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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收集、保管、利用是档案馆的基本职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利用最能体现档案馆的文化事业机构性质。近年来采用文献研究方式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比例越来越高，进行文献研究就要大量利用档案资料，但事实是学术研究利用在档案馆档案利用总量中数量是最少的。本文从分析“专家学者不(少)来档案馆”现象入手，对档案馆工作有关问题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档案馆工作 档案利用 学术研究文献研究
1 利用档案进行文献研究的几个例子
1.1 新华社记者王军1991年参加工作后，历时10年，深入北京市档案馆、全国政协档案处、清华大学资料室、北京图书馆，收集、查阅、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档案史料，并采访50余位当事人，完成了《城记》一书。作者用档案和口述史料说话，揭开了一个城市被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北京市二环路是在拆除北京古城墙的废墟上建设的)。《城记》以50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争论为主线，记述了北京城的变迁史。《城记》2003年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不久就登上了三联书店的销售排行榜，并被《文汇读书周报》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年度图书”。
1.2 1995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广东青年作家陆键东撰写的一本书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全书30万字，记述了这位蜚声中外的重量级国学大师，建国后至1969年去世，20年来任中山大学教授期间的生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全书531页，引文的标注达524处，其中标明所引材料出自“中山大学档案馆”的标注49处，标明所引材料出自“广东省档案馆”的标注52处。有些标注中虽然未出现“档案馆”字样，但所用材料显系出自“中山大学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为83处，出自“广东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为11处。此外标明引自“复旦大学档案”与“广州文化局档案”的各1处，还有将档案、资料原件直接影印在书上的地方8处。以上所用材料与档案馆藏直接相关的地方共205处。在书后所列“主要参考书目”中开列有“广东省档案馆有关档案”、“中山大学档案馆有关档案”、“北京大学有关档案”、“复旦大学有关档案”。
1.3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进出版了由英国学者弗兰克，韦尔什撰写的《香港史》一书。由于档案馆往往更加优先对国外学者开放，韦尔什比国内学者更便利地利用了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其中不少档案此前从未被使用过。《香港史》比较系统、全面地叙述了1838年到1990年间的香港发展历史，长达72万字。该书责任编辑曲建文说，为撰写此书，作者除参考数百种相关著述外，还遍访英、法、美等国的档案馆。
2 文献研究的分类
上文提到的研究人员根据需要查阅档案资料进行著书立说的活动，实际上还是一种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社会学者根据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所用文献类型的不同，将文献研究分为内容分析、二次分析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
2.1 内容分析是一种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除了信息本身的内容外，内容分析还被用来研究信息发出者的动机，以及信息传播的效果或影响。日记、回忆录和自传、信件、书籍、杂志、报纸、诗歌、绘画、电视节目、照片、广告等各种书面材料、宣传品和艺术品都是内容分析的对象，根据近年各地档案资源建设和丰富档案馆藏的实践，这些在综合档案馆都能查到。
2.2 二次分析指的是对那些由其他人原先为别的目的收集和分析过的资料所进行的新的分析。这种新的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用来分析新的、不同的问题：二是用新的方法和技术去分析别人的资料，即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处理同一种资料，看是否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原来的和新修订的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对二次分析所用的原始调查数据资料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普查工作档案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原始普查登记表的归档范围、要求和保管期限，在普查开始时，由国家普查领导机构与国家统计局、国家档案局协商作出具体规定，由各级普查机构组织实施。”目前，这些原始调查数据资料大多仍保存在研究人员个人手里，或者调查组织机构和一些研究机构(如某些高校、研究所等)内，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很少有保存的。
