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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把“雄起”的口号带向全国足坛的球队，亲手把自己结束在农历狗年到来之际，连同12年来球迷的泪水与激情，一起埋葬
2006年1月27日，农历新年的小年夜，成都的天空一片肃杀，在四川省体育局单方面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局长朱玲断然宣布：四川冠城队将放弃中超资格。10天后，大连实德俱乐部副总经理刘建伟向全体教练球员宣读了解散决定。从这一天起，在中超联赛序列里，四川这个番号消失了。
这是继八一队之后，第二支以解散的方式放弃中超资格的球队，逼“死”它们的都是一个“钱”字。由于不能在1月28日这一中国足协规定的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冠城队选择一“死”了之，而逼“死”川足的只是一笔650万元的转让金，确切地说是由于四川方面提出的400万 250万元的分期付款方案不能为实德所接受。
650万元就能逼“死”四川足球?这看来很像是一个大玩笑。但球迷都知道川足这个孩子终归是要“死”的，沾上了实德系，只能让它“死”得更窝囊，“死”得毫无尊严。对这样的结局，人们的感情极其复杂，既为这个曾经的职业足球样板田、曾经的金牌球市的轰然坍塌唏嘘不已，又为实德系的寿终正寝而庆幸。可大家更担忧的是中国职业足球的明天。
川足曾经的花样年华
曾经在中国足球的实力版图上，以四川为代表的西部足球是一股弱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边缘势力。几十年来，偌大的西南不曾染指过任何全国性赛事的桂冠，也只诞生过余东风等屈指可数的国脚。这份底蕴与曾经叱咤中国足坛的南粤北辽比如已累计贡献了几百名国脚的大连市相比，简直有云泥之别。
1994年，穷则思变的中国足球闹起了职业化改革，这对四川足球仿佛忽如一夜春风来。借助于甲A扩军的天赐良机，四川队搭上了首届职业联赛的末班车：又靠着全兴酒厂的100万启动资金，完成了由体工大队翻牌为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蜕变：最后，被称为四川足球最大“袍哥”的余东风出山，当上了全兴队的主教练。
一切显得那么匆忙、草率，一如整个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若干年后，在全兴教练、主教练位置上几上几下的余东风，回忆起那段岁月还恍如做梦。而杨肇基——全兴酒厂厂长兼全兴俱乐部董事长，在反思介入足球8年的祸福得失时，也是百感交集。
杨算不上是一个球迷，与足球界也素无渊源，但他是一名有着较强市场意识的企业家。他敏锐地发现，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从高官巨贾到平头百姓，都在热烈地谈论着世界杯、奥运会，谈论着魏群、马明宇等川籍球星——对天生喜欢“耍”的四川人来说，1992年在成都进行的世界杯预选赛是一次极好的足球启蒙运动，圆溜溜的足球很好“耍”。杨肇基由此认定，对于他所经营的白酒这一快速日用消费品来说，足球是一个很好的广告载体。于是，当“足球省长”徐世群用半劝诱半指令的方式动员他出来搞足球时，杨肇基没有太多迟疑就应允了。
杨肇基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玩还真玩出了大动静。借助于职业化改革的神奇魔力，中国足球长期被压抑的能量爆发了，甲A迅速走红，而在地处足球“第三世界”的四川，更是火暴得不行。1994年4月17日，首届万宝路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在坐满4万余观众的成都市体育中心隆重揭幕，由升班马四川队对阵已十连冠的辽宁队，当值主裁判陆俊，巡边员龚建平、王燕春，中央电视台全程直播了这场比赛。
万宝路、央视，四川队、辽宁队，陆俊、龚建平，这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字符曾经撬动起中国足球的花样年华，现在却已经或将要淡出足球圈，带着某种怨愤，甚至带着某种原罪。
