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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困长安，麻鞋见天子
天宝六载（747）前夕，杜甫入长安，准备参加制举考试。
天宝六载的这场由李林甫主持的制举考试，是开天盛世的“大笑话”，也预示着盛世的落幕。不学无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担任宰相后，嫉贤妒能，迫害正直的官员。玄宗要设制科，李林甫无法阻挡，但他做手脚令无人上榜，并上表恭维玄宗说，无人上榜表明“野无遗贤”。杜甫、元结等都是这次政治闹剧的犧牲品。
干谒不顺、生活艰难是杜甫在长安十载困境的主旋律。在这样的境况下，杜甫仍在不懈地为了求仕而努力。他未再参加常科、制科，而是采用了向玄宗献赋的方法。天宝十载（751）元月，玄宗连续三天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这次献赋引起玄宗的注意。宰相出题，令杜甫在集贤院写文章，“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按照唐代守选三年的规定，即使玄宗非常满意，也很难立即授官。此次献赋结果亦如是，考察后判定名实相副，便“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杜甫只能等待。
其后，杜甫再献《雕赋》。在《进〈雕赋〉表》中写到“惟臣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明主哀怜之。”其声哀哀。
天宝十二载（753），李林甫终于亡故，政局却没有清明，杨国忠继续为非作歹。但杜甫仍满怀希望，次年上《进封西岳赋》，请封西岳华山。也许是一次次献赋的促动，也许是轮到了机会，天宝十四载（755），杜甫终于被授官为管理兵甲器杖、从八品下的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上任后不久，杜甫前往奉先（今陕西蒲城）去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儿。一路上，他虽然感受到大厦将倾、风雨欲来的社会激烈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回家看到了小儿被饿死的惨状，“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仍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但仍不想放弃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
然而，命运仿佛总是要戏弄杜甫。就在当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攻下潼关，十三日，玄宗一行人仓皇出逃。杜甫携家眷逃亡时，听说太子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继位，便将家人匆匆安置于鄜州（今陕北富县）姜村，自己只身去投奔肃宗。
路上杜甫被叛兵捕获，所幸未发现其官员身份，只是将其押解回长安，而没有被抓去东都。在长安时，杜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目睹了京城生灵涂炭的惨状，写下《哀江头》《哀王孙》《春望》等“诗史”，咏黍离之悲。当听到房琯兵败陈陶时，哭出“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的哀音。寂静无人深夜时，又不免对妻儿的思念，“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至德二载（757）二月，肃宗返回到凤翔（今陕西凤翔），“长安人闻车驾至，从贼中自拔而来者日夜不绝”。杜甫也于四月从长安金光门逃出，结束了长达八个月的西京之困，一路潜行至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