2，3 现存统计资料分析与二次分析有一个很相似的方面，这就是它们所用的资料都是别人已收集好的，只是二次分析所用的是原始数据资料，现存统计资料分析则是利用那些以频数、百分比等统计形式出现的聚集资料。目前我国最有价值的统计资料是由国家统计局编辑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他常用的还有《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分支统计资料，以及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农业普查资料汇编等。这些统计资料在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都有保存，但统计部门、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和一些大的研究机构也都有保存。
3“专家不来档案馆”引发的思考
《全国档案事业统计年报制度》将利用档案的目的分为编史修志、工作查考、学术研究、经济建设和其他五类(2006年修订后增加了宣传教育类)。按理说为学术研究提供利用最能体现档案馆的文化事业机构性质，但根据有关调查，这种利用在利用总量中数量是最少的。新乡市档案馆(一库)1990至2002年13年间，共接待学术利用30人次。提供档案105卷次，学术利用人次占总人次的0.5％，利用卷次占总卷次的0.4％。其中，1994年、1998年、1999年三年学术利用为零。南阳市唐河县档案馆1985至2004年20年间，学术研究利用档案1993卷次，占档案利用总卷次的5.89％。其中，1985、1989、1992、1994年四年学术利用为零。该调查未披露利用人次按利用目的的分类统计，根据该馆人均利用卷次4.4(利用卷次／利用人次)计算，20年间约有450人次因学术研究来档案馆查阅档案，平均每年22.5人次，这已经是很高的数字了。从全国范围看，1987至2003年17年间，为“学术研究”而提供服务的平均比重是2.8％，而且各年之间相差不大。实践中，大家可能都有体会，如果除去档案局馆的同志因写论文到档案馆查阅有关材料外，外单位外系统因学术研究来查档案的人是很少的。
现在的问题，一方面采用文献研究方式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比例越来越高，而要进行文献研究就要大量利用档案资料：另一方面因学术研究来档案馆查阅档案的人次很低，应该说，专家学者很少来档案馆。甚至不来档案馆是个客观事实。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呢?从文献研究的角度来探讨和分析这个问题，或许会对我们进一步做好档案工作，特别是档案馆工作有所借鉴。
3.1 馆藏档案特不特。特，简单地说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它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档案系统，档案馆要代表某个城市或地区。我国有各级各类 档案馆3816个，其中国家综合档案馆3046个。(http://www.saac.gov.cn/dags/txt/2005-05/28/content_78877，htm)如果馆藏档案内容都基本雷同，即使研究者要去档案馆查找档案，又怎么能正好找到你那个馆呢?所以说，加强档案馆特色建设，就要在完成国家档案局的规定动作外，还要有自己自选动作。应该说，这一点我们各级档案馆正在做，而且做得卓有成效。二是在一个城市或地区，档案馆要代表档案系统。在一个城市或地区，除了综合档案馆之外，还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等，此外还有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包括党史、方志等部门)。因为种种原因，上述机构内也或多或少保存有珍贵档案文献。比如2007年6月荣登《世界记忆名录》，中国迄今为止获得的第五项世界记忆遗产项目——清代样式雷图档，就主要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也有收藏)。2003年，样式雷图档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并获通过也是由国家图书馆组织的。、在建的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馆藏特色资源库的建设。包括：甲骨资源库、金石拓片资源库、敦煌资源库、地方志资源库、图书馆学资源库、中国国情资源库、中国博士论文资源库、中国学资源库、中文互联网信息资源库，“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档案的身影”!如果不注意这一点，我们的地方特色档案的作用将依然是装潢门面和供领导参观检查。
3.2馆藏档案全不全。全，也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档案馆的馆藏能否全面反映一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综合档案馆不综合，说明在这一方面我们档案馆有欠缺：二是档案馆的馆藏能否反映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一点我们的差距可能更大。举两个例子：20世纪末。“北水史料”(广东省顺德市杏坛镇北水村1956至1984年间形成的会计档案和文书档案，共32麻袋)作为广东省唯一完整保存的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基层史料，在学术界引起极大轰动。(http://www.southcn.com/news/gdnews/nanvuedadi/200207080967.htm)1948至2005年，河北省临漳县东营村保存完好的村账上各种记录大概有35万笔，通过这个“麻雀”能看到整个中国农村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但试想，如果全国1/10、1/100，即使是1/1000的村都将其档案不加挑选全部保存下来，其价值还会有这么高，还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吗?显然不会，正是因为稀缺其价值才会增值。从理论上讲，全部保存似无必要：从实践来看，全部保存也不大可能。