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篇
　　公元1994年春天，我由省委组织部调到长杉市任市委副书记。到任后第二天，就到下面去熟悉情况。在市管的六个县中，我第一个选择了骊城，因为三十年前我曾经在那里参加过“四清”运动，对那段岁月有着难以泯灭的记忆和思念，渴望故地重游的心情自然也就十分强烈和突出。
　　县城的街道早已不是往日的十字形，也不是又窄又短又低洼不平的小街；五纵五横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鳞次栉比式样别致的楼房，花木扶疏四季可人的公园和车水马龙热闹繁华的场景，都使我难以找到当年小城的影子。更使我感到惊讶和振奋的是，这里的花卉种植和销售竟然发展到令人惊叹的程度：龙头企业加农户，无论产值还是税收，都已在全县占据半壁河山，几百个品种常年打入京、津、沪和港澳市场，许多农民也因此快步迈进了小康之家。我当即表示，要见见这个花卉公司的董事长。
　　县委书记说，见到她，还会给你又一个惊喜——年轻。
　　果然，当我见到这位女董事长时，她的年轻和漂亮让我眼睛骤然一亮。我刚要做出第一印象极好的判断，又发现她那灿若朝霞的微笑似曾相识，嘴里禁不住轻轻“呀”了一声。待到她和我握手之后，面对面端详，我的惊喜和好感就更加夸张而毫不掩饰：“怎么这么面熟？好像是久别的朋友在此重逢？”
　　这回该轮到县委书记惊讶了：“不会吧？她才三十出头，和您相差至少有二十岁……”
　　我极力在脑海里检索记忆的链条，寻觅熟悉信号的前端，以致我握着女董事长的一只手迟迟没有松开。我问：“董事长姓什么？怎么称呼？”
　　女董事长莞尔一笑说：“我姓朱，叫朱民兰。”
　　“朱民兰？”我机械地重复了一遍，越发穷追不舍：“你的家是不是在沙各庄？”
　　朱民兰闪着两个黑亮的眸子说：“对呀，怎么，您去过那里？”
　　我又问：“你父亲、母亲叫什么名字？”
　　朱民兰稍稍犹豫了片刻，然后就侃快地回答：“我的生父叫田一民，养父叫朱有家，母亲叫沙春兰。”
　　我立刻激情亢奋地用双手握紧了她：“原来是小兰，怪不得你那么像你母亲呢！”
　　县委书记和朱民兰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等待我的解释和回答。
　　我的表情既高兴又沉重，稍顿即驰的思绪很快回到了三十年前……
　　一
　　三十年前——1964年的春天，元宵节刚过，江河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们就乘坐火车离开滨海东站，朝着冀东驶去。傍晚时分，火车在一个全国著名的风景区停了三分钟。大家从车上下来，改乘卡车。卡车的车厢是敞开的，没有帆布篷，春寒料峭的西北风在夜色中直接从我们头上呼呼刮过，大家瑟瑟地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心情既紧张激动，又有几分茫然。
　　春节前夕，在即将放寒假的前两天，校党委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一个重要文件。文件是63年5月20日下发的，经过逐级传达，轮到我们头上，已时隔半年之多。文件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提出了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以后被人们习惯称之为“前十条”（后来又发过一个十条）。这个文件，既明确告之全国人民“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同时也强调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为了确保中国不改变颜色，确保马列主义的党不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中央决定必须在农村中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社教”中，要认真“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此后，“四清”之说就与“社教”具有同等含义。在马蹄湖畔偌大的礼堂传达时，会场上始终鸦雀无声，气氛严肃而庄重。据我观察，与会人员，不论是在课堂上授业解惑的教授、讲师，还是下了课就跑向图书馆汲取知识和学问的莘莘学子，十之八九，对校园外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都感到突兀和惊讶。特别是听到“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阶级斗争事实竟有九种之多，无一不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触。为了推动“四清”运动顺利进行，同时也在这场斗争中受到教育，上级党委决定全体师生春节过后就投入到第一批“四清”的火热斗争中去，这无疑又使师生们感到光荣而神圣。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肩负着这样的使命进村的。
　　按照部署，凡是开展“四清”的公社、大队，都要进驻工作队。工作队由当地干部和大专院校师生两部分人员组成。我和同班同学祝林、郑美群，还有系里的老教授黄大新被分到沙各庄。疾驰的卡车没去县城，而是按照分组名单直接把我们送到了村里。
　　沙各庄在县城西北，距县城不过二十多华里。我们下车时，由当地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早已在那里迎候。工作队队长是个女同志，叫霍秋华，职务是这个县海滨公社社长。她中等个，年纪四十出头，梳个刷子，穿一身蓝棉袄棉裤。棉袄是中式的，偏大襟，束腰，特别秀气合体，一眼望去就让人萌生精明、干练之感。与她一起提前进村的还有三个人：吕志林，县供销社副主任，任工作队副队长；李志伦，县民政局干部，组员：刘玉才，借干（不是正式干部，属于在“四清”中实习锻炼的），也是组员。大家一一见了面，然后领我们四个师生在房东家吃晚饭。安排住处时，霍队长指着我和郑美群说，徐小妹、郑美群，你们两个大姑娘归我了，我一个人睡一铺大炕，正愁没个伴儿呢！
　　临睡前，霍队长又一次打开了话匣子。她问我是哪儿的人，我说是上海。她吃惊地说，上海？那可是咱们国家最大的城市，一定很漂亮。听说好多人谈恋爱没地方去，都跑到外滩上扎堆儿，你亲我热，也不怕别人看见，是真的吗？我说我家住在闸北，离外滩挺远的，平时学习又紧张，没见过。问到郑美群时，郑美群说是承德人，她的语气复归平淡：承德我去过，咱们一个省，有个山庄，还有七八座庙，别的就记不清了。我们当然也问她几句，比如家中几口人，当社长操不操心。她说，全家五口人，公公、婆婆、儿子，还有个老伴，在县水利局吃苦受累。我们都被她说笑了。我说才多大，就叫老伴？她说，我四十一，他四十二，黄土都埋半截了，还不是老伴？郑美群说，在水利局吃苦受累，肯定是局长吧？她笑着说，论级别我们俩一样，可要论本事，他不如我。我问怎么个不如法？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人家都说我办事像个男人，侃快、利落；他呢，却像个女人，总是婆婆妈妈的，没个痛快劲！我说我不信，你这是贬低人家抬高自己。她说，信不信，以后你们见到他就知道了。 　　二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学习老八路的作风，给房东扫了院子和大街，又将水缸打满了水。霍队长不愧是常年搞农村工作的，担起水来，肩膀着实，甩臂匀称，步伐也格外轻盈、快捷，不像我们，肩难着担，脚步歪斜，时而一高一低，时而又把水洒一地。
　　这里的人们农闲时吃两顿饭，一是习惯，二是也节约粮食。工作队进村后，不单办伙食，而是吃百家饭。不过，这百家可不是泛指，也不是什么人家都可以去的，而是根据阶级斗争这根弦来确定：只去贫下中农和中农家里，不去地、富、反、坏家，也不去上中农和地主富农子女家。由于人数较多，八名工作队员分为两拨儿：队长、郑美群、黄教授我们四人一拨儿；副队长吕志林他们四人一拨儿。我们这拨儿第一天派在大队书记马永清家。上午九点，当霍队长领着我们走到马永清家门口时，这位大队书记急忙从屋里出来迎候。他个子比较高，体形却很瘦，长长的刀条脸上又积满了胡须，与他那个又矮又白又胖的老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虽然他家已有六个孩子，而且都是清一色的男孩，老婆的肚子居然又大了起来。据霍队长说，马永清老婆是走道（改嫁）过来的，原来那家是上中农，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那个男人得病死了，才找了打了半辈子光棍的马永清。说起这个女人，可有着超群的本领：不怀孕则已，怀上就是双胞胎，而且都是小子。她在原来那个家生了两对双胞胎。嫁给马永清后，又生了一对双胞胎。这一次才怀孕五个多月，就比人家怀了七、八个月的肚子还要大，看来又是一对淘小子。我们进屋时，地上早已站着四个半大小子，炕上两个墙角里还各放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小家伙。我们盘腿坐在炕上，两个小家伙既不哭也不闹，而是充满了好奇地看着我们这几个陌生人。主人做的饭是大蒸饺，这也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这里的白面很稀缺。后来吃到嘴里才知道是红薯面的。不知是女主人孩子多忙不过来，还是习俗如此，对这里的卫生实在不敢恭维：不仅饭桌上一层油污，碗是黑乎乎的，就连蒸饺子用的竹箅子竟然也满是尘土，很可能放了大半年都没洗过一次，当我们用筷子夹起一个蒸饺时，箅子上就出现一个白白的饺子印儿，再看饺子底下，则沾满了黑黑的一层灰尘。霍队长好像没有看到这些，夹起蒸饺放到嘴里就吃，一边吃还一边称赞好香好香。老教授和郑美群一手端着碗，一手拿着筷子，迟迟没有动作。我猜想，俩人和我一样，都被这场面镇住了。霍队长仿佛没觉察到我们三个人的表情，随手给我们每个人碗里夹了一个，一边夹还一边说趁热吃，趁热吃。我们这才意识到，这不是吃一顿饭的问题，弄得不好，细细追究起来，很可能会牵扯到与贫下中农有没有阶级感情的大问题。更何况，这顿不吃，下顿要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摸着饭碗，中间六、七个小时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补肚子的。于是，都不约而同地学着队长的样子吃起来，一边吃也一边说好吃好吃。女主人当然高兴了，本来就很小很小的两个眼睛笑成了一条线儿。她得意地用手指着我们说：你们城里人啊，平时吃惯了大鱼大肉，这回到咱乡下换换口味，怎么会不好吃呢？下次来，我还照这个样子给你们做！