华州弃官，客居蜀地
杜甫一路亡命奔逃至凤翔投奔肃宗，肃宗见了相当感动，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授予杜甫八品的左拾遗。天宝十四载至次年，杜甫在东宫担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虽是闲职，但也随太子每日上朝，经常出现在太子身边。杜甫的才华不凡，太子自然有所了解。
可惜这种君臣间的旧谊很快瓦解。授官当月，杜甫为房琯说情。前一年十月，房琯在咸阳的陈陶、青坂被叛兵大败，全军覆没。兵败与房琯的军事能力有关，也与监军宦官的乱指挥分不开。杜甫听说兵败后作了《悲陈陶》《悲青坂》。玄宗出逃时，房琯半路追上，跟随玄宗入蜀。听说肃宗灵武继位，玄宗要派人去正式禅让，房琯自告奋勇。房琯传太上皇圣旨后，便留在肃宗身边。陈陶斜之战是房琯主动请缨挂帅。兵败后，房琯肉坦谢罪。
肃宗要处置房琯，并非单纯因为兵败之故。真正让肃宗对房琯心生厌恶的是贺兰进明拜谒肃宗时，指出房琯参与了玄宗制定的让诸皇子分领各道的计划，“此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玄宗安排好的四路皇子中，只有永王出兵，于至德元载（756）十二月起兵，并于次年二月被镇压（李白受此牵连下狱）。永王的出兵让肃宗切实感受到了来自太上皇的威胁。从三月起，肃宗陆续罢免了从玄宗那边过来的辅臣。房琯于五月被罢官，理由是他的门客、琴师董庭兰贪赃涉政。
杜甫最初显然没有领悟到肃宗的这些深意，他以董庭兰的错误为“细罪，不宜免大臣”为由，进谏劝阻肃宗对房琯的处理。可能是受到儒家“杀身成仁”思想的影响，杜甫进谏的方式比较激烈，他欣赏汉代朱云的折槛进谏的忠心和坚持，“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因此在数人为房琯说情时，唯独他被肃宗迁怒，要予以刑罚。幸好新任宰相张镐等人为其美言，且彼时朝中无人，据范文澜先生统计在朝官员不足30人，杜甫才被肃宗放过，免于受罚，但肃宗自此对杜甫有意疏远。
几个月后，肃宗下墨敕令杜甫返姜村探家。杜甫回家省亲，作《北征》。九月，长安收复。十月，肃宗返回长安。十一月，杜甫携家眷回长安左拾遗任上。十二月，玄宗返回长安。
杜甫回到长安后，过了几个月难得的安定生活。尽管已知皇帝下令让他回去探望家人的深层原因，但杜甫对圣上、国家的责任心未断。回到长安后，面对暂时的祥和，杜甫对涌动的政治暗流未有足够察觉。这几个月，杜甫写了一些颂圣的诗句，吟咏自己得体勤勉的士大夫生活。可是肃宗的重视不再，疏远仍在持续，杜甫也感到无奈，“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随着玄宗回朝，肃宗对玄宗及其旧臣的防范更强；再加上皇后张良娣、宰相李辅国对旧党的打击，使得一批老臣都被肃宗清除，连贾至这样亲笔为玄宗拟禅让诏书的功臣也受到贬斥。贾至、严武等人被归为“房党”，与房琯一同受到处分。杜甫也难逃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调任七品下的华州司功参军。官阶、俸禄虽有提升，但远离朝廷，不能再参与重要的政务，新的职务负责的是地方的官吏考课、祭祀、道佛、学校、医药等各种杂事。 此时，受杜甫等人举荐的岑参升为六品上的起居舍人，所以杜甫在离开长安前赠诗岑参说，“君随丞相后，我往日华东”。无论怎样无奈，杜甫还是离开了长安，并自此永无归日。
年底，杜甫从华州回东都探亲。乾元二年（759）春才从洛阳奔赴华州。三月三日，由于没有统帅，六十万官兵在邺城外大溃败。杜甫就是在这番战乱中经新安、石壕、潼关回华州，写下《三吏》《三别》，字字泣血。
华州条件艰苦，苍蝇、蝎子不断，公簿多而且急，上司对杜甫也不够尊重，杜甫感到非常不适，“束带发狂欲大叫”，又加上旱灾爆发，“关辅大饥，生事艰难”，更有对肃宗和朝廷的一再失望，是年七月，杜甫弃官，带领家人“依人远游”，去往秦州（今甘肃天水）。
秦州气候日渐寒冷，衣食无着，杜甫的疟疾又发作，苦不堪言。勉强维持两个多月后，十月前往同谷（甘肃成县）。同谷的生活更加艰辛，衣衫单薄，靠雪地里捡拾橡子，挖黄精活命，全家饿得奄奄一息。无可奈何下，十二月一日，杜甫全家动身入蜀，经过李白笔下“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翻山越岭，过河渡江，安全抵达成都。
