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作者的拍摄动机是否真挚而高尚，那些超越了所谓道德底线拍摄出来的影片中所折射出来的，就一定是人道主义关怀吗？
　　很多人都对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拍摄的那张反映苏丹饥荒的照片《饥饿的小女孩》印象深刻。画面上，身体因饥饿而极度虚弱的小女孩正艰难地向救助站爬去，在她身后几米远的地方，一只秃鹫正虎视眈眈地等待时机。照片在《纽约时报》发表后，无数读者把电话打到报社，询问小女孩最后是否得救。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质问指向凯文·卡特：能拍出照片，却为什么不能去救那个小女孩？同样，关于纪录片作者的拍摄意图，黄文海也曾经质疑过：“他们在伺机等待着那个大事情的发生，也就是被记录者死亡的时刻。”
　　作为一种职业，拍摄纪录片已越来越被人们当作一种赖以谋生的手段。在认同纪录片的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纪录片制作者，顶着人文主义关怀的光环将纪录片做成电视系列剧的形式并批量贩卖，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被记录者开始在镜头面前表演。也许这些以制造和贩卖人文主义为生的纪录片制作者更为单纯，因为他们可以用那些震撼人心的画面和事件来换取自身生存所必须的金钱。那些纪录片呈现在观众面前，早已不再是电影式地用细节直接带来感动，而是演绎成了一种虚伪做作的真人秀。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参赛得奖或贩卖到电视台。他们已经从可能曾经的艺术家，活生生地沦为商人，或者他们原本就是商人。
　　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切事物都可以看作卖点，那某些纪录片的制作者就更为卑劣了，他们甚至会为了影片的成功而将那个卖点刻意制造得耸人听闻。比如，山东作者韩涛在影片《谁是我的主》中，将自己情人喝敌敌畏自杀的镜头完全拍摄记录在案；而太原作者常青的《老田》，则赤裸裸地将主人公老田和妓女的“床上戏”直接展览出来。我们从他采用的镜头、机位上本能地会想起那个也许并非空穴来风的传言——这个妓女是导演花钱给老田找的。甚至被称为国内最早引人关注的一部新女性视角的纪录片——英未未的《盒子》，它所记录的一对同性恋人，也是作者为了拍摄同性恋题材的纪录片而特意找来的。整个过程不能不让人们对作者的拍摄目的和影片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英未未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部影片是专为法国电影节拍摄的。很多纪录片作者都会这样表示，由于影片并不公映而只在小范围放映，所以不会对被拍摄者产生负面影响。然而，作为个体的、私人化的影像作品，对被拍摄者的生活不会产生影响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在摄影师梁子的影片中，年老的房东面对摄影机后面的女人，仿佛《张博士》对于黄儒香的情感，展现出了自己那难以察觉的羞涩。这种情感是细腻而隐私化的。显然，放映之后，那个充满女权霸道镜头的作品《房东蒋先生》，严重伤害了一个上海老克勒的脆弱的自尊，被记录者无处藏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生存于公众的口舌之间，生命因此面目全非，精神濒临崩溃，成为影像的牺牲品。
　　对于纪录片作者该不该参与到影片的记录中来，历来就有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的区别与争论，而现在在中国，纪录片作者们不但参与到了影片的拍摄中，而且，正有更多的纪录片作者，开始不计后果地粗暴干预起记录对象的生活。对镜头同样充满了表演欲望的他们，“勇敢”地放下摄影机，肆无忌惮地冲进画面镜头，在影片中用自己最直接的方式刻意制造着矛盾和影片未来的卖点。他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遭遇更黑暗的影像现实，甚至亲手促进各种对他们来说会有卖点价值和观影意义的事件的发展，最终在取得轰动影像效果的同时，失去了起码的人文关怀，仅仅为了凸显他本人在影片中的人道精神，而在一种貌似人文关怀的推动力下，制造出人一幕幕的人间闹剧。这些纪录片作者们尤其青睐于底层社会题材，他们应和着受众的低级趣味，炮制耸人听闻和胡编乱造的影像垃圾，随之告诉电视机前的受众：这就是你们想看到的“弱势群体的呼声”， 这些是来自弱势群体的作者们的“呐喊”，“我们就是这么苦。”
　　镜头无时无刻不被人提及，各种角度、场面不断变化，甚至当家庭出现冲突的时候，像《天堂之路》的拍摄者章桦干脆在影片后半部冲进画面，最后居然引导其整个被记录家庭的动向。影片完全处于章桦的掌控之中，朝着她想要的方向发展，纪录片终于成为一个时髦的电视节目。影片结束时，观众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人间是美好的，世界大同，弱势群体被拯救。观看这些影片时，我惊异于记录者的精心策划，他是一个绝佳的导演，导演着整个事件的发展和结束，他要得到的就是所谓的高潮迭起，所谓的惊心动魄，所谓的奇闻轶事，根本不在乎被记录者是否受到了伤害。因为他们可以选择的余地太多了，拍完了一个对象，制成影片，合作双方至此分道扬镳。作为记录者，他永远不用为是否会有下一个被记录者发愁，因为被记录者似乎永远希望被记录。在那些镜头中，我只看到功利的记录者们和被记录者绑在一起，不断为自己影片的未来拼命制造着亮点和卖点，仿佛那些暴力、血腥、淫荡、暧昧、不合常规和违反道德底线的东西越多，影片未来的走势就会越好。这应不是所谓真实电影的初衷吧？难道我们现在已经只会对那些做作的、带有极强功利心和窥私欲的影片感兴趣了吗？
　　美国文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一中指出：“媒体对于暴行影像的过度展示，已经使人们变得日趋麻木，削弱了他们的同情心。”换一个角度说，如果纪录片没有记录下那个家庭的一幕，人们也不会去想，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竟会有这样的家庭。但记录的重要性始终在于如何记录及其怎样在记录中进行。
　　真实还是做秀？这是影像值得思考的一个巨大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