我有三份工作，我早上4点半就要起床，然后要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半。”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女孩选择留下来，而不是为了改变工作条件而努力呢？事实上，原因比看起来更复杂，它的根源来自所谓的“职业隔离”。
　　“当一份工作被定性为女性的工作时，它的报酬就会更低，而这种性别化差异是造成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贝森·卡西诺说，“至于女性为什么会接受低收入的工作，需要意识到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把这个顽固问题的压力转移到了受害者身上。此外，以往的研究表明，女性在谈判的时候也很可能不会成功，而且接踵而至的会是对她们评价的下滑：她们可能不会被看作是好的团队成员，或是友好和热心工作的人。”
　　“一切都从你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开始的，你想着成为一名舞者，一位成功的女人。可当你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就被取代。”凯瑟琳·邓恩说，“他们要求你登场亮相，只给你支付15美元的练习费。他们会说，‘如果你不想做，那我们有数百位女生能取代你的位置。’而这些都会让女孩无所适从，因为她们认为‘如果我不能跳舞了那该怎么办？’她们被洗脑了，误以为自己已经走上了成功巅峰。”
　　难道还有舞者会反对改变现状？当然了。但她们的声音可能会被更大的声音掩盖一一像莉萨·莫里这样的人，她们厌倦了现状，不愿停止发声，直到事情有所改观。
　　“你明明从事着高水平的工作，却拿着低技术含量的工资。”莉萨说道，“作为联盟的使者，凭什么只能得到工人最低水平的工资。”
　　她希望有朝一日拉拉队员们能结成联盟，为她们应得的权利而战。随着去年NFL拉拉队多次发起诉讼，不难想象这种变化即将到来。
　　“事情肯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香奈儿·杨说道，“我们是时候要让这些事情曝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