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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此诗题为《威权》，是一首典型的左翼诗，作者是胡适。《威权》的末尾有一个注释：“八年六月十一夜。是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诗歌非常时尚，连郭沫若为自己的诗集《女神》写的序诗，也会写成这样：“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把她公开了。”
蒋光慈原名蒋如恒，到苏联改名蒋光赤，以示革命。1921年至1924年在苏联创作的诗歌，结集为《新梦》，皆以高亢的音调歌颂十月革命，赞美苏联的新生活。在《莫斯科吟》一诗里，他把这座昔日的沙俄帝都想象成人间天堂：
莫斯科的雪花白，
莫斯科的旗帜红；
旗帜如鲜艳浓醉的朝霞，
雪花把莫斯科装成为水晶宫。
我卧在朝霞中，
我漫游在水晶宫里，
我要歌就高歌，
我要梦就长梦。
1930年秋，左联党组负责人对蒋光慈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去暴动！”蒋光慈为此递交“退党书”。中共《红旗日报》旋即发表“蒋光慈是反革命，被开除党籍”。不过，后来的左翼文学史仍然尊蒋光慈为“无产阶级诗歌的开山鼻祖”，其诗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最早的“无产阶级诗歌”。
殷夫出身富有家庭，其兄为国民政府高官，殷夫却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一往情深，其最有名的诗篇《别了，哥哥》这样结尾：“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在殷夫的诗中，我们处处可以见到一个革命者的宣示，大概一个有产阶级的子弟，投身无产阶级的革命，为了取得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需要更多的宣示吧。试看这首《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
我们是资产阶级的死仇敌，
我们是旧社会中的小暴徒，
我们要斗争，要破坏，
翻转旧世界，犁尖破土，
夺回劳动者的山，河！
我们要敲碎资本家的头颅，
踢破地主爷的胖肚，
你们悲泣吧，战栗吧！
我们要唱歌，要跳舞。
在你们的头顶上，
我们建筑起新都，
……
中国诗歌会由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发起，1932年成立于上海，隶属于“左联”，是与新月派、现代派相对立而诞生的左翼诗歌社团。1933年创办《新诗歌》，其《缘起》宣称：“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的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主张作品面向现实，面向社会大众，表现底层人民的苦难和反抗，同时为抗日救亡呐喊。试看杨骚的一首《小兄弟的歌》（见于《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1932年11月），写其投身革命出征前的激情：
我今晚怎样也睡不着
我想见明早的天陷地落。
我喜欢那毁坏这个天地的狂暴，
因为这个天地是惨酷的，我憎恶。
来罢，哥哥，这碗红茶给你喝，
准备我们明天在暴风雨中唱歌。
臧克家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中国诗歌会之外的左翼诗人之一。如果说他1932年的名作《老马》被解读为同情人民的苦难，臧克家本人并不以为然，他说：“我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匹命运悲惨、令我深抱同情的老马，不写出来，心里有一种压力”，“并没有存心用它们去象征农民的命运。”（臧克家《甘苦寸心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一版）他这一年写的另外一些诗，同情下层人民，怨刺统治阶级，却是无疑的。例如，抒写逃荒者悲情的《难民》：
日头堕到鸟巢里，
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
陌生的道路无归宿的薄暮，
把这群人度到这座古镇上。
沉重的影子，扎根在大街两旁，
一簇一簇，像秋郊的禾堆一样，
静静的，孤寂的，支撑着一个大的凄凉。
……
艾青的诗常常抒写中华民族的苦难，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冬天的池沼》《手推车》《我爱这土地》。而《大堰河——我的保姆》等篇则偏重表现阶级压迫，倾诉其对于劳动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对社会不公的愤慨，是更为典型的左翼诗歌：
大堰河，含泪的去了！
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
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
