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纪录片的题材非常广泛。在中国,纪录片的题材先后经历了一个从政治新闻报道到大众日常生活的历史性演变过程。作品主题对儿童的关注,为中国纪录片注入了新的活力。张以庆在其执导的纪录片《幼儿园》(2004)中对结构形式、叙述方式、时空变化、音乐处理四个方面进行个性化处理,为观众展示出了一个别样的儿童世界。
关键词:纪录片;《幼儿园》;儿童世界;平行结构;音乐
都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在中国,孩子更是成为了一个家庭的重心。据有关数据统计,2009年儿童节当天,父母在子女身上的平均花费是四百多元,2010年则上升到五百多元。父母总是把子女的学习、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各种学习班、兴趣班把孩子们的业余时间“瓜分”殆尽。在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的环境中,在大众话语、成人语境的影响下,少儿的童真正在渐渐为成熟所替代,我们常会说“这个小孩好大人哦”。
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认为电影具有记录和揭示的特性。对表象的记录应该是电影发明初期即具有的本性,之后人们渐渐意识到摄影机背后人的作用,摄影机又有了揭示本质的功能。电影在时间上扩展了摄影的威力,电影作品的艺术美感来源于对真实的揭示。在巴赞的观点中,对现实的尊重成为一个准绳。后来巴赞将“现实和影像等同于一体”的观点进化为真实美学,认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电影会在不同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接近现实。显然,巴赞意识到了摄影机背后的人的再创造作用,正如格里尔逊提出的“纪录片的本质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一样。
20世纪80年代以来,纪录片的创造者在追求真实影像的同时更多地注重朴实影像背后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作品主题或关注点从对物体或事件的客观记录转向对人的表现和再创作,重视通过捕捉人物的姿态、眼神、语言等细节,来表达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层情感。尤为突出的是,运用纪录片的即时特性来呈现人物“此时此刻”的真情实感,达到以情动人的艺术效果。纪录片的倡导者要求“题材无大小”,“把大作小”“把小作大”都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
张以庆的《幼儿园》曾在纪录片的真实性上引起很多争议(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业内人士讨论的焦点)。有些人认为作品的人为因素和导演个人介入太多,但是笔者认为,如果纪录片只是单纯地对现实进行完整复制,将失去其记录影像的真谛——“纪录片不但要忠实地反映生活,而且还应该评价生活,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生活”[1]。本文将从结构形式、叙述方式、时空变化、音乐处理四个方面来阐述导演的创造性。导演也正是通过对各种创造手法的运用,揭示出《幼儿园》承载的深层意义:成人化的力量对孩子来说是多么强烈。
一、结构形式
《幼儿园》在结构上处理为两条主线平行剪辑,一条是小班、中班、大班的孩子们日常生活的全景式展现,一条是被提问的孩子们回答问题的单镜头特写。在第一条主线索内又组合有多条副线索:上课、睡觉、吃饭、打架、哭泣、户外游玩;第二条主线索主要是由心算、对日本的印象、关于爱、对家庭和金钱的认识、对9·11事件以及足球赛的看法等问答组成。这两条线索在各自发展的同时又有一定的融合点:在第一条线索中,一个孩子在吃饭的时候问另一个孩子:“你爸爸是警察呀?”,在第二条线索中记者就在镜头外对孩子提问:“你妈妈是干什么的?”,回答是“老师”,再问“你爸爸呢?”,回答是“警察”(还特地强调“是所长”)。从这个简单的问题以及回答上,可以看出孩子们对警察的社会地位认同度很高(这也符合小男孩大多有“长大后当警察”的梦想的情况)。此外,在线索一中孩子们玩玩具钞票,线索二中记者就问:“快乐、金钱、游戏,你选择什么?”,孩子的回答是:“我选快乐,因为钱买不到快乐。” 可以看出,两条线索在结构上是有关联的。