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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韩三国开放大学发展历史各异，但均已成为各国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基石。三国开放大学在办学理念、组织架构、人才培养、教育信息化等方面各具特色，符合各自的办学定位。整体看，中国开放大学比较注重服务基层和推进教育公平，日韩开放大学比较注重办学质量、学术水平等的提升。对于中国开放大学发展而言，还要正确认知合法地位、办学质量、学习服务支持体系以及国际交流、资源共享等方面的挑战，明确其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开放教育;开放大学;学习成果;资源;比较
【中图分类号】G72;G4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9）10-0024-07
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提升了开放教育的开放与共享力度，使得开放教育成为推进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基本形式。开放教育是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传统教育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成果，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教育形式之一。开放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推进了教育教学模式的革新，为学习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习空间，并能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全方位覆盖，对社会人力资本含量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开放教育以其规模化的优势，能够使得学习者以较小的成本接受更好的教育，是推动社会转型、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终身化的重要手段。
在美国，截至2017年，其開放教育注册学习者人数已经达到了420万人，占到了其高等教育学习者人数的21.9%;在我国，按照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仅在2017年一年，开放教育招收本专科生人数达到了230万人，占到了同时期高等教育本科专科招生人数的17.3%。[1]从数据上看，开放教育的开放性特征较为明显，能够为学习者提供更加灵活的支持。同时，开放大学的教育成本还比较低，按照英国学者测算，开放大学学生的学习成本仅为传统高校学习成本的10%—50%之间。[2]由此可见，低成本、广覆盖以及高入学率等优势，使得开放教育在知识、技能传播路径上更加灵活，能够突破时空限制，是普及高等教育，提升社会人力资本含量以及阻断代际知识贫困的基本途径。
自从英国开放大学创立以来，开放大学系统已经成为20世纪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成果。开放大学通过远程教学和开放办学模式，集合了函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主要媒介，能够将优质教育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面向社会全体成员开放。
过去10多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更新换代，数字网络化、移动网络化以及集成电子技术等技术的广泛使用，泛在学习、在线教育、移动学习等成为开放教育的新模式，能够更好地服务多元化学习群体需求。中日韩三国的开放教育历史均不长，但发展各具特色。研究中日韩三国开放大学的发展历史、现状及特征，比较各自的优势，可以为我国开放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
一、中日韩三国开放大学发展历史之比较
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文革刚过，社会百废待兴。建立开放大学体系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改革开放培养人才，同时也是基于文革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破坏，使得很多人无法进入大学接受教育，而用开放大学体系来给这部分人提供学历补偿教育。在80—90年代，中国开放大学体系是以电大体系为主导的，除了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体制制度等方面的变革比较缓慢。只是在1986、1995年分别进行了自考试听生和专科注册试听生制度。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普通高校急剧扩招，高职学院纷纷成立，电大系统也开始着手改革。1999年，教育部批准了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展开放教育试点项目，中央电大开始开展专科起点的本科学历教育，同时不断加强与行业、军队、基层的联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大网络分校。比如：2000年的时候，中央电大与解放军政治部联合成立了八一学院;2002年中央电大与西藏大学成立了西藏学院;2009年中央电大与空军联合成立了空军学院等。2012年，经过教育部批准，中央电大改制成为国家开放大学，同时上海、北京、云南、江苏、广东等5省市电大改制为地方开放大学，这些地方开放大学也取得了本科专业的办学权。
在过去6年多的试点进程中，“1 5”模式取得了巨大的办学成就，为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办学模式革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
日本在其放送大学成立之前，并没有专门从事开放教育的高校。放送大学是1973年根据日本政府颁布的“放送大学学园法”和“广播电视法”而成立的。放送大学的定位是国立大学，其绝大部分经费是来自于政府拨款。1985年，放送大学系统开始在东京都、北海道等6个都府道县建立分支机构，开始招收本科生，并通过广播电视向其他地区播送相关课程。1989年，放送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授予权，同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成立了24个分支机构。1998年，放送大学获得了课程资源卫星播放权，大大提升了课程传播的速度和效率。2001年，放送大学成立了研究生院，为学习者提供硕士教育课程，并在2004年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放送大学开始进行体制改革，引入私人资本，成为半公立大学。2007年放送大学正式改名为日本开放大学。2014年日本开放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为学习者提供博士课程教育。2015年开展网络在线教育服务，并加入了美国Coursera慕课联盟。
韩国开放大学系统是根据1972年606号总统令建立的，最初的名称是韩国广播函授初级学院，是国立首尔大学的附属学院，为学生提供2年制专科教育。1982年，从首尔大学中独立出来，但名称依然是韩国广播函授初级学院，但此时已经成立了法律、英语、经济、幼儿教育四个专业学院。1984年，建立新媒体发展学院;1991年，将2年专科教育变更为4年本科教育;1994年正式更名为韩国国立开放大学，并在大邱等地建立分支机构;1996年开展了电视网络教学;1997年建立终身教育中心和在职教育中心;2001年成立了研究生院和虚拟教育中心。此后，韩国开放大学成立了多个研究中心或研究院，并于2009年成立了通识教育中心，2012年成立了商学院。在2013年开始实施双学期入学制度，为学习者提供更加灵活的入学方式。 从中日韩三国开放大学体系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尽管历史进程差不多，但具体的发展方式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的开放大学体系以广播电视大学体系为主体，以中央电大为主干机构，在地方成立地方电大，在行业成立行业电大，有较为系统和完整的教学、管理体系。到了上世纪开始，中国电大系统开始转型，一方面是推进教学模式改革，另一方面不断推进与基层、行业合作，提升了电大体系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日本放送大学从一开始就在法律的支撑下，建立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运作模式。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注重法律体系的引导，建立了系统的教育层次，并不断更新远程教育技术，提升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韩国开放大学体系早于日本和中国，其发端于全日制教育，最终从全日制教育体系中独立出来，从本科教育发展到研究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注重设立科技研究和研发中心，在拓展教育覆盖面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学术影响力。[4]
