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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红楼梦》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是非之地。1961年，台湾的《作品》杂志要组织几篇“红学”研究论文，该杂志主编章君谷因苏雪林在古典文学方面颇有建树，又曾有《红楼梦》方面的考证，就写信约她撰稿。苏雪林欣然应允。
早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期间，苏雪林就听过胡适的红学研究的课程，读过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很佩服胡适的“发现了新证，立刻抛弃旧的，或改正它”的这种“虚心和勇气的态度”。(《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之谜》，原载1931年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34号)不过，苏雪林虽然赞赏胡适的考证方法和态度，但对《红楼梦》文学成就的评价与其师略有不同：胡适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小说，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苏雪林则认为《红楼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注意，“这都无非为了这部书，其内容之复杂，结构之奇特，文字之优美，实有引人注意处之缘故”。然而，苏雪林却没有充分阐发自己的观点。在《作品》1960年10月第1卷第10期上，苏雪林发表了题为《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的长文，认为“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发挥了胡适的《红楼梦》是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小说的论点，并从所谓的“原本《红楼梦》”出发，认为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错字”、“别字”、“不通”的文字，想必都是出自曹雪芹之手，以此来证明曹雪芹文才的低庸，用以佐证《红楼梦》价值的不足。
胡适看到这篇文章后，于1960年11月20日致信苏雪林，同意她的“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的观点，但认为苏雪林将他的观点夸大，有些话“未免太过火”了，主要有两点：所谓“原本”，都不是随写随雇人抄了去卖钱换粮过活的抄本；所谓“别字”，也往往是白话文没有标准化的18世纪杜撰的字，我们不可拿二百年后的白话文已略有标准化的眼光去计量他们。在胡适眼里，苏雪林发挥他的观点所用的两条证据都是不能成立的，是典型的“挑剔”行为。这样的讨论只限于师生二人的私下通信。
就在苏雪林在《作品》上发表“红学”长文、致信胡适之时，在台湾小有名气的历史小说家高阳于1960年9月在《畅流》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曹雪芹对(红楼梦)的最后构想》。高文在论述时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胡适，认为“三十年来‘红学’的内容，一直是史学的重于文学的”，高阳意在确立对于《红楼梦》批评的文学标准。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中，向来有“以史论文”的倾向，胡适的“新红学”虽然对索隐派的“猜谜”之风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但他对《红楼梦》作者及其家世的考证，以及将作品看作是作家的“自叙传”，走的仍然是历史主义的路径。接受过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熏陶的胡适当然深知自己的弱点，所以，他在致高阳的信中坦然承认了上述的倾向。不过，对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不仅仍固执己见，还认为自己从前对《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杰作”的评价“已过分赞美《红楼梦》了”。而且，他例举高文中“把‘美玉无瑕’看作写宝钗”，指出高阳的批评不仅不是“文学的”，而且不是“考证”的，简直是“猜谜”的成见。
胡适是在看到苏雪林的文章的同时看到高阳文章的，可能是两篇观点对立文章发表的缘故，久经文坛纠纷的胡适似乎已经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争论，所以他在给高阳的信的末尾郑重其事地声明：“我并不想引起争论。”高高挂起了免战牌。
胡适并未料到，他致高阳、苏雪林的信同时以《关于(红楼梦)的四封信》为标题出现在1961年的《作品》第2卷第2期上。他在给《作品》杂志《致苏雪林、高阳》的信中，不无恼火地指责他们：“把我在匆忙之中写的三封信送给《作品》发表，我有点感觉不安。我觉得你们和我都有点对不住曹雪芹，都对他有点不公允。”接着他大概是顾忌社会的误解，便竭力从“同情的惋惜与谅解”的角度为自己贬低《红楼梦》辩解，并且把《红楼梦》文学价值的争论引到了哪些版本有价值、哪些版本无价值的版本辨析上，认为“《红楼梦》没有经过长时期的修改，也没有得到天才文人的仔细修改，是《红楼梦》的最大不幸”。他把“《红楼梦》没有文学价值”的罪过归到高鹗、程伟元的身上去了。在信的最后，他特别语重心长地对苏雪林道：“曹雪芹的残稿的坏抄本，是只可以供我们考据家作‘本子’比勘的资料的，不是供我们用文学批评的眼光来批评诅骂的。我们看了这种残稿劣抄，只应该哀怜曹雪芹的大不幸，他的残稿里的无数小疵病都只应该引起素来富同情心的苏雪林的无限悲哀。雪林说我的话没有说错吧?”
