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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搜寻中国象棋古棋具中，偶然结识陶瓷研究家浙江陈先生，陈先生家藏一副元代青花 、釉里红棋子(蓝方青花、红方釉里红，全副完整，见照片1)。经我们共同研究认为该棋子 在国内乃是首例，对于研究元代象棋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说一说元代青花瓷。众所周知，元代青花研究的奠基人是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馆长 助理波普先生(JOHN ALEXANDER POPE)。1952年，他发表的《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 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一组中国瓷器》，把传世的中国早期青花瓷器中的14世纪青花(即元 青花)辨认了出来，从此元青花的面貌逐步清晰起来。现在国内收藏的元青花瓷器约有100多 件，传世品只占一小部分，出土品则占80%以上，数量较多的是几批大的窖藏品，如江西高 安 的元代窖藏出品、河北保定的元代窖藏器等。(注1)物以稀为贵，元青花存世完整器这么少 ，在市场上自然价格可观，一件比较典型的大件元青花，拍卖市场上底价一般都在百万元以 上，而元青花釉里红棋子更是罕得一见。
那么陈先生收藏的这副棋子究竟是不是元青花呢?幸然在笔者未遇陈先生以前这一问题就已 经基本解决。若非陈先生不谙棋道，这一重大发现早就公布于世了。
该象棋子整体器形为偏圆柱体，棋底露胎厚重扭曲，系手工捏造而成。胎骨较厚，略显疏松 ，有瓦质感，但十分坚硬，呈灰白色，可视为瓷石加高岭土二元组合配方烧制(此为明显的 元代器物配方)，釉色显青白，釉面呈失透状，底部露胎部分为褐红色，烧造工艺采用垫饼 垫烧形式，底部留有明显的垫块痕迹(见照片②、③)。棋子正面采用阴刻字体，以西汉时通 行的汉文为基础，红方与黑方用釉里红和青花来区分，釉里红为铜红料色呈猪肝色，发色偏 暗红，青花的钴料采用浙料，火色偏蓝灰色。
对比元代的其它器物，如碗、高足杯的残片可见该棋子制作工艺、配方成分、烧造条件、外 观色调均显现元代景德镇制器物的特征，因此可初步断定为元代中、晚期民窖制品。
下面进入本文的中心，即这副元青花棋子对研究元代象棋的意义。
中国象棋在南宋时代，走完了它大普及的历程，成为民间普遍的不可缺少的娱乐工具，但是 元代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压制汉族文化，按《中国象棋史》作者棋 史研究家张如安先生所述“南宋象棋蓬勃的发展势头，进入14世纪开始受挫，中国象棋进入 了相对衰落的历史时期”。对这一观点我们基本上是认同的，但是至今为止，支持、说明这 种 观点出土实物并未公布也未见任何记载(如果不是作者孤陋寡闻的话)，而陈家所藏的这副 棋子却提供了一个实证。大家都知道经宋代象棋定型后，棋子的书写方法已固定并普及，“ 将、士、象、车、马、炮、卒”七种均为纯汉字。(注2)而请大家看照片①、④、⑤、⑥、 ⑦，该棋子的写法却十分奇特，不仅炮、兵、卒、马、象的写法少见，特别是象与马均有缺 笔，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写法呢?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
①汉族高级知识分子(或官宦之家)在元代统治者对汉文化压制下，为曲折捍卫汉文化传统， 躲过元代统治者的耳目和文字狱，故意将文字变形、改造，以示抗议并顺利地进行汉传统文 化活动。特别注意的是，它字形改造是以汉字为基础的，反映作者着意传承汉文化的一个侧 面。
②元蒙古族统治者或蒙族人已深为汉文化折服，汉族多种文化娱乐已进入蒙族人民的生活， 这方面已有出土实物为证：
1956年6月9日，在元大宁路故城遗址(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宁城县大明城)出土铜质象棋 子，共将、士、象、车、马、炮、卒七路，一面是图像，一面是文字，车、卒直径各2.8cm ，马、炮直径各2.6cm，似属于两种规格，两套棋具。这批棋子的出土有可靠地层依据，可 以肯定为元代文物。从这些棋子两面图形与汉字并列看来，并非汉族特设，而是供蒙古族人 下棋之用(注3)。我们公布这副棋子的独特写法也许也是非为汉族特设而是有意采用以汉字 为基础的象形文字，以利蒙族人更易学习中国象棋。如有蒙族古文字学者能从蒙文的角度进 一步分析这些汉字与蒙文之间的关系，将有利于该项研究的深入。
总而言之，通过陈氏藏品我们可以对它的价值做出以下的判断：
①陈氏藏品是国内仅见的元代青花、釉里红中国象棋子。
②陈氏藏品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或传世品(限已公布之物)中最早的全副完整的实物作品之一 ，色泽淡雅、造形古朴、文字奇特、十分罕见。
③元代象棋活动已十分普及。因从出土实物或传世现存品上看象棋子为仅见，似非大量生产 的买卖品，说明以致有人不惜重金在景德镇订制象棋。
④独特的文字写法说明了它与元蒙古人的棋艺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也许是汉族知识分子为传 承 文化传统的刻意之作。在元代蒙古贵族的文化压制下，中国象棋以它惊人的魅力，顽强地生 存于人民大众之中，为明代中国象棋的大发展积累了力量。
