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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幸田文与向天邦子二人均作为女性散文作家蜚声日本文坛。而“物”在两人的作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幸田文的作品《碎片》、《头发》、《雏鸟》等作品中，通过“物”表现了“人际关系”和“人与人互相理解的不可能性”；而向田邦子在她的《孩子们的夜》、《老鼠焰火》、《鸡蛋与我》、《邻家的神》中，通过“物”表现了“爱”、“人与人的联系”、“时光流逝”、“幽默感”等。此外，不仅此二人的作品，从古到今大量作品中，“物”都在表现小说主旨，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描写心理活动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笔者试从六个方面详述“物”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关键词：物；叙事者；以物传情；以物喻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1
一、以“物”作为叙事者，推进整个故事情节发展。
比如，在《红楼梦》中，一块石头被一僧一道带入凡尘，化为贾宝玉项上戴的一块宝玉，成为小说的叙事者，冷眼旁观俗世人事，不离宝玉身畔，如实地记录了宝玉身边发生的一切。这种以石头为叙事者的手法新颖独特，让小说同时具备了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让小说的结构更富于变化，让人读来耳目一新。
二、以物传情，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
和向田邦子的《孩子们的夜》类似，在《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宝玉被打后，赠给黛玉两方旧帕，细腻而微妙地传达了自己对黛玉忠贞不渝的情感。在当时的社会伦理束缚下，无法用语言表达爱情，只能通过旧帕来暗示“我的心和从前一样，不曾改变”，比语言的表现力更强。
三、通过“物”推动故事情节。
例如，《金瓶梅》中，李瓶儿的孩子官哥儿爱穿红衣，潘金莲便用红稠裹肉，训练猫扑食。一日，猫见官哥儿穿红衣，奋力一扑，官哥儿受了惊吓而死。在此，作者通过红衣、红稠、猫埋下千里伏线，巧妙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将潘金莲狡猾而残忍狠毒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四、通过“物”表现时代背景，深化主题。
在此以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为例。小说中，爵士乐、啤酒、壁球、波音747飞机、披头士、酒吧、夜店、保龄球等充满美国生活方式的事物俯首皆是。此外，随着这些西方的事物传入日本的同时，美国的物欲主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以及“对性自由和欲望”的主张也随之传来。从小说中可知，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青年深受美国文化影响。在资本主义物欲横流下，日本青年虽然在物质上十分充裕，可以充分地享受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丰富物质生活，但这种丰富填补精神上的寂寞与空虚。大量日本青年缺乏信仰，没有理想，精力充沛而无处释放，酗酒、吸毒、乱性。作品巧妙地通过西洋之“物”，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日本青年困惑迷茫的精神状态。这亦可称为村上作品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使小说在今日读来仍然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五、以物喻人。
此种例子在文坛比比皆是，不一而足。而这种比喻发生的前提是，“物”具有的特征和人具有的某种性格、品质有共同点。正是因为有了共同点，比喻才得以成立。比如，在明代名臣于谦的《石灰吟》中，“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一名句，作者以石灰自喻，表现自己清清白白，为国尽忠，不畏牺牲，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此外，在宋代理学大家周敦颐的《爱莲说》中，“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虽是赞莲，实则喻人，赞美人的品格如莲花一样，在污浊的环境中不同流合污，保持高洁品质，表达了作者洁身自好的高尚情操，借物喻人，借物咏志，比直接写人写志表现力更强，更加深入人心。以上作品都是通过“物”来更加鲜明地表现“人”的性格与品格，比起直接写人更富韵味，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六、“新小说”中新的创作手法的尝试：通过对“物”的描写，来暗示“人”的存在。
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罗伯·格里耶的代表作《嫉妒》中，登场人物只有X君和弗兰克两个人，男女两人很明显不会相互嫉妒。小说中亦没有第三者的登场，因此似乎不应存在嫉妒者。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物”出现在小说场景中，读者很容易推测出，场景中一定存在着第三者。这正是作者的写作意图。比如，小说中虽然只有两人登场，却放着三副餐具，强烈地暗示着第三者的存在。橡胶鞋在走廊发出的声音，亦让读者感到一定有另外一人在场。加之，X君在把白兰地倒入酒杯中时，“她打开白兰地，倒入三只酒杯，递出两只，自己拿着最后一只，坐在椅子上”当然，在这里，递酒杯的对象除了弗兰克，还有一人，也就是她的丈夫。而这个“丈夫”，才是嫉妒者。此种例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强烈地暗示出第三者的存在。通过这种新的创作方式，格里耶在文坛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新小说派的领袖。