导演从摄录到的表层画面中提炼成人化的观点,进而把儿童的心理和成年人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很明显,在线索一中,创造者真实地记录着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把摄影机当作眼睛,观察着孩子们有意义的一举一动,毫不修饰(摄制组刚来幼儿园时,孩子们对摄影机有强烈的陌生感和排斥感。时间长了,孩子们已经与摄制组成为朋友,摄影机在孩子们眼前“不存在”了)。孩子们要学习、玩耍,已经无暇顾及摄影机。从刚离开父母、哭闹着要回家的小班孩子到听话、懂事、认真上课的“大人样”的大班孩子,创作者隐含了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被教化的过程,每个小孩在经历小班、中班到大班后都变得顺从。在线索二中,记者所提的问题都具有导演主观意识的导向,但是孩子们的回答都折射出一个成年人的世界。
《幼儿园》全片以大班拍毕业照结束,孩子们的童真就在拍下这张照片后成为过往,他们所面对的将是更加复杂的世界。创作者通过影片结构暗示出:孩子们的童年并不如成年人想象中的那样快乐。
二、叙述方式
《幼儿园》的叙述方式是反常态的,它没有过多地记录孩子们的游玩嬉戏、无忧无虑,更多的是关注孩子们的悲痛愤怒、烦躁不安,这样的情绪线增强了这部纪录片的感召力。但张以庆开拍前不是这样想的,而是在和孩子们接触了解后才知道孩子们的心思,才知道“不拍什么”——“不拍上课,不拍老师,不拍家长,不拍室外实景,甚至不拍‘六·一’……总之,大家熟悉的概念性的东西一概不拍”[2],他凭借的是敏锐的直觉判断。
这部纪录片大部分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幼儿园内——拍摄的。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全托小班开学的第一天,家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创作者选择了一个典型小孩,他一直哭闹着“要回家”——吃饭时说“吃完就回家”、边吃梨子边说要回家;最后,在第一个全托午睡时间,这个孩子安静地睡着了,为要回家挣扎得累得睡着了。打架是小、中、大班都存在的现象,如片中两个小孩互相掐手臂,被掐的小孩一定要反掐。儿童的这种本能也是社会生存状态的一种折射——成年人的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穿衣服太难、系鞋带太复杂、生病了一个人坐在角落、洗澡时大喊“我要逃”“麻烦的凳子”“看到你就烦”……小小年纪的孩子就有无数烦恼,以至于有个小孩直接说出“我在这里好烦呢”。孩子们在成人眼中快乐而单纯,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在这里,创作者看似在拍摄孩子们的生活,表达的却是自己对社会的认识。通过深入别人的内心,导演也是在深入自己的内心、深入社会的本质。
三、时空变化
在幼儿园这个环境中,影片并没有太多的空间变化,室内是主场,户外是辅场,片中的景别多是中景、特写,拍摄时也多是固定机位、单机单镜头拍摄。我们可以看到片中也有场面调度,摆凳子、小孩生病坐着和因玩具坏了打架等场景,周围都没有小孩,创作者就是要孤立出主体,使画面利于控制。这种镜头内调度是必要的。片中有几处户外场景,创作者用了虚化效果,隐藏的意义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只有在户外尽情地玩耍才是让人憧憬的,这是美好的,也是虚幻的。几个小孩像大人似的蹲坐在墙角,偷偷地说:“今天有户外活动,我们可以紧玩紧玩紧玩。”
影片的时间变化通过四季的交替来表现,这样的处理也是为了暗示孩子们的成长:一叶知秋,孩子们手中的黄叶意味着秋天来了;“一年有四季”的诗歌朗诵让我们知道冬天来了。影片结尾处,大班的孩子们毕业了,袁老师顺利产下了一个男孩,三年后她的孩子也将上幼儿园。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四、音乐处理
片子本身没有太多解说词,用画面就足以展现主题。背景音乐是创作者为了《幼儿园》的拍摄制作,特地重新找合唱团演唱的《茉莉花》。这首歌曲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茉莉花》的旋律是悠扬的,但它在片中的几次响起似乎都带着淡淡的忧伤、浅浅的悲凉。儿童化和成人化、虚与实、悲多喜少在《幼儿园》里暴露无遗。诚然,片中也有一些太过刻意的画面:看足球赛时,孩子们的穿着打扮很有可能是老师或拍摄者事先安排好的。总体来说,《幼儿园》选取的不是重大人物或事件,却支持主流意识形态,成为隐性主流文化形态的作品。它不以说教者的面孔出现,反而更有力地阐释了主流意识形态希望传达的意愿:孩子们的世界在哪里?