1960年11月《中国语文》第7卷5期发表了李辰冬的《关于<红楼梦>原本的问题》，远在美国的赵冈也发表了与苏雪林商榷的文章。赵冈原来是学经济的，偶然对《红楼梦》发生了兴趣，写了不少文章，“越写越走上了牛角尖里去了”。胡适为此曾托人劝过他，他虽然不肯听，但却“真的发愤搜集材料，搜集版本，他是很有耐心的，故能细心比较文字，有时有很可注意的发现”。为了此事，苏雪林大为光火。被胡适批评，她可以接受，他是自己的老师；而被几个门外汉晚辈批评未必脸面上能挂得住。她接连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发牢骚”，胡适只好劝她，“你也不可生气，作文写信都不可写生气的话。我们都不是年轻人了，应该约束自己，不可轻易发‘正谊的火气’”，“何况此时此地写信发牢骚更是无益而有损的事?你难道不明白了?”
正在苏雪林与赵冈因《红楼梦》纷争而闹得情绪极差的时候，1961年1月4日，胡适因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稍后好转的他即回南港家中休养。苏雪林得知后，遂于5月17日与谢冰莹结伴去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寓所看望病中的胡适。她俩的到来让胡适非常高兴，他抱病设宴款待她们，共同谈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谈到苏雪林的“十殿阎王”的考证，谈到《儒林外史》，谈到曾国藩的出身、许世英的回忆录和蒋梦麟续弦的逸事。她们在南港住了两天，师生之间真是其乐融融。大概是因为谢冰莹在场，而苏雪林又是很要面子的人，所以在谈到关于《红楼梦》的争论时，她将赵冈说成了“赵聪”，胡适也未为她改正。胡适于10月4日致信苏雪林，半开玩笑地更正了她的错误，并告诉她：“我本想请你看看我书房里现有的《红楼梦》版本。”胡适毕生从事“红学”研究，收藏极多，如甲戌脂本(存十六回)、庚辰脂本(八十回)、戚蓼生本(八十回)、俞平伯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等等，他希望苏雪林能够看看。在这封信中，胡适再次以仁爱之师的口吻劝她道：
你连戚本都没有校过，又不曾比勘俞平伯的汇校本，千万不可用庚辰本的“别字，错字，及不通文句”来说，“当亦出乎曹雪芹手笔”!你没有做过比勘本子的工夫，哪有资格说这样武断的话!难道别本上的不“别”字，不“错”字，“通”的文句就不“出乎曹雪芹手笔”了吗?
胡适还向苏雪林分析了《作品》杂志的用心：
不必听章君谷的话，你多挑一个题目写文字吧。办杂志的人叫你写《红楼梦》的文字，那是“惟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他不管苏雪林女士晚年目力与体力与耐心是否适宜于做这种需要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作!
苏雪林本来以章君谷约稿为自己搞《红楼梦》研究辩解，主要还是对赵冈不满，胡适这一番话也许让她感到自己真的上了章君谷的“当”了。而胡适的用意是直截了当的，就是要苏雪林放弃《红楼梦》研究：
我劝你不要轻易写谈《红楼梦》的文字了。你没有耐心比较各种本子，就不要做这种文字。
你听老师的好心话吧!