　　饭后从马永清家出来，我和郑美群都忍不住议论起来。郑美群问，马永清和他老婆是怎么结合的？我怎么看着他们不像是一家人呢？我直言不讳地说，他们俩能有爱情吗？没有爱情能白头偕老吗？黄教授没有答话。霍队长哈哈笑了：就你们这些大学生事多，什么情呀爱啊，总是说的文诌诌的。你们看他们家有那玩艺儿吗？能凑到一起搭伙过日子就行了！我问黄教授有何感想和高见。黄教授一脸严肃地说，我倒不关心他们俩有没有爱情；我担心的是，这么多孩子，他们怎能养活得了？
　　霍队长说，今天中午召开一个社员大会。在这之前，我们工作队先开个碰头会。我去大队部找生产大队的队长下个通知，你们先回房东家。黄教授和郑美群说要在村里转转，好熟悉地形地貌。我说前后两条小街，站在高处一眼就看遍了，还有啥转头？黄教授说，那你先回去吧，我们随后就到。
　　我回到房东家时，吕志林他们四个人也吃完饭刚回来。房东家的姑娘小霞，马上给我们烧好了开水送过来。这姑娘有十七八了，不仅人长得精神，性格也开朗，整天笑呵呵的。听她妈说，这姑娘长这么大也没像现在这样光荣过：工作队进村百里挑一选中了她们家当队部，而且又是霍队长亲自住，还带着两个女大学生，招惹得许多姑娘媳妇都找这样那样的借口来串门、观看，甚至平时在队里干活也不时有人向小霞送来羡慕的目光。小霞找出茶碗，把水一碗一碗倒上。这功夫，霍队长、黄教授和郑美群也脚前脚后回来了。霍队长说，我们今天是工作队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昨天晚上大家都见面了，我就不多介绍，今后很快就会熟悉。我先讲讲这个村的自然情况。这个村是一个大队四个小队。全村共有415户，2238口人。其中，贫下中农253户，中农112户，上中农38户，地主6户，富农5户，坏分子1户，没有右派。从公社和工作队分团掌握的动向和我们进村后了解的情况看，这里的阶级斗争非常严重和尖锐，大小队干部“四不清”的问题也普遍存在。关于阶级斗争，最突出的问题是地富分子变天之心不死，比如地主常万禄，在田间地头经常向一帮子小青年讲述当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哪年哪月去过天津、北京、上海，开过哪些眼界，现在却连唐山都去不成了。许多社员，特别是贫下中农，同地主、富农划不清界限，平时还三叔二大爷地叫着，分不清敌我。这里，我要说一件事，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刚才在马永清家吃完饭，黄教授和小郑你们俩就犯了一个大错误，你们自己知道吗？黄教授和郑美群都惊讶地回答：犯了一个大错误？没有啊。霍队长说，你们俩在后街是不是帮一个老太太抬了一口缸？黄教授和郑美群回答：是呀，我们看到一个老太太一个人在地上推口缸累得汗流浃背，就帮她抬到家里，怎么，这事办的有错吗？霍队长问，你们知道这个老太太是什么人吗？她是地主常万禄的老婆，也就是一个地主婆。我们帮贫下中农担水、扫院子，贫下中农说我们有阶级感情。你们去帮一个地主婆抬缸，贫下中农会怎么看？全村人对工作队又会怎样评价？瞠目结舌的黄教授没有回答。我却不得不佩服霍队长情况明、信息灵，刚刚发生的事情，她就掌握了真相和动向。郑美群显然沉不住气，她很有些激动地问：照这么说，今后在大街上碰到什么情况要办什么事，还得先问问对方是什么成份？如果我们还是碰到这么一家，房子突然着火了，一问却是地主，而且是大地主，我们还救不救火？不救，就眼睁睁看着大火着起来吗？霍队长没想到郑美群会提出如此尖锐和难解的问题，她又气又严肃地回答：郑美群同学，你太幼稚了，也太天真了！我们是“四清”工作队，阶级斗争这根弦必须时时刻刻绷得紧紧的，不然就会犯政治错误。副队长吕志林也明确表态：霍队长批评的对，时刻划清敌我界限，这是我们每个工作队队员必须遵守的原则。霍队长接着说，有关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我们把群众发动起来之后，还会揭发好多。下面再简要说说干部“四不清”问题。据公社分团领导介绍，这里的大小队干部几乎都有多吃多占问题。账目，特别是工分账，也比较乱。总之，虽然底数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但基本情况是掌握的。为了便于工作，我们初步分下工。我、黄教授、徐小妹和郑美群四个人负责一队、二队，老吕你们四个人负责三队、四队。大队的情况我和老吕共同负责。今天中午的社员大会，主要是宣讲党中央的十条。 　　初春的中午，天是晴朗的，风是和煦的，直射的阳光把大地照得暖暖洋洋，以致街道和院落里存放了一冬的积雪和薄冰，也开始静悄悄地融化。
　　大队部的院子里，社员们早就到齐了。男人们你一群我一伙，依在墙边，蹲在墙角，时而互相挑逗，时而又嬉笑对骂；女人们则人手一个小板凳，挤坐在两棵大榆树下，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又抿嘴浅笑。另外还有一行人，男女几乎对半，年纪最小的也在三十六、七以上，并排站在两侧的墙根下，既不说话，也不走动，更没有欢声笑语，神情也极为呆滞。吕志林悄悄告诉我，他们都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向来是不能与这边的社员们为伍的。
　　在男人群和女人堆儿的交界处，一个男人不小心踩了一个女人纳的鞋底儿，那个女人噘嘴瞪眼地喊：你损不损啊？还没上鞋帮的底子就让你那双臭脚踩脏了？那个男人也不示弱，火气方刚地回答：谁让你挡道来？今天踩鞋底还是轻的，明天我还要踩脚呢！人们听了，哈哈大笑。一个老太太评论说，你们俩呀，整天吵什么？不兴互相让着点！
　　大会开始时，霍队长把工作队成员一一向大家做了介绍，然后讲明了工作任务，最后还宣讲了工作纪律。宣讲十条的任务给了祝林。吕志林告诉我，因为祝林是北京人，平时一口京腔，话说的标准，又是大学生，文化也比工农干部高，不让他宣讲谁宣讲？社员们虽然早就知道了工作队的来意，但对全国的形势却不清楚，所以会场秩序很好，大家听的也非常认真。
　　祝林的普通话果然讲得标准，也非常好听，一字一板，字正腔圆。十页文件宣读完之后，不知是中央文件说出了社员们的心里话，还是祝林宣讲得太棒了，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社员们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马永清夸赞说，工作队真有人才，宣讲的和话匣子里的声音一个样。这时候有个女人从男人堆里站出来说，没文化不会说就别说，话匣子里的声音多了，县里开三干会时咱方县长那声音好听吗？一口唐山味，拉腔侉调的。人家祝林那声音是标准的北京话，国家发布什么大事儿用的都是这个调儿，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夏青是一个师傅教的，全中国人人都愿听！我仔细打量一番这个女人，年纪大约二十三、四岁，细高个，鸭蛋脸，身材苗条，长相标致，脖子上还系个红头巾，一举一动都流露出几分与众人不同的风韵。她是全村唯一一个没和大姑娘小媳妇挤在一起的女人，而是坐在男人群里有说有笑。听吕志林说，这个女人叫常雪梅，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也是马永清的小姨子，前年嫁到这个村的，男人在石家庄一家大药厂上班。我问她是什么文化，吕志林说，初中生，弄不好，可能还没毕业。
　　由于时间已经到了各家各户做下午饭的时候，霍队长宣布宣讲结束，社员们可以走了，但大小队干部和四类分子分别留下。霍队长领着多数工作队员给大小队干部们开会，吕志林和我给四类分子训话。
　　吕志林很清楚我长这么大也没给什么人训过话，更不必说是阶级敌人了；他一个人上阵，让我在一旁观看。训话伊始，先是点名：常万禄？队里立刻有一个人喊：到！常刘氏？到！……被点名的都是夫妻俩排在一起，只有坏分子宋振家是一个人，老婆早死了。点完名，吕志林声色俱厉地说：刚才宣讲的文件你们都听到了吧？让你们同社员们一起听宣讲，就是多给你们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文件的第三条就是专门说你们的：（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吕志林一口气重复宣讲了阶级斗争的九种表现，然后又说，从今天起，你们要按照文件要求，对照检查自己，有什么问题赶快交待，早交待早主动，晚交待就被动，拖到最后是没有好下场的！听到没有？列队的人们立刻训练有素地喊了一声：听到了！我站在一旁观察这些人，尽管情绪都是低落的，但低落的程度又有区别：那个被吕志林第一个点名的常万禄（人们习惯称之为常老二）和一个中等个、背部有点驼的富农脸上流露出的愁容更为明显（后来我打听到那个富农叫田树林）。我本来想认真琢磨琢磨这两个人，没想到吕志林突然说：现在，请工作队的徐小妹向你们训话。我一时有些慌张，不知讲什么好。即便如此，常万禄和田树林仍然不敢抬头看我一眼。我沉思了一会儿，十分严肃地说：毛主席讲过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前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归根结底，是爱谁恨谁的问题。你是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大众呢，还是恨共产党、恨社会主义、恨人民大众呢？前者，是我不是敌，是朋友不是专政对象，是好人不是坏人；后者，那就是敌人，是专政对象，是坏人。你们好好对照一下，下次认真交待。吕志林听了，有些不解，因为十条里没有这些说法。他哪里知道，做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几乎能倒背如流，里边的句子自然也能信手拈来。而十条，我前后才读过两遍，一时还引用不好。吕志林呢，又没有理由说我讲的不对。他迟疑了一会儿，才有些不快地宣布：散会！
