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所未有地希望自己生活在特拉维夫，这样我就可以在每场朋友聚会中都叫上凯雷特。我相信，他让人们放松并开口大笑的能力远超过一切酒精和乐器。
　　“凯雷特，最近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一个不费力的开场，凯雷特便会顶着一头灰白的细卷发欣然接茬，灯光映照下，深凹的双眼与浓黑的粗眉让他看上去越发像喜剧明星本·斯蒂勒。声音透过露缝的门牙，像是冒着烟驶过的火车，他穿着白T恤，站在人群中央说，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有一位记者从中国打电话来采访我，聊到最后，她向我取经，希望我给她一些写作的建议，并问说怎样写这篇报道最好。我告诉她，最重要的是“你”写采访，不是关于我的新书，或是我，而是“你”的感受。你应该尝试写一些其他人都无法写的东西。比如说，我随口替她想了个例子，“当我阅读书中的第一个故事时，我感觉就像那天我带我的猫去看兽医，而医生说应该让它安乐死。”
　　作为这个故事里怀揣私心的中国记者，我很欣赏这番自我调侃，却又不免功利地感到失落。如果有一天我要表达无药可救的情绪，他想的例子会是个绝妙的比喻。但很遗憾，凯雷特从没写过让我有这般糟糕体验的故事，我无法用这个比喻来表达我阅读他作品的感受。我从凯雷特的中文书译者方铁那里了解到，好几年前，凯雷特曾在复旦大学给他们上过创意写作课，因此不死心地希望这位在以色列书店里最受小偷欢迎的作家传授些更具体的写作指导。
　　在方铁的记忆里，大概因为上海的雾霾，也可能是前一天与上海诗人们的城市漫游耗尽了气力，凯雷特灰白着一张脸，细不可闻的声音里还掺杂很重的鼻音，全程有如自言自语。他是个虔诚的素食主义者，这可为难坏了负责招待的老师，大学食堂里要挑出一桌子像样的纯素并不容易。最终，大伙儿决定由着各人的口味大快朵颐，放任凯雷特靠一瓶零度可乐续命。但他丝毫不记仇，最后给同学们教授写作技巧的时候，仍然无比真诚地列了十条相当具体的建议。
　　几年过去，如今在电话里，凯雷特已想不起来任何点滴。“我之后可以给你发条链接，上面应该会有详细的内容，”他说。接着，他继续向我强调，“这是你的文字，它不是客观的，也不打算成为某种东西。如果我想阅读你根据这次采访写的文章，我想阅读的是你如何感受我的故事和与我的见面，而不是我是谁。你大可以说，我写的所有故事都很无聊，没关系，只要你忠于自己。”
　　挂了电话，我欣喜地联系为这次采访牵线的国内出版社的编辑，告诉她我们聊得非常顺利——凯雷特非常健谈，他会大段大段地生动表达，尽可能地打比方或是举例甚至是举中国的例子，帮助我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他还在视频里给我看他养的小白兔。因为儿子爱玩《守望先锋》，他们以游戏里的一个角色给它取名“Hanzo”。Hanzo的生存哲学征服了凯雷特，它不会成天瞎想，很容易满足，一片生菜就可以开心一整天，以至于他一心想拜兔子为师。
　　接着，我忍不住向编辑描述他是多么的乐观、善良、好玩，以及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的作品那么幽默，绝非绞尽脑汁刻意设计……等一下，我为什会说出这种话。当我尝试总结一个人时，乐观似乎从来不是优先冒出来的字眼。“乐观”，这两个字就像泡在橘子汽水里的棉花糖，轻飘甜腻，谁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没有压力？但那一晚，这个平板空洞的词汇突然变得具象清晰。
　　在此之前，我对凯雷特的印象也只停留在其作品傳递出的幽默，就像方铁说的那样，“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各种情绪中融入‘幽默’的调性，他的担忧、沉痛、怀念，各种隐秘曲折的感受，大到民族家国，小到个人亲情，在流诸笔端时，都化作了幽默。这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觉得是受到了冒犯，还有教师上街抗议他的作品入选学校课本。但他自己觉得，他的故事或许在希伯来人当中才有意义。这种介于黑色与绚丽之间的幽默特质，可能是凯雷特独有的吧”。
　　他笔下的孤独，都透着滑稽——转岗担任人肉炮弹的兽笼清扫员，被告知“用不着你灵活、敏捷、强壮，只要孤独和痛苦到极点就好”;寂寞的有钱人已经无法在用钱买别人的生日中感到满足，他甚至企图购买人们的忌日，这样就可以躺在墓里尽情倾听人们的哭泣与思念;每天只能独自吃早餐的单身男人，但凡看到有人在早餐店门口张望，便殷勤招呼他坐下，见机行事地扮演对方约好的陌生人……
