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级市”,这个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新名词,让温州又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镇级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市?“镇级市”改革模式是为乡镇发展助力,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县(市)与乡镇之间权利的博弈?
　　
　　3月的温州,尚有些微凉。“镇级市”,这个几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新名词”让这个城市迅速“升温”。一同“热”起来的还有房价。龙港镇居民说,“镇级市”一词出现后,原本每平方米1.2万元的商品房骤然涨至1.6万元。一时间,“作秀”的质疑声此起彼伏。
　　“这只是一个概念,具体还是强镇扩权的改革,此‘市’非彼‘市’。”3月22日,温州市发改委综合体改处处长邹向阳显得有点无奈。他未曾想到一个已经研究一年的改革方案,会因为一个“新名词”引起如此大的关注。
　　“这个‘市’不是行政级别的改变,而是以镇的属级建设小型城市。”邹向阳说,现代化小城市才是“镇级市”的真正含义。
　　
　　目标是建小型城市
　　
　　“镇级市”首次见诸媒体是2010年2月。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在2月22日的强镇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把乐清市柳市镇、瑞安市塘下镇、永嘉县瓯北镇、平阳县鳌江镇、苍南县龙港镇这5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市”。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邵占维又提出,建设“镇级市”要下放权力、做好规划,将按照中小城市的目标,规划、建设、管理。
　　其实,“镇级市”的出现并非一日之功。2009年2—3月,温州市发改委就开始进行课题研究;6月29日,温州市委、市政府正式发文确定了5个试点镇;此后半年,5个试点镇的方案经过不断研究和审批,目前已全部完成。
　　“市里只是给指导意见,试点方案具体由两级政府沟通确定。”邹向阳介绍说,市级希望凡是可以下放到强镇管理、审批的经济社会事务,原则上都要下放到强镇。
　　按照早前的思路,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工作平台,理顺管理体制三大块内容。而方式主要是通过县(市)级职能部门向驻镇的派出机构“授权”。同时,试点镇的党政一把手也将“升级”,试点镇的书记进入所在县(市)委常委;镇长明确为副县长级,列席县(市)政府常务会议。
　　温州市一名官员表示,这种放权,并未触及体制框架本身,只是机制的变通。“升级一把手,也是为了让镇干部在协调工作上有更多的‘话语权’。”
　　
　　“小马已拉不动大车”
　　
　　在苍南县龙港镇,“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横幅沿着街边一路展开。与城市一样高耸的写字楼,拥有高档外立面的商品房,GUCCI等知名品牌的卖场,浙商银行、浙江银行等金融机构……俨然一副小城市的面貌。
　　与之不相称的是,坑坑洼洼的路面,除去沿街停车位只剩下两车道的主干道,一幢挨一幢的宅基房,布满水坑、异常不平整的巷道。
　　这绝不仅是龙港镇的“特点”,同为试点镇的柳市镇亦有同样问题。当地宣传部门人士说,作为“电器之都”的柳市镇,常有物流货车进出,因道路狭窄,有时货车连掉头都困难。
　　此外,缺乏执法权的镇级城镇管理部门对违法行为也力不从心。“打击一处违章建筑,要去县里找好几个部门协调,几天下来,一处打击完了,别处又都建起来了。”鳌江镇党镇办副主任陈振国无奈地说。
　　龙港镇党委书记林万乐表示,“小马拉大车”已经到了难以拉动的地步。“龙港镇有近30万常住人口,汽车3万辆,但在编交警仅22人,真正能上路的仅有6到8人,只能招收80多名协警。”
　　林万乐将此归结为原有的行政体制与社会现状不能完全适应。简而言之就是,强镇的城市建设、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核定已严重跟不上当地社会发展规模。
　　
　　县与镇之间的博弈
　　
　　向上争取放权便成为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也意味着,一场“博弈”在县镇两级政府之间就此展开。
　　放权的空间,要看各县(市)与试点镇的“博弈”。知情人士说,5个试点镇的方案均经过多番谈判。
　　权力的重新分配必然产生“矛盾”。据说,曾有镇党委的领导与县级领导在谈判过程中“拍桌子”。
　　据了解,龙港镇向苍南县上报了88项期望下放的权力,多轮协商后下放了49项。
　　“希望更多的社会管理权力能下放到镇。”林万乐说,这些权力包括土地规划、行政审批、社会事业建设等。