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
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
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
这是大堰河所不知道的：
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
大儿做了土匪，
第二个死在炮火的烟里，
第三，第四，第五
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声里过着日子。
而我，我是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成为左翼诗歌的大本营。力扬于1942年发表的叙事长诗《射虎者及其家族》，写一个贫苦农民家族四代人的悲剧命运及其仇恨和反抗的历程。曾祖父作为“射虎者/射杀了无数只猛虎/他自己却在犹能弯弓的年岁/被他的仇敌所搏噬//他的遗嘱是一张巨大的弓/挂在被炊烟熏黑的屋梁上/他的遗嘱是一个永久的仇恨/挂在我们的心上”，而作为“射虎者的子孙”： 我纵然不能继承
他们那强大的膂力，
但有什么理由阻止着我
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
——那永远的仇恨？
20世纪40年代后期，袁水拍用马凡陀的笔名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政治讽刺诗近二百首，收录在《马凡陀的山歌》及其续集里，讽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其中《主人要辞职》一首，讽刺国民党官僚自称“人民公仆”的虚伪和滑稽，传诵一时。只是这种讽刺已经打上了特定的政治斗争的烙印，一些年以后读来，还不免读出喜剧效果：
我亲爱的公仆大人！
蒙你赐我主人翁的名称，
我感到了极大的惶恐，
同时也觉得你在寻开心。
明明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
你发命令，我来拼命，
倒说你是公仆，我是主人？
……
二
民粹主义在俄国获得命名，其特征是抬举底层民众，蔑视社会精英。俄国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到乡村去，发动农民反抗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农民，同化于农民，而不是教化农民。“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当今却是老爷们造反，为的是要做鞋匠。”（亨利·特罗亚：《神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27页）然而，列宁对民粹主义不以为然：“启蒙者满怀历史的乐观主义和蓬蓬勃勃的精神，而民粹派则悲观失望和垂头丧气，主张落后是俄国的幸福的理论。”（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P139）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般被认为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但民粹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的影响却更为深远。陈独秀1920年在上海五一劳动节大会的演讲中声称：“我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见于《独秀文存》，P300-301）李大钊号召：“在城里飘泊的青年朋友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青年们啊，速向农村去吧！”（李大钊：《青年与农村》，原载《晨报》，1919年2月20 23日）
此后，在中国的左翼力量一方，民粹主义思潮高涨，底层劳动者被拔高，被神化，成为道德典范、精神楷模。与之对应的，则是对知识分子的极力贬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看近一个世纪的中国诗歌，看中国诗歌中的民粹主义，线索就较为清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胡适的《人力车夫》表达着坐车者对于未成年的人力车夫的垂怜，在左翼文学史的论述中备受奚落。沈尹默《人力车夫》与之异曲同工，表现的也是人道主义的悲悯。而鲁迅的同一题材的《一件小事》则备受推崇。
雷峰塔下
一个锄地的老人
脱去了上身的棉衣
挂在一旁嫩桑的枝上。
他息着锄头，
举起头来看我。
哦，他那慈和的眼光，
他那健康的黄脸，
他那斑白的须髯，
他那筋脉隆起的金手。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声：“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