不过在12年前，伤感不属于甲A与川足无缘。每逢周末，蓉城总是万人空巷，全成都的老百姓都可以听到从位于城市心脏地带的成体中心传出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雄起”声。不论输赢，赛后，府城河一带的酒楼食肆总是人满为患，第二天的报纸则被一抢而光。
成都本来是一座高度生活化的消费城市，足球恰好成为那一时期最为时尚的娱乐工具，并成为成都人某种崇拜偶像心理的宣泄对象，就如现在的“超女”。君不见当时的四川婆娘都在传唱，“嫁人要嫁魏大侠，生子当生小姚夏”。
“雄起”声逐渐消散
成都城里的黄色狂飙(全兴队服为黄色)，连同那极为传神的“雄起”吼声很快就被复制到整个大西南，足球这项体育竞技运动在广袤的、向来不踢球的西部骤然成为一种全民性的风尚，或大众情人。从重庆到昆明再到西安，乃至绵阳、丽江、宝鸡等二线城市，一支支的职业足球队冒了出来，一座座的金牌球市诞生了，一时间，足球成了西部大开发的急先锋。笔者向来认为，西部足球的崛起当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有意思的是，西部足球大多是移民足球，又大多是烟酒足球。重庆队的基干是原武汉前卫队，云南队则收编于深圳金鹏队，作为大西南足球底蕴相对最好的四川队，大部分人马倒是正宗的川伢子，可是引领球队走向强队行列的还是黎兵、翟彪和高健斌等外乡人，以及米罗西、塔瓦雷斯和马麦罗等外援外教。
于是文化整合成了这些移民球队所要做的第一门功课。在这方面，四川队曾经做得很不错。巴西业余球员马麦罗成长为中国赛场上的最佳外援，贵州人黎兵更征服了所有人，从队友到领导，从球迷到媒体。此外，北京高佬翟彪在1995年“保卫成都”战役中立下了头功，后任四川省十运队主教练。
1999年是四川足球的一道分水岭，这一年，在外表很酷的克罗地亚教练米罗西的指挥下，全兴队接连击败了从来不曾战胜过的连沪两强，并取得了第三名这个史上最佳名次。全四川都沸腾了，一股为四川人民拿一座全国冠军的强烈呼声，瞬间从一种球迷躁动上升为政治任务。为此，性格温和理性的米罗西被“流氓教练”塔瓦雷斯取代，全兴俱乐部也从此走上了大肆烧钱的不归路。球员工资奖金标准直线飙升，在引进外援方面也屡出大手笔，据说当年净投入达5000万元之巨。
一年5000万元，对于像上海、山东的豪门俱乐部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一向小成本制作的川足绝对是件大事情。不过杨肇基坚持认为，以当时全兴酒在省内外市场的旺销情况来说，这个投入不是太大压力，何况全兴股票也要公开上市了，另外全兴还在准备推出更高档的白酒品牌。可问题出在，随着工资奖金的大幅度提高和身价很高的内外援的大量涌入，球队管理难度骤然上升。
四川足球本来是靠袍哥文化维系的，教练余东风和队长魏群就是最大的袍哥。没有人认为余东风水平很高，可是他在四川队、成都队，在教练、领队等位置上几上几下宛如不倒翁，靠的就是与队员关系铁，队员都支持他。但在外乡人持续大量地涌入后，余、魏地位下降，袍哥文化已难以维系，现代职业足球管理又谁都不懂，于是一向哥们义气的川足成了问题球队，最后发展到在更衣室里，上演了巴西教练塔瓦雷斯与队长魏群、主力门将高健斌之间拳头板凳飞舞的全武行。
2001年底，不堪其扰的杨肇基不顾各方面的全情挽留，决意退出足球圈。为了表示并非为钱所困，老杨把整支球队，连同其甲A壳资源，仅仅作价400万人民币就转让给了大连实德集团，还在次年3月斥资上千万办了一张全国性的体育报纸《21世纪体育报道》。
或许全兴真不是因为钱的问题退出，但四川足球却从此被资本所困、所玩弄。对川足来说，貌似财大气粗的实德并不是一个“富爸爸”，更不是救世主。在实德系中，改称为冠城的川足始终是二等公民，其教练球员的工资奖金都比照实德队标准降档执行，外援也是二流水准。此外，冠城还得承担为实德队夺冠保驾护航的重任，并收容遭惩罚的实德球员以及代培年轻球员。凡此种种，有人称那3年川足是被“殖民统治”的3年。
无独有偶，在四川足球岌岌可危时，西部足球的其他重镇昆明、西安也先后沦陷，重庆则气息奄奄。短短几年，在大西南，产业资本对于职业足球就完成了从蜂拥抢滩到仓皇出逃的大变脸。值得指出的是，介入西部足球的企业都是烟草商或者酒类公司，其营利模式与企业文化都带着某种暴戾的色彩，乃至原罪的因子。