以全国人口普查为例，据了解，第三、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原始入户调查(登记)表全部由省级统计行政管理部门集中统一保管，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则由省辖市负责保管(现在大部分已经审批予以销毁)，其原因就是太多了没地方(主要的还是主观上认为没必要)保存。全面保存理论上讲似无必要，实践上看不大可能，那么应该保存到什么程度呢?借用一位档案学者的话：在无法预测到未来学术研究人员的利用需求前提下，选择有代表性的档案全部保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挑选全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每一方面的有代表性的档案：另一方面是挑选有代表性的“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某一方面，可以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单位、一个事件、一个人等，将其形成的全部档案全部挑选出来保存，以适应未来学术研究人员的各种利用需求。事实上，我们只有这样做，也只能这样做，才能相对来说挑选出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社会记忆”，来满足未来学术研究人员的不同利用需求，同时也可以满足未来社会各界的各种利用需求。
3.3 档案利用方便不方便。先来看一则报道：学者沈志华为研究中国和前苏联问题收集资料，曾和夫人李丹慧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各省区走了一圈，去了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重要市县档案馆，收获颇丰，可碰上的头疼事也不少。在某省，他们夫妇专门住在档案馆对面的宾馆，人家上班他们上班，人家下班他们下班，周末还要给档案馆工作人员付加班费。忙了10天，复印了几千页，却因为差了一份人情，不许他们带走复印的资料。电话从省外办一直打到外交部，尽管有《档案法》，尽管外交部说既然是开放档案按规则办就是了，那也不行，就是不让带走。有的地方情况更糟，连大门都不让进。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沈志华和其他中国学者不止一次地被人问起：你们的论文为什么很少用自己国家的档案?你研究中苏关系，为什么只有苏联的档案没有中国的档案?在档案馆遭遇冰冷面孔和警惕眼神的，绝不止沈志华一人。中央党校韩刚教授说。我们对待档案，仍是保管高于利用：而美国人的想法是，到我这里看的人越多，用我档案的人越多，我的档案价值就越高。所以，在美国很多档案馆，学者去查资料，不仅不要钱，还可以申请档案馆设立的研究基金。
这则报道可能是个案，而且是几年前的事了。随着近年来拓展档案馆社会服务功能的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各级档案馆的利用环境应该说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与社会的需求相比，与其他文化事业机构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明显的。且不说档案的开放力度不够限制了档案的利用，大多数档案馆仍坐落在党委政府的深宅大院之内，档案馆的作息时间还是党政机关式的节假日照常休息，档案接待利用人员的素质还不适应学术研究利用档案的需要，档案检索的途径单一等，都说明现阶段利用档案还是不太方便。
3.4 谁来施加第一把力。档案的价值具有共享性：档案作用的主要方面是从行政作用逐渐转向科学作用：但档案没有被利用者利用时，它的价值是潜在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档案被利用者有效利用产生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它的潜在价值才能转化为现实价值。档案价值实现的外部条件指的是社会因素，它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条件及社会档案意识：档案价值实现的内部条件主要是指档案管理水平与档案管理条件。但档案价值实现的人的因素是什么?是档案的形成者，档案的保管者，还是一般的档案利用者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为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施加第一把力的应该是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
苏州市档案馆的同志说，假设当年(1981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章开沅先生不到苏州档案馆，那么商会研究的历史也许会改写，章开沅和他的弟子们也许会在其他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但绝不是商会研究方面。(笔者也假设一下，假设当年章开沅先生不到苏州市档案馆，那么苏州商会档案也许还躺在档案馆的特藏室里睡大觉呢。)但正因为有了章先生的一次造访，从此苏州商会档案犹如一座宝藏，吸引中外专家学者纷纷前来“淘金”，商会研究也成了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而章先生的弟子马鸣、朱英等也在商会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史学界的后起之秀，马鸣成为华中师大的校长，朱英成为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而苏州市档案馆也因商会档案而名扬海内外，苏州商会档案晚清部分也早于2003年3月被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在这篇通讯中，笔者还注意到当年章开沅先生来苏州市档案馆是为撰写《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论文查找资料，是谙熟苏州地方历史档案的叶万忠先生主动向他详细讲述馆藏商会档案的。从这篇通讯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虽然为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施加第一把力的是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但如果没有谙熟档案馆藏的(档案馆)专业研究人员的主动参与，按现有的档案馆检索手段和管理制度，即使档案馆再藏着宝贝也不可能发挥作用。