郭沫若1921年所作的这首《雷峰塔下（其一）》，载其诗集《女神》第三辑，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诗歌。杭州西湖，雷峰塔下，诗人遇到一位锄禾的老农，便想跪地叫爹，舔他脚丫子上面的黄泥。这农夫已不是一个随机偶遇的张三李四，而是因为其“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使我们得以享用“盘中餐”的农夫的代表。至于“舔脚”一节，则过于矫情了，而矫情似乎是民粹主义的通病。
但民粹主义思想在20世纪中国影响之深，还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果说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及各解放区作家的民粹主义言论和作品不足为奇，那么，在此之前，1941年12月，穆旦这位不曾到过延安，未曾经过思想改造，后来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他的一首题为《赞美》的诗，有着如此鲜明的民粹主义倾向，还是有点出人意料：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三
近代中国，由于国运衰微，外患频仍，直到日寇侵入本土，半壁山河沦陷，中国的思想界文艺界不得不屡次由启蒙转向救亡。中国的左翼诗歌也不得不经常兼顾救国，阶级斗争的主题与民族斗争的主题，不得不交织在一起。对于左翼诗歌来说，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其当然主题。但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左翼诗人也会为抵抗外敌、挽救民族危亡而歌。蒋光慈写于1925年的《哀中国》一诗，就以“民族恨”交织着“阶级仇”，表达着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军阀混战祸国殃民的双重痛恨： 满国中外邦的旗帜乱飞扬，
满国中外人的气焰好猖狂！
旅顺大连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
可是久已做了外国人的军港；
法国花园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
可是不准穿中服的人们游逛。
哎哟！中国人是奴隶啊！
为什么这般地自甘屈服？
为什么这般地萎靡颓唐？
满国中到处起烽烟，
满国中景象好凄惨！
恶魔的军阀只是互相攻打啊，
可怜小百姓的身家性命不值钱！
卑贱的政客只是图谋私利啊，
哪管什么葬送了这锦绣的河山？
朋友们，提起来我的心头寒，——
我的悲哀的中国啊！
你几时才跳出这黑暗之深渊？
1928年，郭沫若写了一首《我想起了陈涉吴广》：“我想起了几千年前的陈涉，/我想起了几千年前的吴广，/他们是农民暴动的前驱，/他们由农民出身，称过帝王。”农民起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斗争矛头当然是指向专制暴政，但由于现实的需要，诗的主题很快就双向展开：“他们受不过秦始皇的压迫，/在田间相约：‘富贵毋得相忘！’/那时候还有凶猛的外患，匈奴，/要攘夺秦朝的天下侵凌北方。”由古即今，诗的控诉便同时指向国内统治的残暴和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
农民生活为甚么惨到了这般模样？
朋友哟，这是我们中国出了无数的始皇！
还有那外来的帝国主义者的压迫
比秦时的匈奴还要有五百万倍的嚣张！
他们的炮舰政策在我们的头上跳梁，
他们的经济侵略吸尽了我们的血浆。
他们豢养的走狗：军阀、买办、地主、官僚，
这便是我们中国的无数新出的始皇。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强占东三省之后，左翼诗人也多有抗日救亡的诗篇，如田汉《义勇军进行曲》、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作为中国诗歌会中最为活跃多产的诗人，蒲风（1911-1942）的《我迎着风狂和雨暴》则是其抗战呐喊的代表作：
哦！我复投身于炎夏的烘炉，
我归来，我又复迎着风狂和雨暴！
如今，我带回了发动机的热和力，
我要把魔鬼当柴烧，我要配足马力哟；
我的力的总能，要像那五大海洋的怒潮！
我不问被残杀了多少东北同胞，
我要问热血的中国男儿还有多少？
四
早在现代白话诗草创之初，北京大学的一批新诗人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和钱玄同等，即创办《歌谣》周刊，热心于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参与其事并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周作人、胡适、顾颉刚、董作宾等。《歌谣》的编刊宗旨在于，发掘民间文学的宝藏，探寻中国新文学的源头，试图到民间歌谣里寻求新文学的精神底蕴、民族形式和创作资源，而与左翼诗歌无关。
中国第一个借用民间歌谣的形式，创作左翼诗歌以宣传革命的，是革命家彭湃。彭湃是广东海丰人，出身大地主家庭，留学日本，回国后，却全身心地从事农民运动，当众烧毁祖传田契，将农田分给农民，还自编民谣，鼓动阶级斗争，如《农民兄弟真凄凉》：
山歌一唱闹嚷嚷，农民兄弟真凄凉！
早晨食碗番薯粥，夜晚食碗番薯汤。
半饥半饱饿断肠，住间厝仔无有梁。
搭起两间草寮屋，七穿八漏透月光。