　　三
　　一转眼，工作队进村七、八天了。这期间，我们分别召开了大小队干部会、党团员会、积极分子会和小队社员会，对群众进行了层层发动。据霍队长分析，有两个多数值得重视：一是多数四类分子都有怀旧之心，自然也就有变天之意，他们在一些触景生情的场合上都流露过对旧岁月的好感和眷恋，常万禄不过是口无遮拦、表现欲最强烈的一个罢了；二是多数大小队干部都有“四不清”问题，或多吃多占，或利用职权为亲朋好友捞到某些好处。不过，多数毕竟是多数，而不是全部。在四类分子中，唯有富农田树林没有怀旧、变天的表现，大家几乎一致反映他向来老老实实干活，每天都沉默寡言，最多也只说两、三句话，即使在家里与妻子儿女也是如此。在大队干部中，唯有大队长王宏新没有人反映他有任何“四不清”问题，人们只要一谈到他，都会众口一词，说他是一个吃苦在前、不计个人得失的硬汉子，每逢干部们有多吃多占的场合和机会，他不是反对就是退出。这两个与众不同的人物，给了我很大触动：王宏新的一言一行，说明我们党的干部还有佼佼者在；田树林的一举一动，则说明对剥削阶级的改造确有成功的范例。听了霍队长的分析，我特别注意观察王宏新这个人。 　　王宏新是个退伍兵，在部队入党，还立过三等功。这个人高高的个子，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留着城里人时兴的小分头。平时总喜欢穿一身没有任何标志、已经开始褪色的黄军装，而且什么时候都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真是英姿飒爽。老实说，凭他的相貌和洁净，与其说是个生产大队队长，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据我仔细观察，他每天除了干活、吃饭和外出开会，其它时间几乎全在大队部或与大队部仅有一墙之隔的饲养处，从来不知恋家，晚上睡觉也多是在大队部或饲养处。听马永清说，王宏新是爹妈包办的婚姻，本来部队给他十四天结婚假，可他却在夫妻对拜的第二天就回营房去了。退伍回来又长时间住大队部，直到爹妈气晕过去了才回家住上两天。不过，常雪梅却不同意这种“感情不合”说；她反驳道，不合就离呀？又不离，还让人家生了个孩子，今年眼看又要生第二胎了，你们说这叫什么事？
　　又过些日子，同社员们接触多了，我又听到一种新的说法：要说王宏新哪，那可是男人堆里的尖子，全沙各庄四个生产队，只有一个女人能与他般配！可惜呀，老天不作美，没把他们俩拴在一根红线上。我问这个女人是谁，开始人们不说，问的遍数多了，才告诉是沙春兰。
　　沙春兰是谁？论长相、讲人品，又高在何处？人们为什么要把她和王宏新相提并论？
　　一天中午，我去大队部取报纸，回来时在后街的碾道旁看见一群人正在笑看一男一女两个人吵架。走近一看，原来正是开社员大会那天因为踩脏了鞋底而互相对骂的那两位。我仔细看了看，男的三十出头，一米七几的个子，宽肩膀，国字脸，大眼睛，双眼皮，虽然穿的棉袄棉裤有点脏兮兮的，但却掩饰不住眉宇间流露出的机敏和聪颖；女的与男的年龄相仿，中等个儿，梳一头短发，精神利落。两人吵架的原因是女方从碾道出来，手端的一笸箩红薯面被急急忙忙走过来的男方撞洒了。女方怒气冲冲地骂男方：田一民，你眼睛瞎了？一笸箩面全让你撞洒在地上了，缺德不缺德啊！男方——田一民并不买账，他反唇相讥：沙春兰，你丢不丢人？自己没端住，反倒赖别人，真是猪八戒抡家伙——倒打一耙！沙春兰气昂昂地说：好狗还不挡道呢，你横在那儿，羞不羞啊？旁边几个青年妇女叹口气说，这两个人犯什么相了，一见面就吵、就骂，真是一对冤家！
　　说来也巧，就在我想进一步了解沙春兰时，我们那个小组派饭正好派在沙春兰家。
　　来工作队领我们去吃饭的是沙春兰的丈夫朱有家。这个人个子不高，长相平平，逢人见面，未曾开口，先笑脸相迎，似乎一天24小时都不会发脾气。他家在后街的一个大院里。说是大院，是因为这里的房屋建筑，与南方农村成排成行不一样，也有别于塞北农户的独门独院，而是一个穿堂大院，里面住十几户，每户都开前后两个门，人们可以穿屋而过、穿院而走，从这头通到那头。朱有家住在大院中间。他家门口、窗下，打扫得干干净净。走进外屋，清亮的灶间和扑鼻的饭菜香，顿时让外来者对这个家产生浓郁的温馨之感。朱有家把我们领进东屋，女主人和小女儿正站在地上恭候。这屋子的开间并不大，但却布置得井井有条，擦拭得窗明几净。东墙的正中挂着这里农户常见的墙壁子（中间一面大镜子，两边两个条镜）。中间的大镜子上有郑板桥一首《盆兰》诗和几株兰花，两边两个条镜嵌着一副楹联，上联是“云想衣裳花想容”，下联是“凤在梧桐鸟在松”。墙壁子下面的三节柜，虽然油漆早已斑剥脱落，但却擦得格外明光锃亮。柜子上对称摆放着一对胆瓶和一对茶瓶。四只瓶子上分别绘有“桃园三结义”、“孙悟空闹天宫”、“景阳岗武松打虎”和“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图画，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精彩章节。炕梢被垛叠得四棱见线儿，外面还罩上一个花布单。炕上八成新的席子上铺着一块棉线毯。一张紫红色的方桌摆在炕中间，桌子光泽闪耀。一摞盆碗干净雪亮，一把筷子也洗得水珠欲滴。女主人非常客气地让我们在门后摆放的铜盆里洗手，脸盆架上还特意准备好一块新香皂（女主人叫洋胰子）和一条新毛巾。饭是当地只有招待客人才吃的粳米饭，菜更是农民们改善生活才上桌的水豆腐和韭花炒鸡蛋。按照工作队的纪律，到老乡家是不许吃鱼肉蛋的。霍队长当然批评了。女主人笑着说，蛋是自家鸡下的，又没花钱。屋子干净，饭菜可口，我们吃得都很酣畅。这时，我坐在炕上，偷偷多看了女主人几眼。她身材不胖也不瘦；脸很白净，而且泛着未加任何修饰的光彩，脸颊上还透着年轻女人特有的红晕；眼睛大而有神，两只黑亮的眸子里总是不停地闪烁出乐观和自信的目光。严格讲，这个女人并不俊俏，但却有着一种让你在极短时间内就肃然起敬的气质和魅力：从她对家务的料理中，你领悟到的是自强和自尊；从她的眼神和话语里，你体会到的是从容和厚重。黄教授似乎没有瞥一眼女主人；他像是发现新大陆似的，把惊喜的目光都聚集在了窗台上——那里正摆放着一盆鲜美亮丽的兰花。黄教授一边欣赏一边评论：色嫩绿，株匀称，萼片短圆，先端有小尖，花瓣质厚，卷曲如蚕蛾，香清而不浊，姿美而不艳，肩、瓣、棒、舌、鼻、壳、梗，都好似佳品宋梅，所以其清也与众不同，是气清、色清、神清、韵清，堪称人人喜爱的“四清”。我和郑美群都不懂花卉学，自然也不晓得佳品兰花有什么说道和讲究。我们相信，霍队长同样也是外行。开始我们都专注而钦佩地听黄教授点评，后来，当他又讲出一个“四清”时，霍队长不禁满脸愕然。我担心侃快的霍队长会讲出什么让黄教授扫兴的话来，赶紧打岔说，水豆腐都凉了，快吃快吃！谁知霍队长还非常认真；她一脸严肃地说，黄教授观花赏草，可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你说的“四清”，是哪个阶级的，是无产阶级的呢，还是资产阶级的？黄教授一愣，但很快就笑着说，哪个阶级的我也说不清，不过，这赞赏兰花的气清、色清、神清、韵清，可不是我的发明，那是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董老观赏兰花时总结的。霍队长听说是董必武，立刻不吱声了。女主人也没料到黄教授对一盆兰花讲出那么多说法，欣喜之际，眼睛里浸出了湿润的色泽。这时候，我们又仔细端详了女主人的小女儿，双眼皮，大眼睛，红彤彤的脸蛋，虽然身子紧紧依偎着母亲，但目光却一直在几个陌生人头上扫来扫去。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小姑娘说叫小兰。我和郑美群都很遗憾没有什么小物件可以送给小兰。霍队长不失时机地从衣兜里掏出块糖，对小兰说，这是昨天分团开会一个大爷买的，送给你吃吧。我和郑美群都拍手叫好。没想到，小兰却背起了双手，摇着头说，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我不要。黄教授粗声粗嗓地说，你不要糖，我以后就不来你家吃饭。说也奇怪，小兰稍稍迟疑了一会儿，就伸出双手把一块糖接了过去。 　　就在主人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的时候，马永清和王宏新急急忙忙跑来了。马永清说，不好了，出大事了，人命关天！霍队长见大队书记和大队长一起来，也预感到情况不妙。她问，大事？什么大事？王宏新说，都折腾一宿了，还是不行。霍队长莫名其妙地问，什么一宿了？马永清说，宏新媳妇难产，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怎么也生不出来，咱庄的老娘婆傻眼了，从马王庄请的接生高手也没招了，两个老娘婆都让准备后事呢。霍队长说，那快送医院剖腹产啊！县医院、公社卫生院不都行吗？马永清说，县医院20里地，公社卫生院25里，哪边的路也不好走，套上大车，颠也把她颠垮了！霍队长也犯起难来：那可怎么办呢？咱们工作队里又没有大夫。王宏新顺脸淌汗，嘴里反复说这回可完了，这回可完了！看得出，这个平时跟媳妇感情不怎么样的汉子，到了关键时候却真的急坏了。
　　沙春兰依旧是那样沉稳。她把饭桌撤到外屋，才转过身子对马永清说，去找田一民吧，兴许他能有办法。马永清一愣：田一民？你们俩一见面，不是吵就骂，你怎么会举荐他？王宏新说，田一民开个药方、看个小病还可以，这么大的瘪子，他能做？沙春兰说，试试看吧，听说他遇过这样的难题。马永清说，那好吧，死马当作活马医！
　　马永清、王宏新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紧跟。走出沙春兰家，不过二十几步，前屋就是田一民父亲家。最先出来迎候的是田树林。马永清说明来意，田树林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他连个大夫都不是，千万不可造次！王宏新刚要进一步解释，就见田一民从里屋走出来说，让我去吧，救人要紧！田树林气极败坏地说，混小子，你手里又没有金刚钻，凭什么去揽人家的瓷器活？那可是大队长的家眷啊！田一民不以为然地瞥了一眼父亲，没有分辩，抬脚就朝王宏新家跑去。
