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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张奇恩在一次赴澳大利亚考察时发现,国外对那些国外管制但国内未管制的药物需求量很大,很有市场。于是,他动起了以此赚钱的念头
剧《绝命毒师》曾热播一时,讲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化学专业教授,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黑帮联合,研发并生产毒品的故事。
而类似的剧情,在国内也上演了。4月13日,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了武汉某著名高校化学专业副教授张奇恩等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一案,张奇恩因为开办公司制造并销售新型毒品,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对其同伙也做出了有期徒刑15年至死刑不等的判决。
海关查出可疑邮包
2014年11月,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武汉海关机场办事处邮检科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一份寄往美国的快递包裹中藏有若干白色可疑粉末,海关人员立刻送检,发现其成分疑似毒品。随后,海关人员又在武汉机场连续截获了8份类似包裹,其中两份包裹中的可疑物鉴定为“3,4-亚甲二氧基甲卡西酮”,属于国家管制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也就是新型毒品。
根据鉴定结论,武汉海关认为这些包裹涉嫌毒品犯罪,应当是一起有预谋的通过邮寄渠道走私新型毒品的案件,而且走私团伙背后很可能存在一个制毒加工窝点。2015年6月1日,武汉海关决定立案调查此案。
很快,海关根据快递包裹的线索,锁定了武汉一所著名高校化学专业的副教授张奇恩。45岁的张奇恩毕业于这所高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有机化学领域颇有建树,发表过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甚至还有专著。此外,张奇恩的亲戚、与张奇恩毕业于同一所高校的冯元也涉案其中。
“绝命毒师”的制毒事业
警方查到张奇恩时,张奇恩实际上已经从事了十余年的新型毒品研发工作。2000年前后,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华人通过张奇恩一个唐姓表弟,与张奇恩取得联系。在张奇恩的撮合下,这名华人和张奇恩所在的高校签订了一份协议,委托张奇恩研发一种精神药品。
当时,这種药品已经被国外许多国家列入了精神类管制药品名录,而国内尚没有。张奇恩长期研究有机化学,也心知肚明,但考虑到收入丰厚,便答应了下来。
随后,张奇恩在一次赴澳大利亚考察时发现,国外对那些国外管制但国内未管制的药物需求量很大,很有市场。于是,他动起了以此赚钱的念头。
回国以后,张奇恩以研制生产医药中间体、涂料溶剂等为掩护,注册了凯门化学药品公司,一直暗地里研发新型精神药品。
2014年1月1日,凯门公司生产的主打产品“3,4-亚甲二氧基甲卡西酮”(张奇恩等人称其为“4号”)被国家禁毒办列入管制目录,为了躲避风险,张奇恩试图研制其替代品。但是,无论如何尝试,新研制的替代品的效果都不理想。而且考虑到“4号”在国外的需求量大,新研制的产品不一定有市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张奇恩决定冒险,继续生产“4号”。
记者了解到,“4号”的制作成本大概是每公斤几百元,一旦卖到国外,最高可达每公斤1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3月至11月,凯门公司累计生产“4号”193公斤,同时还生产了其他各类精神药品达四五十种,公司生产的药品远销美洲、欧洲以及大洋洲,每月进账60万美元左右。
围绕自己成立的公司,张奇恩组建了一个分工明确的制毒贩毒团伙。张奇恩自己负责技术指导,凯门公司法人代表杨建负责产品销售订单和与客户联络,亲戚冯元负责收取货款、下达生产指令、采购原料、包装发货及会计工作,化学专业研究生鲍仪负责研发新产品、改进产品工艺及指导工人生产。
为了躲开海关的核查,张奇恩等人一般在邮寄时采取“无名邮包”的形式,寄送时通过快递公司、收件中介层层转手,投递邮包时还故意舍近求远安排投递地点。交易收款时,张奇恩等人除了接受paypal等境外汇款方式,还采用比特币等网络虚拟货币收款以逃避追查。
占地800平方米的设备
2015年6月17日凌晨,武汉海关联合湖北省公安厅及武汉市江夏区公安分局民警联合出击,采取行动,突击查处了凯门公司的制毒窝点,并控制现场制毒人员,先后抓获冯元、张奇恩。次日,又抓获鲍仪。同年7月6日,杨建主动投案。警方顺藤摸瓜,将8人犯罪团伙一网打尽。据海关办案人员介绍,查封时,现场约800平方米的实验室设备还在运转。有些工人一头雾水,他们并不知道实验室里正在制毒的真实内幕。
据武汉海关缉私局副局长杨德润介绍,该案中查获的“3,4-亚甲二氧基甲卡西酮”是一种致幻性很强的新型精神毒品,可引起幻觉、鼻出血、恶心、呕吐和血液循环问题,出现皮疹、焦虑、偏执狂,瞳孔散大,甚至死亡症状。在欧美国家被明令禁止,中国也于2014年将其列入管制类精神药品目录,其危害性丝毫不亚于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
据记者了解,为了进一步查明张奇恩等人生产的毒品流向,在侦办案件的过程中,武汉海关向涉及该案的美国、加拿大、日本、奥地利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通报了1144条线索,促使一些国家抓获了相关嫌疑人。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胥青山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单从科学研究上说,实验室应不设禁区,允许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自由探索。然而,作为政府和高校,应该有引导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划、政策和措施。
“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研究领域,在确保研究人员自由的前提下,应当加强安全防范措施,这也是世界各国任何研究机构的通行做法。张奇恩制毒案件的发生,提醒人们必须加强科学研究的安全性。当然,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相关人员的良心、社会责任以及法律意识。”胥青山说。(文中犯罪嫌疑人均为化名)