二、中日韩三国开放大学发展现状之比较
（一）办学理念
中国开放大学从一开始，就是以“面向基层、行业、农村、边远地区”为基本办学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要体现教育公平，将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中，进而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从2012年开始，中央电大和北京等5所地方电大开始转型为开放大学，形成了“1 5”开放大学体系，按照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办好開放大学的意见》，提出了“开放、责任、质量、多样化”的办学理念，不断调整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布局，构建没有壁垒、没有界限的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相结合的教与学体系。中国开放大学体系的发展，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及个体全面发展的需求，成为终身学习的立交桥和基础平台。
日本放送大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充分贯彻全球一体化的终身教育思想，大力推进技术与教育的结合，不断提升其办学质量。按照《日本开放大学组织规范》的规定，其办学理念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终身教育机构应该向广大学习者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第二，作为新型高校，要随时保障学习者有入学的机会;
第三，作为一个办学系统，必须要深入与其他类型高校开展合作，构建高等教育联盟，推动学习成果认证和优质资源共享;[5]
第四，促进系统内教师的交流与沟通，不断改善地方放送大学教育水平。
韩国开放大学在1994年成立之初的时候，其基本愿景就是建立智慧时代的知识中心，“知识、网络、开放与智慧”成为其核心价值观，也是基本的办学理念。
韩国开放大学致力于为学习者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的教研能力来强化社会角色，确保其在未来的教育体系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近些年来，韩国开放大学体系不断改善，目标是将开放大学体系建设成为学习者、教师之间能够分享知识、交流学习感受的社区与平台。[6]此外，韩国开放大学体系在国际化发展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为海外韩国人定制多样化的教育服务项目，逐渐成为全球韩语教育中心。
（二）组织架构
中国开放大学体系主要是由国家开放大学和省级开放大学两个层级组成，在管理体制上实施的是分级办学和分级管理，在业务上，国家开放大学对省级开放大学负有指导职责。从组织架构上看，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层级性是比较明显的，包括：
第一，开放大学总部位于首都，依托于国家开放大学，直接隶属于教育部。开放大学总部是由理事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质量保障委员会办学机构和教学、科研等职能部门组成。
第二，地方学院是国家开放大学在地方设立的分支机构以及独立学院。
第三，学习中心是地方学院在社区设立的教学机构。
第四，行业、企业学院是开放大学与相关行业、企业合作建立的教学机构，这些学院还可以下设若干学习中心。
第五，全国分部，主要是省级开放大学和电大，国家开放大学的分支，同时也是地方开放大学体系的主体。
日本开放大学体系的权力机构主要是校长或理事会，校长或理事会下设各类委员会及具体行政管理机构、教学单位和教辅机构。其中日本国立开放大学时期，校长下设18个委员会，包括教学业务、教职工监管、教学情报等;行政管理组织包括学生管理、财务管理、总务后勤管理等机构;教学单位主要是文理学院和研究生院，文理学院下设6个系部，研究生院分为博士、硕士分部;教辅机构包括图书馆、电教中心、实习实训中心、在线教育中心等等。
韩国开放大学体系组织比较完备，主要包括校长、专业委员会、行政管理机构、教学单位、教辅机构以及校办企业。其中校长包括正副校长和校务办公室，是学校的核心机构;专业委员会包括14个专业委员会，主管教学、学术、研究生等方面的工作;行政机构主要包括学生管理、学校发展规划等机构;教学单位包括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教育等学院;教辅机构包括地区分校、各类独立的研究中心;校办企业办了产业公司，建立了发展基金等。
（三）人才培养
中国开放大学体系主要开展专科以及专科起点的本科教育，但尚无研究生教育。截至2017年底，中国开放教育体系一共为社会培养了1 600多万的毕业生，包括成人教育和大学生村官计划在内。当前，开放大学体系的注册学生约有369万人，其中专升本学生108万人，其他的均是专科生，包括农民、士官、残疾人等多个特殊群体。同时，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充分利用其网络化平台和数字化资源，为普通高校、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提供远程学习支持以及非学历培训教育，截至2017年，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共为社会提供了1 965万人次的非学历培训，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7]
日本开放大学主要开设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拥有完整的从学士到博士的学位授予权。其中，本科生教育主要是在文理学院进行的，包括4年全日制、1年非学位教育、1学期非学位教育以及国外交换生项目等。研究生教育是研究生院承办的，主要为社会培养应用型高端技术人才。2017年，日本开放大学在校生人数约为9.3万人，研究生约为6 400人。[8] 韩国开放大学在附属于首尔大学时代，主要是专科教育。从首尔大学独立出来之后至今，实施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在韩国全国建立了13个学习分中心和1 689个学习小组。其中大邱、首尔、仁川等地的學生人数占到了韩国开放大学人数的50%以上，学习小组也占到了一半以上。从1972—2017年，韩国开放大学共招收了270万人，其中国立开放大学招收学生人数占到了一半。[9]
比较三国的情况能看出，开放大学体系在人才培养方面成效显著，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高层次人才。中国因为人口基数大以及幅员辽阔，开放大学体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大学体系，并将开放教育深入到各行各业，特别是为基层民众服务方面成效明显。相较而言，日韩两国开放大学体系的规模不大。但从办学层次上看，日韩两国更加注重开放大学的办学质量建设以及学术水平提升，在科研上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教学上的成就。就人才培养层次看，日本开放大学在1989年就获得了学士学位授予权，2004、2014年分别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韩国国立开放大学1991、2001分别获得了学士、硕士学位授予权。而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则在1999年才获得了专升本办学权，直到2012年，“1 5”开放大学系统才获得了部分学科的学士学位授予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开放大学办学权及学位授予权比较滞后，教学、科研水平自然也低于普通高校。
（四）教育信息化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在教育信息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整个系统已经全部实现了信息技术从第二代电视传播向第三代双向交互的多媒体互联网技术转变，构建了“六网统一”（云电视、云桌面、云手机、云教室、云Pad和多终端介入）的教与学环境，充分实现了数字化、多媒体交互的远程教学，能够及时为师生提供互动支持，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在“六网统一”的基础上，中国开放大学体系还注重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过程的融合，按照“云、路、端”融合模式，构建了“一级平台、分级管理”的云平台模式，积极推进移动学习终端技术建设，面向中西部广大地区建设了有针对性的云教室，将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中西部地区输送。[10]此外，开放大学体系在各自的区域内与职业院校、普通高校还建立了200多个资源共享数字化中心和数字化图书馆，为各地师生的自主学习和共享文献构筑了良好的条件。