　　马永清、霍队长我们都在王宏新家门口等候。许多社员闻讯后，也跑来围观、听信儿。霍队长问马永清，这个田一民是个什么人？马永清说，富农子弟，初中生，姥爷是个中医，他从小跟着学过几本药书，平时好给人开个药方、拔个罐子、扎上几针什么的，有些人挺信他。霍队长说，这算什么？一不是大夫，二不是郎中，怎么能拿两条人命开玩笑？周围的社员们见工作队长带头不满，也开始插话，这个说是瞎胡闹，那个说是胆大包天，还有的甚至说，一个富农子弟，竟敢在一个贫农大队长家里冒这个险，弄得不好，够他老子喝一壶的！
　　就在人们乱哄哄一片针砭之声此起彼伏时，突然从屋里传来两声婴儿的啼哭。人们立刻不约而同地静了下来，争先恐后把自己的一只耳朵朝向里面，屏息宁气，默默倾听，倾听那虽然细微但却是人世间最优美最激动人心的声音。随着那啼哭声越来越大，常雪梅第一个从屋里跑出来报信说，生了，生了！人们听了，或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或是惊讶得目瞪口呆，一时间竟然鸦雀无声，直到两个汗流浃背的老娘婆也出来报喜时，大家才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站在最前边等候在门口的王宏新，两眼刷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热泪。据他爹妈说，这小子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哭成这个样子。就在这功夫，田一民出来了。他不慌不忙，神情自若，尽管办了这样一件大事，头上、脸上竟然没有流出一滴汗珠。走到王宏新身边时，他轻轻说了句，是个小子，快进去看看吧。说完，转身回家了。
　　霍队长显然难以置信；她问常雪梅，这小子都用了什么高招？常雪梅说，针炙，只扎了三针，多一针都没用！一个老娘婆怕别人听不明白，还五体投地地补充说，三针扎下去，手捏着针，往这边转转，往那边捻捻，哎，你说怪不怪，宫口越开越大，孩子脑袋露出来了。
　　人们又是一阵叫好，就连霍队长也心服口服地说，奇了，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不过，我清楚地发现，田树林不但没有叫好，反而紧锁眉头，拍着大腿，发出了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
　　四
　　虽然夫妻俩分别还不到一个月时间，霍队长的老伴就借下乡检查工作的机会来探亲了。那是一天傍晚，我和郑美群从一户贫农家走访回来，像往常一样推开我们住的屋门，突然看见霍队长正在和一个男人热烈拥抱在一起，你亲我吻地情绪非常激动，吓得我们俩三步并作两步跑了出来，差点同刚刚进院的吕志林撞在一起。他问我们俩慌什么？郑美群说霍队长屋里有个男人，俩人正在……我赶紧捏了她一把，示意她不要直说。她尖叫了一声，话语也就随之停了下来。吕志林会意地笑着说，你们大学生啊，真是少见多怪。他领我们俩转回身走到外屋，停下脚步站立一会儿，这时就听我们屋里那个男人说，春节前给你买的红毛衣怎么还不穿？你脚上那双棉皮鞋后跟快踩没了，早该打掌了！接下去，是霍队长在训斥：就你事多，一个老爷们，天天婆婆妈妈的！吕志林这时果断地咳嗽了一声。霍队长说，不用使动静了，都进来吧。等我们三个人进了屋，她介绍说，这是我老伴。直到这时我们才看清楚，她那位老伴——其实不过四十出头，人长得挺精神，就是太清瘦了，好像有什么病。他大大方方地同我们握手。吕志林说，既然家里来人了，今天的碰头会就改在明天开吧。郑美群，你今天晚上到对面屋房东家去住，她家男人赶大车去昌黎了。徐小妹嘛，你到……说到这时，霍队长明知故问地说，你这是干什么？吕志林说，让两个姑娘倒地方啊！霍队长说，不用了，老赵有自行车，待一会儿回县里去。吕志林说，得了队长，你就别客气了，谁不知道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啊，你们俩正好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再说了，你们赵局长叫赵大海，你呢，叫霍秋华，一个是水，一个是火（霍），水火碰到一起，不是你吞了他，就是他吞了你，要是这点方便也不给，我这个队副还想当不想当啊？霍队长这才动了动脑筋说，徐小妹，那你就去沙春兰家住吧，她男人是饲养员，整天住在饲养处。
　　晚上，我正准备搬着行李过去，沙春兰主动来接我。她说，不用搬被子了，我家柜子里有一床里儿面儿三新的，亏待不着你。说心里话，我自打在她家吃过一顿饭后，对她印象极好，也非常愿意到她家去住，所以不等霍队长放行，就跟着沙春兰到了她家。像前几天来吃饭时一样，她家依然是那样干净、整洁。不同的是，炕上的棉线毯已卷在一旁，一大笸箩玉米和一小笸箩花生正摆在炕中间。我知道，那是现在家家户户社员都在干的一种活儿——为生产队脱玉米粒、剥花生。我们进屋时，小兰正拿着几粒花生米往嘴里放。当妈的看见了，“啪”一声，不轻不重给了她一巴掌，一边打一边抢过那几粒花生米。小兰立刻哇哇哭了起来。我埋怨说，几粒花生米，也值当打孩子？沙春兰叹了一口气说，生产队往回收时要过秤，少一两也不行。我赶紧从兜里掏出一块新新的花手帕递给小兰说，不哭，不哭，这花手帕上有蝴蝶，风一刮，就会飞，可比花生米好玩。小兰果然不哭了。沙春兰顺势把她放到炕头，拍打着哄睡了。这时我发现小枕头旁边有个小洋布娃娃。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件奢侈品。沙春兰也觉察到我发现了那个布娃娃，神情稍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在转移话题中复归平静。我拿起改锥，先在玉米棒上有间隔地穿掉几行米粒，然后再用双手使劲搓拧。好半天，也没搓完一个，一不小心还把手穿破了。沙春兰找出一瓶酒，把一块雪白雪白的棉花蘸湿，帮我擦洗伤口。她说你们城里人，没干过这活儿，就在一边说话吧。只见她拿起两个穿掉几行米粒的玉米，上下一搓，刷刷刷，米粒翻飞，简直像机器脱粒一样快速、干净。说话间，一大笸箩玉米棒全都搓完了。这时，借助灯光，我又仔细端详了一番沙春兰，脸庞、鬓角、下颏、胸脯，都在散发着青春的活力。我心想，这是一个多么勤劳能干的女人。朱有家何德何能，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 　　扫完炕，铺上棉线毯，沙春兰从柜里取出一床被子，果然是里儿面儿三新，蓬松柔软，还散发着新棉絮的气息。被面是嫩绿色的，质地是丝绸的，上面还绣着一对在水中追逐的鸳鸯。我说，你这被子是不是结婚时用的？她笑了笑说，结婚都十好几年了，这被子是去年新做的。我又问，那肯定另有用处？她脸上突然泛起一片红晕，讷讷地说，还能有什么用处？我特稀罕这被面，就做了一床，平时看着也舒服。你是贵客，我喜欢你这妹子，你盖吧。我说，不行不行，我还是盖小兰的被子吧，要不，我就回去搬我的行李。她见拗不过我，才把那床新被子重又放回柜里，回过头说，那你就盖小兰的，小兰盖我的，我盖他爸的。我立刻帮她打开被垛，这时，我才好奇地发现，所有被面褥面，竟然全都是绿色的。
　　躺在炕上，我们俩一时都睡不着。我问她老家在哪儿，是怎么同朱有家认识并结婚的。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老家是马王庄的，从小母亲就去世了。我和朱有家并不认识，是土改工作队把我分给他的。我惊讶地“啊”了一声，不相信地重复一遍：分给他的？沙春兰说，对，就像贫下中农分地、分房子、分牲畜一样，分给他的。我听了，还是不能相信，虽然我生在解放前，但对土改的全部了解，无一不是来自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那里面确有穷人分地主老财土地和牲畜的描写，但绝对没有分人，更何况是分一个超群出众的大姑娘！我改用平静的语调问，能细说说吗？她说，想听，我就给你讲讲。她翻了翻身，仰面躺着，脸朝着房顶，深思了足有两分钟，才对我说：我姥爷是马王庄有名的大地主沙庆河的长工，扛了三十年活，还欠下东家五石小麦。我母亲那时已经十八岁，出落得秀气、水灵，方圆几百里也难找到第二个。在一次娘娘庙庙会上，沙庆河发现了我母亲，铁了心要娶她做小。我姥爷不同意，沙庆河就派十几个人天天上门逼债。我母亲一狠心同意了，条件是免了债，再付两石小麦。沙庆河一口答应。可过门时，没明媒正娶，也不许住他家，而是安置在山林里。时间不长，母亲就怀了我。这时母亲才知道，沙庆河大老婆生了两个女儿后就再也不怀孕了，他想让我母亲给他生个儿子。第二年春天，我出生了，还是个丫头，从此沙庆河再不上山。母亲在我没出满月时就下地捡柴，不幸中了山风，一病不起，刚一入夏就扔下我走了。我从小在山里长大，与长工们一起干活。直到十四岁时，才下山到私塾里念了几天书。三年后，当我十七岁时，我们这里解放了，沙庆河被镇压了，全县搞了土改。那时，朱有家刚好从前线立功回来——说是在锦州的一次大仗中他带领民工担架队，两天两夜救出一百多个伤员，成了远近闻名的英雄。当他回到沙各庄时，贫苦人已经把地主富农的房子、土地和牲畜分的差不多了。土改工作队有个杨队长，好不容易才从别人手里拆兑出三亩地、两间房，同别人比，总觉得朱有家这个英雄分得太少，就当众宣布说，沙庆河还有个丫头，至今没主儿，也一块分给你了，明天你就把她领回去吧……
　　沙春兰说到这儿，停住了。我问，那你愿意吗？她依旧瞅着房顶说，什么叫愿意不愿意？有一个被镇压的生父，我早就吓坏了，哪还有什么主见？再加上人们说他是支前英雄，就更不敢说个“不”字了。
　　我想了想，又问，那你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她说，是私塾的老先生。他说我出生在春天，成长在山上，又是个女孩子，空谷幽兰，就叫沙春兰吧。过了一会儿，他又摇了摇头说，沙春兰，春兰长在沙子上，可能不太好，但只要有绿色，就能逢凶化吉。记住，绿色！你说奇不奇？我对沙春兰说，怪不得你家的被面褥面都是绿色的。沙春兰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你说咱一个庄稼人，整天接触最多的是什么？还不是庄稼？庄稼又是什么颜色的？还不是绿色。