(以上有关胡适信件的内容均引自《胡适全集·第26卷1956－1962书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P563)
苏雪林大概是意识到自己轻易谈论《红楼梦》的弱点，但她又把这说成是章君谷“支使”她“上当”。不过，老师胡适的善意嘲弄和规劝，她还是心悦诚服的。然而，一贯倔强是苏雪林的脾气，胡适1962年逝世后，她还是于1967年将她的《红楼梦》研究文字集成一部《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重新交文星书店出版印行。
这次发生在台湾的论争虽然只是红楼梦研究史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还是有意义的：一是涉及治学的方法和态度；二是红楼梦的版本；更重要的是涉及了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顽症——历史主义问题，这在当下的红学研究乃至文学和历史研究中都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本文编辑 杨剑龙)
早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期间，苏雪林就听过胡适的红学研究的课程，读过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很佩服胡适的“发现了新证，立刻抛弃旧的，或改正它”的这种“虚心和勇气的态度”。(《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之谜》，原载1931年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34号)不过，苏雪林虽然赞赏胡适的考证方法和态度，但对《红楼梦》文学成就的评价与其师略有不同：胡适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小说，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苏雪林则认为《红楼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注意，“这都无非为了这部书，其内容之复杂，结构之奇特，文字之优美，实有引人注意处之缘故”。然而，苏雪林却没有充分阐发自己的观点。在《作品》1960年10月第1卷第10期上，苏雪林发表了题为《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的长文，认为“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发挥了胡适的《红楼梦》是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小说的论点，并从所谓的“原本《红楼梦》”出发，认为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错字”、“别字”、“不通”的文字，想必都是出自曹雪芹之手，以此来证明曹雪芹文才的低庸，用以佐证《红楼梦》价值的不足。
胡适看到这篇文章后，于1960年11月20日致信苏雪林，同意她的“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的观点，但认为苏雪林将他的观点夸大，有些话“未免太过火”了，主要有两点：所谓“原本”，都不是随写随雇人抄了去卖钱换粮过活的抄本；所谓“别字”，也往往是白话文没有标准化的18世纪杜撰的字，我们不可拿二百年后的白话文已略有标准化的眼光去计量他们。在胡适眼里，苏雪林发挥他的观点所用的两条证据都是不能成立的，是典型的“挑剔”行为。这样的讨论只限于师生二人的私下通信。
就在苏雪林在《作品》上发表“红学”长文、致信胡适之时，在台湾小有名气的历史小说家高阳于1960年9月在《畅流》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曹雪芹对(红楼梦)的最后构想》。高文在论述时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胡适，认为“三十年来‘红学’的内容，一直是史学的重于文学的”，高阳意在确立对于《红楼梦》批评的文学标准。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中，向来有“以史论文”的倾向，胡适的“新红学”虽然对索隐派的“猜谜”之风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但他对《红楼梦》作者及其家世的考证，以及将作品看作是作家的“自叙传”，走的仍然是历史主义的路径。接受过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熏陶的胡适当然深知自己的弱点，所以，他在致高阳的信中坦然承认了上述的倾向。不过，对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不仅仍固执己见，还认为自己从前对《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杰作”的评价“已过分赞美《红楼梦》了”。而且，他例举高文中“把‘美玉无瑕’看作写宝钗”，指出高阳的批评不仅不是“文学的”，而且不是“考证”的，简直是“猜谜”的成见。
胡适是在看到苏雪林的文章的同时看到高阳文章的，可能是两篇观点对立文章发表的缘故，久经文坛纠纷的胡适似乎已经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争论，所以他在给高阳的信的末尾郑重其事地声明：“我并不想引起争论。”高高挂起了免战牌。
胡适并未料到，他致高阳、苏雪林的信同时以《关于(红楼梦)的四封信》为标题出现在1961年的《作品》第2卷第2期上。他在给《作品》杂志《致苏雪林、高阳》的信中，不无恼火地指责他们：“把我在匆忙之中写的三封信送给《作品》发表，我有点感觉不安。我觉得你们和我都有点对不住曹雪芹，都对他有点不公允。”接着他大概是顾忌社会的误解，便竭力从“同情的惋惜与谅解”的角度为自己贬低《红楼梦》辩解，并且把《红楼梦》文学价值的争论引到了哪些版本有价值、哪些版本无价值的版本辨析上，认为“《红楼梦》没有经过长时期的修改，也没有得到天才文人的仔细修改，是《红楼梦》的最大不幸”。他把“《红楼梦》没有文学价值”的罪过归到高鹗、程伟元的身上去了。在信的最后，他特别语重心长地对苏雪林道：“曹雪芹的残稿的坏抄本，是只可以供我们考据家作‘本子’比勘的资料的，不是供我们用文学批评的眼光来批评诅骂的。我们看了这种残稿劣抄，只应该哀怜曹雪芹的大不幸，他的残稿里的无数小疵病都只应该引起素来富同情心的苏雪林的无限悲哀。雪林说我的话没有说错吧?”
