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华:第一位进西藏的我军高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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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第18军军长的张国华带领所部胜利完成成都战役后,进驻川南地区第二天,中央军委任命张国华为川南行政公署主任。1950年1月10日,在他到职的第四天,就接到中共中央西南局打来的电报,要他立即赶到重庆曾家岩西南局驻地。到重庆后,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进军西藏宜早不宜于迟”的指示,决定由张国华率领第18军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历史任务。1月24日,中共中央批复决定组成以张国华为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
  
  张国华庄严宣誓:“坚决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喜玛拉雅山,让幸福之花开遍西藏。”
  
  张国华回到川南后,立即主持召开了军党委会,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刘、邓、贺首长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指示。他在分析国内外形势之后指出:“通过和平方式解放西藏是可能的;但从西藏当局和帝国主义扩张势力的态度看,军事较量的可能依然存在。”他又接着说:“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必须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因此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主要是做好西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向西藏同胞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和平解放的方针。如果西藏当权者拒绝谈判,派兵阻挠,不打不足以敲开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时,才施以必要的、有节制的打,以打促和。这就叫先礼后兵,兵后又礼。”
  张国华还根据刘、邓、贺首长关于解放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指示精神,阐明了进军中的政策问题,部署了后勤补给工作。在军党委会上当即决定,组成支援司令部,由张国华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
  会议之后,张国华立即着手进藏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军西南地区的解放军解放四川、云南和贵州之后,生活开始安定下来,部分同志贪图安逸的思想逐步滋长。尤其是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包括少数负责干部,对于进军西藏,思想准备不足,甚至有些畏难情绪。作为军党委书记,张国华感到肩头的担子比任何时候都重。
  为了扭转部队的情绪,提高干部战士对于解放西藏重要意义的认识,张国华带领军党委成员在部队中反复进行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教育,人民军队光荣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广泛开展了思想动员。从军常委开始,逐级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对少数干部中存在的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倾向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一系列措施,使部队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进军西藏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为了在进藏过程中能正确贯彻党的民族宗教的方针政策,张国华想尽一切办法了解西藏的各方面情况。他到成都四川大学等单位,邀请熟悉情况的专家学者进行座谈,搜集了大量资料。一本《卫藏通志》成了宝贵的史料。他还带头学习藏文,在小本本上整整齐齐抄满了藏文,有空就拿起来读几句。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由他主持具体规定了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各项执行办法,制定了《进军守则》,既消除了部队由于对西藏缺乏了解而产生的种种顾虑,也保证了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
  正当张国华准备进藏时,他的女儿出麻疹,他无暇照料。等他开完会赶回家时,不满3岁的女儿已经离开人世。张国华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依旧为准备进藏日夜奔忙。这时,西南财委决定他的爱人樊近真进藏参加组建银行的工作。张国华动员她说:“共产党员不能计较个人利益。到西藏那样艰苦的地方去,困难肯定很多。但党的事业需要你,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去。”樊近真服从组织决定,强忍失去爱女和不顾刚刚分娩20多天的虚弱身体,加入到进军西藏的行列。
  1950年3月18日,张国华在四川乐山主持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他庄严宣誓:“坚决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喜玛拉雅山,让幸福之花开遍西藏。”
  
  刘少奇称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好哇,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
  
  由于在出征前做了充分的准备,第18军在张国华军长和谭冠三政委率领下,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进抵金沙江以东一线。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陈兵抵抗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迫不得已地决定发起昌都战役。1950年9月初,张国华到达甘孜,组成第18军前方指挥部。随后,他主持召开了一次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告诉大家:毛泽东主席对10月解放昌都寄予很大希望,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会议虽对昌都战役做了部署,会后张国华又赴玉隆、邓柯等地,确认了藏族土司、头人对解放军进军昌都的诚意之后,才彻底定下了昌都作战的最后决心。
  1950年10月7日,张国华指挥部队发起昌都战役,19日,胜利进驻昌都。这次战役打开了进藏大门,推动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被刘少奇称作“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昌都战役加速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分化。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张经武、张国华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协议签订的当天,毛泽东主席在听取张国华汇报时,高兴地说:“好哇,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毛泽东主席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思想生活情况,要求部队很快进军拉萨。
  张国华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率领部队经过艰苦奋战,长途跋涉,终于在1951年10月26日进入西藏首府拉萨,受到两万多僧俗官员及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进军西藏的胜利,标志着祖国大陆得到全部解放。
  
