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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安、云南宁蒗，东西部两个发展迥异的县，有经济上的差距，也有教育上的差距。所谓先富帮后富，发达地区在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支教帮扶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宁蒗人说，只要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基本上一个家庭就可以脱贫。教育改变命运，在东西部差距还没有足够缩小之前，依然需要有一些地方和教师站出来，持久地为弥补这种差距作贡献。
从26年前，第一批江苏海安老师到云南宁蒗支教至今，海安已先后派出8轮234人次初高中教师接力到宁蒗支教。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小凉山成百上千的学子得以走出大山。在个人命运改变的同时，宁蒗的命运也在悄然变化。
外来的“舅舅”会教书
12月10日早，宁蒗的天空瓦蓝瓦蓝的，太阳还没爬上山头，阳光透过山顶小树的枝丫，呈散射状，慵懒地照射着山脚下的宁海民族中学。几十名上体育课的学生在操场上奔跑嬉闹，呵出的白气，正努力驱散着冬日的寒意。
宁蒗彝族自治县，俗称小凉山，是个集老、少、边、穷于一身的国家级贫困县。全县20多万人口，有彝、汉、纳西、白、苗等12个民族。6 025平方千米面积中，山区占98%，海拔平均2 800米。受自然条件、人口素质制约，这里的教育事业一度非常落后。
数据显示，1984年，宁蒗录取中专生127名、大专生21名，没有一人考取本科。即便是考上大中专的，不少也是因民族政策照顾加分而被录取。历年中考平均分数，宁蒗与其所在的丽江地区周边县市相差竟达100分。
治穷先治愚。1987年8月，时任宁蒗县委书记的阿苏大岭来到与宁蒗进行木材贸易的江苏如皋、海安等地考察。最终，这位彝族汉子把眼光投向了居江苏省领先水平的海安教育。
经协商，宁蒗决定整体引进海安教育机制，并面向海安群体引进教师办一所学校。作为互惠条件，宁蒗每年支持海安发展教育部分急需木材。这就是阿苏大岭当初的“木材换人才”计划。这一决策，至今让宁蒗县教育局副局长尹熙阳直竖大拇指：“老书记有魄力，有远见！”
1988年8月，一个由33名教育工作者，配以校长、教导主任和各学科教师的班子，作为首轮支教老师，踏上了彩云之南的支教路程。很多教师启程前，通过翻看《辞海》《辞源》了解宁蒗，想起的多是与刘伯承歃血为盟的彝族首领小叶丹，印象深的则是刀耕火种与茹毛饮血。
作家蒋琏所写的《海安老师——小凉山群体支教实录》，记载了物理老师徐宝贤当年到宁蒗时背的大包袱：大米40斤、棉被3条、电筒、火柴……更有那订阅了整整8年的《中学物理教学》杂志。
根据协议，宁蒗投资100万元新办一所初中，而这所学校，当时就是宁蒗县城北郊稻田中的一幢未完工教学楼、两排简易木板房和正在施工的教工宿舍。当海安老师踏进学校的第二天，奔腾怒吼的泥石流倾泻而来，冲垮堤坝，冲向操场，更冲进支教老师暂时栖身的木板房。被褥行李全都浸泡在3米多深的泥浆里，随行的家属和孩子们全哭了。
随后，海安老师又经历了更多考验：临时住地没有水，饮用水得趟沟越坝到数百米外一桶一桶往回抬；海拔高、沸点低，饭煮不熟，常以土豆充饥；语言障碍，互相听不懂，无法沟通……一位年轻老师在日记中写道：“抬头是无尽的山，低头是泥泞一片。只想家，想家，可最终还是想到了此行的责任。”
当年，这些老师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将给宁蒗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东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加之每位支教老师强烈的责任心，让学生们的成绩得以迅速提升，更引发了全县性的教学竞争。
1993年，宁蒗海安两地合作由初中延伸至高中，次年在宁蒗就产生了丽江地区的高考文科状元。对宁蒗来说，这是破天荒的，宁蒗人惊喜不已。从1994年开始，宁海民族中学连续9年夺得丽江地区高考升学率第一的桂冠。如今，宁蒗教育已成为云南一块响当当的品牌。
阿苏大岭曾满怀深情地说，海安教师是宁蒗12个民族的亲人，“是孩子们的舅舅，是宁蒗各族人民的舅舅！”
坐看学生成才
2013年8月到宁蒗支教的李忠东，基本是“跟着感觉走”来到宁蒗的。“云南是个让人神往的地方，当时一些热播的电视剧，像《璀璨人生》《小爸爸》等，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到云南去，或支教，或旅游。”李忠东说。