日本开放大学体系也具备了良好的技术服务支持体系，在都道府县建立了50多个学习中心，10地区学习教室和120所视频学习室。日本开放大学通过自己的电视频道、通信卫星、互联网等向远程学习者传送课程资源，全部课程资源均可以通过网络传输，90%的课程能够通过电视传送。此外，日本开放大学每年还大量制作视频课程及广播课程，定期向不同的学习者传送。在信息服务支持方面，在线课程、学习管理系统、学习伙伴支持系统等技术比较成熟，能够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和交流提供即时的支持。
韩国国立开放大学在1984年就设立了专门的数字化媒体中心，研究和制作数字化资源和课程，包括电视课程、视频音频课程、多媒体课程等。进入90年代之后，韩国国立开放大学成立了自己的电视台，可以通过有线电视和通信卫星向学习者播送相关课程及学习资源。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还可以为学习者提供点对点的网络教学服务，大大推动了学习的个性化发展。此外，在国际化发展方面，教育信息化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2002年就建立了网络学习国际校园（ELIC），用多语言为国外学习者提供学习服务，包括传播韩国文化，推介韩国美食等。
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角度看，三国的教育信息化技术均是从单一技术向现代网络多媒体技术转变，并重视教育信息化在个性化学习以及学习服务支持系统中的运用。中国开放大学的教育信息化比较注重优质教育资源的传送，日本开放大学教育信息化主要侧重于师生交流和生生交流;韩国的教育信息化主要侧重于国际交流以及教育资源的输送。
三、中日韩三国开放大学办学特色之比较
（一）中国
1.办学过程中注重与行业企业合作，注重为基层民众服务
中国开放大学体系有三个层级，同时在各个行业、企业中还建立了学习中心和教学点，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条、块、点”的办学格局，能够深入企业、行业、乡村、社区及少数民族聚居点，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无障碍传输，并实现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的有效融合。在开展非学历教育过程中，开放大学实现了“在社会中办大学”的目标，实现了职业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线上教育和线下学习、公益教育服务与市场化运作的结合。
2.办学过程中注重现代教育技术的更新换代
我国开放大学体系从一开始就是面向边远地区和弱势群体的，为了更好地传送教育资源，十分注重教育技术的更新升级。国家开放大学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内，完成了Moodle学习平台和云平台学习空间的搭建，实现了云教室的应用，进而实现了将全国开放大学和电大联系在一起，为远程教学的开展及优质资源的输送提供了便利条件。
3.注重学分银行建设，积极推行学分成果互认与互换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中国开放大学体系纷纷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制度，比如国家开放大学通过学分银行建设，在全国成立了47个学习成果认证中心，与行业企业合作，实现了开放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上海开放大学也建立了学分银行制度，在上海市搭建了终身教育信息化平台，并制定了具体的认定标准与转换方式。江苏、广东、云南等地的开放大学也建立了自己的学分银行制度。
（二）日本
1.办学过程中注重依法治校
日本开放大学体系是在“放送大学学园法”和“广播电视法”下成立的，没有法律的支撑，日本开放大学无法自我推进。比如在发展网络课程当中，在没有修改“广播电视法”之前，即2016年，其网络课程仅开设13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立法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其注重质量的体现。任何课程的开设特别是网络课程的开设，必须要经过充分的论证。在硕士、博士学位项目建设过程中也同样如此，十分注重学术质量与学术标准的建设，分别在开放大学成立之后的第18年、第31年才开始设立。 2.重视教学方法革新，注重课程的动态更新
日本开放大学在其本部、全国各地的学习中心开设相关课程的时候，会精心设计课程计划和内容。为了推进课程的本土化，还十分注重按照各地學习中心的历史文化和产业特色来开设相关课程，部分地区的学习中心还与企业联合开发相关课程。近些年来，日本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改变，为了防止课程内容的老化，每年要修改30%的课程内容。[11]
3.与其他类型的教育机构共建校际联盟以实现学分互换
日本开放大学为了增加学生课程选择的空间，积极与其他教育机构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截至2017年底，日本开放大学体系已经与日本390多个教育机构建立了学分联盟，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专门学校、短期大学、研修机构、国立研究所等，其中与国立大学、短期大学之间的学分互认比例最高，达到了60%。与其他教育机构共建学分联盟，充分体现了这些合作教育机构对日本开放大学体系办学质量的认可，拓宽了资源共享范围。
（三）韩国
1.注重办学质量的控制
韩国开放大学一直极为注重人才培养质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制定了严格的学分控制及考核标准，达不到标准将无法毕业。比如4年制本科生，不仅需要修满140个学分（其中含有30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通识学分），还需要参加毕业考试、论文答辩并发表论文。此外，韩国开放大学还极为注重多媒体资源建设，不仅注重教材编撰的质量，还对网络资源建设十分重视，建立了整个开放大学系统共享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库以及学习支持服务体系。
2.注重学习者需求的职业后教育和公益性的免费教育
韩国开放大学设有专门继续教育中心，针对社会劳动者开设技能培训和职业能力提升方面的课程;还向45—55岁的中年劳动者开设“人生二次再出发”发展项目，并按照每个个体的要求，打造个性化课程，以增强这部分人的职业竞争力，提升其人生质量。此外，韩国开放大学属于国立大学体系，其教育服务本身带有一定的公益属性，定期免费向社会大众开放优质教育资源，为企业员工提供定制化的免费课程，帮助他们提高职业能力和拓展其他能力。
3.注重办学的国际化
国际化是韩国开放大学的重要办学特色，从2002年开始就每年定期与亚洲国家的开放大学共同召开年度发展会议，并设有多种国际交流项目。近些年来，其国际化进一步拓展，不仅保持与亚洲各国开放大学的合作关系，还积极发展与欧美国家开放大学的合作关系。比如与英国开放大学签署了人才资格交换协议，参加非洲教育发展联合会等。截至2017年6月，韩国国立开放大学已经于中国、美国、泰国、日本、英国等100余所开放大学、普通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同时加入了亚洲开放大学协会、国际远程教育协会等国际组织，不断拓展其国际影响力。
四、中国开放大学面临的挑战及发展的方向（一）中国开放大学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1.如何明确自身发展的合法地位
日韩开放大学从一开始就获得了立法的支持，其法律地位较为明显。我国开放大学体系与之相比，多年来的发展依靠的是“先上马后备鞍”的行政路径。尽管行政路径对于开放大学发展空间的拓展和效率提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为政策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开放大学发展无法维系长期计划，无法明确其办学定位，也就难以实现持续发展。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远程开放教育法或终身教育法，开放大学发展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尽管国家对开放大学的定位和期待较高，但实践中开放大学体系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较为边缘，学术研究及技术开发能力较差，教育话语权也不足，没有日韩那样高质量的学术特色和学术地位。[12]显然，缺乏法律的保障，将不利于我国开放大学体系在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发挥作用。
2.如何提升自身的办学质量
客观地看，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格局基本形成，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目标从规模化扩张转向了内涵质量提升。在大众化教育过程中，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极为重要，这也是开放大学的基本教育目标。但是，我国开放大学的办学质量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培育学生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上稍显不足。