他还模拟当地童谣“隆隆隆，骑马去海丰”，以海丰方言写成一首《田仔骂田公》，鼓动田仔（佃户）起来与田公（地主）作斗争：
咚咚咚，田仔骂田公。
田仔耕田磨到死，田公着厝食白米。
做个的颠倒饿，懒个的颠倒好。
唔是命唔好，是你唔去想清楚。
农夫呀醒来，农夫呀勿憨。
田是公家个，你无分，我无分，
有去耕有好食，唔去耕无好食。
咚咚咚，田仔拍田公，
田公唔如死，田仔团结起，
团结起来闹革命，革命起来分田地。
你分田，我分地，
有田有地真欢喜，免食番薯食白米。
第一个主张模拟民间歌谣写诗的左翼诗歌组织是中国诗歌会。该会1933年创办的会刊《新诗歌》，其《发刊诗》这样写道：“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例如，《新诗歌》发表的这样一首模拟民间山歌的对歌，揭露阶级矛盾：
什么人天上笑嘻嘻？
什么人地下苦凄凄？
什么人种稻没得米？
什么人养蚕没得衣？
大军阀天上笑嘻嘻，
小百姓地下苦凄凄，
庄稼汉种稻没得米，
采桑娘子养蚕没得衣。
1943年，朱自清所撰《真诗》（见朱自清《新诗杂话》，上海：作家书屋，1947，P112-126）一文指出：胡适虽然一时兴到的介绍歌谣，可是并不认真的创作歌谣体的新诗。那些时搜集歌谣运动虽然甚嚣尘上，只是为了研究和欣赏，并非供给写作的范本。有人还指出白话诗的音调要不像歌谣，才是真的新诗。当时刘半农曾经仿作江阴船歌，俞平伯也曾仿作吴歌，但他们只是仿作歌谣，不是在作新诗。抗战以来，大家注意文艺的宣传，努力文艺的通俗化。尝试各种民间文艺的形式的多起来了。民间形式渐渐变为“民族形式”。老舍的《剑北篇》就是好例子。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成为主流的左翼诗歌，多模拟民歌，其中较为成功的，大概要数李季《王贵与李香香》、张志民《死不着》、阮章竞《漳河水》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9月，是以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写成的长达一千多行的叙事诗。叙述的是一对出身贫苦农家的恋人翻身闹革命的故事。故事从《崔二爷收租》开始：
公元一九三〇年，
有一件伤心事出在三边。
人人都说三边有三宝，
穷人多来富人少；
一眼望不尽的老黄沙，
那块地不属财主家？
一九二九年雨水少，
庄稼就像炭火烤。
瞎子摸黑路难上难，
穷汉就怕闹荒年。
模拟民间歌谣，最为经典的左翼诗歌大概要数方冰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不过它的主题重心，已由左翼诗歌的“阶级仇”，转向爱国主义诗歌的“民族恨”了。
（责任编辑 袁剑）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此诗题为《威权》，是一首典型的左翼诗，作者是胡适。《威权》的末尾有一个注释：“八年六月十一夜。是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诗歌非常时尚，连郭沫若为自己的诗集《女神》写的序诗，也会写成这样：“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把她公开了。”
蒋光慈原名蒋如恒，到苏联改名蒋光赤，以示革命。1921年至1924年在苏联创作的诗歌，结集为《新梦》，皆以高亢的音调歌颂十月革命，赞美苏联的新生活。在《莫斯科吟》一诗里，他把这座昔日的沙俄帝都想象成人间天堂：
莫斯科的雪花白，
莫斯科的旗帜红；
旗帜如鲜艳浓醉的朝霞，
雪花把莫斯科装成为水晶宫。
我卧在朝霞中，
我漫游在水晶宫里，
我要歌就高歌，
我要梦就长梦。
1930年秋，左联党组负责人对蒋光慈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去暴动！”蒋光慈为此递交“退党书”。中共《红旗日报》旋即发表“蒋光慈是反革命，被开除党籍”。不过，后来的左翼文学史仍然尊蒋光慈为“无产阶级诗歌的开山鼻祖”，其诗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最早的“无产阶级诗歌”。
殷夫出身富有家庭，其兄为国民政府高官，殷夫却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一往情深，其最有名的诗篇《别了，哥哥》这样结尾：“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在殷夫的诗中，我们处处可以见到一个革命者的宣示，大概一个有产阶级的子弟，投身无产阶级的革命，为了取得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需要更多的宣示吧。试看这首《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
我们是资产阶级的死仇敌，
我们是旧社会中的小暴徒，
我们要斗争，要破坏，
翻转旧世界，犁尖破土，
夺回劳动者的山，河！
我们要敲碎资本家的头颅，
踢破地主爷的胖肚，
你们悲泣吧，战栗吧！
我们要唱歌，要跳舞。
在你们的头顶上，
我们建筑起新都，
……