  藏族同胞参观了收获的蔬菜后写道:“共产党是太阳,我们博巴是月亮;月亮围着太阳转,太阳出来万物能生长。”/修筑康藏公路工程,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亲笔题词祝贺
  
  1952年2月1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西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他认真贯彻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大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藏族同胞,同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进行斗争。
  “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后,就展开了以执行协议和撕毁协议为中心的一场激烈斗争。”帝国主义势力和上层分裂分子不甘心失败,利用宗教信仰破坏民族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关系,控制粮食,抬高物价,妄图用“困”和“饿”的手段迫使解放军不战而退。司伦鲁康娃见到张国华,第一句话就是:“过去满清入藏大臣也姓张(指张荫堂),只在拉萨设了一个衙门,你何必带这么多军队?芽饿着肚子跑回去,可比打败仗更难受啊!”
  张国华立即叫随员把和平解放西藏的藏文本摆在他面前,据理驳斥了他。遵照中央关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军区常委发出“向荒野进军,向土地要粮,向沙滩要菜”的号召。张国华率领机关、直属队到拉萨西郊开荒生产。在他的带动下,1952年春节,驻拉萨的机关干部职工全体出动,铲除了布达拉宫前堆积如山的垃圾,形成了今日的拉萨广场。这一年,部队开垦荒地1.6万亩,普遍获得好收成,彻底粉碎了分裂主义分子“饿走”人民解放军的阴谋。藏族同胞参观了收获的蔬菜后写道:“共产党是太阳,我们博巴是月亮;月亮围着太阳转,太阳出来万物能生长。”
  在打击分裂势力的同时,张国华重视扶持和发展爱国进步力量。他亲自到布达拉宫和三大寺看望喇嘛群众,散布施,献哈达。初到拉萨时,他和干部战士一样,常常吃部队自己磨的粗糌粑,甚至是白水煮青稞、豌豆,而把经过千山万水带来没舍得吃的大米、饼干和罐头送给藏族同胞。张国华还要求部队利用一切条件,替藏族同胞治病、盖房、修水利、发放贷款和农具,鼓舞藏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信心。群众都纷纷称赞解放军是“新汉人”、“菩萨兵”。
  为了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张国华从实际出发,狠抓了长期建藏的思想教育这一重要环节。第18军接受进藏任务时,中央曾设想进藏部队可以“三年一换,以励士气”;但很快就预感到“三年一换”难以实现,而且对工作极为不利,所以决定提出“长期建设西藏”的口号。1951年2月,张国华在第18军后方部队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传达了这个口号,并提出把长期建设西藏作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他向各级领导反复强调加强长期建藏教育的重要意义,要把它和建军宗旨教育、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部队热爱祖国、建设西藏的全局观念和责任感。1952年12月11日,张国华等领导干部代表全军指战员向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致电,表示了长期建设西藏、捍卫祖国边防的决心。
  在进藏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第18军后方部队投入修筑康藏公路的工程。四年半的时间,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2000多公里的修建任务。1954年12月25日,在拉萨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亲笔题词祝贺。翌年2月2日,张国华代表毛泽东主席向筑路人员授旗。锦旗上闪烁着毛主席的亲笔题词:“庆祝康藏、青藏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平息叛乱,进行民主改革,使西藏百万农奴获得了新生。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和班禅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张国华任第二副主任。9月,张国华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言介绍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对西藏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对藏族群众关心的社会改革问题,他认为,改革所必需的若干必要条件,“显然还不是完全具备”,提出“改革的开始还需要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后”。1957年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即六年不改)。
  “六年不改”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也是对西藏上层作出的又一次重大让步。少数上层分裂分子错误地认为中央软弱可欺,不顾中央的争取教育和广大农奴的反对,于1959年3月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还蔓延到西藏其他一些地方。张国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立即指挥平叛作战。他亲自到山南地区的泽当及东宗等地看望作战部队,慰问被叛匪蹂躏的群众,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9月,他到庐山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作了详细汇报。在中央方针的指引下,迅速平定了叛乱。接着,由中共西藏工委具体领导,各地实行了民主改革。张国华和工委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深入发动群众,宣传民主改革,并且严肃检查纠正了个别地区平叛改革中发生的执行政策时出现的偏差。其间,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河南信阳地区四个县的农村访问了一个星期。那时“左”的错误的教训使他更加清醒。他立即返藏纠正当时存在的不顾条件急于创办合作社的作法,保证了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使西藏百万农奴获得了新生。
  