　　我本想问她婚后与朱有家生活幸福不幸福，可又一想，听口气她对嫁给朱有家并不满意，如果直来直去地问，可能不便回答，就转移话题说，我听村里不少人讲，你和田一民不对头，一见面就好吵架，人们都说你半拉眼珠都看不上他。我不知道你讨厌他什么？要是依我看，田一民这个人绝顶聪明，又有一副热心肠，助人为乐，挺好的。沙春兰说，我讨厌他张狂。我说，既然是这样，那天王宏新家难产，你怎么还举荐他？你是怎么知道他有那个本事的？沙春兰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个时候再看不上他就不对了。你问我怎么知道他有那个本事？那是五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回马王庄姥姥家去看我小姨，田一民去接他三舅，可巧有个妇女难产，折腾了半过晌，就是生不出来，老娘婆都泄气了，全家人哭作一团。这功夫田一民听说了，扔下他三舅，自告奋勇，扎了四针，孩子就生出来了，大人也平安无事。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会相信。我说，原来如此，你是早就胸有成竹啊。沙春兰说，什么木头竹子的，快睡吧，要不明天一早你该起不来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霍队长派人把田一民叫到了工作队队部，说是他老伴要看看病。后来听吕志林说，是那个如狼似虎的晚上霍队长讲了田一民三针救下两条人命的故事之后，激发了她老伴求医心切。田一民进屋后，什么话也没说，找个小枕头，让霍队长老伴伸出左手，开始摸脉。一分钟后，又换成右手，寸、关、尺，再摸片刻，然后才说，赵局长胃不好。霍队长的老伴端着四平八稳的架子，不屑一顾地问，你认识我？田一民说，水利局赵大海局长，全县还有第二个吗？赵局长依旧头不抬眼不睁地说，我的胃还真有点问题。田一民说，不是有点，而是至少从一年前开始，就连续出过三次血。赵局长听了，“噌”地从炕沿上跳到地上，佩服地说，哎呀我的妈呀，你小子可真神了！霍队长也半是责备半是疼爱地说，都是喝酒喝的，下乡打井挖渠，哪天不整个斤二八两的。赵局长说，县医院大夫已经说了，要是胃再出血，就得开刀了，至少要把胃切掉四分之三啊！田一民说，对对的，一点不假。赵局长颇有些惶恐地问，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霍队长也急不可待地说，有好办法你就说，不怕花钱！田一民说，办法肯定有，而且不用花钱，不过……霍队长说，不过什么？是不是要诊费？田一民说，你误会了，我说不过，是说不过得有一条，半年内戒酒，要是能做到，我保你九九八十一天明显见效：不胀满，不痞闷，不烧心，不胃疼，连年糕豆包都能吃。赵局长说，我这辈子就爱吃粘的，见着年糕豆包都走不动道儿！霍队长说，那你快说吧，怎么个治法？我今天就陪他去药铺抓药！田一民说，也不用去药铺，咱这农村里有的是。赵局长急的快蹦高了，两手紧紧抓住田一民的手说，我的妈呀你快说吧，一会儿把我憋出犄角来了！田一民这才不慌不忙地说，捡一笸箩剥完核桃剩下的核桃皮儿，每天早晨抓一把，放在沙锅里，如煎中药一般熬好，空腹喝下，连服三个月。到时候如果不是我说那样，任凭赵局长处置！赵局长哈哈大笑说，那好了，明天一早我就开始用药！田一民又嘱咐说，半年内不许见酒，半年后每顿也不许超过一两。霍队长说，千万记住了，再喝可就没命了。 　　看到田一民诊病如此准确、用药又出奇地简约，加上有前几天的那场惊人之举，工作队员们都围拢过来求医问药。黄教授虔诚地说，年纪大了，不怕你笑话，前列腺增生、肥大，尿急、尿频，开个小会也要跑两趟厕所，有什么好办法吗？田一民说，您是教授，条件肯定好一点，治这个病就得破费些，除了花钱，还得多用几斤粮票。黄教授说，成成，我想法张罗就是。田一民说，此方叫黑核花，就是每天吃一勺黑芝麻，一个核桃，三粒花生，长期坚持，不仅尿急、尿频、尿不净可以治好，而且一部分白发还能变黑，一举两得。黄教授立即找出一张纸，认认真真地记下了药方。
　　李志伦说，我爹有酒糟鼻，是当中学教师的，一上课总有学生朝他笑，笑的他都教二十多年书了，在讲台上还腼腼腆腆的，你快给想个办法吧。田一民说，把荞麦面烧成灰，用香油调匀，外敷患处，每日两次，一个月后明显见效。吕志林几次挤到前边想张嘴，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霍队长发现了，就说志林啊，你是不是想给媳妇问个方？那就快说，是例假不准，还是消化不良？吕志林苦笑着说，都不是；她……她她……霍队长又气又笑：你今天结巴什么？她到底怎么了？吕志林这才和盘托出：她有点腋臭，到了夏天更明显。田一民笑着说，吕队长家的病也不用花钱，只是你本人要多辛劳些。吕志林说，不怕辛劳，不怕辛劳，不知是怎么个辛劳法？田一民说，回家后，你将她两腋洗净，然后用西红柿汁浸泡过的药棉反复擦试1—2分钟，每日早、中、晚三次，两个月后可以收到明显效果。
　　祝林、郑美群和我，几乎都看傻了眼，本想也凑个热闹，求个方讨个药，可想了又想，都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要看，只好鼓掌称赞。
　　五
　　经过二十多天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霍队长认为多数贫下中农已经发动起来，每个小队还涌现出了几名积极分子。在霍队长的指导下，我们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正面的是王宏新，反面的是马永清。王宏新的事迹本来就很突出，随着许多干部“四不清”问题的日渐明显，王宏新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一心为集体的事例越举越多：比如带领民工参加全县水利建设大会战，他是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河里下石网的；比如去县粮库交公粮，新来的业务员记错了账，多给大队算了一万斤，他硬是给退了回去；比如大小队干部拿工分补贴，他拿的是最少的；再比如……总之，几乎每天都有具体、感人的事儿反映上来。马永清的问题主要是自从常万禄给他介绍这个走道的媳妇安了家以后，他对常万禄总是一口一个二叔叫着，时不时就互相串门整上几盅，还经常把轻快活分给他。遇到推碾子拉磨，别人等几天还使不上牲口，常万禄却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都能牵上那头大黑驴。更可气的是，常万禄的儿子在县里念中学，刚说一声要入团，马永清就让大队会计把“政治可靠”的证明开了过去……总而言之，马永清已经同阶级敌人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霍队长说，照此下去，大队的领导权早晚有一天会被常万禄夺过去。不过，也有人对这两个典型持有异议。有两个积极分子说王宏新哪儿都好，就是跟媳妇没感情，一天到晚在家也待不上两个钟头。霍队长反驳说，什么叫不好？是他想离婚还是在外面又有了相好的？都没有，那还鸡蛋里挑骨头干什么？对马永清，有的社员说他和常万禄不过是知恩图报，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连这点做人的道理都不讲，那就把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丢了。霍队长说，做为贫农的马永清，他的恩人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把他解放了并培养成大队书记，常万禄会给他当介绍人吗？真是糊涂，典型的糊涂蛋！
　　两个典型上报到公社分团，分团杨团长非常满意；他表扬说，你们既树立了干部和群众学习的好榜样，又选准了被阶级敌人腐蚀拉拢的反面教材，经验宝贵，很值得各村工作队学习借鉴。与此同时，杨团长也提醒说，你们沙各庄有个富农子弟田一民，听说很活跃，在群众中也很占位置，要多加注意，随时警惕有新的动向发生。
　　从分团回来，霍队长传达了杨团长的指示精神，要我召开一个地富子女会，宣讲上级精神，注意有什么反映和动向。
　　6户地主、5户富农，子女就有19人。其中，年龄大的三十几岁，小的十几岁。按25岁以上计算，是10人，其中只有一人已婚，其他9人竟然都是光棍。这其中就包括“在群众中很占位置”的田一民。开会时，我宣讲了分团领导对地主、富农子女的分析和评估：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总的来说是两头小、中间大，即少数人受家庭影响较深，或者有杀亲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阶级仇恨，进行阶级报复，参与封建复辟和反革命活动；少数人受家庭影响较少，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大多数人同自己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政治表现一般，这些人正站在十字路口上，是敌对阶级同我们争取青年的一部分主要对象……我一边宣讲一边观察，他们对这个分析和论断并不感到意外，神情近乎麻木，头不愿意抬，眼不愿意睁，仿佛在茫茫的沙漠里，看不到一片绿叶，也看不见一滴泉水，已经极度失望。最后，当我要他们表态时，只有一个人说，要求进步，向党靠拢。其他人随声附和说，同意。