　　采访中，我们没有过多讨论书中的情节，反倒是在聊日常问题时，深切感受到了他看待事物的方法与态度，以及他乐观的来源。率性的父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为他营造了无拘无束的成长环境。父亲相信，每个人都是某方面的世界冠军，悲剧的是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的天赋——你可能是世界网球冠军却一辈子打篮球，或者你非常适合拉小提琴，却从不学习如何演奏乐器。那么父亲的天赋呢，则显现为安然自若到躲避战争时在洞穴里都能随时睡着的能力。
　　晚年，凯雷特的父亲被诊断为舌头底部患有肿瘤，但他仍贪恋咖啡，每次随心所欲，咖啡都会直接进入他的肺，烫得他在咖啡厅大叫着喘不过气，让旁人惊慌失措，大呼医生。等过了15秒，危机解除，他又会悠然坐下，拿出香烟，点燃，对凯雷特说，咖啡真不错（good damn coffee）。甚至在去世前一天，他仍对世界抱有好奇，在病床上让凯雷特向他解释以色列版“美国偶像”第二阶段的赛制。 　　凯雷特在以色列的文艺圈相当活跃，不仅擅长短篇小说，还拍电影、玩播客，做各种尝试。他最为中国观众熟知的电影《蓝色果冻海（Les méduses）》中，让父亲饰演一位冰淇淋供应商。因为对他来说，冰淇淋商店像是一个儿童时代的承诺，即世界是正义和美好的。“我的父母是那么的完美，以至于離开他们之后，生活会让人失望，因为生活并不像我父母一样美好，并不像他们一样能够去创造。因此那个给予我美丽的童年记忆和见证成年后的失望的那个人象征性地扮演了冰淇淋供应商。”
　　从儿子出生至父亲去世，凯雷特将那段生活写进了他唯一一本非虚构作品《美好的七年》，此后，他说自己短期内都不会再出版非小说类的书了。“因为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就像是去冒险。你脑子里有想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很有趣。但当你写非小说的时候，你只是在复述一场冒险。你基本上是自己生活的历史学家，这就没那么有趣了。非虚构作品有一种更强烈的责任感，它没有那种你写小说时像漂浮在太空中一样的终极自由。”
　　他最早体悟到这种自由，是在19岁义务服兵役期间，为了纾解军队的压抑以及好友自杀的苦痛，他开始写小说，从此找到了一片可以保留个性、实现幻想、安置所有欲望的地方。他欣喜地发现，在白纸黑字里，没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没有人会不高兴，他可以尽情地吃五份甜点，肆无忌惮地踢开路人的拐杖而没有人会真的受伤。“对我来说，小说像是精神病院里软垫病房一般的存在。在那里，我可以肆意乱跑，拿我的头去撞墙，也不用担心会对墙或者我的头造成任何伤害。”
　　作为凯雷特的读者，我不止一次感到庆幸，自己不用因抱怨伴侣为何总在书里写丈夫出轨而感到不满，也不用看着同学们的父亲汗都不出就修好了秋千、自己的父亲却无法从汽车后备厢里拖出工具箱甚至连车都没有而抬不起头，我只需要在六千多公里外的异国，不负责任地享受这位作家一个接一个的奇幻、荒诞、处在失控边缘又总能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

黑手党的妓院没有纳粹

　　我是两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对我父母而言，在大屠杀中活下来就像得了奥林匹克冠军一样，可以令他们开心一辈子。我的父亲很有魅力，也很会讲故事，虽然他什么也编不出来，只会讲真实发生的事情，但这些故事很精彩，充满了对人类的爱（即使是那些做极端事情的人），会让你也理解他们、喜欢他们。故事的主角，都是妓女、黑手党和醉汉，正是这些睡前故事，不仅让我成为一名作家，还让我成为现在这样的作家。
　　五岁的我问父亲，妓女是什么？他对我说，妓女就是那种以倾听别人的问题为生的人。我问他，什么是黑手党？他说，黑手党就像一个地主，但他不从属于他的房子里收钱。我问他，什么是醉酒的人？他说，有这种身体状况的人喝的液体越多，他就越快乐。在那个阶段，我真的无法决定长大后我是想成为一名醉酒妓女还是醉酒黑手党，但这两种选择似乎都很吸引人。