剧《绝命毒师》曾热播一时,讲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化学专业教授,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黑帮联合,研发并生产毒品的故事。
而类似的剧情,在国内也上演了。4月13日,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了武汉某著名高校化学专业副教授张奇恩等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一案,张奇恩因为开办公司制造并销售新型毒品,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对其同伙也做出了有期徒刑15年至死刑不等的判决。
海关查出可疑邮包
2014年11月,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武汉海关机场办事处邮检科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一份寄往美国的快递包裹中藏有若干白色可疑粉末,海关人员立刻送检,发现其成分疑似毒品。随后,海关人员又在武汉机场连续截获了8份类似包裹,其中两份包裹中的可疑物鉴定为“3,4-亚甲二氧基甲卡西酮”,属于国家管制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也就是新型毒品。
根据鉴定结论,武汉海关认为这些包裹涉嫌毒品犯罪,应当是一起有预谋的通过邮寄渠道走私新型毒品的案件,而且走私团伙背后很可能存在一个制毒加工窝点。2015年6月1日,武汉海关决定立案调查此案。
很快,海关根据快递包裹的线索,锁定了武汉一所著名高校化学专业的副教授张奇恩。45岁的张奇恩毕业于这所高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有机化学领域颇有建树,发表过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甚至还有专著。此外,张奇恩的亲戚、与张奇恩毕业于同一所高校的冯元也涉案其中。
“绝命毒师”的制毒事业
警方查到张奇恩时,张奇恩实际上已经从事了十余年的新型毒品研发工作。2000年前后,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华人通过张奇恩一个唐姓表弟,与张奇恩取得联系。在张奇恩的撮合下,这名华人和张奇恩所在的高校签订了一份协议,委托张奇恩研发一种精神药品。
当时,这種药品已经被国外许多国家列入了精神类管制药品名录,而国内尚没有。张奇恩长期研究有机化学,也心知肚明,但考虑到收入丰厚,便答应了下来。
随后,张奇恩在一次赴澳大利亚考察时发现,国外对那些国外管制但国内未管制的药物需求量很大,很有市场。于是,他动起了以此赚钱的念头。
回国以后,张奇恩以研制生产医药中间体、涂料溶剂等为掩护,注册了凯门化学药品公司,一直暗地里研发新型精神药品。
2014年1月1日,凯门公司生产的主打产品“3,4-亚甲二氧基甲卡西酮”(张奇恩等人称其为“4号”)被国家禁毒办列入管制目录,为了躲避风险,张奇恩试图研制其替代品。但是,无论如何尝试,新研制的替代品的效果都不理想。而且考虑到“4号”在国外的需求量大,新研制的产品不一定有市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张奇恩决定冒险,继续生产“4号”。
记者了解到,“4号”的制作成本大概是每公斤几百元,一旦卖到国外,最高可达每公斤1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3月至11月,凯门公司累计生产“4号”193公斤,同时还生产了其他各类精神药品达四五十种,公司生产的药品远销美洲、欧洲以及大洋洲,每月进账60万美元左右。
围绕自己成立的公司,张奇恩组建了一个分工明确的制毒贩毒团伙。张奇恩自己负责技术指导,凯门公司法人代表杨建负责产品销售订单和与客户联络,亲戚冯元负责收取货款、下达生产指令、采购原料、包装发货及会计工作,化学专业研究生鲍仪负责研发新产品、改进产品工艺及指导工人生产。
为了躲开海关的核查,张奇恩等人一般在邮寄时采取“无名邮包”的形式,寄送时通过快递公司、收件中介层层转手,投递邮包时还故意舍近求远安排投递地点。交易收款时,张奇恩等人除了接受paypal等境外汇款方式,还采用比特币等网络虚拟货币收款以逃避追查。
占地800平方米的设备
2015年6月17日凌晨,武汉海关联合湖北省公安厅及武汉市江夏区公安分局民警联合出击,采取行动,突击查处了凯门公司的制毒窝点,并控制现场制毒人员,先后抓获冯元、张奇恩。次日,又抓获鲍仪。同年7月6日,杨建主动投案。警方顺藤摸瓜,将8人犯罪团伙一网打尽。据海关办案人员介绍,查封时,现场约800平方米的实验室设备还在运转。有些工人一头雾水,他们并不知道实验室里正在制毒的真实内幕。
据武汉海关缉私局副局长杨德润介绍,该案中查获的“3,4-亚甲二氧基甲卡西酮”是一种致幻性很强的新型精神毒品,可引起幻觉、鼻出血、恶心、呕吐和血液循环问题,出现皮疹、焦虑、偏执狂,瞳孔散大,甚至死亡症状。在欧美国家被明令禁止,中国也于2014年将其列入管制类精神药品目录,其危害性丝毫不亚于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
据记者了解,为了进一步查明张奇恩等人生产的毒品流向,在侦办案件的过程中,武汉海关向涉及该案的美国、加拿大、日本、奥地利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通报了1144条线索,促使一些国家抓获了相关嫌疑人。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胥青山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单从科学研究上说,实验室应不设禁区,允许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自由探索。然而,作为政府和高校,应该有引导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划、政策和措施。
“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研究领域,在确保研究人员自由的前提下,应当加强安全防范措施,这也是世界各国任何研究机构的通行做法。张奇恩制毒案件的发生,提醒人们必须加强科学研究的安全性。当然,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相关人员的良心、社会责任以及法律意识。”胥青山说。(文中犯罪嫌疑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