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的中国仍然人神杂糅，故各级贵族均集政治领袖、宗教教主于一身，国家治理实行政教合一；战国初期的中国即已人神两分，神权政治时代结束，世俗政治时代开始，故贵族只是政治领袖，不再是宗教教主，国家治理实行世俗政治。春秋末期的古“儒”仍然是政教合一的教士和乡绅，战国初期的“儒家”只是国家治理之学及其衍生学科的世俗学派和学者，孔子既是春秋末期的古“儒”,又是战国初期的“儒家”。春秋末期的“儒书”仍指人神杂糅的六艺和孔子师徒语录，战国初期的“儒书”已仅指孔子师徒的世俗政治语录，孔子师徒语录既是春秋末期人神杂糅的“儒书”之一，又是战国初期世俗政治的“儒书”。总之春秋战国之交短短八十二年时间，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治理学者、治理文献均急遽世俗化，可见：一，这一时间节点就是中国结束神权政治时代，进入世俗政治时代的关键历史节点；二，孔子和孔学的世俗化就是中国结束神权政治，实行世俗政治的重要标志；三，战国至今国家的世俗化，“儒学”和“儒书”的世俗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