或许正是这一因素，导致了西部足球如暴发户般崛起，又如暴发户般陨落。而同样处在严冬中的其他地方的中国足球，尚还能在节衣缩食中等待复苏的机会。
(作者为资深足球评论员)
2006年1月27日，农历新年的小年夜，成都的天空一片肃杀，在四川省体育局单方面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局长朱玲断然宣布：四川冠城队将放弃中超资格。10天后，大连实德俱乐部副总经理刘建伟向全体教练球员宣读了解散决定。从这一天起，在中超联赛序列里，四川这个番号消失了。
这是继八一队之后，第二支以解散的方式放弃中超资格的球队，逼“死”它们的都是一个“钱”字。由于不能在1月28日这一中国足协规定的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冠城队选择一“死”了之，而逼“死”川足的只是一笔650万元的转让金，确切地说是由于四川方面提出的400万 250万元的分期付款方案不能为实德所接受。
650万元就能逼“死”四川足球?这看来很像是一个大玩笑。但球迷都知道川足这个孩子终归是要“死”的，沾上了实德系，只能让它“死”得更窝囊，“死”得毫无尊严。对这样的结局，人们的感情极其复杂，既为这个曾经的职业足球样板田、曾经的金牌球市的轰然坍塌唏嘘不已，又为实德系的寿终正寝而庆幸。可大家更担忧的是中国职业足球的明天。
川足曾经的花样年华
曾经在中国足球的实力版图上，以四川为代表的西部足球是一股弱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边缘势力。几十年来，偌大的西南不曾染指过任何全国性赛事的桂冠，也只诞生过余东风等屈指可数的国脚。这份底蕴与曾经叱咤中国足坛的南粤北辽比如已累计贡献了几百名国脚的大连市相比，简直有云泥之别。
1994年，穷则思变的中国足球闹起了职业化改革，这对四川足球仿佛忽如一夜春风来。借助于甲A扩军的天赐良机，四川队搭上了首届职业联赛的末班车：又靠着全兴酒厂的100万启动资金，完成了由体工大队翻牌为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蜕变：最后，被称为四川足球最大“袍哥”的余东风出山，当上了全兴队的主教练。
一切显得那么匆忙、草率，一如整个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若干年后，在全兴教练、主教练位置上几上几下的余东风，回忆起那段岁月还恍如做梦。而杨肇基——全兴酒厂厂长兼全兴俱乐部董事长，在反思介入足球8年的祸福得失时，也是百感交集。
杨算不上是一个球迷，与足球界也素无渊源，但他是一名有着较强市场意识的企业家。他敏锐地发现，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从高官巨贾到平头百姓，都在热烈地谈论着世界杯、奥运会，谈论着魏群、马明宇等川籍球星——对天生喜欢“耍”的四川人来说，1992年在成都进行的世界杯预选赛是一次极好的足球启蒙运动，圆溜溜的足球很好“耍”。杨肇基由此认定，对于他所经营的白酒这一快速日用消费品来说，足球是一个很好的广告载体。于是，当“足球省长”徐世群用半劝诱半指令的方式动员他出来搞足球时，杨肇基没有太多迟疑就应允了。
杨肇基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玩还真玩出了大动静。借助于职业化改革的神奇魔力，中国足球长期被压抑的能量爆发了，甲A迅速走红，而在地处足球“第三世界”的四川，更是火暴得不行。1994年4月17日，首届万宝路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在坐满4万余观众的成都市体育中心隆重揭幕，由升班马四川队对阵已十连冠的辽宁队，当值主裁判陆俊，巡边员龚建平、王燕春，中央电视台全程直播了这场比赛。
万宝路、央视，四川队、辽宁队，陆俊、龚建平，这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字符曾经撬动起中国足球的花样年华，现在却已经或将要淡出足球圈，带着某种怨愤，甚至带着某种原罪。
不过在12年前，伤感不属于甲A与川足无缘。每逢周末，蓉城总是万人空巷，全成都的老百姓都可以听到从位于城市心脏地带的成体中心传出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雄起”声。不论输赢，赛后，府城河一带的酒楼食肆总是人满为患，第二天的报纸则被一抢而光。