　　当我十来岁的时候，我意识到父亲告诉我的故事有些不对劲，我就去质问他。父亲很抱歉地对我说，听着，当我想给你讲故事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讲我童年的故事，但难道我要讲纳粹是如何抓住我的小妹妹并把她折磨致死，或是我和我的父亲在地洞里躲了六百多天的故事吗？来以色列之前，我有段时间被英国地下组织强行送到一个意大利的城市替他们买武器。当我到意大利后，黑手党的人提出让我住在他们的妓院里，这样我就不用付房租了。我在那里待了八个月，遇到了对我来说很友好的人。比如他们中的一些黑手党，每次杀了人都会感到非常内疚，不像战争时期的纳粹那般残忍无情。所以每次来妓院的时候我就会想，这是一个充满善意的故事，足以告诉一个五岁的孩子——不管多么丑陋，你都可以试图找到人性的希望与美。
　　而我的母亲很小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当她抚养我们时，她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她从来没有任何参考。所以我觉得她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传统保守的。她一直告诉我们，不要因为我是母亲，我就能告诉你该怎么做;我们就像一个团队，你告诉我想要什么，我来帮你实现。
　　比方说，她对学校真的不太感冒。她说，你比你的老师更聪明，我并不在乎你是去学校还是留在家里自学看书，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她规定，如果下雨了，我就不用去上学，因为无论什么老师在场，都没有重要到值得我去淋湿。
　　所以我在一个非常奇特的环境中长大，这确实一直鼓励着我发展自身的个性，将个性和自身的情感、愿望联结起来。对我来说，从这种环境中变换到军队里是一个非常深的创伤，在军队里，我不被允许说出我的想法，还不得不剪了头发。他们并不想知道你的名字，只想知道你的军衔。他们不想你穿自己喜欢的T恤，只想你穿制服。这样一个我无法表达自我的环境和父母养育我的环境相悖。
　　站岗的时间有时非常长，甚至超过24小时独自呆在一个房间里。我对自己说，我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我坐下来，开始尝试写作，以此来与我那结束掉自己生命的朋友交流，告诉他一方面，我理解他，但是另一方面，为什么我要坚持这样的生活？对19岁的我而言，军队里疯狂且极端的情况通过书写才变得可以忍受。
　　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叫《管道》，是关于一个无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故事。这个人在一家管道公司工作，他建造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管道，他相信如果能穿过它，就能到达另一个地方。管道的另一端汇聚了许多通过不同途径到来的人，有些飞行员在百慕大三角上空盘旋，然后消失了，有些家庭主妇在厨房的橱柜后面寻找进入那个世界的路。
　　当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在对自己说，现在你发现你周围的世界——在军队服役，失去了最好的朋友——难以忍受。但你可以去寻找这种管道把你带到有意义的地方。我的手工不太好，所以我不能真的造一个管道，但是，我想，写故事就是我的管道，就是我进入那个地方、让事情变得有意义的方式。

“如果不相信事情会好转，我就没有理由留下来”

　　我生活在以色列，去过的早餐店、搭过的公交车，都发生过自杀式爆炸。我曾一次又一次听到炸弹或导弹爆炸的声音。有时锋利的金属碎片就落在我周围，幸运的是，我并没有被击中。
　　有些人怕蛇，有些人怕蝎子，而我更害怕的事情是在情感而不是身体层面的。与被导弹击中相比，我更害怕感到孤独、被疏远，或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和我一起享受快乐。维持生命并不是我一生所渴望的。我想去爱、被爱，去创造，去写故事，做爱，拥有孩子，拥抱我的兔子，而不只是呼吸、吃饭、排泄，最后活到150岁。
　　想离开以色列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闪现过很多次——出于多种原因吧，工作机会，或者因为不认同当权者的理念做法，使我在政治上感到不开心时。但我的父母是移民，他们为了来以色列牺牲了很多。他们总是教导我，如果你不喜欢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事情，不要沉默然后拿行李直接离开。你应该尝试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努力让这个社会更接近你的期待。