注1.《元青花》 李仲谋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注2.《象棋史话》 李松福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注3.《中国象棋史》 张如安著 团结出版社
首先说一说元代青花瓷。众所周知，元代青花研究的奠基人是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馆长 助理波普先生(JOHN ALEXANDER POPE)。1952年，他发表的《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 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一组中国瓷器》，把传世的中国早期青花瓷器中的14世纪青花(即元 青花)辨认了出来，从此元青花的面貌逐步清晰起来。现在国内收藏的元青花瓷器约有100多 件，传世品只占一小部分，出土品则占80%以上，数量较多的是几批大的窖藏品，如江西高 安 的元代窖藏出品、河北保定的元代窖藏器等。(注1)物以稀为贵，元青花存世完整器这么少 ，在市场上自然价格可观，一件比较典型的大件元青花，拍卖市场上底价一般都在百万元以 上，而元青花釉里红棋子更是罕得一见。
那么陈先生收藏的这副棋子究竟是不是元青花呢?幸然在笔者未遇陈先生以前这一问题就已 经基本解决。若非陈先生不谙棋道，这一重大发现早就公布于世了。
该象棋子整体器形为偏圆柱体，棋底露胎厚重扭曲，系手工捏造而成。胎骨较厚，略显疏松 ，有瓦质感，但十分坚硬，呈灰白色，可视为瓷石加高岭土二元组合配方烧制(此为明显的 元代器物配方)，釉色显青白，釉面呈失透状，底部露胎部分为褐红色，烧造工艺采用垫饼 垫烧形式，底部留有明显的垫块痕迹(见照片②、③)。棋子正面采用阴刻字体，以西汉时通 行的汉文为基础，红方与黑方用釉里红和青花来区分，釉里红为铜红料色呈猪肝色，发色偏 暗红，青花的钴料采用浙料，火色偏蓝灰色。
对比元代的其它器物，如碗、高足杯的残片可见该棋子制作工艺、配方成分、烧造条件、外 观色调均显现元代景德镇制器物的特征，因此可初步断定为元代中、晚期民窖制品。
下面进入本文的中心，即这副元青花棋子对研究元代象棋的意义。
中国象棋在南宋时代，走完了它大普及的历程，成为民间普遍的不可缺少的娱乐工具，但是 元代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压制汉族文化，按《中国象棋史》作者棋 史研究家张如安先生所述“南宋象棋蓬勃的发展势头，进入14世纪开始受挫，中国象棋进入 了相对衰落的历史时期”。对这一观点我们基本上是认同的，但是至今为止，支持、说明这 种 观点出土实物并未公布也未见任何记载(如果不是作者孤陋寡闻的话)，而陈家所藏的这副 棋子却提供了一个实证。大家都知道经宋代象棋定型后，棋子的书写方法已固定并普及，“ 将、士、象、车、马、炮、卒”七种均为纯汉字。(注2)而请大家看照片①、④、⑤、⑥、 ⑦，该棋子的写法却十分奇特，不仅炮、兵、卒、马、象的写法少见，特别是象与马均有缺 笔，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写法呢?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
①汉族高级知识分子(或官宦之家)在元代统治者对汉文化压制下，为曲折捍卫汉文化传统， 躲过元代统治者的耳目和文字狱，故意将文字变形、改造，以示抗议并顺利地进行汉传统文 化活动。特别注意的是，它字形改造是以汉字为基础的，反映作者着意传承汉文化的一个侧 面。
②元蒙古族统治者或蒙族人已深为汉文化折服，汉族多种文化娱乐已进入蒙族人民的生活， 这方面已有出土实物为证：
1956年6月9日，在元大宁路故城遗址(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宁城县大明城)出土铜质象棋 子，共将、士、象、车、马、炮、卒七路，一面是图像，一面是文字，车、卒直径各2.8cm ，马、炮直径各2.6cm，似属于两种规格，两套棋具。这批棋子的出土有可靠地层依据，可 以肯定为元代文物。从这些棋子两面图形与汉字并列看来，并非汉族特设，而是供蒙古族人 下棋之用(注3)。我们公布这副棋子的独特写法也许也是非为汉族特设而是有意采用以汉字 为基础的象形文字，以利蒙族人更易学习中国象棋。如有蒙族古文字学者能从蒙文的角度进 一步分析这些汉字与蒙文之间的关系，将有利于该项研究的深入。
总而言之，通过陈氏藏品我们可以对它的价值做出以下的判断：
①陈氏藏品是国内仅见的元代青花、釉里红中国象棋子。
②陈氏藏品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或传世品(限已公布之物)中最早的全副完整的实物作品之一 ，色泽淡雅、造形古朴、文字奇特、十分罕见。
③元代象棋活动已十分普及。因从出土实物或传世现存品上看象棋子为仅见，似非大量生产 的买卖品，说明以致有人不惜重金在景德镇订制象棋。
④独特的文字写法说明了它与元蒙古人的棋艺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也许是汉族知识分子为传 承 文化传统的刻意之作。在元代蒙古贵族的文化压制下，中国象棋以它惊人的魅力，顽强地生 存于人民大众之中，为明代中国象棋的大发展积累了力量。
注1.《元青花》 李仲谋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注2.《象棋史话》 李松福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注3.《中国象棋史》 张如安著 团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