一方面，在在线教育过程中，尽管使用了很多新技术，但传统的教育思维和模式还是存在，部分学校教师甚至是将传统思维和模式直接复制到在线教育过程中，无法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创新引导。
另一方面，教师对新技术的掌握程度还不够，与学生的互动性不强，无法为网络时代的学生个性化学习和自主性学习提供支持。
此外，开放教育显然不同于普通教育，学习者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对教学质量要求更高，对教学评价要求更多，如果没有完善的质量评价标准，办学质量是难以得到提升的。
3.如何构建优质的学习服务支持体系
对于开放教育而言，学习服务支持体系甚至比教学体系还要重要。开放教育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而提供教育服务的，由于没有传统课堂的支撑，必须要依靠强大的信息技术为学习者自主学习提供支持，否则就失去了其办学特色。事实上，对信息技术的使用以及依赖信息技术的课程开发，已经不再是开放大学的独特优势。普通高校、社会教育机构在这方面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13]因此，对开放大学而言，构建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包括如何按照学习者个性化学习要求，构建从学习、知识技能运用到考试的支持系统;如何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社会化服务;如何整合系统内优质学习资源与社会公共学习平台进行对接，等等。这些问题均是关系到开放大学发展的根本问题。
4.如何开展国际交流以及促进国内的资源共享
实际上，参加开放教育的主体众多，除了开放大学系统之外，普通高校的远程教育学院（网络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社会培训机构也是重要办学主体。如此，开放大学如何发挥其举办开放教育的优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办出特色。这方面可以借鉴日韩两国的经验，比如日本开放大学与普通高校、社会教育机构构建学分联盟;韩国开放大学积极推进国际化交流。对于我国开放大学而言，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是重塑其办学特色的关键点之一。 此外，在开放教育主体多元的情况下，各类教育机构均有自己的教学、学习资源体系，如果国内的开放教育主体不实施资源共享，就可能会导致资源的重复建设，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变相提升了学习者的学习成本。
（二）中国开放大学的发展方向
1.加强立法，明确开放大学的法律定位
为了提升中国开放大学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就必须要加强立法，将开放大学发展从政策路径转变为法律路径，进而为其提供健康、平稳和持续的法律保障。因此，我国应该制定“终身教育法” “终身学习法”“远程开放教育法”等相关法律，在法律中明确开放大学的法律地位，规范开放大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模式，明确其经费、人员、技术等问题。当这些问题明确后，开放大学的大学地位和办学自主权才能真正确立，开放大学才能逐渐构建起自身的教学、学术体系，才能实现内涵式发展。
2.规范管理，提升开放大学办学质量
开放教育因为其模式、目标、内容教学方式、学生等与普通高校不同，与现代信息技术也有密切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其教学管理体制、机制的独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放大学就要降低其人才培养质量。开放大学发展质量永远是其生存之道，也是其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开放大学应该大力推进其标准化建设，构建科学规范的质量评价标准和体系，不断加强教学过程的规范化管理。在评价体系中，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引入第三方评价体系，对开放教育过程进行评价，进而更好地提升开放大学的社会公信力。[14]
3.强化服务，实现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创新
我国开放大学要想实现内涵式发展，构建一个规范化的学习服务支持体系，这是提升其发展质量的基本保障。在创新过程中，要引入混合式学习支持体系，将网络导学、资源服务、面授服务等多种模块的支持体系进行结合，不断推进其支持服务体系创新。
具体包括：强化服务意识，以学习者为导向，为其提供情感及学习支持;及时了解学习者需求，细化课程内容，构建科学化、标准化的远程开放教育资源;建立多元化的、具有灵活性和交互性的学习模式，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进一步完善学分银行制度，拓宽学习成果认证与互换的范围。
4.整合资源，推进开放大学与其他教育机构建立校际联盟
实施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是终身教育体系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开放大学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我国开放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应该积极加强与其他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建立校际联合体，推进数字化资源的共享共建。
具体包括：开放大学要与区域范围内的普通高校建立资源共享数据库和学习服务支持平台，强化双方之间的优势互补;开放大学要与区域范围内的职业院校加强数据、资源等方面的共享，构建职业导向的各类学习标准。
此外，在资源相互整合的基础上，要建立校际之间、区域之间的学分银行，为学习者搭建学习成果转换系统和机制，推进不同类型、不同层级之间的学校学分互认互换，为学习者的合理流动提供一个科学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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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Open University System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The Challeng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 Open University
LEI Cai-zhu
（Langfang Polytechnic Institute， Langfang 065000， China）
【Abstract】The history of the Open University system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has varied， but they have become the cornerstones of countries building a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The Open University system of the Three Kingdoms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school philosoph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which are in line with their respective schooling orientations. On the whole， China’s Open University system pays more attention to service grassroots and promotes education equity.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Open University system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school quality and academic level. Therefo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pen universities， we must correctly recognize the challenges of legal status， school quality， learning service support system，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resource sharing， and clarify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legisla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and resources.