　　当你生活在中东，你必须充满希望。我出生于1967年的六日战争期间，上小学时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高中时又碰上黎巴嫩战争。可以说，我的一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如果不相信事情会好转，我就没有理由留下来。
　　我觉得保持乐观是生活里的一个好方法，因为说到底，未来总会来临，你也不会从对未来感到消极的想法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你不充满希望，好事也就不会发生。如果我在街上看到你，我会向你求助问路。也许你会帮我，也许你不帮我，但如果我不开口向你寻求帮助，想象你是一个很不友好的人，那你肯定不会帮助我。

　　至于如何保持，我覺得这是一种感知人性的本能。我本能地认为在内心深处，人都是善良友好的。如果把我们比作水果，所有人都有甜的一部分。只不过有些人甜的那部分很小，而且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找到。比如我在示威中和警察交谈，我很容易想象这个警察也会亲吻他的妻子，也会和他的孩子一起玩耍，并希望他孩子所处的这个世界能变得更好。所以当我和他说话时，我不认为他是敌人。我只是想向他解释，我们是多么的相似。即使他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也不希望他因此疏远我，而是能够看到我，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当你尝试把人们的经历都联系在一起，就很容易变得乐观。
　　我喜欢与人交谈，尤其是出租车司机、服务员或保安。我会问他们：“你叫什么名字，你喜欢什么电影，今天有什么好事吗？”其中一些真的非常无聊，但许多人可能非常有趣。有时我因为要发表演讲去不同的城市，演讲活动通常在晚上，公关安排的采访通常在早上，其间大概有五六个小时无事可做。我不喜欢去旅游景点或是去博物馆排队，所以我一般会到街上走走。
　　如果天气晴朗，来到了一个交叉路口，我会走到没有阳光的那一侧。如果我既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我会走向有更多树的方向。我以这种方式在城市中漫步。有时觉得无聊，我会跟着别人走。直到他见到他的孩子、妻子或者母亲。我可以试着了解他与遇到的人之间的关系，或猜测他的职业。
　　我对人们平淡、日常的生活非常感兴趣。当人们说起战争时，谈论的都是关于英雄、坦克、射击和杀戮，但是我对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更感兴趣。他们从不主动选择参战，也从未看到任何敌人。但战争仍然影响了他们，女人会成为寡妇，他们的表兄会战亡。他们想去戏院看剧，但因为炸弹爆炸，最终取消了这项安排。我总是对日常生活中这种微小、而不是宏大的体验更感兴趣。
　　如果要我写一个小行星撞地球的故事，我不会去写数百万人因此死去，因为我不知道情感上该如何表达这样的声音。我会写一个关于发现这件事的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在参加一个派对的前一天得知这颗小行星将会毁灭地球，但在那场派对上，这个幸运儿将会认识班级里最帅的小伙子，我会这样写。比如说，如果我让你尝试模仿一个孩子的声音，你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我让你模仿1000个孩子一起大喊的声音，你可能就无法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有些艺术家在感受和体验时，会希望感受是最饱满强烈的。他们不要单独的立体声，他们想获得最大、最深刻的经历。但我总会调低音量，总是试图在报纸的头条新闻下面，寻找让人流连忘返的小经历。

数学加哮喘，构成我的写作美学

