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重佛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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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雍正皇帝是位重视并推崇佛教的帝王,当其在藩邸时便与僧侣讲求佛法,阅读典籍,自从其继位后,也相对优待佛徒,并且对佛教精神深有研究,用佛教思想对臣民进行思想统治。追究其源,不仅与雍正帝本人的喜好有着直接关系,而且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佛教在社会上的传播及影响,社会慈善事业及社会救济的发展等都对雍正帝重佛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雍正皇帝;佛教;社会救济;慈善事业
  (一)佛教在社会上的普遍发展
  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开始,便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断发展壮大,佛教宗派不断的增多,中国人也不断赋予佛教新的含义。直到明清时期,佛教仍然不断发展,并且影响广泛。1644年,清兵入关,虽然社会遭到巨大的破坏,但由于佛教自身的社会地位影响,以及清初统治者对佛教的信仰和推崇,所以佛教仍然有所发展。律宗,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在清初都有中兴的气象。“据《大清会典》等文献资料的记载,清代佛教的基本情况是:清初,约有大小寺院近八万所,僧尼近十二万人。乾隆初年,发出度牒已逾三十四万;后来,废除度牒制度,出家漫无限制,僧尼人数有增无减”。①由此可见,僧侣,寺院在清初仍然有所发展,佛教的影响力仍然十分广泛。
  “自宋以来,藏传佛教已成为西藏,包括川、滇、青、甘等地藏族、以及蒙古、新疆一带广大地域的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普遍的宗教信仰。黄教兴起后,与蒙古上层相结合,在西藏形成新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其特征是神权与政权的高度统一,实际上佛教已成为蒙藏地区政治的核心”。②清朝统治者在注重汉族地区佛教发展的同时也优待藏传佛教,所以藏传佛教在清代社会也不断发展,尤其是清朝前期,藏传佛教的发展非常兴盛。黄教的寺院,僧尼,人数众多,发展非常可观。喇嘛人数也几乎占西藏总人口数的一半。“顺治八年,创建后黄寺剃度喇嘛百有八十人。十四年,后寺中,唪经喇嘛,定为四百人”。
  可见当时社会中佛教仍然缓慢的发展,并且在清初呈现复兴的趋势,各宗派的活跃度,僧侣人数,寺庙等都有所增多,佛教思想也仍然占据着有利的地位,这些都对雍正皇帝有所影响,所以雍正皇帝重视佛教,并且在晚年多有著作对佛学进行解读。
  (二)清代社会救济的发展
  佛教倡导普度众生,引导人们乐善好施,“释迦牟尼所开创的佛教教义的具体内容,大体来说,仍然源于他早年时期对于人间苦难的思考和沉淀,即是对世间的种种苦难乃至苦难原因的思考,强调苦的消灭和灭苦的办法”④清代社会,社会保障体系逐渐成熟、完善,对佛教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清初,清朝统治者便致力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社会救济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社会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不断,且清朝初期,社会形势不稳,战争接连发生,天灾人祸对百姓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当有大的灾害发生,百姓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时,清朝政府便会进行赈灾救济。顺治时期,便经常有灾害发生,顺治元年和顺治三年都对受灾的地区进行蠲免。并且蠲免的标准也不断完善。康熙时期,更是大幅度进行蠲免,蠲免以蠲免赋役和蠲免积欠为主。由于政府的蠲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压力。比蠲免更加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给予百姓钱粮进行救济。当百姓民不聊生,难以饱腹时,给其钱粮可以更直接解决他们面临的困境。在清代,粥厂比较常见,即有官办的,官民合办的,也有民办的粥厂,一些十分贫困而无粮无米的百姓可以去粥厂领粥,粥厂直接给予食物成品,可以直接食用,解决温饱问题,比发放粮米更加有效。灾荒之年,置办粥厂也是一项很好的选择,“康熙四十三年(1704)直隶河间府水灾,人们逃亡,巡抚李光地动用库存和借支银两十余万购买粮食,一面平粜,一面设置酗厂煮粥散给饥民。”⑤清代前期,政治较为清明,虽然粥厂的设置也存在一些弊端,但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除了遇到灾荒时临时设置粥厂,在清初,还有常设粥厂,在顺治时期,便规定在京师定期开设粥厂,进行施粥。“京师五城自十月朔日始,每城设厂二,官给薪米,日炊粥以赡贫民。远近咸集,饥寒者赖以饱暖,至来岁春融始撤,虽丰年亦然,或遇歉岁谷贵,则酌展其期”⑥。可见清代初期,设置粥厂已经制度化,规范化。而且京师粥厂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所以运转灵活,效率较高,解决了一部分饥民的问题。