【Key words】open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y; learning outcomes; resources; comparison
（編辑/樊霄鹏）
【关键词】开放教育;开放大学;学习成果;资源;比较
【中图分类号】G72;G4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9）10-0024-07
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提升了开放教育的开放与共享力度，使得开放教育成为推进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基本形式。开放教育是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传统教育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成果，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教育形式之一。开放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推进了教育教学模式的革新，为学习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习空间，并能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全方位覆盖，对社会人力资本含量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开放教育以其规模化的优势，能够使得学习者以较小的成本接受更好的教育，是推动社会转型、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终身化的重要手段。
在美国，截至2017年，其開放教育注册学习者人数已经达到了420万人，占到了其高等教育学习者人数的21.9%;在我国，按照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仅在2017年一年，开放教育招收本专科生人数达到了230万人，占到了同时期高等教育本科专科招生人数的17.3%。[1]从数据上看，开放教育的开放性特征较为明显，能够为学习者提供更加灵活的支持。同时，开放大学的教育成本还比较低，按照英国学者测算，开放大学学生的学习成本仅为传统高校学习成本的10%—50%之间。[2]由此可见，低成本、广覆盖以及高入学率等优势，使得开放教育在知识、技能传播路径上更加灵活，能够突破时空限制，是普及高等教育，提升社会人力资本含量以及阻断代际知识贫困的基本途径。
自从英国开放大学创立以来，开放大学系统已经成为20世纪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成果。开放大学通过远程教学和开放办学模式，集合了函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主要媒介，能够将优质教育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面向社会全体成员开放。
过去10多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更新换代，数字网络化、移动网络化以及集成电子技术等技术的广泛使用，泛在学习、在线教育、移动学习等成为开放教育的新模式，能够更好地服务多元化学习群体需求。中日韩三国的开放教育历史均不长，但发展各具特色。研究中日韩三国开放大学的发展历史、现状及特征，比较各自的优势，可以为我国开放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
一、中日韩三国开放大学发展历史之比较
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文革刚过，社会百废待兴。建立开放大学体系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改革开放培养人才，同时也是基于文革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破坏，使得很多人无法进入大学接受教育，而用开放大学体系来给这部分人提供学历补偿教育。在80—90年代，中国开放大学体系是以电大体系为主导的，除了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体制制度等方面的变革比较缓慢。只是在1986、1995年分别进行了自考试听生和专科注册试听生制度。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普通高校急剧扩招，高职学院纷纷成立，电大系统也开始着手改革。1999年，教育部批准了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展开放教育试点项目，中央电大开始开展专科起点的本科学历教育，同时不断加强与行业、军队、基层的联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大网络分校。比如：2000年的时候，中央电大与解放军政治部联合成立了八一学院;2002年中央电大与西藏大学成立了西藏学院;2009年中央电大与空军联合成立了空军学院等。2012年，经过教育部批准，中央电大改制成为国家开放大学，同时上海、北京、云南、江苏、广东等5省市电大改制为地方开放大学，这些地方开放大学也取得了本科专业的办学权。
在过去6年多的试点进程中，“1 5”模式取得了巨大的办学成就，为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办学模式革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
日本在其放送大学成立之前，并没有专门从事开放教育的高校。放送大学是1973年根据日本政府颁布的“放送大学学园法”和“广播电视法”而成立的。放送大学的定位是国立大学，其绝大部分经费是来自于政府拨款。1985年，放送大学系统开始在东京都、北海道等6个都府道县建立分支机构，开始招收本科生，并通过广播电视向其他地区播送相关课程。1989年，放送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授予权，同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成立了24个分支机构。1998年，放送大学获得了课程资源卫星播放权，大大提升了课程传播的速度和效率。2001年，放送大学成立了研究生院，为学习者提供硕士教育课程，并在2004年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放送大学开始进行体制改革，引入私人资本，成为半公立大学。2007年放送大学正式改名为日本开放大学。2014年日本开放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为学习者提供博士课程教育。2015年开展网络在线教育服务，并加入了美国Coursera慕课联盟。
韩国开放大学系统是根据1972年606号总统令建立的，最初的名称是韩国广播函授初级学院，是国立首尔大学的附属学院，为学生提供2年制专科教育。1982年，从首尔大学中独立出来，但名称依然是韩国广播函授初级学院，但此时已经成立了法律、英语、经济、幼儿教育四个专业学院。1984年，建立新媒体发展学院;1991年，将2年专科教育变更为4年本科教育;1994年正式更名为韩国国立开放大学，并在大邱等地建立分支机构;1996年开展了电视网络教学;1997年建立终身教育中心和在职教育中心;2001年成立了研究生院和虚拟教育中心。此后，韩国开放大学成立了多个研究中心或研究院，并于2009年成立了通识教育中心，2012年成立了商学院。在2013年开始实施双学期入学制度，为学习者提供更加灵活的入学方式。 从中日韩三国开放大学体系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尽管历史进程差不多，但具体的发展方式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的开放大学体系以广播电视大学体系为主体，以中央电大为主干机构，在地方成立地方电大，在行业成立行业电大，有较为系统和完整的教学、管理体系。到了上世纪开始，中国电大系统开始转型，一方面是推进教学模式改革，另一方面不断推进与基层、行业合作，提升了电大体系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日本放送大学从一开始就在法律的支撑下，建立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运作模式。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注重法律体系的引导，建立了系统的教育层次，并不断更新远程教育技术，提升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韩国开放大学体系早于日本和中国，其发端于全日制教育，最终从全日制教育体系中独立出来，从本科教育发展到研究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注重设立科技研究和研发中心，在拓展教育覆盖面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学术影响力。[4]
二、中日韩三国开放大学发展现状之比较
（一）办学理念