这一年，杜甫“一岁四行役”，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也在艰难生活中升华了诗作。“绝脂粉以坚其骨，贱丰神以实其髓”。朱东润说：“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年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超过杜甫的了。”
二入成都，寄居草堂
从抵达成都到生命的终结，是杜甫最后漂泊的十余年。
乾元二年（759）岁末，杜甫携家人翻山渡江过栈道，一路艰辛地来到成都。蜀地与中原迥然不同的风物令杜甫新奇，也有些来得突然而无所适从，“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然而，故土难回，杜甫也唯有宽慰自己安于他乡。
全家借住古寺长达数月。好在成都未受战乱侵扰，物产丰美，生活安定。彼时，西川节度使是裴冕。玄宗入蜀令太子李亨阻挡叛军时，裴冕在入朝回长安途中遇到李亨，五次劝进、详述时势，拥立其继位，是肃宗登基的大功臣。无论杜甫与其之前是否有交游，杜甫在凤翔任左拾遗时同朝为官，可谓旧相识。而情谊更深的高适在距离成都不远的彭州任刺史，成都还有杜甫的表弟王十五司马。在这些故旧亲友的资助帮扶下，杜甫在成都浣花溪边建起了日后著名的“杜甫草堂”。
杜甫入蜀前后共七个年头，在成都浣花溪边、梓州和夔州筑屋，都取名为草堂。其中，浣花溪边的最大。根据杜诗所知，在这处草堂周围，他种植了百株桃树、百亩修竹、十亩桤树，还有李树、黄梅、松树等。宅基是杜甫的表弟王十五司马赠资，而那些树木都是杜甫化缘所得。他化缘的方式很独特，善用绝句求助。果竹树木不仅美化环境，亦为杜甫的部分经济来源，加上各路亲友相助，杜甫过了一段和美安定的日子。
当然，生活也有波澜。上元二年（761）八月，突起暴风，草堂受到一定程度的损毁，暴风之后大雨继来。可是在这样湿冷难耐的时刻，杜甫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并发宏愿，“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就是杜甫的可贵之处。无论自身穷达，无論经宠受辱，内心想到的都是社稷苍生。胸怀的不同是杜甫与其他诗人最大的差别，他可谓千百年来士子的理想代表。
十二月，严武调任为成都府尹、剑南节度使。严武和杜甫是世交，他随肃宗灵武起兵，一直陪驾左右，曾与杜甫同朝为官，又都被归为房琯一党，年龄虽有差距，但两人情谊甚笃。严武在成都的七八个月里，二人往来、酬唱诗文不少，互相激赏。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肃宗相继驾崩，七月，严武被调回朝中。杜甫一路相送到绵州奉济驿，依依惜别。岂料剑南兵马使徐知道趁机叛乱，杜甫回不了成都，只能转到梓州——李白出蜀前曾在梓州随赵蕤学习、隐居，四十多年后，杜甫又来到这里。可是此刻李白早已离去，杜甫孑然无依。
叛乱于八月被高适所平，但成都依旧动荡，杜甫将家人接到梓州避乱。杜甫在梓州期间，游历附近名胜山水，写了不少重要的作品，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戏为六绝句》等，其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被称为杜甫第一“快诗”。广德元年（763）春，听说收复洛阳，杜甫欣喜若狂，但也许是迫于资费困难，或者对政局不明，杜甫却未“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是继续留住梓州。
广德二年（764）春天，杜甫带领全家离开梓州，取道阆州，打算沿嘉陵江出峡北归。在阆州短暂休整期间，杜甫接到了朝廷对他授予京兆功曹参军的任命。上一年十月，吐蕃借官兵讨伐安史之乱期间西部无防守，乘虚而入，兵临长安，代宗仓皇出逃，吐蕃洗劫长安。十二月，郭子仪平叛，代宗回到长安。代宗继位后，一方面积极平乱，一方面多启用老臣。故次年春天，朝廷向杜甫发出了任命。