(作者单位：焦作市档案局)
关键词：档案馆工作 档案利用 学术研究文献研究
1 利用档案进行文献研究的几个例子
1.1 新华社记者王军1991年参加工作后，历时10年，深入北京市档案馆、全国政协档案处、清华大学资料室、北京图书馆，收集、查阅、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档案史料，并采访50余位当事人，完成了《城记》一书。作者用档案和口述史料说话，揭开了一个城市被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北京市二环路是在拆除北京古城墙的废墟上建设的)。《城记》以50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争论为主线，记述了北京城的变迁史。《城记》2003年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不久就登上了三联书店的销售排行榜，并被《文汇读书周报》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年度图书”。
1.2 1995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广东青年作家陆键东撰写的一本书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全书30万字，记述了这位蜚声中外的重量级国学大师，建国后至1969年去世，20年来任中山大学教授期间的生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全书531页，引文的标注达524处，其中标明所引材料出自“中山大学档案馆”的标注49处，标明所引材料出自“广东省档案馆”的标注52处。有些标注中虽然未出现“档案馆”字样，但所用材料显系出自“中山大学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为83处，出自“广东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为11处。此外标明引自“复旦大学档案”与“广州文化局档案”的各1处，还有将档案、资料原件直接影印在书上的地方8处。以上所用材料与档案馆藏直接相关的地方共205处。在书后所列“主要参考书目”中开列有“广东省档案馆有关档案”、“中山大学档案馆有关档案”、“北京大学有关档案”、“复旦大学有关档案”。
1.3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进出版了由英国学者弗兰克，韦尔什撰写的《香港史》一书。由于档案馆往往更加优先对国外学者开放，韦尔什比国内学者更便利地利用了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其中不少档案此前从未被使用过。《香港史》比较系统、全面地叙述了1838年到1990年间的香港发展历史，长达72万字。该书责任编辑曲建文说，为撰写此书，作者除参考数百种相关著述外，还遍访英、法、美等国的档案馆。
2 文献研究的分类
上文提到的研究人员根据需要查阅档案资料进行著书立说的活动，实际上还是一种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社会学者根据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所用文献类型的不同，将文献研究分为内容分析、二次分析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
2.1 内容分析是一种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除了信息本身的内容外，内容分析还被用来研究信息发出者的动机，以及信息传播的效果或影响。日记、回忆录和自传、信件、书籍、杂志、报纸、诗歌、绘画、电视节目、照片、广告等各种书面材料、宣传品和艺术品都是内容分析的对象，根据近年各地档案资源建设和丰富档案馆藏的实践，这些在综合档案馆都能查到。
2.2 二次分析指的是对那些由其他人原先为别的目的收集和分析过的资料所进行的新的分析。这种新的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用来分析新的、不同的问题：二是用新的方法和技术去分析别人的资料，即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处理同一种资料，看是否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原来的和新修订的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对二次分析所用的原始调查数据资料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普查工作档案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原始普查登记表的归档范围、要求和保管期限，在普查开始时，由国家普查领导机构与国家统计局、国家档案局协商作出具体规定，由各级普查机构组织实施。”目前，这些原始调查数据资料大多仍保存在研究人员个人手里，或者调查组织机构和一些研究机构(如某些高校、研究所等)内，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很少有保存的。
2，3 现存统计资料分析与二次分析有一个很相似的方面，这就是它们所用的资料都是别人已收集好的，只是二次分析所用的是原始数据资料，现存统计资料分析则是利用那些以频数、百分比等统计形式出现的聚集资料。目前我国最有价值的统计资料是由国家统计局编辑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他常用的还有《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分支统计资料，以及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农业普查资料汇编等。这些统计资料在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都有保存，但统计部门、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和一些大的研究机构也都有保存。