　　温州的强镇扩权文件指出,县(市)派驻强镇的机构要建立分局,分局正职由县(市)部门领导兼任或明确为副科级。在权限方面,实行分局审批、县局备案。
　　多个试点镇负责人均对此表示,对镇政府来说,获得的权力并不多,放权主要是在县(市)职能部门在强镇的派驻部门。对于派驻部门的放权,更多是来自于机构本身领导人员级别的调整,等于用县(市)部门领导兼任或“升级”派驻部门负责人,来解决镇级管理部门缺乏执法、审批等权力的问题。
　　争取到权力后能否用好,则是另一个问题。
　　林万乐认为,扩权可以解决一些部门制度上的障碍,但镇政府统筹能力有限,“强镇一直有‘责大权小’的问题,现在扩权了,以镇级的人力、财力,是否有能力承接这些权力,也是问题。”
　　龙港镇一位干部坦言:“拿城市建设规划来说,对于县里干部来说是轻车熟路,但我们这里的干部或许还不具备这个水平。”同样,在“钱”上亦有问题。“允许组建镇级金库,我担心有技术性问题,我们这里没有中国人民银行,如何保障资金安全?”林万乐说。
　　另一方面,扩权后的镇级各部门也将承担更大的建设压力。在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上,如何解决早前发展中遗留的民生问题也是镇政府要面对的。
　　龙港镇有一个颇为奇特的场景:车行道很拥挤,人行道很宽敞。原来,龙港镇早期规划时曾把城市道路规划为26米宽,由于资金匮乏,建设时行车道仅建了8米宽,两边各留出8米作为人行道。时间久了,街边店面便把这8米宽的人行道当成了自家“小庭院”。后来,当镇政府希望拓宽马路时,遭到两边店铺居民的抵触,“他们已经习惯了8米宽的‘小庭院’,如何能让他们转变思路,服从城市建设,这还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林万乐说。
　　
　　让民得利需要过程
　　
　　“百姓能得到多少好处?”年近40岁的鳌江镇的哥蔡师傅每天都看到“强镇扩权”的横幅,他有自己的疑问。
　　柳市镇一位陈姓居民描述了他的愿望:期待学校能跟城里一样,有好的设备和师资力量,“我的孩子能跟城里的孩子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这才是最大的实惠。”
　　温州市有关“镇级市”的文件,对这些疑问做出了回答。根据“镇级市”发展规划,发展领先、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小城市有完善的供水、供电等公共服务设施,道路、站场等交通设施以及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配套设施。
　　如今,龙港镇已在准备建设三甲医院及龙港高级中学。“对于龙港镇这么大规模的城市来说,是需要的。”林万乐认为,“撤村建居”、交通改善都将让民得利,“但这一切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有一个过程。”
　　与普通民众分享“扩权蛋糕”需要等待这种情况不同的是,能直观看到当地房价的飞涨,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源自对“镇级市”的误读。龙港镇人说,“镇级市”一词出现后,原本每平米1.2万元的商品房骤然涨了4000元。炒卖地基卡、户头证、集资卡等农村宅基地凭证现象也随之出现。为此,2010年3月11日,龙港镇政府特别发出公告:禁止炒卖安置留地建房指标。
　　这也可佐证当地民众对“强镇扩权”改革的渴望以及对未来走向的种种猜测。
　　
　　权力下放是否会收回
　　
　　放下来的权是否会收回?这是镇干部担心的。
　　放权再收权,并非没有先例。1995年,国务院十一个部委推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龙港镇位列其中。1996年,龙港小城镇综合改革开始全面实施,当时曾先后在财政、户籍等10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综合配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后几年,苍南县有关部门几乎全部收回了下放的权限。
　　温州市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分析,当年的小城镇综合改革也是以扩权为主,主要进行了一些乡镇合并,但整体力度不大,后来随着法律法规的变更,一些权力被收了上去。
　　“权力下放又收回去,不是与调整过的法律法规矛盾,就是上级领导换届作了调整。”龙港镇一位干部说。
　　人们关心的另一个话题是,这次改革,能否长久?
　　“我们希望能够持久下去,但具体会怎样,我们也无法预测。”邹向阳说,“我们在意见中写明,放权几年不变。”而这个“几年”,是由县镇两级政府协商确定的。
　　有人士猜测,此次改革或再现反复,“在现行行政体制下,权力下放有很大难度,很难理顺各级之间的关系。”
　　不过,各镇的干部还是表现得颇有信心。林万乐说,1996年的扩权“更多的是依托于上级领导的重视”,这次扩权是强镇发展到一定阶段,体制内的限制让强镇在社会管理等方面难伸拳脚,“非改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