京兆功曹参军与杜甫所弃的华州功曹参军一样属于正七品下，任职于京兆尹，属于京官。可是这一次杜甫却拒绝了，虽然他一心北归，也心系政事。拒绝原因不详，也许是他素有大志，不屑于再次担任参军功曹这样的职位，也许是多年的漂泊急于返家，总之，杜甫准备顺流东下启程回乡。
恰在此时，听说严武再次出任成都尹及剑南节度使，杜甫喜出望外，在房琯墓前最后悼念后，杜甫又带领家人回到了成都。毕竟成都有经营多年的草堂，而两京经历战乱、遭遇饥馑后，已是民不聊生的一片萧条景象。
出峡离渝，辞世潇湘
再回成都、与严武二度共处后，两个人的关系不似旧时融洽。究其根源，乃与杜甫在严武力邀之下加入其幕府有关。
严武第一次入蜀时，就邀请过杜甫入幕府，但被杜甫婉拒，“懒性从来水竹居”，“幽栖真钓锦江鱼”。杜甫第一次来成都，并非是来投靠严武，而再次回成都，则摆明了是由于严武归来的原因。因此，严武再入蜀后，邀请杜甫，杜甫便不好拒绝。亦有学者认为杜甫加入严武幕府，是由于代宗继位后，杜甫萌发了重新参政的想法。而一旦成为严武的下属后，疏散的田园生活便结束了，杜甫又成了昔日华州任上整日迫于处理文书的小官吏。 广德二年（764）三月，杜甫入严武幕府。严武上书，表奏杜甫为节度使参谋、校检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杜甫由此又被称为杜工部。节度使参谋归节度使管理、任命、给俸，校检工部员外郎属于荣誉官职，不是真的去工部做事，属于从六品上。唐制，五品以上赐绯衣、鱼袋。故对杜甫赐绯、鱼袋属于恩上加恩。严武为杜甫奏请官职，一方面是出于私交愿意提携杜甫，另一方面也是彼时的幕府风气——各节度使为了笼络人才，竞相为属下加官。朝廷不耗费任何资费，授予这类空职，也算顺水人情。
尽管加官进爵，杜甫的幕府生活却不顺畅。当年秋天，杜甫即后悔入幕。与同事多有不协，每日上班多辛劳，感觉如鸟入樊笼，思念江湖山薮。这些原因之外，恐怕还有杜甫与严武本身的矛盾。日日相处的上下级毕竟不似先前饮酒聚会赋诗的朋友容易相处，再加上二人皆个性天然，难免会有龃龉。
永泰元年（765）正月三日，杜甫正式辞职回浣花溪草堂，不久便获高适辞世的凶信。三年前，王維去世；两年前，房琯驾鹤；一年前，郑虔逝于台州、苏源明饿毙于长安；李白生死未卜，杳无音信，怅然回顾，真是“独步诗名在，只令故旧伤”，杜甫自感老迈羸弱，故乡远在他方。四月，严武暴卒。成都没有什么再值得留恋的，也无人可依托，杜甫留下幼弟杜占看守草堂，带领家人准备通过水路返乡。
从成都东下，杜甫一家路过嘉州、渝州、忠州，秋天到了云安。大历元年（766）四月，杜甫一家从云安迁到夔州。到大历三年（768）正月离开夔州，杜甫在夔州住了一年九个月。这段时期内，他搬了六次家，写了四百五十余首诗歌，其中有不少是追忆故人及旧日时光，如回忆当年与李白、高适漫游的《昔游》，可如今岁月蹉跎，老之将至，诗友已逝，辉煌不再。
在夔州所作的诗歌中，还有《秋兴八首》——叶嘉莹先生所集录的历代相关评论便有几十万字，可知此组诗对后世的影响之巨。尽管夔州山清水秀，白帝城风景令杜甫倾倒，“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但他仍然思念两都，“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叶嘉莹说：“杜甫是可以集大成的天才，生在可以集大成的时代，有可以集大成的才能和容量，这当然是他的幸运，可是他也遭遇到了不幸，因为当时的唐朝处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国家正一步一步走向衰落。正是因为杜甫生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经历了战乱的痛苦、流离，才成就了他的诗歌。河中流动的水遇到河底的石块才能激起美丽的水波，它落下万丈的深渊，才有了奔流澎湃的瀑布。战乱流离，成就了杜甫这个天才。”
此后几年，杜甫依然举家漂泊不定。大历五年（770）深秋，杜甫决定北归。船行至岳阳一带时，愿望终不敌病魔，孤舟中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诗人含恨而终。杜工部终其一生如浮萍在宦海浮沉，面对庙堂的深深城府，他并不高明，政事上少有建树。诗圣对于黎民苦难却有深切的理解，始终与世间百姓同忧同悲，他是乱世中难得的清醒者。