3“专家不来档案馆”引发的思考
《全国档案事业统计年报制度》将利用档案的目的分为编史修志、工作查考、学术研究、经济建设和其他五类(2006年修订后增加了宣传教育类)。按理说为学术研究提供利用最能体现档案馆的文化事业机构性质，但根据有关调查，这种利用在利用总量中数量是最少的。新乡市档案馆(一库)1990至2002年13年间，共接待学术利用30人次。提供档案105卷次，学术利用人次占总人次的0.5％，利用卷次占总卷次的0.4％。其中，1994年、1998年、1999年三年学术利用为零。南阳市唐河县档案馆1985至2004年20年间，学术研究利用档案1993卷次，占档案利用总卷次的5.89％。其中，1985、1989、1992、1994年四年学术利用为零。该调查未披露利用人次按利用目的的分类统计，根据该馆人均利用卷次4.4(利用卷次／利用人次)计算，20年间约有450人次因学术研究来档案馆查阅档案，平均每年22.5人次，这已经是很高的数字了。从全国范围看，1987至2003年17年间，为“学术研究”而提供服务的平均比重是2.8％，而且各年之间相差不大。实践中，大家可能都有体会，如果除去档案局馆的同志因写论文到档案馆查阅有关材料外，外单位外系统因学术研究来查档案的人是很少的。
现在的问题，一方面采用文献研究方式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比例越来越高，而要进行文献研究就要大量利用档案资料：另一方面因学术研究来档案馆查阅档案的人次很低，应该说，专家学者很少来档案馆。甚至不来档案馆是个客观事实。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呢?从文献研究的角度来探讨和分析这个问题，或许会对我们进一步做好档案工作，特别是档案馆工作有所借鉴。
3.1 馆藏档案特不特。特，简单地说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它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档案系统，档案馆要代表某个城市或地区。我国有各级各类 档案馆3816个，其中国家综合档案馆3046个。(http://www.saac.gov.cn/dags/txt/2005-05/28/content_78877，htm)如果馆藏档案内容都基本雷同，即使研究者要去档案馆查找档案，又怎么能正好找到你那个馆呢?所以说，加强档案馆特色建设，就要在完成国家档案局的规定动作外，还要有自己自选动作。应该说，这一点我们各级档案馆正在做，而且做得卓有成效。二是在一个城市或地区，档案馆要代表档案系统。在一个城市或地区，除了综合档案馆之外，还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等，此外还有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包括党史、方志等部门)。因为种种原因，上述机构内也或多或少保存有珍贵档案文献。比如2007年6月荣登《世界记忆名录》，中国迄今为止获得的第五项世界记忆遗产项目——清代样式雷图档，就主要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也有收藏)。2003年，样式雷图档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并获通过也是由国家图书馆组织的。、在建的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馆藏特色资源库的建设。包括：甲骨资源库、金石拓片资源库、敦煌资源库、地方志资源库、图书馆学资源库、中国国情资源库、中国博士论文资源库、中国学资源库、中文互联网信息资源库，“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档案的身影”!如果不注意这一点，我们的地方特色档案的作用将依然是装潢门面和供领导参观检查。
3.2馆藏档案全不全。全，也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档案馆的馆藏能否全面反映一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综合档案馆不综合，说明在这一方面我们档案馆有欠缺：二是档案馆的馆藏能否反映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一点我们的差距可能更大。举两个例子：20世纪末。“北水史料”(广东省顺德市杏坛镇北水村1956至1984年间形成的会计档案和文书档案，共32麻袋)作为广东省唯一完整保存的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基层史料，在学术界引起极大轰动。(http://www.southcn.com/news/gdnews/nanvuedadi/200207080967.htm)1948至2005年，河北省临漳县东营村保存完好的村账上各种记录大概有35万笔，通过这个“麻雀”能看到整个中国农村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但试想，如果全国1/10、1/100，即使是1/1000的村都将其档案不加挑选全部保存下来，其价值还会有这么高，还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吗?显然不会，正是因为稀缺其价值才会增值。从理论上讲，全部保存似无必要：从实践来看，全部保存也不大可能。以全国人口普查为例，据了解，第三、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原始入户调查(登记)表全部由省级统计行政管理部门集中统一保管，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则由省辖市负责保管(现在大部分已经审批予以销毁)，其原因就是太多了没地方(主要的还是主观上认为没必要)保存。全面保存理论上讲似无必要，实践上看不大可能，那么应该保存到什么程度呢?借用一位档案学者的话：在无法预测到未来学术研究人员的利用需求前提下，选择有代表性的档案全部保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挑选全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每一方面的有代表性的档案：另一方面是挑选有代表性的“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某一方面，可以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单位、一个事件、一个人等，将其形成的全部档案全部挑选出来保存，以适应未来学术研究人员的各种利用需求。事实上，我们只有这样做，也只能这样做，才能相对来说挑选出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社会记忆”，来满足未来学术研究人员的不同利用需求，同时也可以满足未来社会各界的各种利用需求。