的确，如今的云南，令很多外乡人神往。短暂的停留、片刻的休憩，能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但10多年或者更久远之前，在宁蒗生活远没有那么浪漫。
蒋蓉28岁到宁蒗支教，如今已整整13年，岁月的沧桑不经意间爬上了她的脸颊和额头。
“你是海安哪里人？”“哪里人？”蒋蓉愣住了，眼睛眨巴了两下。“这个问题很久没人问了。”过了三四秒，她才说自己是海安城东镇人。
现在已是蒋蓉第五轮支教了，她的女儿如今在宁蒗读高三。“我是坐看我教的一些学生变成老师、变成领导的。”蒋蓉说，她心里很开心。
13年前，蒋蓉是被她的支教师父孙锦群“骗”到宁蒗的。“他说宁蒗很好，人好，景色又优美。我充满了好奇，就想过来看看。”一到宁蒗，蒋蓉大失所望。“当地人的确热情，但住的地方太破，墙上还有地震留下的手指那么粗的裂缝，门前一大堆牛粪，污水横溢……”
这还不是让蒋蓉最失望的，最让她失望的是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态度。“学生学习基础差，一开始我怎么努力他们的成绩也上不来。更可气的是，他们的学习态度极不端正，早读课不是坐在凳子上，而是站着、蹲着，有的甚至直接坐在地上。”
当地孩子可不像海安孩子那么“怕老师、懂规矩”。见蒋蓉生气，一些学生就在后面瞎起哄，经常让她下不了台。
孙玉梅当年是高三文科班的英语课代表，每次蒋蓉被学生气跑，都是她悄悄跑去把老师拉回来继续上课。如今，她和蒋蓉坐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
“后来我想通了，他们也想让自己集中注意力，只是用的方式我当时无法接受而已。”蒋蓉说，经过多轮支教，她慢慢成了老资历，对每一轮新来的海安老师，她都会提醒“要学会换位思考”。 “比如学生的卫生习惯差，不喜欢洗手洗脸，是因为当地缺水。”蒋蓉说，现在比以前改善多了，要看到他们的进步，就不会产生排斥心理。
当年，还是学生的孙玉梅考取了云南农业大学。毕业前，得知蒋老师支教要结束，一个月生活费才80元的她花5元钱从街上买了一幅画送给蒋老师。“如果蒋老师那轮支教结束回海安，也许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让孙玉梅没想到的是，当她毕业回学校教书时，蒋老师还站在宁蒗的三尺讲台上。
如今，蒋蓉把孙玉梅当成无话不谈的同事，而孙玉梅依旧把蒋蓉视为“师长”。
已经和即将改变的命运
1985年出生的彝族小伙杨克干，便是蒋蓉看着“成为老师、成为领导”的人之一。如今，他是民族中学的德育室主任。同样是海安老师教出来的彝族汉子李学高，1995年考上云南师范大学，现在是民族中学的书记。“我进步很快，杨克干进步也很快，这都离不开海安老师的培育。”李学高说。
杨克干上面有4个姐姐，大姐、二姐没上过学便早早嫁人。海安老师来了以后，三姐、四姐先后考取了中专，毕业后在宁蒗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原来我们这里不重视教育，但如果哪家有孩子考上中专、大专，家族里的人就会相互转告，羡慕之余也从中看到了希望。”杨克干说，如今，宁蒗人普遍重视教育，很多父母认为只有读书才有出息。
杨克干三姐杨倩玉今年37岁，至今她仍记得第一批踏上宁蒗大地的海安老师景保明——他是杨倩玉初中三年的班主任。“景老师非常负责，每天早上学生没到，他就到教室了。”杨倩玉说。
考上中专或大学，杨家的老三、老四、老五，便成了家中的能人，父母希望他们能帮助没上过学的大姐和二姐。“大姐家的两个孩子现在就在我们家，吃住用全包。”杨克干说，老书记把海安老师比作宁蒗人的“舅舅”，正是对海安人的尊敬，因为舅舅在家族中的地位很高。
普米族女孩曹燕正上高三，成绩中等。尽管家境贫寒，家里仍然全力支持她读书。
曹燕的家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唯一还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地里长的稻子和玉米。“一年靠种田挣万把块，根本不够开支。”曹燕的母亲杨甲玛给记者倒了杯开水后，就往火塘里添了块木头。不是很旺的火，却让冰冷空旷的家中多少有了些暖意。这木头，是杨甲玛从10里外的山上捡回来的。
杨甲玛的丈夫死得早，她的儿子曹扎史为了让妹妹安心读书，16岁就外出打工。“扎史也想读书，但他爸不在了，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杨甲玛显然很心疼儿子，但也只能无奈选择。她和儿子的未来，全都寄托在曹燕身上。