成都本来是一座高度生活化的消费城市，足球恰好成为那一时期最为时尚的娱乐工具，并成为成都人某种崇拜偶像心理的宣泄对象，就如现在的“超女”。君不见当时的四川婆娘都在传唱，“嫁人要嫁魏大侠，生子当生小姚夏”。
“雄起”声逐渐消散
成都城里的黄色狂飙(全兴队服为黄色)，连同那极为传神的“雄起”吼声很快就被复制到整个大西南，足球这项体育竞技运动在广袤的、向来不踢球的西部骤然成为一种全民性的风尚，或大众情人。从重庆到昆明再到西安，乃至绵阳、丽江、宝鸡等二线城市，一支支的职业足球队冒了出来，一座座的金牌球市诞生了，一时间，足球成了西部大开发的急先锋。笔者向来认为，西部足球的崛起当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有意思的是，西部足球大多是移民足球，又大多是烟酒足球。重庆队的基干是原武汉前卫队，云南队则收编于深圳金鹏队，作为大西南足球底蕴相对最好的四川队，大部分人马倒是正宗的川伢子，可是引领球队走向强队行列的还是黎兵、翟彪和高健斌等外乡人，以及米罗西、塔瓦雷斯和马麦罗等外援外教。
于是文化整合成了这些移民球队所要做的第一门功课。在这方面，四川队曾经做得很不错。巴西业余球员马麦罗成长为中国赛场上的最佳外援，贵州人黎兵更征服了所有人，从队友到领导，从球迷到媒体。此外，北京高佬翟彪在1995年“保卫成都”战役中立下了头功，后任四川省十运队主教练。
1999年是四川足球的一道分水岭，这一年，在外表很酷的克罗地亚教练米罗西的指挥下，全兴队接连击败了从来不曾战胜过的连沪两强，并取得了第三名这个史上最佳名次。全四川都沸腾了，一股为四川人民拿一座全国冠军的强烈呼声，瞬间从一种球迷躁动上升为政治任务。为此，性格温和理性的米罗西被“流氓教练”塔瓦雷斯取代，全兴俱乐部也从此走上了大肆烧钱的不归路。球员工资奖金标准直线飙升，在引进外援方面也屡出大手笔，据说当年净投入达5000万元之巨。
一年5000万元，对于像上海、山东的豪门俱乐部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一向小成本制作的川足绝对是件大事情。不过杨肇基坚持认为，以当时全兴酒在省内外市场的旺销情况来说，这个投入不是太大压力，何况全兴股票也要公开上市了，另外全兴还在准备推出更高档的白酒品牌。可问题出在，随着工资奖金的大幅度提高和身价很高的内外援的大量涌入，球队管理难度骤然上升。
四川足球本来是靠袍哥文化维系的，教练余东风和队长魏群就是最大的袍哥。没有人认为余东风水平很高，可是他在四川队、成都队，在教练、领队等位置上几上几下宛如不倒翁，靠的就是与队员关系铁，队员都支持他。但在外乡人持续大量地涌入后，余、魏地位下降，袍哥文化已难以维系，现代职业足球管理又谁都不懂，于是一向哥们义气的川足成了问题球队，最后发展到在更衣室里，上演了巴西教练塔瓦雷斯与队长魏群、主力门将高健斌之间拳头板凳飞舞的全武行。
2001年底，不堪其扰的杨肇基不顾各方面的全情挽留，决意退出足球圈。为了表示并非为钱所困，老杨把整支球队，连同其甲A壳资源，仅仅作价400万人民币就转让给了大连实德集团，还在次年3月斥资上千万办了一张全国性的体育报纸《21世纪体育报道》。
或许全兴真不是因为钱的问题退出，但四川足球却从此被资本所困、所玩弄。对川足来说，貌似财大气粗的实德并不是一个“富爸爸”，更不是救世主。在实德系中，改称为冠城的川足始终是二等公民，其教练球员的工资奖金都比照实德队标准降档执行，外援也是二流水准。此外，冠城还得承担为实德队夺冠保驾护航的重任，并收容遭惩罚的实德球员以及代培年轻球员。凡此种种，有人称那3年川足是被“殖民统治”的3年。
无独有偶，在四川足球岌岌可危时，西部足球的其他重镇昆明、西安也先后沦陷，重庆则气息奄奄。短短几年，在大西南，产业资本对于职业足球就完成了从蜂拥抢滩到仓皇出逃的大变脸。值得指出的是，介入西部足球的企业都是烟草商或者酒类公司，其营利模式与企业文化都带着某种暴戾的色彩，乃至原罪的因子。
或许正是这一因素，导致了西部足球如暴发户般崛起，又如暴发户般陨落。而同样处在严冬中的其他地方的中国足球，尚还能在节衣缩食中等待复苏的机会。
(作者为资深足球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