3.3 档案利用方便不方便。先来看一则报道：学者沈志华为研究中国和前苏联问题收集资料，曾和夫人李丹慧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各省区走了一圈，去了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重要市县档案馆，收获颇丰，可碰上的头疼事也不少。在某省，他们夫妇专门住在档案馆对面的宾馆，人家上班他们上班，人家下班他们下班，周末还要给档案馆工作人员付加班费。忙了10天，复印了几千页，却因为差了一份人情，不许他们带走复印的资料。电话从省外办一直打到外交部，尽管有《档案法》，尽管外交部说既然是开放档案按规则办就是了，那也不行，就是不让带走。有的地方情况更糟，连大门都不让进。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沈志华和其他中国学者不止一次地被人问起：你们的论文为什么很少用自己国家的档案?你研究中苏关系，为什么只有苏联的档案没有中国的档案?在档案馆遭遇冰冷面孔和警惕眼神的，绝不止沈志华一人。中央党校韩刚教授说。我们对待档案，仍是保管高于利用：而美国人的想法是，到我这里看的人越多，用我档案的人越多，我的档案价值就越高。所以，在美国很多档案馆，学者去查资料，不仅不要钱，还可以申请档案馆设立的研究基金。
这则报道可能是个案，而且是几年前的事了。随着近年来拓展档案馆社会服务功能的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各级档案馆的利用环境应该说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与社会的需求相比，与其他文化事业机构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明显的。且不说档案的开放力度不够限制了档案的利用，大多数档案馆仍坐落在党委政府的深宅大院之内，档案馆的作息时间还是党政机关式的节假日照常休息，档案接待利用人员的素质还不适应学术研究利用档案的需要，档案检索的途径单一等，都说明现阶段利用档案还是不太方便。
3.4 谁来施加第一把力。档案的价值具有共享性：档案作用的主要方面是从行政作用逐渐转向科学作用：但档案没有被利用者利用时，它的价值是潜在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档案被利用者有效利用产生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它的潜在价值才能转化为现实价值。档案价值实现的外部条件指的是社会因素，它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条件及社会档案意识：档案价值实现的内部条件主要是指档案管理水平与档案管理条件。但档案价值实现的人的因素是什么?是档案的形成者，档案的保管者，还是一般的档案利用者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为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施加第一把力的应该是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
苏州市档案馆的同志说，假设当年(1981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章开沅先生不到苏州档案馆，那么商会研究的历史也许会改写，章开沅和他的弟子们也许会在其他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但绝不是商会研究方面。(笔者也假设一下，假设当年章开沅先生不到苏州市档案馆，那么苏州商会档案也许还躺在档案馆的特藏室里睡大觉呢。)但正因为有了章先生的一次造访，从此苏州商会档案犹如一座宝藏，吸引中外专家学者纷纷前来“淘金”，商会研究也成了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而章先生的弟子马鸣、朱英等也在商会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史学界的后起之秀，马鸣成为华中师大的校长，朱英成为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而苏州市档案馆也因商会档案而名扬海内外，苏州商会档案晚清部分也早于2003年3月被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在这篇通讯中，笔者还注意到当年章开沅先生来苏州市档案馆是为撰写《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论文查找资料，是谙熟苏州地方历史档案的叶万忠先生主动向他详细讲述馆藏商会档案的。从这篇通讯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虽然为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施加第一把力的是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但如果没有谙熟档案馆藏的(档案馆)专业研究人员的主动参与，按现有的档案馆检索手段和管理制度，即使档案馆再藏着宝贝也不可能发挥作用。
(作者单位：焦作市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