中国开放大学从一开始，就是以“面向基层、行业、农村、边远地区”为基本办学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要体现教育公平，将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中，进而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从2012年开始，中央电大和北京等5所地方电大开始转型为开放大学，形成了“1 5”开放大学体系，按照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办好開放大学的意见》，提出了“开放、责任、质量、多样化”的办学理念，不断调整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布局，构建没有壁垒、没有界限的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相结合的教与学体系。中国开放大学体系的发展，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及个体全面发展的需求，成为终身学习的立交桥和基础平台。
日本放送大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充分贯彻全球一体化的终身教育思想，大力推进技术与教育的结合，不断提升其办学质量。按照《日本开放大学组织规范》的规定，其办学理念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终身教育机构应该向广大学习者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第二，作为新型高校，要随时保障学习者有入学的机会;
第三，作为一个办学系统，必须要深入与其他类型高校开展合作，构建高等教育联盟，推动学习成果认证和优质资源共享;[5]
第四，促进系统内教师的交流与沟通，不断改善地方放送大学教育水平。
韩国开放大学在1994年成立之初的时候，其基本愿景就是建立智慧时代的知识中心，“知识、网络、开放与智慧”成为其核心价值观，也是基本的办学理念。
韩国开放大学致力于为学习者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的教研能力来强化社会角色，确保其在未来的教育体系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近些年来，韩国开放大学体系不断改善，目标是将开放大学体系建设成为学习者、教师之间能够分享知识、交流学习感受的社区与平台。[6]此外，韩国开放大学体系在国际化发展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为海外韩国人定制多样化的教育服务项目，逐渐成为全球韩语教育中心。
（二）组织架构
中国开放大学体系主要是由国家开放大学和省级开放大学两个层级组成，在管理体制上实施的是分级办学和分级管理，在业务上，国家开放大学对省级开放大学负有指导职责。从组织架构上看，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层级性是比较明显的，包括：
第一，开放大学总部位于首都，依托于国家开放大学，直接隶属于教育部。开放大学总部是由理事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质量保障委员会办学机构和教学、科研等职能部门组成。
第二，地方学院是国家开放大学在地方设立的分支机构以及独立学院。
第三，学习中心是地方学院在社区设立的教学机构。
第四，行业、企业学院是开放大学与相关行业、企业合作建立的教学机构，这些学院还可以下设若干学习中心。
第五，全国分部，主要是省级开放大学和电大，国家开放大学的分支，同时也是地方开放大学体系的主体。
日本开放大学体系的权力机构主要是校长或理事会，校长或理事会下设各类委员会及具体行政管理机构、教学单位和教辅机构。其中日本国立开放大学时期，校长下设18个委员会，包括教学业务、教职工监管、教学情报等;行政管理组织包括学生管理、财务管理、总务后勤管理等机构;教学单位主要是文理学院和研究生院，文理学院下设6个系部，研究生院分为博士、硕士分部;教辅机构包括图书馆、电教中心、实习实训中心、在线教育中心等等。
韩国开放大学体系组织比较完备，主要包括校长、专业委员会、行政管理机构、教学单位、教辅机构以及校办企业。其中校长包括正副校长和校务办公室，是学校的核心机构;专业委员会包括14个专业委员会，主管教学、学术、研究生等方面的工作;行政机构主要包括学生管理、学校发展规划等机构;教学单位包括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教育等学院;教辅机构包括地区分校、各类独立的研究中心;校办企业办了产业公司，建立了发展基金等。
（三）人才培养
中国开放大学体系主要开展专科以及专科起点的本科教育，但尚无研究生教育。截至2017年底，中国开放教育体系一共为社会培养了1 600多万的毕业生，包括成人教育和大学生村官计划在内。当前，开放大学体系的注册学生约有369万人，其中专升本学生108万人，其他的均是专科生，包括农民、士官、残疾人等多个特殊群体。同时，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充分利用其网络化平台和数字化资源，为普通高校、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提供远程学习支持以及非学历培训教育，截至2017年，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共为社会提供了1 965万人次的非学历培训，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7]
日本开放大学主要开设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拥有完整的从学士到博士的学位授予权。其中，本科生教育主要是在文理学院进行的，包括4年全日制、1年非学位教育、1学期非学位教育以及国外交换生项目等。研究生教育是研究生院承办的，主要为社会培养应用型高端技术人才。2017年，日本开放大学在校生人数约为9.3万人，研究生约为6 400人。[8] 韩国开放大学在附属于首尔大学时代，主要是专科教育。从首尔大学独立出来之后至今，实施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在韩国全国建立了13个学习分中心和1 689个学习小组。其中大邱、首尔、仁川等地的學生人数占到了韩国开放大学人数的50%以上，学习小组也占到了一半以上。从1972—2017年，韩国开放大学共招收了270万人，其中国立开放大学招收学生人数占到了一半。[9]
比较三国的情况能看出，开放大学体系在人才培养方面成效显著，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高层次人才。中国因为人口基数大以及幅员辽阔，开放大学体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大学体系，并将开放教育深入到各行各业，特别是为基层民众服务方面成效明显。相较而言，日韩两国开放大学体系的规模不大。但从办学层次上看，日韩两国更加注重开放大学的办学质量建设以及学术水平提升，在科研上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教学上的成就。就人才培养层次看，日本开放大学在1989年就获得了学士学位授予权，2004、2014年分别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韩国国立开放大学1991、2001分别获得了学士、硕士学位授予权。而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则在1999年才获得了专升本办学权，直到2012年，“1 5”开放大学系统才获得了部分学科的学士学位授予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开放大学办学权及学位授予权比较滞后，教学、科研水平自然也低于普通高校。
（四）教育信息化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在教育信息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整个系统已经全部实现了信息技术从第二代电视传播向第三代双向交互的多媒体互联网技术转变，构建了“六网统一”（云电视、云桌面、云手机、云教室、云Pad和多终端介入）的教与学环境，充分实现了数字化、多媒体交互的远程教学，能够及时为师生提供互动支持，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在“六网统一”的基础上，中国开放大学体系还注重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过程的融合，按照“云、路、端”融合模式，构建了“一级平台、分级管理”的云平台模式，积极推进移动学习终端技术建设，面向中西部广大地区建设了有针对性的云教室，将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中西部地区输送。[10]此外，开放大学体系在各自的区域内与职业院校、普通高校还建立了200多个资源共享数字化中心和数字化图书馆，为各地师生的自主学习和共享文献构筑了良好的条件。
日本开放大学体系也具备了良好的技术服务支持体系，在都道府县建立了50多个学习中心，10地区学习教室和120所视频学习室。日本开放大学通过自己的电视频道、通信卫星、互联网等向远程学习者传送课程资源，全部课程资源均可以通过网络传输，90%的课程能够通过电视传送。此外，日本开放大学每年还大量制作视频课程及广播课程，定期向不同的学习者传送。在信息服务支持方面，在线课程、学习管理系统、学习伙伴支持系统等技术比较成熟，能够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和交流提供即时的支持。