如今，在很多宁蒗人眼里，只要能考上高中，孩子的未来就有了保障。2013年，宁蒗1 686名学生参加高考，全员上线；2014年，宁蒗1 643名学生高考，1 613人上线。“海安老师帮助宁蒗把教育水平提升了几十年。”尹熙阳说，尽管现在两地的教学质量差距不像以前那么大了，但强者更强，“还需要海安支教老师长期助跑。”
（来源：半月谈网 朱旭东/文）
从26年前，第一批江苏海安老师到云南宁蒗支教至今，海安已先后派出8轮234人次初高中教师接力到宁蒗支教。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小凉山成百上千的学子得以走出大山。在个人命运改变的同时，宁蒗的命运也在悄然变化。
外来的“舅舅”会教书
12月10日早，宁蒗的天空瓦蓝瓦蓝的，太阳还没爬上山头，阳光透过山顶小树的枝丫，呈散射状，慵懒地照射着山脚下的宁海民族中学。几十名上体育课的学生在操场上奔跑嬉闹，呵出的白气，正努力驱散着冬日的寒意。
宁蒗彝族自治县，俗称小凉山，是个集老、少、边、穷于一身的国家级贫困县。全县20多万人口，有彝、汉、纳西、白、苗等12个民族。6 025平方千米面积中，山区占98%，海拔平均2 800米。受自然条件、人口素质制约，这里的教育事业一度非常落后。
数据显示，1984年，宁蒗录取中专生127名、大专生21名，没有一人考取本科。即便是考上大中专的，不少也是因民族政策照顾加分而被录取。历年中考平均分数，宁蒗与其所在的丽江地区周边县市相差竟达100分。
治穷先治愚。1987年8月，时任宁蒗县委书记的阿苏大岭来到与宁蒗进行木材贸易的江苏如皋、海安等地考察。最终，这位彝族汉子把眼光投向了居江苏省领先水平的海安教育。
经协商，宁蒗决定整体引进海安教育机制，并面向海安群体引进教师办一所学校。作为互惠条件，宁蒗每年支持海安发展教育部分急需木材。这就是阿苏大岭当初的“木材换人才”计划。这一决策，至今让宁蒗县教育局副局长尹熙阳直竖大拇指：“老书记有魄力，有远见！”
1988年8月，一个由33名教育工作者，配以校长、教导主任和各学科教师的班子，作为首轮支教老师，踏上了彩云之南的支教路程。很多教师启程前，通过翻看《辞海》《辞源》了解宁蒗，想起的多是与刘伯承歃血为盟的彝族首领小叶丹，印象深的则是刀耕火种与茹毛饮血。
作家蒋琏所写的《海安老师——小凉山群体支教实录》，记载了物理老师徐宝贤当年到宁蒗时背的大包袱：大米40斤、棉被3条、电筒、火柴……更有那订阅了整整8年的《中学物理教学》杂志。
根据协议，宁蒗投资100万元新办一所初中，而这所学校，当时就是宁蒗县城北郊稻田中的一幢未完工教学楼、两排简易木板房和正在施工的教工宿舍。当海安老师踏进学校的第二天，奔腾怒吼的泥石流倾泻而来，冲垮堤坝，冲向操场，更冲进支教老师暂时栖身的木板房。被褥行李全都浸泡在3米多深的泥浆里，随行的家属和孩子们全哭了。
随后，海安老师又经历了更多考验：临时住地没有水，饮用水得趟沟越坝到数百米外一桶一桶往回抬；海拔高、沸点低，饭煮不熟，常以土豆充饥；语言障碍，互相听不懂，无法沟通……一位年轻老师在日记中写道：“抬头是无尽的山，低头是泥泞一片。只想家，想家，可最终还是想到了此行的责任。”
当年，这些老师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将给宁蒗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东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加之每位支教老师强烈的责任心，让学生们的成绩得以迅速提升，更引发了全县性的教学竞争。
1993年，宁蒗海安两地合作由初中延伸至高中，次年在宁蒗就产生了丽江地区的高考文科状元。对宁蒗来说，这是破天荒的，宁蒗人惊喜不已。从1994年开始，宁海民族中学连续9年夺得丽江地区高考升学率第一的桂冠。如今，宁蒗教育已成为云南一块响当当的品牌。
阿苏大岭曾满怀深情地说，海安教师是宁蒗12个民族的亲人，“是孩子们的舅舅，是宁蒗各族人民的舅舅！”
坐看学生成才
2013年8月到宁蒗支教的李忠东，基本是“跟着感觉走”来到宁蒗的。“云南是个让人神往的地方，当时一些热播的电视剧，像《璀璨人生》《小爸爸》等，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到云南去，或支教，或旅游。”李忠东说。
的确，如今的云南，令很多外乡人神往。短暂的停留、片刻的休憩，能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但10多年或者更久远之前，在宁蒗生活远没有那么浪漫。
蒋蓉28岁到宁蒗支教，如今已整整13年，岁月的沧桑不经意间爬上了她的脸颊和额头。