　　散会后，我留下了田一民。我问他听懂没有？他说，还有一部分内容你没讲。我问，哪部分？他说，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干部，一般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这些规定，不是你们定的，也不是公社分团定的，而是党中央定的。有了这些规定，我们这些子女，还有什么奔头？我虽然心里承认他讲的一点也不错，但嘴上却不能说“是”；我问他，你是从哪儿听说的？他说，马王庄是“四清”试点先行的大队，那里早就宣布了。我心里承认他对中央文件的规定早就一清二楚，嘴上不好再同他分辩，就换个话题问他，你今年三十二、三了吧？怎么还不娶媳妇？他苦笑着反问：谁愿意嫁给一个连保管员都不能当的人？我说，党中央已经明确，只要你们同家庭划清界限，走社会主义道路，前途仍然是光明的。他摇了摇头说，文件是文件，过起日子来就不那么简单了。先不说有没人肯嫁给我，就是有了，结了婚，有了孩子，孩子的家庭成份还是富农，长大了还要同家庭划清界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说，就因为这个原因，你们这些子女打光棍的最多？他说，对对的。 　　老实说，那时我无法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自然也就不能将他说服；我只含糊地说了一句，你人很聪明，一定要好自为之。他说，我给人看病，助人为乐，解除痛苦，十之有九都是分文不取；我和父母分开住，独挑门户，好少受影响。除此之外，我还应该怎么办呢？我底气不足地说，今天先谈到这，以后有什么情况咱们再交换。
　　他用失望的眼光瞥了瞥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
　　按照工作队员守则，在运动中要尽可能多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们和社员一起春汇、犁地、起圈、送粪、播种，几乎什么活计都干过。转眼就到了红薯栽秧的时候。本来，沙各庄在暖窖里准备了足够的秧苗，可谁也没想到，春末的一场大雪把暖窖压坍了，秧苗也就少了一半。亏得霍队长有本事，她以社长名义，从她任职的滨海公社联系了急需的秧苗，王宏新立刻赶上大车去抢运。考虑到我们还没去过县城，同时也让我们领略一下她在滨海公社的威望，霍队长让黄教授和我一起去。
　　同行的还有大队会计王宏财，他是王宏新的叔伯哥哥。此人尖嘴猴腮，眼睛总好半睁半合，长得和王宏新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见到我们女学生，两眼睁得大大的，贼溜溜的目光，不停地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
　　滨海公社在县城东南，离县城三十多华里。我们头天下午赶到那里，第二天一早装好车往回返。因为要到县里取一份文件，回来时，多绕几华里，进了县城。县城并不大，只有三条街，房屋多是二、三十年代建的，解放后的新建筑寥寥无几，即使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也不过是一家新华书店、两家百货商店和几家饭馆而已。王宏新把大车停在一家挂着两个幌子的饭馆门口，吩咐王宏财说，已经到晌午了，你领着教授和小徐，进去吃油条豆腐脑儿吧，我去县政府取那份试种水稻的文件，可能多耽搁一会儿，不用等我。
　　走进饭馆，王宏财要了三份油条，三碗豆腐脑儿。看到教授和我吃得很香，他又来了情绪：服务员，再来两盘宫保鸡丁和红烧鲤鱼。黄教授说，不可不可，工作队有纪律，不许吃鱼吃肉。王宏财狡黠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是大队会计，我做得了这个主，吃出事来有我呢！再说了，你们在我们这儿能待多长时间，连碗鱼、肉都吃不上，将来有一天我去大学看你们，你们该不认识我这个草民了。要是有朝一日我儿子也能考上大学，有事找你们，你们更不办了！黄教授和我拗不过他，只好一个盘子夹几口。他见我们很听话，索性又要了两壶烧酒。这回黄教授坚决不喝。他把一只腿往凳子上一架，解开衣襟，一边说不喝也得算账，一边开怀畅饮起来。
　　吃完饭，王宏新还没回来。我说出去找找，顺便参观参观县城。刚拐过一个墙角，就发现王宏新正同几个种过水稻的农民打听怎样育秧、插秧、中耕、锄草，一边问，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块烀熟的凉红薯往嘴里吃。据我观察，这里的庄户人家，每到秋天都把红薯烀熟，然后晾到房顶上，出门赶集上店，就带上几块充当午餐。以前，我多次听社员们反映说，王宏新无论去县里开会还是到公社办事，从来不下馆子，总是怀里揣块凉红薯，甚至连碗茶水都舍不得买，今天应该是眼见为实了。我突然想起柳青《创业史》中的主人公梁生宝，才知道这样的基屋干部并非作家杜撰。我不便去打搅他，就到不远的一个集市转转。这时，我发现了田一民，他居然在兜售菜刀、镰刀、镐头、锄头之类的铁具。那些铁具，都是新打就的，没有一丝污垢，件件都闪烁着瓦蓝色的光泽。买的人很多，而且很认货。其中一个人喊着说，我就愿意使这刻着“民”字的菜刀和镰刀，锋快不说，还禁造！我本来想走近看看。这时候，王宏新出现了，他也往这边走来。机敏的田一民很快发现了王宏新。他同身边的一个人说了两句话，转身就在人群中消失了。看他那样子，颇有些鬼鬼祟祟的，似乎有什么错，生怕被别人发现。
　　六
　　就在工作队通过查账认真核实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时候，从一名积极分子那里传来一个信息：昨天晚上十一点半，工作队开完社员大会走了，大小队干部留下来商量生产，唠叨了一个小时才完事，王宏新和三队队长刚回家，剩下的人随后又炒了两锅花生、一锅栗子，而且吃了个干干净净。
　　霍队长气恼了，这无疑是给工作队眼罩戴！是明目张胆的顶烟上！她把所有工作队员召集在一起，突击审查这件事。第一个被审查的对象是常雪梅，据说过去这些事哪次也少不了她，这次她又是积极倡导者。
　　这天晚上，八点钟刚过，估计社员们家务活都忙得差不多的时候，常雪梅被叫到了工作队队部。我们大部分人坐在炕上，少部分人坐在春凳上。在地中间，特意给常雪梅留了一个小方凳。那阵势，一看就是三堂会审，郑重而威严。常雪梅一进屋还喜笑颜开，当她一屁股坐在小方凳上，前后左右环顾一圈儿，神情才紧张起来，明显地意识到，情况大大的不妙。
　　霍队长先询问了她对中央文件的学习有什么心得和体会，接着又征求了她对工作队的看法和评价，最后才接触正题：对照中央文件，你这个大队干部有哪些错事需要认真检查？常雪梅轻松一笑说，霍队长是问大队班子还是问我个人？霍队长说，你刚才没听清楚？是问你个人。常雪梅说，问我个人？那我就细说说。我爸爸是咱们骊城县有名的大地主马阎王的老长工，扛了一辈子活，没享过一天福。我们姐妹4个人自然也都是在苦水中泡大的。解放时我还小，可我记得，没有共产党我上不了小学初中，没有共产党我找不到当工人的丈夫，没有共产党我也当不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常雪梅的今天和一切，我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听共产党的，不能也不敢做错什么事情……
　　霍队长皱了皱眉头，又开导说，出身好，不等于不犯错误。一个人如果不注意世界观改造，也会走错路的。常雪梅坚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咱是谁呀？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什么时候都不会变……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常雪梅还在机敏地同霍队长“捉迷藏”。霍队长不得不再费唇舌：我们这次对社队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都是按照党的十六字方针进行的，这十六个字就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所谓团结对敌，就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既然你说你是贫农出身，从小受过苦，那你一定愿意加入到百分之九十五的行列里，不愿意被推到百分之五的一小撮中去。正因为如此，党中央已经明确，这次运动是一场严肃的考验。是老老实实地洗手洗澡、轻装前进，还是执迷不悟、越陷越深，以致蜕化变质？这是一个过社会主义关的大问题…… 　　开始是心平气和、苦口婆心，后来是正颜厉色、批判警告。然而，常雪梅却始终守口如瓶，一句也不谈“四不清”的问题。吕志林发态度了，黄教授上阵了，就连借干刘玉才也讲了一通大道理。不知不觉，时间已近午夜。霍队长真的发火了；她从炕上下来，站在地上，用手指着常雪梅的鼻子说，常雪梅，你想跟工作队作对、顶牛是不是？想同党对抗是不是？那我告诉你，今天你不把你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交待清楚，就甭想从这屋里走出去！
　　常雪梅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额头上冒出几滴汗珠，看样子是真着急了。她开始老老实实地说，说见不得人的事？那，那可有好多呢，是从娘家开始说，还是只说婆家这一段？
　　霍队长一愣。大家也感到十分意外：难道她的“四不清”问题时间有那么长、问题会那么多？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检查多吃多占，时间不要计算得太远，一般地可以从1962年算起。由于我们不知道常雪梅的底细，霍队长没讲这个精神，也没有限定时间段。现在，常雪梅问了，霍队长就更加严肃地说，那就从娘家开始说吧。
　　常雪梅说，我14岁来例假，16岁时，腰肢、身段就发育好了，上初中的男同学，还有教我们的男老师，都愿意多看我几眼，甚至连女老师都说我长得标致、水灵。我喜欢披一个红头巾，所以有人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飘荡的红头巾。上初二那年，我就和同班一个男同学好上了，第一次办那事儿是在场院的麦堆里。去年春节我去戏园子听戏，《玉堂春》中的苏三说她十六就开怀了，我算了算，那年我才十四，比苏三还早两年呢！上初三时，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到我们学校教书的一个男老师也来追我，我们俩没少去树林、钻山洞。初中毕业后，我三姐给我介绍一个干部，刚谈了两个月，我就怀孕了，本想早点结婚，可后来一打听，他在老家有媳妇。万般无奈，我三姐又帮我打了胎，赶紧给我介绍现在这个对象出嫁了。这些，就是我在娘家干的见不得人的事，我可全说了，一点也没隐瞒。
