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1971年生于新疆，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主要作品《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等，以其叙事的独特性而备受关注。近日，由他执导的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在全国公映，再次激起强烈反响。影片以绝美的野外镜头，讲述了3种国宝级动物的成长故事，借用“自然电影”的概念诠释了生命轮回、生生不息的东方哲学。
　　住帐篷、蹲坑、偷拍、素材荒让他很崩溃
　　《我们诞生在中国》是一部拍摄纯动物的自然电影，拍摄条件非常艰苦。五个拍摄小组历时18个月，“将自己消失在中国的崇山峻岭中，消失在茫茫戈壁上，消失在仅仅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荒野……”很多高精度的拍摄器材，全部要人工搬运至自然保护区的深山老林里。
　　“电影导演肯定是现场控制的核心，可是拍动物大电影，导演不能干预自然环境，不能干预野生动物。我第一次发现所有事情都没办法控制。”陆川说，“因为你都见不到演员，比如雪豹，你要想拍到它的素材，并且想要剪出一个电影故事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一个月，拍雪豹的摄制组什么也没有拍到。雪豹特警觉，稍有动静耳朵一竖像闪电一样就消失了。“我们当时在地上挖了很多掩体，就让摄影师躲在里面。”最终，摄影师们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上锁定了雪豹的栖息地，他们共拍摄到了10只以上的雪豹。
　　有一次趁雪豹出门打猎，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爬到它的窝附近，意外发现了两只雪豹娃娃，摄影师赶紧在窝上方装了一个隐蔽摄影机，得以拍到很温馨的画面。陆川表示，“如果有一天，它灭绝了，那这是给未来子孙的纪念。”这是摄影师们在全世界第一次用4K高清纪录到雪豹的珍贵画面。
　　儿子的出生，打开了新世界的一扇窗
　　当听说这部电影是自然电影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讲“这不像是陆川的风格”，在电影中，你能看到雪豹达娃憨态可掬的特写，看到它与宝宝们玩耍的镜头，看到它们用毛茸茸的爪子拨弄镜头时的可爱模样……影片温情满满，即使下一餐还没着落，这一顿吃饱了，雪豹宝宝们就会蹭着妈妈，轻咬她的耳朵。
　　陆川自己也提到，最初的电影剧本并没有这么有趣可爱，“第一版比较高大上，这次合作，迪士尼教会了我什么是‘幽默感’。”
　　第一版粗剪出来，艾伦·伯格曼（迪士尼的三巨头之一）对他说“再幽默一点”，当时他的想法是“都是吃生肉的野生动物，怎么幽默啊？”
　　电影一共粗剪了10次，艾伦·伯格曼参加了10次，每次看完都说，非常好但不够幽默。剪到5、6次的时候，陆川开始变得狂躁，“350个小时的素材，扎在里面会觉得是站在沙漠里，脚下有1万条路，但你不知道哪条是正确的。”
　　儿子的出生，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一扇窗，“以前不是素材不好，是我的心太硬了，眼睛太正常了，有了孩子之后我读懂了不同素材细节里的情感。”最终版本的剪辑，与最初的版本有70%以上的不同。陆川逐渐从素材中看到了情感，看到它们真正的生命力的绽放，看到熊猫抱孩子，看到小猴子陶陶和父亲互动，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渐引爆了他很多的灵感。“我在它们身上看到了人性的一面，这部电影不光在讲大自然的野生动物，也在折射人类社会有趣的现象。”
　　“讲好故事，讲好人性”是做电影的初衷
　　电影拍摄18个月，陆川直言能够顺利完成这部电影，跟制片人Roy有很大的关系。Roy在创作上给他绝对的自由，但他会用其他的形式来表达观点。比如，组织了迪士尼动画部门的精英——陆川称之为“头脑顾问团”，包括最好的编剧、导演、制片人来为电影“找茬”，每次观影后一起聊，一起反复推敲，这部戏就是这样一步步做出来的。
　　“这个团队里的人得过的奥斯卡奖杯就有十几座，从他们的意见、反馈和批评里，我学到了要用开放的心态做电影。我原来做的是自己的电影，做完这部片子之后，发现在工业流程里，也可以很健康地做一部好电影。”
　　与迪士尼的合作让陆川彻底放弃了文艺片和商业片的对立观念，认为“讲好故事，讲好人性”是电影的基本水准。影片对丛林世界的残酷表现得谨小慎微、对流浪猴群的处境点到即止、对雪豹猎杀的镜头也选择跳过，对动物世界里非主流的萌趣部分则是尽情展现。从动物主角的选取到画面内容取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心灵诉求，将人与自然合一的古老东方禅意传达给每一个观众。
　　陆川表示，这次拍摄，“让我触摸到做简单而感人的电影乐趣”，找回了最初做电影的“初心”。这是一位电影人的回归之旅，对他来说是转折，也是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