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亨廷顿出版了《我们是谁？》，这部书当时在美国和全球似乎都引起了诸多的批评和争议，也受到了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批评和指责。这部书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亨廷顿逝去也已近十年，但从今天的特朗普上台和最近世界的一系列的重大的变化来观察，这部书真是有预言性的著作，可以说是从认同的角度很有预见性地阐释了特朗普上台的社会基础。这部著作的意义今天看来是非常重大的，因为他提出了对于全球都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也就是当前全球化中的认同问题究竟有何意义？民族国家的认同对于世界的影响究竟如何。他从美国的现实问题出发，所聚焦的是对美国变化的忧虑和不安，但其启示却是多方面的，对于其他国家应对当下的问题也有其深刻的意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其思考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应该说，这部十多年前出版的名著所揭示的问题，正是今天全球所遇到的。不能不让人感慨他惊人的预见性和惊人的思考深度。
　　这部书开宗明义，一开始就從悬挂国旗所引发的复杂反应开始进入了对美国国家认同的分析。他从“9·11”之后美国的波士顿比肯山查尔斯街的国旗悬挂数量开始讨论。“9·11”当天街上只有一面国旗，两周后悬挂国旗达到17面，而此后就逐步减少，到了一年以后就只有4面。他由此揭示了对于美国认同的削弱所形成的严重问题。由此他提出了重振国家认同的观念。
　　亨廷顿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美国国家认同的源流，认为美国的基本认同是来自英国的新教徒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保持着美国的同一性，形成了美国发展的内在基础。一般人都认定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因此美国并没有很强的民族特性，但亨廷顿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美国一开始来自英国的新教徒其实是一些定居者，他们带着完整的文化和价值来到新大陆，建构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想象。而其他的移民则是零散地、陆续地来到这块土地，其实是被融入到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之中的。亨廷顿认为美国人勤奋工作、努力奋斗其实正和这个传统有关，而融入其间则是世界各地移民的选择。这就强调了美国本身的同一性，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多元文化”论有所质疑。
　　亨廷顿对于美国认同方面的分裂充满忧虑。他认为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认同胜利的时代。他的忧虑在于“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起，国民身份的最高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大量移民涌入美国，他们与自己原先的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具有双重国籍甚至双重公民身份，对国家的忠心也是双重的，许多美国人日益重视自己的人种和民族属性、性别和各种文化特性，知识界、政界和商界的一些精英人士日益贬低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将各种跨国身份和国民身份以下的身份放到了更优先的地位。”他认为少数民族和原有族群的平权当然是应该的，但现在却是过度地倾斜，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对美国特性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他斥责美国的政商学精英们是“非国家化”的，破坏美国认同，脱离了公众。指出美国普通白人群体的强烈不满，认为精英倡导多元文化，崇尚流动，跨国跨文化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和公众背离，使得认同遭遇危机。他指出，一般的民众仍然是爱国的，而精英和他们完全脱节，已经在全球化中间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对于国家的认同没有兴趣，甚至加以贬损抨击。这种精英和一般大众的分裂似乎正是特朗普崛起的社会基础。
　　他同时分析分析美国的认同出现严重的现实问题，特别是来自墨西哥和拉美的说西班牙语、信仰天主教的移民的冲击，是改变美国认同的关键。他认为：“墨西哥和美国之间是长长的陆地边界，而两国经济又相差悬殊，……人们不需要漂洋过海，只要跨过相对开放的两千英里之长的陆地边界，就可以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来回迁徙，这就给边界巡逻和移民管制带来巨大困难，而跨边界的群体日益增多，更使边界变得模糊，给美国西南部的社会、人口、文化和经济以致给美国全国带来严重后果。”这似乎说出了特朗普“建墙”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的某种依据。实际上，这是外部的移民难以在文化上融入造成对内部的严重冲击的后果。他也分析了伊斯兰好斗分子等威胁美国的挑战，认为这会长期地困扰美国。这似乎也是点出了特朗普移民禁令的社会基础所在。他指出：“这些趋势可能引起一种排斥外来移民的文化保护主义的反应，尖锐的两极分化，和美国人彼此之间的创伤性的分裂。”
　　他认为美国有三个路向，一是国际的，一是帝国的，一是民族的。国际就是倡多元多样全球价值，世界给美国定型；帝国就是用理念强势主导全球，美国改造世界；民族就是回到本土的国家认同。这真是有预见性的分析，我觉得按他的说法，大概可以说小布什是帝国，奥巴马和希拉里是国际，而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则是民族。他认为美国走什么路对美国本身或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他的结论其实是呼之欲出的，他实际上认为要强化美国的国家认同，强化主体族群的影响力，重塑美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些阐释当然对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政治正确”的观念大相径庭，这就和这些年来全球化的主流观念相互龃龉，因此亨廷顿此书一出就受到许多质疑抨击也是必然的。现在看特朗普的作为似乎在某些方面应和这种主张，但所引发的精英群体的强烈反弹和整个社会的分歧正好证明了这是一种“创伤性的分裂”。这样的现实构成了对亨廷顿精准的分析和难以实现的愿望之间的强烈反差。亨廷顿斯人已去，但现实的状况反映的问题似乎很精准地应和了他的分析。
　　这本书对于美国的问题的思考其实对人们有相当的启示：
　　一是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关系如何相处，全球化冲击民族国家的认同。而国家认同又是社会得以凝聚的前提。国家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是现实存在的大课题。这些悖论和难题其实不仅仅是文化上的，更是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很多人要求国家成为难以适应全球竞争的普通人的守护者，而国家又难以不参与全球化带来的剧烈的全球竞争。
　　二是西方内部精英利益集团的全球化坚持和普通大众希望得到国家保护，避免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受损的愿望之间的矛盾，现在也难以弥合。
　　三是移民在融入社会方面面临严峻问题，他们的进入冲击原有国家认同，也难以在文化等方面被吸纳如主流社会，形成了严重的危机。
　　这些问题绝不仅仅是美国的，而是今天的全球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现在整个西方的“逆全球化”潮流正是对于这问题的激烈的反应，西方内部的困难其实是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对西方内部冲击巨大的现实投射。这一波的“全球化”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相当乏力，也难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才会引发2016年以来的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而世界的未来也会由于这些深刻的变化而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部书过去十多年再读还让人振聋发聩。不在他立场如何，而在于对问题的分析切中肯綮，有预言性。这说明理论的思考和观察其实会和现实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