　　我们都瞠目结舌，因为谁也没料到，本来，霍队长让她交待的是多吃多占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可她交待的却是破鞋烂袜子的事。按照不成文的规定，对一般干部和群众，只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男女作风问题是不予追究的。可是眼下，霍队长和大家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好不容易才让她交待出问题，如果就此突然中止，显然有失我们的权威和尊严，所以谁也没有制止，当然也没有引导，而是任凭她接着说、接着交待。
　　常雪梅端起一碗水，喝了两口，想了又想，才下定决心接着说，到了婆家，我嫁的那个死鬼，一年12个月，除了春节三天、八月节两天在家里，其它时间都在石家庄药厂里，弄得我跟守活寡没什么两样。开始，是大队会计王宏财占了便宜，和我有一刷子，后来，我越看他越不顺眼，就再也没理他。我相中了他叔伯弟弟王宏新，人长得好，脾气温顺，与媳妇又不对劲儿，我正好钻这个空子，几次想着法儿跟他近便，可他却不买账，有一次还把我训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只好松松手，可心里还一直惦记着他。去年秋天，正当我寂寞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小子——县水利局下乡的，在我家吃派饭看上了我，缠住了我偷偷好了五、六回……说到这里，她又端起那碗水，喝了两口，然后如释重负地咳嗽了一声说，没了，我可都交待了。说完，还颇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会场上一片沉静。霍队长张了张嘴，却欲说又止。吕志林看出门道儿，向常雪梅巧妙地问了一句：水利局那个多大岁数？常雪梅抬起头说，二十郎当岁，至多不超过三十。这时，我发现，人们，特别是霍队长，都舒展了一口气。常雪梅见人们不说话，又补充说，我犯这些错误，要说也不是偶然的，一是遇到的坏人多，总想占我的便宜；二是我年纪轻，面矮，人家一说好听的，我的心就软了……
　　霍队长觉得又气又可笑。她声色俱厉地说，好吧，今天就交待这些，算你老实，以后想到什么新的问题，随时再找我们。从你今天交待的问题看，与一个团支部书记的身份极不相符，也辜负了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培养，以后一定要痛改前非，听到没有？常雪梅似乎有些不自然地低声回答：听到了。霍队长说，那好吧，时间不早了，你回去吧。
　　常雪梅走了。黄教授看了看表，已经是子夜十二点十分了。我和郑美群早就憋不住乐了，常雪梅刚出大门口，我们俩就笑得前仰后合。霍队长严肃地说，别笑了，有什么可笑的。要知道，这种风流韵事，从来都是遮遮掩掩的，不是成双成对被抓住，一般打死也不会承认的。今天常雪梅交待这么多，肯定会产生极大的精神压力，甚至有可能因此而羞恨寻了短见。祝林、徐小妹，你们俩赶快出去，在常雪梅后面跟着，看她情绪上有什么异常，千万不能出问题；出了问题，我们工作队会说不清楚，也会干扰我们工作的大方向。
　　我和祝林赶紧追了出去。此时已是深夜，喧闹了一天的村庄一片静谧，一片漆黑，不见一丝灯光，只有满天星斗在晴朗的夜空中光芒闪烁。常雪梅顺着狭窄的胡同，从前街走向后街，时而脚步急促，时而又踯躅不前，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又跺跺地，情绪似乎真的很不正常。我和祝林都有些紧张。祝林问我要不要回去报告，我说再等一会儿，再观察观察。离她家还有百十米时，常雪梅突然咯咯笑了两声，然后一边甩着红头巾，一边悠然自得地唱起了小曲：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嘿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风车呀跟着那个东风转啊，哥哥惦记着呀小英莲……
　　祝林噗哧一声笑了，紧张的神情也瞬间放松。我也长出一口气说，回去吧，平安无事了。
　　七
　　吃百家饭，串百家门，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贫下中农家轮得太勤，凭我们每人付给的那点钱和粮票，顶不上他们热心做出的饭菜，负担自然就重了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作队决定把派饭的范围从贫下中农扩大到上中农和地富子弟家。扩大后我们这个组去的第一家户主就是田一民。
　　那天清晨，霍队长骑着车子去分团开会。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只剩下黄教授、郑美群我们三个人了。田一民自己的家在村西头最偏远的小山丘下，两间正房，一间小耳房，独门独院。第一次去，是他领我们认的门，脸上表情也格外喜相。据说几个与父母分家独立过日子的地富子弟得知工作队把他们纳入派饭行列后，都很是高兴，因为这已不是简单吃一两顿饭的问题，而是一种政治待遇，是“属于人民内部”的一种象征。田一民家里既可以说是贫穷，也可以说是富有，既可以说是简陋，也可以说是奢华。说贫穷和简陋，是两间房里灶间没什么餐具，地上没有箱柜，里外都空荡荡的；说富有和奢华，是地上唯一的摆设是个许多家庭罕见的书架，上面摆放着一二百本医书。黄教授一边翻阅一边向我们朗读书名：《黄帝内经》、《濒湖脉学》、《医宗金鉴》、《金匮要略》、《四诊抉微》、《千金方》、《伤寒论》、《脉经》、《难经》……我听了以后说，田一民，你还真有几本好书啊。黄教授说，如果这些书你都认真自学过，那我敢说，你的医学知识水平绝不亚于一个医学院中医系毕业的学生。田一民笑着说，那您可高看我了，实话跟您说，我连初中都没毕业。我随手拿出两本翻了翻，上面满是用笔划的各种记号，还写着“牢记”、“勿忘”、“一药解大难”、“小方定生死”等字句。看得出书的主人不只是一般的自学，而是反复诵读，反复揣摩。除了书籍和书架，还有一张条幅十分引人注目。条幅上楷书十个大字：竹因虚受益，梅从静延年。黄教授边欣赏边评论：内容可佳，笔力不足。田一民立即解释说，这是我爸爸写的，他只上过几天私塾，字还不成形，所以没有落款，但心意是好的，怕我遇事张扬。黄教授说，其实字也是蛮好的，为这乡间茅屋平添了几分儒气。 　　饭是玉米豆干饭，闷在锅里，早已发出诱人的香气。菜是水豆腐和韭花炒鸡蛋，备在盆、碗里，显然也做好多时了。田一民把饭菜端上桌时，郑美群情不自禁地说了句，怎么跟沙春兰家做的两个菜一样！黄教授瞥了瞥郑美群，没有吱声。郑美群吃了两口，又发表了新的感想：味道也一样！田一民，行啊你，一个大老爷们，烹调手艺竟然和一个精明能干的家庭主妇不相上下，怪不得你一个人过，连个媳妇也不娶呢！田一民苦笑着说，我倒是想娶媳妇，谁跟呀？黄教授生气地对郑美群说，小郑，这么好的饭菜还堵不上你的嘴，叨叨叨说什么？
　　从田一民家出来，郑美群继续发表感想：这么好个小伙子，怎么会没有姑娘肯嫁他？黄教授叹口气说，何止一个田一民，全村九个到结婚年龄的地富子女，不是只有一个结婚了吗？还是个女的，嫁给别人当媳妇。郑美群不再提问了，显然已经找到了答案。我突然想起田一民有本书很好看，就告诉他们俩先走，一个人返回去取那本书。按说这一出一进不过七八分钟时间，可田一民已不在正房。仔细倾听，耳房里有捶打金属的声音。我悄悄走过去，隔着门缝儿，看见田一民一个人，一手用铁钳子从烧得火红的小高炉里夹出一根火舌般的铁条，一手用锤子在铁砧子上反来复去地敲打，不一会儿，一把菜刀就成形了。再看地上，已经打好的镐头、铁锨、镰刀和马掌，堆了一大垛。我轻轻咳嗽了一声，田一民机敏地放下手里的活儿，开开门，看见是我，很是慌张，随手将门掩上，以防我看见里面。我说，你不用关门了，里面的秘密我全看见了。他吃惊地问，你看见什么了？我说，我看见你在打铁具啊。他着急地说，你……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说，我不但看见你打，还看过你卖呢！他更加吃惊地说，卖？不可能，不可能。我不再理他，转身要走。他突然问我：什么时候？我说，那天我随王宏新队长去滨海公社运薯秧，路过县城时看你在大集上叫卖，对不对？他吱唔了一会儿说，那是给别人帮忙。我生气了，质问他：那你在家里打这些东西干什么用？他说，也是给别人帮忙。我又问：别人是谁？他说，是亲戚朋友。我说，本来我是想回来借你那本李东垣的《脾胃论》看看，现在我不借了，回去了。他见我真的生气了，赶忙赔礼道歉，并要我再停留一会儿。我说停留一会儿可以，但你要跟我说几句真心话。他无奈地点了点头。我说，凭你的聪明和才智，学医行医，是多好的爱好和职业，干嘛还生火打铁，当起了小炉匠？他长叹一口气说，你说的对，我自己又何尝不这样想过？我从小就跟姥爷学习中医，15岁时熟读医书，18岁时就能诊脉。每当我给病人看好病、解除痛苦的时候，我都感到高兴和知足，觉得自己没有白活、活的挺有滋味。但是由于我不是医生、大夫，行医是不合法的，也不能收费。平时配点药、买针炙针、酒精和药棉，手头一点钱也没有。为了保证行医的开销费用，我不得不想方设法抓点别的收入。一次我去昌黎为一个铁匠看病，学会了打铁，学会了打造这些铁具，而这些铁具又都是千家万户农民需要的，只要质量好，讲信用，是很好出手的。十年了，我就是用这行来支持行医的。好长时间，别人都不知道，即便后来知道了，也理解我、支持我。可这两年不行了，公社、大队都说这是发展小自由，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开始限制和反对我干这活儿，逼得我不得不偷偷干，特别是工作队进村后，我更谨慎了。今天你看见了，我希望你不要声张，能帮我的时候就帮我一把，成不？
　　我没有爽快地回答，但心里是同情他、赞同他的。我默默地转过身，开开门，出了小院。他在后边一边追一边喊，等一等，你不是要借书吗？我摇了摇头，回答说，我的胃没有病，就是心里堵得慌。
　　八