（作者系文史学者）
天宝六载（747）前夕，杜甫入长安，准备参加制举考试。
天宝六载的这场由李林甫主持的制举考试，是开天盛世的“大笑话”，也预示着盛世的落幕。不学无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担任宰相后，嫉贤妒能，迫害正直的官员。玄宗要设制科，李林甫无法阻挡，但他做手脚令无人上榜，并上表恭维玄宗说，无人上榜表明“野无遗贤”。杜甫、元结等都是这次政治闹剧的犧牲品。
干谒不顺、生活艰难是杜甫在长安十载困境的主旋律。在这样的境况下，杜甫仍在不懈地为了求仕而努力。他未再参加常科、制科，而是采用了向玄宗献赋的方法。天宝十载（751）元月，玄宗连续三天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这次献赋引起玄宗的注意。宰相出题，令杜甫在集贤院写文章，“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按照唐代守选三年的规定，即使玄宗非常满意，也很难立即授官。此次献赋结果亦如是，考察后判定名实相副，便“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杜甫只能等待。
其后，杜甫再献《雕赋》。在《进〈雕赋〉表》中写到“惟臣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明主哀怜之。”其声哀哀。
天宝十二载（753），李林甫终于亡故，政局却没有清明，杨国忠继续为非作歹。但杜甫仍满怀希望，次年上《进封西岳赋》，请封西岳华山。也许是一次次献赋的促动，也许是轮到了机会，天宝十四载（755），杜甫终于被授官为管理兵甲器杖、从八品下的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上任后不久，杜甫前往奉先（今陕西蒲城）去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儿。一路上，他虽然感受到大厦将倾、风雨欲来的社会激烈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回家看到了小儿被饿死的惨状，“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仍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但仍不想放弃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
然而，命运仿佛总是要戏弄杜甫。就在当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攻下潼关，十三日，玄宗一行人仓皇出逃。杜甫携家眷逃亡时，听说太子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继位，便将家人匆匆安置于鄜州（今陕北富县）姜村，自己只身去投奔肃宗。
路上杜甫被叛兵捕获，所幸未发现其官员身份，只是将其押解回长安，而没有被抓去东都。在长安时，杜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目睹了京城生灵涂炭的惨状，写下《哀江头》《哀王孙》《春望》等“诗史”，咏黍离之悲。当听到房琯兵败陈陶时，哭出“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的哀音。寂静无人深夜时，又不免对妻儿的思念，“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至德二载（757）二月，肃宗返回到凤翔（今陕西凤翔），“长安人闻车驾至，从贼中自拔而来者日夜不绝”。杜甫也于四月从长安金光门逃出，结束了长达八个月的西京之困，一路潜行至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
华州弃官，客居蜀地