中国诗歌会由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发起，1932年成立于上海，隶属于“左联”，是与新月派、现代派相对立而诞生的左翼诗歌社团。1933年创办《新诗歌》，其《缘起》宣称：“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的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主张作品面向现实，面向社会大众，表现底层人民的苦难和反抗，同时为抗日救亡呐喊。试看杨骚的一首《小兄弟的歌》（见于《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1932年11月），写其投身革命出征前的激情：
我今晚怎样也睡不着
我想见明早的天陷地落。
我喜欢那毁坏这个天地的狂暴，
因为这个天地是惨酷的，我憎恶。
来罢，哥哥，这碗红茶给你喝，
准备我们明天在暴风雨中唱歌。
臧克家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中国诗歌会之外的左翼诗人之一。如果说他1932年的名作《老马》被解读为同情人民的苦难，臧克家本人并不以为然，他说：“我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匹命运悲惨、令我深抱同情的老马，不写出来，心里有一种压力”，“并没有存心用它们去象征农民的命运。”（臧克家《甘苦寸心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一版）他这一年写的另外一些诗，同情下层人民，怨刺统治阶级，却是无疑的。例如，抒写逃荒者悲情的《难民》：
日头堕到鸟巢里，
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
陌生的道路无归宿的薄暮，
把这群人度到这座古镇上。
沉重的影子，扎根在大街两旁，
一簇一簇，像秋郊的禾堆一样，
静静的，孤寂的，支撑着一个大的凄凉。
……
艾青的诗常常抒写中华民族的苦难，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冬天的池沼》《手推车》《我爱这土地》。而《大堰河——我的保姆》等篇则偏重表现阶级压迫，倾诉其对于劳动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对社会不公的愤慨，是更为典型的左翼诗歌：
大堰河，含泪的去了！
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
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
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
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
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
这是大堰河所不知道的：
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
大儿做了土匪，
第二个死在炮火的烟里，
第三，第四，第五
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声里过着日子。
而我，我是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成为左翼诗歌的大本营。力扬于1942年发表的叙事长诗《射虎者及其家族》，写一个贫苦农民家族四代人的悲剧命运及其仇恨和反抗的历程。曾祖父作为“射虎者/射杀了无数只猛虎/他自己却在犹能弯弓的年岁/被他的仇敌所搏噬//他的遗嘱是一张巨大的弓/挂在被炊烟熏黑的屋梁上/他的遗嘱是一个永久的仇恨/挂在我们的心上”，而作为“射虎者的子孙”： 我纵然不能继承
他们那强大的膂力，
但有什么理由阻止着我
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
——那永远的仇恨？
20世纪40年代后期，袁水拍用马凡陀的笔名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政治讽刺诗近二百首，收录在《马凡陀的山歌》及其续集里，讽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其中《主人要辞职》一首，讽刺国民党官僚自称“人民公仆”的虚伪和滑稽，传诵一时。只是这种讽刺已经打上了特定的政治斗争的烙印，一些年以后读来，还不免读出喜剧效果：
我亲爱的公仆大人！
蒙你赐我主人翁的名称，
我感到了极大的惶恐，
同时也觉得你在寻开心。
明明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
你发命令，我来拼命，
倒说你是公仆，我是主人？
……
二