　　傍晌午的时候，霍队长从分团回来了，进屋连碗水也没喝，就召集全体工作队员开会，统一认识。原来，分团收到一封匿名信，状告王宏新与沙春兰有严重的作风问题，主要证据是：沙春兰同田一民一见面就吵架，可一见了王宏新就满脸堆笑，几次选大队长时，她都是带头投王宏新的票；平时王宏新总待在大队部和饲养处，沙春兰也常去那里，名义上是去与大队部只有一墙之隔的饲养处叫她丈夫朱有家回家吃饭，可实际上是两人相会，有时一谈就是老半天；去年秋天，有两次都是王宏新赶着大车去县城，沙春兰坐在上边，两人一起去过市场、逛过商店；今年春节，沙春兰还给王宏新做了一身新棉袄棉裤……匿名信最后落款是一个老实巴脚的农民。霍队长说，从内容看，很像是沙春兰丈夫朱有家反映的，可从笔体上看，又像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写的。吕志林说，会不会是四类分子造谣中伤王宏新？霍队长说，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写这封信的人好像挺恨王宏新。吕志林问黄教授有什么高见？黄教授说，王宏新这个人我很佩服，沙春兰这个人我认为也很正派，他们俩之间绝对不会有苟且之事。不过……吕志林问：不过什么？黄教授一时爽快，又说了句，我看沙春兰的女儿长得不像朱有家。霍队长说，此话怎讲？黄教授说，朱有家是单眼皮，可那个小兰是双眼皮。吕志林笑了笑说，人家沙春兰可是双眼皮，爹妈两个人有一个是双眼皮就能对上号嘛！黄教授忽然若有所悟地说，也对也对。霍队长说，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不能轻易否定王宏新这个典型。再说了，沙春兰这个人我觉得也不错。我看咱们这么办，对这封信反映的内容，要严格保密。志林和黄教授你们俩去找朱有家唠唠嗑，看看他对沙春兰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有没有什么怨言和想法，再问问他对王宏新是咋个看法，然后咱们再议一议。
　　两天后，吕志林和黄教授回工作队汇报。吕志林说，我们从县里开妇代会选代表这件事开始唠，慢慢扯到有一部分人选沙春兰这件事上。朱有家说，选她有道理，那是个好女人，勤快、利落，人也长得精神，在全村男男女女中，拿得起来撂得下，同左邻右舍的关系也好，处得和一家人一样，谁见着我都说我娶了个好媳妇。我呢，你们看，就这一堆这一块，用句老话讲，哪辈子烧了高香，摊上这么个好女人？论长相、论本事，王宏新比我强不强？可他娶那个媳妇，长相其次不说，一个老娘们儿，一不会做饭，二不会裁衣，里里外外什么活计都指望男人，人家都说王宏新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活儿都会做、都得做，一天也没个舒心的时候，不愿在家里多呆一分钟，一有工夫就去大队部值班，去我那里下棋、唠嗑。同他比，你们说，我知足不知足？享福不享福？吕志林叙说到这里，请黄教授接着讲。黄教授说，我们俩一看这话题既涉及到了沙春兰又点到了王宏新，真是太好了，我就单刀直入地问，王宏新不喜欢自己媳妇，在外面有没有中意的？朱有家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你们不知道，王宏新那人，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相不中自己媳妇是情真，可对别的女人，多一眼都不看，就算有的女人想跟他好，他也是坐怀不乱。就因为这，我敬重他，也让春兰多关照他，遇有好吃的端到饲养处我俩吃，看他身上棉衣旧了、破了，就叫春兰扯上布给他做一身。碰到赶集上店，我也让春兰跟他上县城走一趟。开始，他宁肯赶着空车也不拉春兰，后来见我急了，才捎上她们娘俩。一句话，那是个好人，是条好汉，可叹老天爷没给他一个称心如意的女人。 　　我们大家听了，都默不作声，一时真不知该下个什么结论。最后，还是霍队长表态说，我相信朱有家说的是实话。那封匿名信，很可能是诬告。从现在开始，我们还是抓住阶级斗争这个弦不放松，多注意四类分子的动向，同时抓紧做好大小队干部洗手洗澡工作。
　　散会后，我们几个学生和黄教授一起出去散步。祝林在田间小路上追上黄教授问，老教授，您是教先秦文学的，《诗经》中的那首《关睢》您一定记得最清楚。黄教授笑了，抬起头，望着远方，无限深情地吟诵道：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窈淑女，君子好逑。我年轻时在西南联大追我那口子时，第一封情书写的就是这十六个字。祝林说，我说奇了怪了，王宏新这个人，既不喜欢自己的老婆，又对人世间的好女子不追不逑，他内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我说，你研究那么细干什么？祝林说，要说细，还应该好好研究研究沙春兰，她也挺特别的。黄教授笑着说，要研究的人还有呢，最近我发现，咱们工作队那个借干小刘，刘玉才，偷偷看上了徐小妹房东家的小霞，俩人一有工夫就在一起悄悄读《红楼梦》，照这样下去，说不定有一天也会成为红学专家呢！
　　几天后，当工作队又一次研究工作时，祝林突然汇报了一个新情况。他说，我借查账之便，与大队会计王宏财接触几次。从闲谈中，我发现这个人总是鬼头鬼脑的。有一天，他神秘兮兮地问我：听说有人去分团那儿把王宏新告了，是真的吗？我说，没听说呀，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有个小舅子在公社当秘书，听他话言话语中露出来的。我问，王宏新是你的叔伯弟弟，你凭良心说，这个人怎么样？他回答说，抛开哥兄弟这层关系，公平无私地说，王宏新绝对是个好干部。他行得直、立得正，为了大队的事，可以六亲不认。只是……我问只是什么？他说，只是沙春兰这个人不好说，长得虽然不能说俊俏，可与朱有家实在是太不般配了，有没有外心我不敢说，我只知道，一年365天，朱有家有360天在饲养处陪着生产队的二三十头马、牛、骡、驴过日子，这日子正常吗？沙春兰能守这个活寡吗？我说，听你这么讲，那封告状信还是有根有据的了？他不置可否地说，谁知道呢，我也说不清楚。
　　吕志林说，这里的确有说不清的事。朱有家和沙春兰的关系，确有不正常的地方。王宏财是王宏新的叔伯哥哥，从哪方面来讲他也是向着王宏新的，但他提出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霍队长果断地说，从广大群众反映看，王宏新不管自己婚姻有多少痛苦和不幸，但作风始终是正派的，品质一如在部队当兵，是过硬的。所以我们对这个正面典型绝对不能动摇。志林你写个情况给分团，就说经过我们认真调查核实，那封匿名信纯属诬告。
　　九
　　又一个县城大集，王宏新当场抓住了正在集上卖各种铁具的田一民。据知情人说，那场面太爆了，就像公安局的刑警逮住了正在作案的小偷，吸引几百人围上来观看。王宏新声色俱厉，对田一民大加训斥。田一民有口难辩，躲躲闪闪，始终默不作声。两人回到大队部院子里时，几乎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一些人还跑来观看。王宏新把田一民卖的各种铁具摆在院子里，指着田一民的鼻子说，做为大队长，我多次在社员大会上讲过，我们是庄稼人，不是小商小贩，庄稼人就要按党中央的要求种好地，多打粮，支援国家建设，不应该、也不许做生意，到市场上去发展小自由，更不许搞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你田一民私下打刀打锹，偷着去县城、去马王庄、去鲁家营子大集叫卖，不仅在我们村影响极坏，也影响了外村的年轻人。做为一个富农子弟，你这么做是为什么？是不是同社会主义唱对台戏？对田一民怎样处理，请大队书记马永清同志表态。
　　马永清早就站在了大队部的院子里。他声音不大、语调平缓地说，这个……这个，搞小自由肯定是不对的，田一民要好好做检查。王宏新听了，气冲冲地问：光检查就行了？今天检查了，明天再犯怎么办？马永清很是为难地说，怎么办？这种事情我也没经历过，你说该咋办？王宏新说，你说不清、道不明，就请示工作队吧。
　　这工夫，霍队长和吕志林闻讯也赶到了。霍队长说，我坚决支持王宏新大队长这种旗帜鲜明的做法。具体处理意见，由大队做决定。
　　王宏新说，那好，我现在宣布，没收田一民炼制的所有铁具，拆掉小铁炉，三个月内，不，半年之内，田一民不得离开沙各庄一步。大家拥护不拥护？
　　有几个平时眼红田一民卖铁具的村民大喊拥护。多数村民无声无息，没有明确表态，仿佛看完了一出戏，不说好，也不说坏，只等散戏走人。
　　霍队长走到王宏新身旁，刚想再讲几句话，就见一个又矮又白又胖的女人，三步并做两步跑进了人群，活像一个雪球叽里咕噜滚进来，立刻吸引了人们的视线，这个女人就是马永清的老婆常春花。她急三火四地拽住马永清的手说，当家的，可不好了，两个小子出事了！马永清吃惊地问，出了什么事？常春花说，老五老六偷了你兜里的两个子，又从柜里摸了两块红糖，说是卖糖人玩，玩着玩着，先把红糖吃了，接着又一块儿把子含在嘴里，让我发现了，刚喊了一句别吃下去，就听咕噔一声，两人都咽下去了，紧跟着就吓得哇哇直哭。你说这两个子要是把肠子刮坏了，那还有命吗？常春花一边说一边嚎啕大哭。马永清也没了四至，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好。王宏新说，赶快套大车，去县医院！常春花问：去县医院干啥？王宏新说，找大夫动刀啊，不开刀怎么能取出来？常春花说，开刀？我的妈呀，那是两个小子，一人开一刀，还不得心疼死我？王宏新说，不开刀，你说怎么办。霍队长在一旁也急了，催促说，赶快套车去吧！常春花哭着哭着，突然瘫倒在地上，仿佛要开刀的不是两个孩子而是她自己。她一边哭喊着不能开刀呀，不能开刀呀，一边向四外求援。突然，她那迷茫不清的目光发现了站在眼前低头弯腰的田一民，立刻像发现了救星一样，忽地站起来，又扑过去，双手抓住田一民说，一民，田大夫，你行行好吧，不开刀行不行？田一民完全没想到此时此刻还会有人高看他一眼，管他叫大夫，求他给治病，下意识地抬起头来，愣了片刻。常春花索性给他跪下了，坚持要田一民表态。王宏新双手叉腰，轻蔑地看着田一民说，田一民，没有本事你就快放个响爆竹，别耽误了人家的大事！田一民把头一扬，胸有成竹地说，成，这活儿我接了！常春花立刻不哭了。她不放心地追问：不开刀？田一民说，不开刀，连根针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