杜甫一路亡命奔逃至凤翔投奔肃宗，肃宗见了相当感动，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授予杜甫八品的左拾遗。天宝十四载至次年，杜甫在东宫担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虽是闲职，但也随太子每日上朝，经常出现在太子身边。杜甫的才华不凡，太子自然有所了解。
可惜这种君臣间的旧谊很快瓦解。授官当月，杜甫为房琯说情。前一年十月，房琯在咸阳的陈陶、青坂被叛兵大败，全军覆没。兵败与房琯的军事能力有关，也与监军宦官的乱指挥分不开。杜甫听说兵败后作了《悲陈陶》《悲青坂》。玄宗出逃时，房琯半路追上，跟随玄宗入蜀。听说肃宗灵武继位，玄宗要派人去正式禅让，房琯自告奋勇。房琯传太上皇圣旨后，便留在肃宗身边。陈陶斜之战是房琯主动请缨挂帅。兵败后，房琯肉坦谢罪。
肃宗要处置房琯，并非单纯因为兵败之故。真正让肃宗对房琯心生厌恶的是贺兰进明拜谒肃宗时，指出房琯参与了玄宗制定的让诸皇子分领各道的计划，“此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玄宗安排好的四路皇子中，只有永王出兵，于至德元载（756）十二月起兵，并于次年二月被镇压（李白受此牵连下狱）。永王的出兵让肃宗切实感受到了来自太上皇的威胁。从三月起，肃宗陆续罢免了从玄宗那边过来的辅臣。房琯于五月被罢官，理由是他的门客、琴师董庭兰贪赃涉政。
杜甫最初显然没有领悟到肃宗的这些深意，他以董庭兰的错误为“细罪，不宜免大臣”为由，进谏劝阻肃宗对房琯的处理。可能是受到儒家“杀身成仁”思想的影响，杜甫进谏的方式比较激烈，他欣赏汉代朱云的折槛进谏的忠心和坚持，“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因此在数人为房琯说情时，唯独他被肃宗迁怒，要予以刑罚。幸好新任宰相张镐等人为其美言，且彼时朝中无人，据范文澜先生统计在朝官员不足30人，杜甫才被肃宗放过，免于受罚，但肃宗自此对杜甫有意疏远。
几个月后，肃宗下墨敕令杜甫返姜村探家。杜甫回家省亲，作《北征》。九月，长安收复。十月，肃宗返回长安。十一月，杜甫携家眷回长安左拾遗任上。十二月，玄宗返回长安。
杜甫回到长安后，过了几个月难得的安定生活。尽管已知皇帝下令让他回去探望家人的深层原因，但杜甫对圣上、国家的责任心未断。回到长安后，面对暂时的祥和，杜甫对涌动的政治暗流未有足够察觉。这几个月，杜甫写了一些颂圣的诗句，吟咏自己得体勤勉的士大夫生活。可是肃宗的重视不再，疏远仍在持续，杜甫也感到无奈，“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随着玄宗回朝，肃宗对玄宗及其旧臣的防范更强；再加上皇后张良娣、宰相李辅国对旧党的打击，使得一批老臣都被肃宗清除，连贾至这样亲笔为玄宗拟禅让诏书的功臣也受到贬斥。贾至、严武等人被归为“房党”，与房琯一同受到处分。杜甫也难逃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调任七品下的华州司功参军。官阶、俸禄虽有提升，但远离朝廷，不能再参与重要的政务，新的职务负责的是地方的官吏考课、祭祀、道佛、学校、医药等各种杂事。 此时，受杜甫等人举荐的岑参升为六品上的起居舍人，所以杜甫在离开长安前赠诗岑参说，“君随丞相后，我往日华东”。无论怎样无奈，杜甫还是离开了长安，并自此永无归日。
年底，杜甫从华州回东都探亲。乾元二年（759）春才从洛阳奔赴华州。三月三日，由于没有统帅，六十万官兵在邺城外大溃败。杜甫就是在这番战乱中经新安、石壕、潼关回华州，写下《三吏》《三别》，字字泣血。
华州条件艰苦，苍蝇、蝎子不断，公簿多而且急，上司对杜甫也不够尊重，杜甫感到非常不适，“束带发狂欲大叫”，又加上旱灾爆发，“关辅大饥，生事艰难”，更有对肃宗和朝廷的一再失望，是年七月，杜甫弃官，带领家人“依人远游”，去往秦州（今甘肃天水）。
秦州气候日渐寒冷，衣食无着，杜甫的疟疾又发作，苦不堪言。勉强维持两个多月后，十月前往同谷（甘肃成县）。同谷的生活更加艰辛，衣衫单薄，靠雪地里捡拾橡子，挖黄精活命，全家饿得奄奄一息。无可奈何下，十二月一日，杜甫全家动身入蜀，经过李白笔下“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翻山越岭，过河渡江，安全抵达成都。