民粹主义在俄国获得命名，其特征是抬举底层民众，蔑视社会精英。俄国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到乡村去，发动农民反抗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农民，同化于农民，而不是教化农民。“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当今却是老爷们造反，为的是要做鞋匠。”（亨利·特罗亚：《神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27页）然而，列宁对民粹主义不以为然：“启蒙者满怀历史的乐观主义和蓬蓬勃勃的精神，而民粹派则悲观失望和垂头丧气，主张落后是俄国的幸福的理论。”（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P139）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般被认为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但民粹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的影响却更为深远。陈独秀1920年在上海五一劳动节大会的演讲中声称：“我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见于《独秀文存》，P300-301）李大钊号召：“在城里飘泊的青年朋友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青年们啊，速向农村去吧！”（李大钊：《青年与农村》，原载《晨报》，1919年2月20 23日）
此后，在中国的左翼力量一方，民粹主义思潮高涨，底层劳动者被拔高，被神化，成为道德典范、精神楷模。与之对应的，则是对知识分子的极力贬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看近一个世纪的中国诗歌，看中国诗歌中的民粹主义，线索就较为清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胡适的《人力车夫》表达着坐车者对于未成年的人力车夫的垂怜，在左翼文学史的论述中备受奚落。沈尹默《人力车夫》与之异曲同工，表现的也是人道主义的悲悯。而鲁迅的同一题材的《一件小事》则备受推崇。
雷峰塔下
一个锄地的老人
脱去了上身的棉衣
挂在一旁嫩桑的枝上。
他息着锄头，
举起头来看我。
哦，他那慈和的眼光，
他那健康的黄脸，
他那斑白的须髯，
他那筋脉隆起的金手。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声：“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
郭沫若1921年所作的这首《雷峰塔下（其一）》，载其诗集《女神》第三辑，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诗歌。杭州西湖，雷峰塔下，诗人遇到一位锄禾的老农，便想跪地叫爹，舔他脚丫子上面的黄泥。这农夫已不是一个随机偶遇的张三李四，而是因为其“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使我们得以享用“盘中餐”的农夫的代表。至于“舔脚”一节，则过于矫情了，而矫情似乎是民粹主义的通病。
但民粹主义思想在20世纪中国影响之深，还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果说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及各解放区作家的民粹主义言论和作品不足为奇，那么，在此之前，1941年12月，穆旦这位不曾到过延安，未曾经过思想改造，后来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他的一首题为《赞美》的诗，有着如此鲜明的民粹主义倾向，还是有点出人意料：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三
近代中国，由于国运衰微，外患频仍，直到日寇侵入本土，半壁山河沦陷，中国的思想界文艺界不得不屡次由启蒙转向救亡。中国的左翼诗歌也不得不经常兼顾救国，阶级斗争的主题与民族斗争的主题，不得不交织在一起。对于左翼诗歌来说，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其当然主题。但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左翼诗人也会为抵抗外敌、挽救民族危亡而歌。蒋光慈写于1925年的《哀中国》一诗，就以“民族恨”交织着“阶级仇”，表达着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军阀混战祸国殃民的双重痛恨： 满国中外邦的旗帜乱飞扬，
满国中外人的气焰好猖狂！
旅顺大连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
可是久已做了外国人的军港；
法国花园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
可是不准穿中服的人们游逛。
哎哟！中国人是奴隶啊！
为什么这般地自甘屈服？
为什么这般地萎靡颓唐？
满国中到处起烽烟，
满国中景象好凄惨！
恶魔的军阀只是互相攻打啊，
可怜小百姓的身家性命不值钱！
卑贱的政客只是图谋私利啊，
哪管什么葬送了这锦绣的河山？
朋友们，提起来我的心头寒，——
我的悲哀的中国啊！
你几时才跳出这黑暗之深渊？