　　美好稳定的状态适合生活，但不适合创作。通常来说，如果你想创作，就像要解决某种问题一样，去表达你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的一些东西。假设你和你的男朋友在同一个公寓里住了10年，你永远不会想给他写信。但假如他搬到了另一个国家，你就会开始写信，而且这些信很可能充满诗意。我认为创作始终是一种向往、一种渴望，就像你想得到一些你未拥有的事物。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在四个月里写的东西相当于平常两年时间写的，因为生活出现了更多的问题，我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我的方法就是拍电影或写故事。
　　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喜欢每一种媒介，每种形式中都有故事。现在，我制作了视频舞蹈，为成年人讲故事，为孩子们做绘本，我写剧本、电影、漫画书。每种让我可以讲故事的媒介，我都会感兴趣。 　　如果你是一名心急的观众，如果你看短片，那大概有200部电影是我和妻子希拉·格芬或是别的朋友一起制作的。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部法国电视连续剧，由法国演员马修·阿马立克出演。最近，我还创作了一部七分钟的视频舞蹈，是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完成的。这是关于新冠肺炎期间的事情，改编自我在《纽约时报》上新发表的一个名为《外面》的故事。
　　我总是说，当你写故事时，你应该尝试删掉第一句话，从第二句话开始。如果可行，你再删掉第二句话，从第三句话开始。如果可行，你可以试着把开头都删了。比如说，如果我要写我们采访的故事，我可以说， “现在是下午5点。我正准备接受来自中国的采访。一个陌生的记者打过来对我说，埃特加，你好吗？”但更理想的，这个故事可能始于：“埃特加，你好吗。”因为如果我们在故事中停留足够长的时间，读者会发现你是一名记者，你是中国人。很多时候，故事的开头就像人们刚开车时花时间加速达到想要的速度。对我来说，一个故事的开始就是让我加速，以达到所需的速度。所以我需要开始建立一些东西。但是，当我写下故事时，我从中间开始写。我得过哮喘，深刻体会到当你需要吸入器或叫救护车时，必须用最精确和简洁的方式交流，人们才会第一时间理解你。寫作也是这样。现实是非常紧迫的，你只有有限的词汇来表达它。在数学里人们总是欣赏最短的证明，如果它很长很累人，你就知道它不够聪明。因此，数学再加上哮喘，构成了我的写作美学。
　　我通常在有东西想写的时候才开始写作。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都不写，但突然有几天，我可能会每天连着写很多个小时。比起学习如何写作，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享受写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谈论，写作是一种努力，如果你要创作出一部杰作，就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认为，如果你不喜欢它，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如果你在写作时遭受痛苦，你将无法在你的一生中坚持写作。对我来说，即使我没有成功，书也没有被出版，我也会继续写作，因为我喜欢它。
　　不仅要享受写作本身，很重要的是也要理解并喜欢你创造的所有角色，即便是坏家伙。就像我刚刚说的，哪怕是你一生中遇到的最邪恶的人，他的父母仍然爱他。你就是角色的母亲。你应该找到一种爱他们的方法。一旦你创造了自己不理解或不喜欢的角色，你就会完全地和他们疏远。对我而言，写作的目的是创造同理心、达成共识，跨越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跨越的障碍。
　　我在一个尘土飞扬的社区里长大，那里的孩子时常处于非常暴力的处境。我不想和别人打架，也不想比其他人更强壮，更不想指责他们说，你是坏人，你竟然这么做。我只想解释我的看法，并尝试与他人分享。即便大多数时候，人们都充满怀疑、争强好胜、小气吝啬，但我总是视生活为很棒的体验。也许我们最终都能通过各自的管道，来到一个极为美妙的地方呢。这种能够抵达一个更好地方的想法也一直激发着我，让我去创造、去书写、去尝试改变社会。
　　（参考资料：《Fresh Air》电台节目以及土耳其国家国际新闻频道对凯雷特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