韩国国立开放大学在1984年就设立了专门的数字化媒体中心，研究和制作数字化资源和课程，包括电视课程、视频音频课程、多媒体课程等。进入90年代之后，韩国国立开放大学成立了自己的电视台，可以通过有线电视和通信卫星向学习者播送相关课程及学习资源。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还可以为学习者提供点对点的网络教学服务，大大推动了学习的个性化发展。此外，在国际化发展方面，教育信息化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2002年就建立了网络学习国际校园（ELIC），用多语言为国外学习者提供学习服务，包括传播韩国文化，推介韩国美食等。
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角度看，三国的教育信息化技术均是从单一技术向现代网络多媒体技术转变，并重视教育信息化在个性化学习以及学习服务支持系统中的运用。中国开放大学的教育信息化比较注重优质教育资源的传送，日本开放大学教育信息化主要侧重于师生交流和生生交流;韩国的教育信息化主要侧重于国际交流以及教育资源的输送。
三、中日韩三国开放大学办学特色之比较
（一）中国
1.办学过程中注重与行业企业合作，注重为基层民众服务
中国开放大学体系有三个层级，同时在各个行业、企业中还建立了学习中心和教学点，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条、块、点”的办学格局，能够深入企业、行业、乡村、社区及少数民族聚居点，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无障碍传输，并实现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的有效融合。在开展非学历教育过程中，开放大学实现了“在社会中办大学”的目标，实现了职业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线上教育和线下学习、公益教育服务与市场化运作的结合。
2.办学过程中注重现代教育技术的更新换代
我国开放大学体系从一开始就是面向边远地区和弱势群体的，为了更好地传送教育资源，十分注重教育技术的更新升级。国家开放大学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内，完成了Moodle学习平台和云平台学习空间的搭建，实现了云教室的应用，进而实现了将全国开放大学和电大联系在一起，为远程教学的开展及优质资源的输送提供了便利条件。
3.注重学分银行建设，积极推行学分成果互认与互换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中国开放大学体系纷纷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制度，比如国家开放大学通过学分银行建设，在全国成立了47个学习成果认证中心，与行业企业合作，实现了开放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上海开放大学也建立了学分银行制度，在上海市搭建了终身教育信息化平台，并制定了具体的认定标准与转换方式。江苏、广东、云南等地的开放大学也建立了自己的学分银行制度。
（二）日本
1.办学过程中注重依法治校
日本开放大学体系是在“放送大学学园法”和“广播电视法”下成立的，没有法律的支撑，日本开放大学无法自我推进。比如在发展网络课程当中，在没有修改“广播电视法”之前，即2016年，其网络课程仅开设13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立法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其注重质量的体现。任何课程的开设特别是网络课程的开设，必须要经过充分的论证。在硕士、博士学位项目建设过程中也同样如此，十分注重学术质量与学术标准的建设，分别在开放大学成立之后的第18年、第31年才开始设立。 2.重视教学方法革新，注重课程的动态更新
日本开放大学在其本部、全国各地的学习中心开设相关课程的时候，会精心设计课程计划和内容。为了推进课程的本土化，还十分注重按照各地學习中心的历史文化和产业特色来开设相关课程，部分地区的学习中心还与企业联合开发相关课程。近些年来，日本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改变，为了防止课程内容的老化，每年要修改30%的课程内容。[11]
3.与其他类型的教育机构共建校际联盟以实现学分互换
日本开放大学为了增加学生课程选择的空间，积极与其他教育机构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截至2017年底，日本开放大学体系已经与日本390多个教育机构建立了学分联盟，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专门学校、短期大学、研修机构、国立研究所等，其中与国立大学、短期大学之间的学分互认比例最高，达到了60%。与其他教育机构共建学分联盟，充分体现了这些合作教育机构对日本开放大学体系办学质量的认可，拓宽了资源共享范围。
（三）韩国
1.注重办学质量的控制
韩国开放大学一直极为注重人才培养质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制定了严格的学分控制及考核标准，达不到标准将无法毕业。比如4年制本科生，不仅需要修满140个学分（其中含有30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通识学分），还需要参加毕业考试、论文答辩并发表论文。此外，韩国开放大学还极为注重多媒体资源建设，不仅注重教材编撰的质量，还对网络资源建设十分重视，建立了整个开放大学系统共享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库以及学习支持服务体系。
2.注重学习者需求的职业后教育和公益性的免费教育
韩国开放大学设有专门继续教育中心，针对社会劳动者开设技能培训和职业能力提升方面的课程;还向45—55岁的中年劳动者开设“人生二次再出发”发展项目，并按照每个个体的要求，打造个性化课程，以增强这部分人的职业竞争力，提升其人生质量。此外，韩国开放大学属于国立大学体系，其教育服务本身带有一定的公益属性，定期免费向社会大众开放优质教育资源，为企业员工提供定制化的免费课程，帮助他们提高职业能力和拓展其他能力。
3.注重办学的国际化
国际化是韩国开放大学的重要办学特色，从2002年开始就每年定期与亚洲国家的开放大学共同召开年度发展会议，并设有多种国际交流项目。近些年来，其国际化进一步拓展，不仅保持与亚洲各国开放大学的合作关系，还积极发展与欧美国家开放大学的合作关系。比如与英国开放大学签署了人才资格交换协议，参加非洲教育发展联合会等。截至2017年6月，韩国国立开放大学已经于中国、美国、泰国、日本、英国等100余所开放大学、普通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同时加入了亚洲开放大学协会、国际远程教育协会等国际组织，不断拓展其国际影响力。
四、中国开放大学面临的挑战及发展的方向（一）中国开放大学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1.如何明确自身发展的合法地位
日韩开放大学从一开始就获得了立法的支持，其法律地位较为明显。我国开放大学体系与之相比，多年来的发展依靠的是“先上马后备鞍”的行政路径。尽管行政路径对于开放大学发展空间的拓展和效率提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为政策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开放大学发展无法维系长期计划，无法明确其办学定位，也就难以实现持续发展。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远程开放教育法或终身教育法，开放大学发展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尽管国家对开放大学的定位和期待较高，但实践中开放大学体系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较为边缘，学术研究及技术开发能力较差，教育话语权也不足，没有日韩那样高质量的学术特色和学术地位。[12]显然，缺乏法律的保障，将不利于我国开放大学体系在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发挥作用。
2.如何提升自身的办学质量
客观地看，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格局基本形成，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目标从规模化扩张转向了内涵质量提升。在大众化教育过程中，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极为重要，这也是开放大学的基本教育目标。但是，我国开放大学的办学质量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培育学生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上稍显不足。
一方面，在在线教育过程中，尽管使用了很多新技术，但传统的教育思维和模式还是存在，部分学校教师甚至是将传统思维和模式直接复制到在线教育过程中，无法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创新引导。
另一方面，教师对新技术的掌握程度还不够，与学生的互动性不强，无法为网络时代的学生个性化学习和自主性学习提供支持。