  清代仓储制度也比较完备,在清朝初期,便存在以常平仓为主的官仓和以社仓,义仓为主的民仓。常平仓的建设思想最早由春秋时期的李悝提出,在李悝变法中提出的平籴法,慢慢演变成常平仓。常平仓建设于西汉,发展于唐宋,一直延续至清。清初便开始建设常平仓,到康熙帝时,常平仓已经初具规模,常平仓主要是调节粮价,当粮食价格过低时,政府以正常粮价进行收购,当粮价过高时,以低的粮价卖给百姓,这样可以缓解百姓的压力,对于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起着一定的作用。常平仓的储粮也可以进行借贷,当遇到在灾荒时,常平仓也能发生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直接拨常平仓中的储粮进行赈济,缓解灾荒的危害,保障百姓的生活。清初统治者便注重对常平仓的建设和管理,“直省常平、裕备等仓,顺治十一年,命各道员专管,每年造册报部”⑦。康熙帝时同样注重对常平仓的建设,“四十三年,议定州县仓谷霉烂者,革职留任,限一年赔完复职;逾年不完,解任;义仓是由民间的官神地主富裕之人所筹办的,主要职能是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当有灾荒时能即时赈济百姓,减少饥民所饱受的困苦。社仓是由义仓发展而来,是由南宋朱熹首创的,由地方的官绅,百姓主动募捐,以备灾荒之用。清初统治者也大力倡导建设义仓,社仓,社仓在康熙初年有明显的发展,这些对救济百姓,保障百姓生活都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
  由于粥厂,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社会救济制度不断完善发展,与佛教所倡导的精神相互吻合,雍正时期,对各项制度进行完善改革,所以其注重利用佛教精神去引导人民致力于救济制度的建设。
  (三)清代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佛教思想丰富,教义颇多,但佛教倡导慈善,提出慈善观,因果论等。在《大般涅槃经》中便有记载:“若于一众生,不生嗔恚心,而愿与彼乐,是名为慈善”⑨。可见佛教提倡慈善,在于劝人為善。佛教的发展有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反之,慈善事业的繁荣也有助于佛教的发展传播。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慈善组织产生于明清之际,其表现:一是慈善组织的多样化,包括各类善会善堂,涵盖养老、育婴、施医、义学、义冢等人的生老病死各个环节。一是慈善组织的普遍化,遍及全国各地”⑩。在清代,有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施棺所等慈善机构,养济院是由政府出资官方办理的机构,收养本地区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及无家可归之人。育婴堂则是民问的慈善机构,进行育婴事业。施棺所进行施棺代葬,为一些家境贫寒之人提供丧葬费用。普济堂与养济院相似,收养贫苦之人,救济病痛之民,是民间的慈善机构。清代初期,在宗族内部,也仍存在慈善事业,例如许多宗族建立义庄,义田,义学等。各地区的慈善事业也不断发展扩大,在苏中地区,苏北地区,湖南,山东,重庆等地慈善事业都蓬勃发展,并且其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难民受到资助,也有更多的群体投入到慈善事业之中。各种地区性会馆也积极从事慈善事业,清代著名的山西会馆便一直致力于慈善活动。山西会馆是由山西人在外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产生于明朝,发展于清朝。在清朝初期,山西会馆便积极进行慈善活动,购置义地,建设义园,并且对老弱病残之人进行救济。且山西会馆有着系统的慈善体制和严格的管理,使慈善事业不断扩大化,规范化。
  正是由于清初慈善事业不断发展,逐渐系统化,规范化,并且从事慈善事业的人越来越多,雍正时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社会风气进行整顿,更加注重慈善事业的发展,因为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与佛教精神相符合,雍正帝也需要利用佛教思想整顿和完善各项制度,所以雍正帝也注重佛教发展,并且加以推崇。
  雍正帝注重佛教不仅是因为对佛教思想的推崇,同时也受其生活环境,社会发展状况所影响,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由于佛教本身在社会上的地位,由于当时社会救济制度和慈善事业的发展,所以雍正皇帝重视佛教的发展并且深有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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