  “慎重初战,初战必胜;不打则已,打就打疼打好”/毛泽东高兴地说:“打了一个军事仗,打了一个政治仗。”
  
  在平叛、改革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外国侵略军在中印边境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挑衅,蚕食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定实行自卫反击。
  张国华奉中央军委之命,亲临了这次战役。反击作战打响前,他认为不应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并提请主攻部队指挥员做好准备,待请示中央决定。他的请示电刚刚签发,中央关于不受“麦克马洪线”的约束的指示电正好发到军区“前指”。张国华根据双方的情况和以高山、密林、狭谷为特点的地形,从战略高度出发,本着“慎重初战,初战必胜;不打则已,打就打疼打好”的原则,在克朗战役中向中央建议主攻卡龙,迂回章多,歼敌旅部。建议得到批准后,他号召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战胜自然困难和侵略者两个敌人,打出国威,打出军威。
  在他的鼓舞和指挥下,我军全歼敌王牌旅。在西山口——邦迪拉战役中,他又力排“集中兵力歼灭西山口之敌”的提议,致电总参,反复说明敌人背靠公路,位居高地,很容易打成击溃战的道理,力主实施大兵团迂回,断敌退路。这一方案又得到中央的同意,结果取得更大胜利,也充分体现了张国华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作战期间,张国华住在阴暗潮湿的地堡里,不断感冒发烧。但他依旧和参谋人员一起守在作战室,分析战情,处理问题,甚至吸着氧气指挥战斗。
  在行军中,有时因山高坡陡不能骑马,同志们劝他坐担架,都被拒绝,警卫员只好从背后助他一臂之力。经过一个月的反击作战,张国华直接指挥部队歼灭入侵之敌7000余人,保卫了祖国领土。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嘉奖参战部队。1963年春,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打了一个军事仗,打了一个政治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国华被污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冲击/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张国华是个好同志。”
  
  张国华在西藏工作了17年,对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同西藏人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尽管张国华被污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冲击,但他仍不忘采取措施,保护爱国上层人士,稳定了西藏社会秩序。1966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少数民族学员时明确表示:“张国华是个好同志。”此后,他的处境才有所好转。
  1967年5月,张国华调到四川,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还兼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在他赴任时,四川省党政军领导机关陷于瘫痪,社会上派性斗争日益升级,出现大规模武斗。张国华夜以继日地向干部群众做说服工作,亲自出面平息派性斗争,制止武斗,号召大家恢复生产和工作。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作为四川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在当时错误路线指导下,张国华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执行中的错误。但他为稳定局面,恢复建设,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由于张国华长期在高原工作生活,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使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以至积劳成疾。1972年2月20日,他在主持解决四川大学问题的会议时,猝然病发,倒在会场,结束了他战斗的一生。正像他平时所说的:“我不愿躺在床上呻吟,只有战场才是我的归宿。”毛泽东得知张国华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地说:“我再也见不到张国华了。”当张国华的骨灰到达北京时,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流着泪说:“国华同志很可惜。中央要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地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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