1960年11月《中国语文》第7卷5期发表了李辰冬的《关于<红楼梦>原本的问题》，远在美国的赵冈也发表了与苏雪林商榷的文章。赵冈原来是学经济的，偶然对《红楼梦》发生了兴趣，写了不少文章，“越写越走上了牛角尖里去了”。胡适为此曾托人劝过他，他虽然不肯听，但却“真的发愤搜集材料，搜集版本，他是很有耐心的，故能细心比较文字，有时有很可注意的发现”。为了此事，苏雪林大为光火。被胡适批评，她可以接受，他是自己的老师；而被几个门外汉晚辈批评未必脸面上能挂得住。她接连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发牢骚”，胡适只好劝她，“你也不可生气，作文写信都不可写生气的话。我们都不是年轻人了，应该约束自己，不可轻易发‘正谊的火气’”，“何况此时此地写信发牢骚更是无益而有损的事?你难道不明白了?”
正在苏雪林与赵冈因《红楼梦》纷争而闹得情绪极差的时候，1961年1月4日，胡适因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稍后好转的他即回南港家中休养。苏雪林得知后，遂于5月17日与谢冰莹结伴去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寓所看望病中的胡适。她俩的到来让胡适非常高兴，他抱病设宴款待她们，共同谈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谈到苏雪林的“十殿阎王”的考证，谈到《儒林外史》，谈到曾国藩的出身、许世英的回忆录和蒋梦麟续弦的逸事。她们在南港住了两天，师生之间真是其乐融融。大概是因为谢冰莹在场，而苏雪林又是很要面子的人，所以在谈到关于《红楼梦》的争论时，她将赵冈说成了“赵聪”，胡适也未为她改正。胡适于10月4日致信苏雪林，半开玩笑地更正了她的错误，并告诉她：“我本想请你看看我书房里现有的《红楼梦》版本。”胡适毕生从事“红学”研究，收藏极多，如甲戌脂本(存十六回)、庚辰脂本(八十回)、戚蓼生本(八十回)、俞平伯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等等，他希望苏雪林能够看看。在这封信中，胡适再次以仁爱之师的口吻劝她道：
你连戚本都没有校过，又不曾比勘俞平伯的汇校本，千万不可用庚辰本的“别字，错字，及不通文句”来说，“当亦出乎曹雪芹手笔”!你没有做过比勘本子的工夫，哪有资格说这样武断的话!难道别本上的不“别”字，不“错”字，“通”的文句就不“出乎曹雪芹手笔”了吗?
胡适还向苏雪林分析了《作品》杂志的用心：
不必听章君谷的话，你多挑一个题目写文字吧。办杂志的人叫你写《红楼梦》的文字，那是“惟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他不管苏雪林女士晚年目力与体力与耐心是否适宜于做这种需要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作!
苏雪林本来以章君谷约稿为自己搞《红楼梦》研究辩解，主要还是对赵冈不满，胡适这一番话也许让她感到自己真的上了章君谷的“当”了。而胡适的用意是直截了当的，就是要苏雪林放弃《红楼梦》研究：
我劝你不要轻易写谈《红楼梦》的文字了。你没有耐心比较各种本子，就不要做这种文字。
你听老师的好心话吧!
(以上有关胡适信件的内容均引自《胡适全集·第26卷1956－1962书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P563)
苏雪林大概是意识到自己轻易谈论《红楼梦》的弱点，但她又把这说成是章君谷“支使”她“上当”。不过，老师胡适的善意嘲弄和规劝，她还是心悦诚服的。然而，一贯倔强是苏雪林的脾气，胡适1962年逝世后，她还是于1967年将她的《红楼梦》研究文字集成一部《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重新交文星书店出版印行。
这次发生在台湾的论争虽然只是红楼梦研究史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还是有意义的：一是涉及治学的方法和态度；二是红楼梦的版本；更重要的是涉及了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顽症——历史主义问题，这在当下的红学研究乃至文学和历史研究中都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本文编辑 杨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