这一年，杜甫“一岁四行役”，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也在艰难生活中升华了诗作。“绝脂粉以坚其骨，贱丰神以实其髓”。朱东润说：“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年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超过杜甫的了。”
二入成都，寄居草堂
从抵达成都到生命的终结，是杜甫最后漂泊的十余年。
乾元二年（759）岁末，杜甫携家人翻山渡江过栈道，一路艰辛地来到成都。蜀地与中原迥然不同的风物令杜甫新奇，也有些来得突然而无所适从，“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然而，故土难回，杜甫也唯有宽慰自己安于他乡。
全家借住古寺长达数月。好在成都未受战乱侵扰，物产丰美，生活安定。彼时，西川节度使是裴冕。玄宗入蜀令太子李亨阻挡叛军时，裴冕在入朝回长安途中遇到李亨，五次劝进、详述时势，拥立其继位，是肃宗登基的大功臣。无论杜甫与其之前是否有交游，杜甫在凤翔任左拾遗时同朝为官，可谓旧相识。而情谊更深的高适在距离成都不远的彭州任刺史，成都还有杜甫的表弟王十五司马。在这些故旧亲友的资助帮扶下，杜甫在成都浣花溪边建起了日后著名的“杜甫草堂”。
杜甫入蜀前后共七个年头，在成都浣花溪边、梓州和夔州筑屋，都取名为草堂。其中，浣花溪边的最大。根据杜诗所知，在这处草堂周围，他种植了百株桃树、百亩修竹、十亩桤树，还有李树、黄梅、松树等。宅基是杜甫的表弟王十五司马赠资，而那些树木都是杜甫化缘所得。他化缘的方式很独特，善用绝句求助。果竹树木不仅美化环境，亦为杜甫的部分经济来源，加上各路亲友相助，杜甫过了一段和美安定的日子。
当然，生活也有波澜。上元二年（761）八月，突起暴风，草堂受到一定程度的损毁，暴风之后大雨继来。可是在这样湿冷难耐的时刻，杜甫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并发宏愿，“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就是杜甫的可贵之处。无论自身穷达，无論经宠受辱，内心想到的都是社稷苍生。胸怀的不同是杜甫与其他诗人最大的差别，他可谓千百年来士子的理想代表。
十二月，严武调任为成都府尹、剑南节度使。严武和杜甫是世交，他随肃宗灵武起兵，一直陪驾左右，曾与杜甫同朝为官，又都被归为房琯一党，年龄虽有差距，但两人情谊甚笃。严武在成都的七八个月里，二人往来、酬唱诗文不少，互相激赏。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肃宗相继驾崩，七月，严武被调回朝中。杜甫一路相送到绵州奉济驿，依依惜别。岂料剑南兵马使徐知道趁机叛乱，杜甫回不了成都，只能转到梓州——李白出蜀前曾在梓州随赵蕤学习、隐居，四十多年后，杜甫又来到这里。可是此刻李白早已离去，杜甫孑然无依。
叛乱于八月被高适所平，但成都依旧动荡，杜甫将家人接到梓州避乱。杜甫在梓州期间，游历附近名胜山水，写了不少重要的作品，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戏为六绝句》等，其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被称为杜甫第一“快诗”。广德元年（763）春，听说收复洛阳，杜甫欣喜若狂，但也许是迫于资费困难，或者对政局不明，杜甫却未“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是继续留住梓州。
广德二年（764）春天，杜甫带领全家离开梓州，取道阆州，打算沿嘉陵江出峡北归。在阆州短暂休整期间，杜甫接到了朝廷对他授予京兆功曹参军的任命。上一年十月，吐蕃借官兵讨伐安史之乱期间西部无防守，乘虚而入，兵临长安，代宗仓皇出逃，吐蕃洗劫长安。十二月，郭子仪平叛，代宗回到长安。代宗继位后，一方面积极平乱，一方面多启用老臣。故次年春天，朝廷向杜甫发出了任命。
京兆功曹参军与杜甫所弃的华州功曹参军一样属于正七品下，任职于京兆尹，属于京官。可是这一次杜甫却拒绝了，虽然他一心北归，也心系政事。拒绝原因不详，也许是他素有大志，不屑于再次担任参军功曹这样的职位，也许是多年的漂泊急于返家，总之，杜甫准备顺流东下启程回乡。