“你是海安哪里人？”“哪里人？”蒋蓉愣住了，眼睛眨巴了两下。“这个问题很久没人问了。”过了三四秒，她才说自己是海安城东镇人。
现在已是蒋蓉第五轮支教了，她的女儿如今在宁蒗读高三。“我是坐看我教的一些学生变成老师、变成领导的。”蒋蓉说，她心里很开心。
13年前，蒋蓉是被她的支教师父孙锦群“骗”到宁蒗的。“他说宁蒗很好，人好，景色又优美。我充满了好奇，就想过来看看。”一到宁蒗，蒋蓉大失所望。“当地人的确热情，但住的地方太破，墙上还有地震留下的手指那么粗的裂缝，门前一大堆牛粪，污水横溢……”
这还不是让蒋蓉最失望的，最让她失望的是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态度。“学生学习基础差，一开始我怎么努力他们的成绩也上不来。更可气的是，他们的学习态度极不端正，早读课不是坐在凳子上，而是站着、蹲着，有的甚至直接坐在地上。”
当地孩子可不像海安孩子那么“怕老师、懂规矩”。见蒋蓉生气，一些学生就在后面瞎起哄，经常让她下不了台。
孙玉梅当年是高三文科班的英语课代表，每次蒋蓉被学生气跑，都是她悄悄跑去把老师拉回来继续上课。如今，她和蒋蓉坐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
“后来我想通了，他们也想让自己集中注意力，只是用的方式我当时无法接受而已。”蒋蓉说，经过多轮支教，她慢慢成了老资历，对每一轮新来的海安老师，她都会提醒“要学会换位思考”。 “比如学生的卫生习惯差，不喜欢洗手洗脸，是因为当地缺水。”蒋蓉说，现在比以前改善多了，要看到他们的进步，就不会产生排斥心理。
当年，还是学生的孙玉梅考取了云南农业大学。毕业前，得知蒋老师支教要结束，一个月生活费才80元的她花5元钱从街上买了一幅画送给蒋老师。“如果蒋老师那轮支教结束回海安，也许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让孙玉梅没想到的是，当她毕业回学校教书时，蒋老师还站在宁蒗的三尺讲台上。
如今，蒋蓉把孙玉梅当成无话不谈的同事，而孙玉梅依旧把蒋蓉视为“师长”。
已经和即将改变的命运
1985年出生的彝族小伙杨克干，便是蒋蓉看着“成为老师、成为领导”的人之一。如今，他是民族中学的德育室主任。同样是海安老师教出来的彝族汉子李学高，1995年考上云南师范大学，现在是民族中学的书记。“我进步很快，杨克干进步也很快，这都离不开海安老师的培育。”李学高说。
杨克干上面有4个姐姐，大姐、二姐没上过学便早早嫁人。海安老师来了以后，三姐、四姐先后考取了中专，毕业后在宁蒗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原来我们这里不重视教育，但如果哪家有孩子考上中专、大专，家族里的人就会相互转告，羡慕之余也从中看到了希望。”杨克干说，如今，宁蒗人普遍重视教育，很多父母认为只有读书才有出息。
杨克干三姐杨倩玉今年37岁，至今她仍记得第一批踏上宁蒗大地的海安老师景保明——他是杨倩玉初中三年的班主任。“景老师非常负责，每天早上学生没到，他就到教室了。”杨倩玉说。
考上中专或大学，杨家的老三、老四、老五，便成了家中的能人，父母希望他们能帮助没上过学的大姐和二姐。“大姐家的两个孩子现在就在我们家，吃住用全包。”杨克干说，老书记把海安老师比作宁蒗人的“舅舅”，正是对海安人的尊敬，因为舅舅在家族中的地位很高。
普米族女孩曹燕正上高三，成绩中等。尽管家境贫寒，家里仍然全力支持她读书。
曹燕的家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唯一还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地里长的稻子和玉米。“一年靠种田挣万把块，根本不够开支。”曹燕的母亲杨甲玛给记者倒了杯开水后，就往火塘里添了块木头。不是很旺的火，却让冰冷空旷的家中多少有了些暖意。这木头，是杨甲玛从10里外的山上捡回来的。
杨甲玛的丈夫死得早，她的儿子曹扎史为了让妹妹安心读书，16岁就外出打工。“扎史也想读书，但他爸不在了，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杨甲玛显然很心疼儿子，但也只能无奈选择。她和儿子的未来，全都寄托在曹燕身上。
如今，在很多宁蒗人眼里，只要能考上高中，孩子的未来就有了保障。2013年，宁蒗1 686名学生参加高考，全员上线；2014年，宁蒗1 643名学生高考，1 613人上线。“海安老师帮助宁蒗把教育水平提升了几十年。”尹熙阳说，尽管现在两地的教学质量差距不像以前那么大了，但强者更强，“还需要海安支教老师长期助跑。”
（来源：半月谈网 朱旭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