人们通常不但把看纪录片当成一种学知识、受教育的手段,还把它看做一门艺术。纪录片不仅仅是简单的对客观世界的消极复制和再现,它还要有艺术上的剪辑、加工和再创造,它应当有多种表现形式和风格:有诗一般的节奏、音乐一般的旋律、散文一般的韵味、绘画一般的绚丽多姿。它可以是抒情的,也可以是叙事的,可以是哲理性的,可以是社会评论性的,也可以是政论性的。在这方面《幼儿园》可以说是一部艺术作品。2004年6月,《幼儿园》获得第10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之“人文类纪录片最佳创意奖”,国际评审委员会对作品有这样一段评语:“《幼儿园》以一种纪实的形式,表达了孩子与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既充满童趣又具有社会内涵,是一部寓意式的纪录片。”[3]
注释:
[1] 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版,第805页。
[2] 何炜:《纪录片〈幼儿园〉的艺术表现手法》,http://www.cnhubei.com/200503/ca789561.htm,2005年6月20日。
[3] 参见刘洁《〈幼儿园〉:一种审视的方式——张以庆访谈录》,http://video.sina.com.cn/tv/2005-01-10/15507382.html,2005年1月10日。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关键词:纪录片;《幼儿园》;儿童世界;平行结构;音乐
都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在中国,孩子更是成为了一个家庭的重心。据有关数据统计,2009年儿童节当天,父母在子女身上的平均花费是四百多元,2010年则上升到五百多元。父母总是把子女的学习、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各种学习班、兴趣班把孩子们的业余时间“瓜分”殆尽。在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的环境中,在大众话语、成人语境的影响下,少儿的童真正在渐渐为成熟所替代,我们常会说“这个小孩好大人哦”。
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认为电影具有记录和揭示的特性。对表象的记录应该是电影发明初期即具有的本性,之后人们渐渐意识到摄影机背后人的作用,摄影机又有了揭示本质的功能。电影在时间上扩展了摄影的威力,电影作品的艺术美感来源于对真实的揭示。在巴赞的观点中,对现实的尊重成为一个准绳。后来巴赞将“现实和影像等同于一体”的观点进化为真实美学,认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电影会在不同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接近现实。显然,巴赞意识到了摄影机背后的人的再创造作用,正如格里尔逊提出的“纪录片的本质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一样。
20世纪80年代以来,纪录片的创造者在追求真实影像的同时更多地注重朴实影像背后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作品主题或关注点从对物体或事件的客观记录转向对人的表现和再创作,重视通过捕捉人物的姿态、眼神、语言等细节,来表达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层情感。尤为突出的是,运用纪录片的即时特性来呈现人物“此时此刻”的真情实感,达到以情动人的艺术效果。纪录片的倡导者要求“题材无大小”,“把大作小”“把小作大”都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
张以庆的《幼儿园》曾在纪录片的真实性上引起很多争议(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业内人士讨论的焦点)。有些人认为作品的人为因素和导演个人介入太多,但是笔者认为,如果纪录片只是单纯地对现实进行完整复制,将失去其记录影像的真谛——“纪录片不但要忠实地反映生活,而且还应该评价生活,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生活”[1]。本文将从结构形式、叙述方式、时空变化、音乐处理四个方面来阐述导演的创造性。导演也正是通过对各种创造手法的运用,揭示出《幼儿园》承载的深层意义:成人化的力量对孩子来说是多么强烈。
一、结构形式
《幼儿园》在结构上处理为两条主线平行剪辑,一条是小班、中班、大班的孩子们日常生活的全景式展现,一条是被提问的孩子们回答问题的单镜头特写。在第一条主线索内又组合有多条副线索:上课、睡觉、吃饭、打架、哭泣、户外游玩;第二条主线索主要是由心算、对日本的印象、关于爱、对家庭和金钱的认识、对9·11事件以及足球赛的看法等问答组成。这两条线索在各自发展的同时又有一定的融合点:在第一条线索中,一个孩子在吃饭的时候问另一个孩子:“你爸爸是警察呀?”,在第二条线索中记者就在镜头外对孩子提问:“你妈妈是干什么的?”,回答是“老师”,再问“你爸爸呢?”,回答是“警察”(还特地强调“是所长”)。从这个简单的问题以及回答上,可以看出孩子们对警察的社会地位认同度很高(这也符合小男孩大多有“长大后当警察”的梦想的情况)。此外,在线索一中孩子们玩玩具钞票,线索二中记者就问:“快乐、金钱、游戏,你选择什么?”,孩子的回答是:“我选快乐,因为钱买不到快乐。” 可以看出,两条线索在结构上是有关联的。导演从摄录到的表层画面中提炼成人化的观点,进而把儿童的心理和成年人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很明显,在线索一中,创造者真实地记录着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把摄影机当作眼睛,观察着孩子们有意义的一举一动,毫不修饰(摄制组刚来幼儿园时,孩子们对摄影机有强烈的陌生感和排斥感。时间长了,孩子们已经与摄制组成为朋友,摄影机在孩子们眼前“不存在”了)。孩子们要学习、玩耍,已经无暇顾及摄影机。从刚离开父母、哭闹着要回家的小班孩子到听话、懂事、认真上课的“大人样”的大班孩子,创作者隐含了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被教化的过程,每个小孩在经历小班、中班到大班后都变得顺从。在线索二中,记者所提的问题都具有导演主观意识的导向,但是孩子们的回答都折射出一个成年人的世界。