总之，“物”在文学作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反映作者的创作意图，为作品增色。鉴赏文学作品时，须认真把握其作用和功能，才能正确深刻解读作品。另外，文坛诸先贤在作品中对 “物”的充分运用，对今后的文学创作者亦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物；叙事者；以物传情；以物喻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1
一、以“物”作为叙事者，推进整个故事情节发展。
比如，在《红楼梦》中，一块石头被一僧一道带入凡尘，化为贾宝玉项上戴的一块宝玉，成为小说的叙事者，冷眼旁观俗世人事，不离宝玉身畔，如实地记录了宝玉身边发生的一切。这种以石头为叙事者的手法新颖独特，让小说同时具备了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让小说的结构更富于变化，让人读来耳目一新。
二、以物传情，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
和向田邦子的《孩子们的夜》类似，在《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宝玉被打后，赠给黛玉两方旧帕，细腻而微妙地传达了自己对黛玉忠贞不渝的情感。在当时的社会伦理束缚下，无法用语言表达爱情，只能通过旧帕来暗示“我的心和从前一样，不曾改变”，比语言的表现力更强。
三、通过“物”推动故事情节。
例如，《金瓶梅》中，李瓶儿的孩子官哥儿爱穿红衣，潘金莲便用红稠裹肉，训练猫扑食。一日，猫见官哥儿穿红衣，奋力一扑，官哥儿受了惊吓而死。在此，作者通过红衣、红稠、猫埋下千里伏线，巧妙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将潘金莲狡猾而残忍狠毒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四、通过“物”表现时代背景，深化主题。
在此以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为例。小说中，爵士乐、啤酒、壁球、波音747飞机、披头士、酒吧、夜店、保龄球等充满美国生活方式的事物俯首皆是。此外，随着这些西方的事物传入日本的同时，美国的物欲主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以及“对性自由和欲望”的主张也随之传来。从小说中可知，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青年深受美国文化影响。在资本主义物欲横流下，日本青年虽然在物质上十分充裕，可以充分地享受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丰富物质生活，但这种丰富填补精神上的寂寞与空虚。大量日本青年缺乏信仰，没有理想，精力充沛而无处释放，酗酒、吸毒、乱性。作品巧妙地通过西洋之“物”，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日本青年困惑迷茫的精神状态。这亦可称为村上作品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使小说在今日读来仍然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五、以物喻人。
此种例子在文坛比比皆是，不一而足。而这种比喻发生的前提是，“物”具有的特征和人具有的某种性格、品质有共同点。正是因为有了共同点，比喻才得以成立。比如，在明代名臣于谦的《石灰吟》中，“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一名句，作者以石灰自喻，表现自己清清白白，为国尽忠，不畏牺牲，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此外，在宋代理学大家周敦颐的《爱莲说》中，“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虽是赞莲，实则喻人，赞美人的品格如莲花一样，在污浊的环境中不同流合污，保持高洁品质，表达了作者洁身自好的高尚情操，借物喻人，借物咏志，比直接写人写志表现力更强，更加深入人心。以上作品都是通过“物”来更加鲜明地表现“人”的性格与品格，比起直接写人更富韵味，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六、“新小说”中新的创作手法的尝试：通过对“物”的描写，来暗示“人”的存在。
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罗伯·格里耶的代表作《嫉妒》中，登场人物只有X君和弗兰克两个人，男女两人很明显不会相互嫉妒。小说中亦没有第三者的登场，因此似乎不应存在嫉妒者。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物”出现在小说场景中，读者很容易推测出，场景中一定存在着第三者。这正是作者的写作意图。比如，小说中虽然只有两人登场，却放着三副餐具，强烈地暗示着第三者的存在。橡胶鞋在走廊发出的声音，亦让读者感到一定有另外一人在场。加之，X君在把白兰地倒入酒杯中时，“她打开白兰地，倒入三只酒杯，递出两只，自己拿着最后一只，坐在椅子上”当然，在这里，递酒杯的对象除了弗兰克，还有一人，也就是她的丈夫。而这个“丈夫”，才是嫉妒者。此种例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强烈地暗示出第三者的存在。通过这种新的创作方式，格里耶在文坛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新小说派的领袖。
总之，“物”在文学作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反映作者的创作意图，为作品增色。鉴赏文学作品时，须认真把握其作用和功能，才能正确深刻解读作品。另外，文坛诸先贤在作品中对 “物”的充分运用，对今后的文学创作者亦有宝贵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