1928年，郭沫若写了一首《我想起了陈涉吴广》：“我想起了几千年前的陈涉，/我想起了几千年前的吴广，/他们是农民暴动的前驱，/他们由农民出身，称过帝王。”农民起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斗争矛头当然是指向专制暴政，但由于现实的需要，诗的主题很快就双向展开：“他们受不过秦始皇的压迫，/在田间相约：‘富贵毋得相忘！’/那时候还有凶猛的外患，匈奴，/要攘夺秦朝的天下侵凌北方。”由古即今，诗的控诉便同时指向国内统治的残暴和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
农民生活为甚么惨到了这般模样？
朋友哟，这是我们中国出了无数的始皇！
还有那外来的帝国主义者的压迫
比秦时的匈奴还要有五百万倍的嚣张！
他们的炮舰政策在我们的头上跳梁，
他们的经济侵略吸尽了我们的血浆。
他们豢养的走狗：军阀、买办、地主、官僚，
这便是我们中国的无数新出的始皇。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强占东三省之后，左翼诗人也多有抗日救亡的诗篇，如田汉《义勇军进行曲》、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作为中国诗歌会中最为活跃多产的诗人，蒲风（1911-1942）的《我迎着风狂和雨暴》则是其抗战呐喊的代表作：
哦！我复投身于炎夏的烘炉，
我归来，我又复迎着风狂和雨暴！
如今，我带回了发动机的热和力，
我要把魔鬼当柴烧，我要配足马力哟；
我的力的总能，要像那五大海洋的怒潮！
我不问被残杀了多少东北同胞，
我要问热血的中国男儿还有多少？
四
早在现代白话诗草创之初，北京大学的一批新诗人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和钱玄同等，即创办《歌谣》周刊，热心于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参与其事并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周作人、胡适、顾颉刚、董作宾等。《歌谣》的编刊宗旨在于，发掘民间文学的宝藏，探寻中国新文学的源头，试图到民间歌谣里寻求新文学的精神底蕴、民族形式和创作资源，而与左翼诗歌无关。
中国第一个借用民间歌谣的形式，创作左翼诗歌以宣传革命的，是革命家彭湃。彭湃是广东海丰人，出身大地主家庭，留学日本，回国后，却全身心地从事农民运动，当众烧毁祖传田契，将农田分给农民，还自编民谣，鼓动阶级斗争，如《农民兄弟真凄凉》：
山歌一唱闹嚷嚷，农民兄弟真凄凉！
早晨食碗番薯粥，夜晚食碗番薯汤。
半饥半饱饿断肠，住间厝仔无有梁。
搭起两间草寮屋，七穿八漏透月光。
他还模拟当地童谣“隆隆隆，骑马去海丰”，以海丰方言写成一首《田仔骂田公》，鼓动田仔（佃户）起来与田公（地主）作斗争：
咚咚咚，田仔骂田公。
田仔耕田磨到死，田公着厝食白米。
做个的颠倒饿，懒个的颠倒好。
唔是命唔好，是你唔去想清楚。
农夫呀醒来，农夫呀勿憨。
田是公家个，你无分，我无分，
有去耕有好食，唔去耕无好食。
咚咚咚，田仔拍田公，
田公唔如死，田仔团结起，
团结起来闹革命，革命起来分田地。
你分田，我分地，
有田有地真欢喜，免食番薯食白米。
第一个主张模拟民间歌谣写诗的左翼诗歌组织是中国诗歌会。该会1933年创办的会刊《新诗歌》，其《发刊诗》这样写道：“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例如，《新诗歌》发表的这样一首模拟民间山歌的对歌，揭露阶级矛盾：
什么人天上笑嘻嘻？
什么人地下苦凄凄？
什么人种稻没得米？
什么人养蚕没得衣？
大军阀天上笑嘻嘻，
小百姓地下苦凄凄，
庄稼汉种稻没得米，
采桑娘子养蚕没得衣。
1943年，朱自清所撰《真诗》（见朱自清《新诗杂话》，上海：作家书屋，1947，P112-126）一文指出：胡适虽然一时兴到的介绍歌谣，可是并不认真的创作歌谣体的新诗。那些时搜集歌谣运动虽然甚嚣尘上，只是为了研究和欣赏，并非供给写作的范本。有人还指出白话诗的音调要不像歌谣，才是真的新诗。当时刘半农曾经仿作江阴船歌，俞平伯也曾仿作吴歌，但他们只是仿作歌谣，不是在作新诗。抗战以来，大家注意文艺的宣传，努力文艺的通俗化。尝试各种民间文艺的形式的多起来了。民间形式渐渐变为“民族形式”。老舍的《剑北篇》就是好例子。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成为主流的左翼诗歌，多模拟民歌，其中较为成功的，大概要数李季《王贵与李香香》、张志民《死不着》、阮章竞《漳河水》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9月，是以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写成的长达一千多行的叙事诗。叙述的是一对出身贫苦农家的恋人翻身闹革命的故事。故事从《崔二爷收租》开始：
公元一九三〇年，
有一件伤心事出在三边。
人人都说三边有三宝，
穷人多来富人少；
一眼望不尽的老黄沙，
那块地不属财主家？
一九二九年雨水少，
庄稼就像炭火烤。
瞎子摸黑路难上难，
穷汉就怕闹荒年。
模拟民间歌谣，最为经典的左翼诗歌大概要数方冰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不过它的主题重心，已由左翼诗歌的“阶级仇”，转向爱国主义诗歌的“民族恨”了。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