《幼儿园》全片以大班拍毕业照结束,孩子们的童真就在拍下这张照片后成为过往,他们所面对的将是更加复杂的世界。创作者通过影片结构暗示出:孩子们的童年并不如成年人想象中的那样快乐。
二、叙述方式
《幼儿园》的叙述方式是反常态的,它没有过多地记录孩子们的游玩嬉戏、无忧无虑,更多的是关注孩子们的悲痛愤怒、烦躁不安,这样的情绪线增强了这部纪录片的感召力。但张以庆开拍前不是这样想的,而是在和孩子们接触了解后才知道孩子们的心思,才知道“不拍什么”——“不拍上课,不拍老师,不拍家长,不拍室外实景,甚至不拍‘六·一’……总之,大家熟悉的概念性的东西一概不拍”[2],他凭借的是敏锐的直觉判断。
这部纪录片大部分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幼儿园内——拍摄的。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全托小班开学的第一天,家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创作者选择了一个典型小孩,他一直哭闹着“要回家”——吃饭时说“吃完就回家”、边吃梨子边说要回家;最后,在第一个全托午睡时间,这个孩子安静地睡着了,为要回家挣扎得累得睡着了。打架是小、中、大班都存在的现象,如片中两个小孩互相掐手臂,被掐的小孩一定要反掐。儿童的这种本能也是社会生存状态的一种折射——成年人的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穿衣服太难、系鞋带太复杂、生病了一个人坐在角落、洗澡时大喊“我要逃”“麻烦的凳子”“看到你就烦”……小小年纪的孩子就有无数烦恼,以至于有个小孩直接说出“我在这里好烦呢”。孩子们在成人眼中快乐而单纯,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在这里,创作者看似在拍摄孩子们的生活,表达的却是自己对社会的认识。通过深入别人的内心,导演也是在深入自己的内心、深入社会的本质。
三、时空变化
在幼儿园这个环境中,影片并没有太多的空间变化,室内是主场,户外是辅场,片中的景别多是中景、特写,拍摄时也多是固定机位、单机单镜头拍摄。我们可以看到片中也有场面调度,摆凳子、小孩生病坐着和因玩具坏了打架等场景,周围都没有小孩,创作者就是要孤立出主体,使画面利于控制。这种镜头内调度是必要的。片中有几处户外场景,创作者用了虚化效果,隐藏的意义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只有在户外尽情地玩耍才是让人憧憬的,这是美好的,也是虚幻的。几个小孩像大人似的蹲坐在墙角,偷偷地说:“今天有户外活动,我们可以紧玩紧玩紧玩。”
影片的时间变化通过四季的交替来表现,这样的处理也是为了暗示孩子们的成长:一叶知秋,孩子们手中的黄叶意味着秋天来了;“一年有四季”的诗歌朗诵让我们知道冬天来了。影片结尾处,大班的孩子们毕业了,袁老师顺利产下了一个男孩,三年后她的孩子也将上幼儿园。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四、音乐处理
片子本身没有太多解说词,用画面就足以展现主题。背景音乐是创作者为了《幼儿园》的拍摄制作,特地重新找合唱团演唱的《茉莉花》。这首歌曲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茉莉花》的旋律是悠扬的,但它在片中的几次响起似乎都带着淡淡的忧伤、浅浅的悲凉。儿童化和成人化、虚与实、悲多喜少在《幼儿园》里暴露无遗。诚然,片中也有一些太过刻意的画面:看足球赛时,孩子们的穿着打扮很有可能是老师或拍摄者事先安排好的。总体来说,《幼儿园》选取的不是重大人物或事件,却支持主流意识形态,成为隐性主流文化形态的作品。它不以说教者的面孔出现,反而更有力地阐释了主流意识形态希望传达的意愿:孩子们的世界在哪里?
人们通常不但把看纪录片当成一种学知识、受教育的手段,还把它看做一门艺术。纪录片不仅仅是简单的对客观世界的消极复制和再现,它还要有艺术上的剪辑、加工和再创造,它应当有多种表现形式和风格:有诗一般的节奏、音乐一般的旋律、散文一般的韵味、绘画一般的绚丽多姿。它可以是抒情的,也可以是叙事的,可以是哲理性的,可以是社会评论性的,也可以是政论性的。在这方面《幼儿园》可以说是一部艺术作品。2004年6月,《幼儿园》获得第10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之“人文类纪录片最佳创意奖”,国际评审委员会对作品有这样一段评语:“《幼儿园》以一种纪实的形式,表达了孩子与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既充满童趣又具有社会内涵,是一部寓意式的纪录片。”[3]
注释:
[1] 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版,第805页。
[2] 何炜:《纪录片〈幼儿园〉的艺术表现手法》,http://www.cnhubei.com/200503/ca789561.htm,2005年6月20日。
[3] 参见刘洁《〈幼儿园〉:一种审视的方式——张以庆访谈录》,http://video.sina.com.cn/tv/2005-01-10/15507382.html,2005年1月10日。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