恰在此时，听说严武再次出任成都尹及剑南节度使，杜甫喜出望外，在房琯墓前最后悼念后，杜甫又带领家人回到了成都。毕竟成都有经营多年的草堂，而两京经历战乱、遭遇饥馑后，已是民不聊生的一片萧条景象。
出峡离渝，辞世潇湘
再回成都、与严武二度共处后，两个人的关系不似旧时融洽。究其根源，乃与杜甫在严武力邀之下加入其幕府有关。
严武第一次入蜀时，就邀请过杜甫入幕府，但被杜甫婉拒，“懒性从来水竹居”，“幽栖真钓锦江鱼”。杜甫第一次来成都，并非是来投靠严武，而再次回成都，则摆明了是由于严武归来的原因。因此，严武再入蜀后，邀请杜甫，杜甫便不好拒绝。亦有学者认为杜甫加入严武幕府，是由于代宗继位后，杜甫萌发了重新参政的想法。而一旦成为严武的下属后，疏散的田园生活便结束了，杜甫又成了昔日华州任上整日迫于处理文书的小官吏。 广德二年（764）三月，杜甫入严武幕府。严武上书，表奏杜甫为节度使参谋、校检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杜甫由此又被称为杜工部。节度使参谋归节度使管理、任命、给俸，校检工部员外郎属于荣誉官职，不是真的去工部做事，属于从六品上。唐制，五品以上赐绯衣、鱼袋。故对杜甫赐绯、鱼袋属于恩上加恩。严武为杜甫奏请官职，一方面是出于私交愿意提携杜甫，另一方面也是彼时的幕府风气——各节度使为了笼络人才，竞相为属下加官。朝廷不耗费任何资费，授予这类空职，也算顺水人情。
尽管加官进爵，杜甫的幕府生活却不顺畅。当年秋天，杜甫即后悔入幕。与同事多有不协，每日上班多辛劳，感觉如鸟入樊笼，思念江湖山薮。这些原因之外，恐怕还有杜甫与严武本身的矛盾。日日相处的上下级毕竟不似先前饮酒聚会赋诗的朋友容易相处，再加上二人皆个性天然，难免会有龃龉。
永泰元年（765）正月三日，杜甫正式辞职回浣花溪草堂，不久便获高适辞世的凶信。三年前，王維去世；两年前，房琯驾鹤；一年前，郑虔逝于台州、苏源明饿毙于长安；李白生死未卜，杳无音信，怅然回顾，真是“独步诗名在，只令故旧伤”，杜甫自感老迈羸弱，故乡远在他方。四月，严武暴卒。成都没有什么再值得留恋的，也无人可依托，杜甫留下幼弟杜占看守草堂，带领家人准备通过水路返乡。
从成都东下，杜甫一家路过嘉州、渝州、忠州，秋天到了云安。大历元年（766）四月，杜甫一家从云安迁到夔州。到大历三年（768）正月离开夔州，杜甫在夔州住了一年九个月。这段时期内，他搬了六次家，写了四百五十余首诗歌，其中有不少是追忆故人及旧日时光，如回忆当年与李白、高适漫游的《昔游》，可如今岁月蹉跎，老之将至，诗友已逝，辉煌不再。
在夔州所作的诗歌中，还有《秋兴八首》——叶嘉莹先生所集录的历代相关评论便有几十万字，可知此组诗对后世的影响之巨。尽管夔州山清水秀，白帝城风景令杜甫倾倒，“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但他仍然思念两都，“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叶嘉莹说：“杜甫是可以集大成的天才，生在可以集大成的时代，有可以集大成的才能和容量，这当然是他的幸运，可是他也遭遇到了不幸，因为当时的唐朝处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国家正一步一步走向衰落。正是因为杜甫生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经历了战乱的痛苦、流离，才成就了他的诗歌。河中流动的水遇到河底的石块才能激起美丽的水波，它落下万丈的深渊，才有了奔流澎湃的瀑布。战乱流离，成就了杜甫这个天才。”
此后几年，杜甫依然举家漂泊不定。大历五年（770）深秋，杜甫决定北归。船行至岳阳一带时，愿望终不敌病魔，孤舟中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诗人含恨而终。杜工部终其一生如浮萍在宦海浮沉，面对庙堂的深深城府，他并不高明，政事上少有建树。诗圣对于黎民苦难却有深切的理解，始终与世间百姓同忧同悲，他是乱世中难得的清醒者。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