此外，开放教育显然不同于普通教育，学习者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对教学质量要求更高，对教学评价要求更多，如果没有完善的质量评价标准，办学质量是难以得到提升的。
3.如何构建优质的学习服务支持体系
对于开放教育而言，学习服务支持体系甚至比教学体系还要重要。开放教育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而提供教育服务的，由于没有传统课堂的支撑，必须要依靠强大的信息技术为学习者自主学习提供支持，否则就失去了其办学特色。事实上，对信息技术的使用以及依赖信息技术的课程开发，已经不再是开放大学的独特优势。普通高校、社会教育机构在这方面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13]因此，对开放大学而言，构建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包括如何按照学习者个性化学习要求，构建从学习、知识技能运用到考试的支持系统;如何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社会化服务;如何整合系统内优质学习资源与社会公共学习平台进行对接，等等。这些问题均是关系到开放大学发展的根本问题。
4.如何开展国际交流以及促进国内的资源共享
实际上，参加开放教育的主体众多，除了开放大学系统之外，普通高校的远程教育学院（网络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社会培训机构也是重要办学主体。如此，开放大学如何发挥其举办开放教育的优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办出特色。这方面可以借鉴日韩两国的经验，比如日本开放大学与普通高校、社会教育机构构建学分联盟;韩国开放大学积极推进国际化交流。对于我国开放大学而言，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是重塑其办学特色的关键点之一。 此外，在开放教育主体多元的情况下，各类教育机构均有自己的教学、学习资源体系，如果国内的开放教育主体不实施资源共享，就可能会导致资源的重复建设，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变相提升了学习者的学习成本。
（二）中国开放大学的发展方向
1.加强立法，明确开放大学的法律定位
为了提升中国开放大学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就必须要加强立法，将开放大学发展从政策路径转变为法律路径，进而为其提供健康、平稳和持续的法律保障。因此，我国应该制定“终身教育法” “终身学习法”“远程开放教育法”等相关法律，在法律中明确开放大学的法律地位，规范开放大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模式，明确其经费、人员、技术等问题。当这些问题明确后，开放大学的大学地位和办学自主权才能真正确立，开放大学才能逐渐构建起自身的教学、学术体系，才能实现内涵式发展。
2.规范管理，提升开放大学办学质量
开放教育因为其模式、目标、内容教学方式、学生等与普通高校不同，与现代信息技术也有密切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其教学管理体制、机制的独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放大学就要降低其人才培养质量。开放大学发展质量永远是其生存之道，也是其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开放大学应该大力推进其标准化建设，构建科学规范的质量评价标准和体系，不断加强教学过程的规范化管理。在评价体系中，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引入第三方评价体系，对开放教育过程进行评价，进而更好地提升开放大学的社会公信力。[14]
3.强化服务，实现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创新
我国开放大学要想实现内涵式发展，构建一个规范化的学习服务支持体系，这是提升其发展质量的基本保障。在创新过程中，要引入混合式学习支持体系，将网络导学、资源服务、面授服务等多种模块的支持体系进行结合，不断推进其支持服务体系创新。
具体包括：强化服务意识，以学习者为导向，为其提供情感及学习支持;及时了解学习者需求，细化课程内容，构建科学化、标准化的远程开放教育资源;建立多元化的、具有灵活性和交互性的学习模式，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进一步完善学分银行制度，拓宽学习成果认证与互换的范围。
4.整合资源，推进开放大学与其他教育机构建立校际联盟
实施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是终身教育体系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开放大学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我国开放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应该积极加强与其他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建立校际联合体，推进数字化资源的共享共建。
具体包括：开放大学要与区域范围内的普通高校建立资源共享数据库和学习服务支持平台，强化双方之间的优势互补;开放大学要与区域范围内的职业院校加强数据、资源等方面的共享，构建职业导向的各类学习标准。
此外，在资源相互整合的基础上，要建立校际之间、区域之间的学分银行，为学习者搭建学习成果转换系统和机制，推进不同类型、不同层级之间的学校学分互认互换，为学习者的合理流动提供一个科学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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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Open University System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The Challeng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 Open University
LEI Cai-zhu
（Langfang Polytechnic Institute， Langfang 065000， China）
【Abstract】The history of the Open University system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has varied， but they have become the cornerstones of countries building a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The Open University system of the Three Kingdoms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school philosoph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which are in line with their respective schooling orientations. On the whole， China’s Open University system pays more attention to service grassroots and promotes education equity.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Open University system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school quality and academic level. Therefo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pen universities， we must correctly recognize the challenges of legal status， school quality， learning service support system，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resource sharing， and clarify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legisla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and resources.
【Key words】open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y; learning outcomes; resources; comparison
（編辑/樊霄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