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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依然坚持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对以美国为首的外部需求的长期疲软准备不足
当今世界正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崛起为主要经济大国的重要转折点,现在可能同样如此。
但这里有一个重大问题:和前几次危机不同,中国并不一定真正认识到了当前危机的严重性。这可能使它难以抓住危险带来的机遇。
中国领导层需要加深对这场全球危机的认识。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了解本次经济衰退对其长期以来成功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威胁。但是,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没有真正了解这一点,它依然在坚持过时的政策和经济增长战略。这些政策和战略假定,全球需求将出现标准的快速复苏。这使中国对危机后世界可能具有的本质特征——即以美国为首的外部需求的长期疲软——准备不足。
随着2009年初出口急剧下滑为负增长,外部需求冲击已经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戛然停止。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这一罕见下跌作出了迅速反应。2008年11月,他们批准了一个为期两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支出。它沿用了中国对此前两场外部需求冲击——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2000年-2001年的全球经济温和衰退——的反应办法。当时,以基础设施为主的财政支持填补了外部需求暂时下滑造成的缺口。当全球经济恢复增长时,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已经占据了最佳位置,因而得以抓住全球贸易上升带来的机遇。
这一次,中国似乎在赌同样的结果会再次出现。除了基础设施支持政策,还对纺织、钢铁、装备制造、轻工业、物流等出口行业提供支持,作为最近宣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一部分。同时,还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为出口商提供支持。
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对国内私人消费的提振措施却停留在口头上——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其快速增长的经济的滞后部分。政府向农村家庭发放了消费券,宣布了相对比较温和的全民医保计划——所有这些方面在未来三年的支出总额仅为8500亿元。虽然这些支持消费的措施没什么不对,但在我看来,它们的规模太小,不足以扭转滞后的消费状况。2007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跌至历史最低点36%。在建立社会安全网,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方面,中国需要采取比现在认真得多的措施。惟有如此,才能降低过度的预防性储蓄,并建立一个基础更为广泛的消费文化。
由于未能扛起内部再平衡的重担,中国目前仍在指望通过以往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出口主导型模式,走出经济困境。实际上,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对自身的积极财政刺激政策,也对世界其他国家政策措施的功效,下了大赌注。后一条件正好凸显了这一战略的最大风险。
如果如我所料,美国消费者刚刚开始一个为期数年的私人消费收缩期,那么中国最终可能会对外部需求长期疲软大失所望。正如1997年-1998年和2000年-2001年一样,中国目前刺激战略的设计,很大程度取决于外部需求的快速复苏。虽然这一战略曾经行之有效,但在当今这个被危机撕得四分五裂的后泡沫世界里,很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当然,经济并不是在真空中运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尤其如此。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经常会导致强烈的政治反应。
最近,中国高层官员专门指出了两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问题:一是他们对美国国债缺乏信心;二是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问题。
中国提出这些担忧完全合理。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可能长期保持庞大的经常性账户赤字,美元进一步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不容忽视。但若果真出现这样的结果,它将对中国持有的庞大美元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中国领导层在提出这些担忧时,仿佛它们与中国国内的宏观失衡没有任何关系。正如前文所强调的,中国目前依然严重依赖外部支持下的出口主导型增长。其货币政策,即人民币依然紧盯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这一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将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不断转换成美国国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将外汇储备转换成美元资产的循环过程,人民币的价值将直线上升,中国产品价格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
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也是稳定美元的既得利益者。中国的底线在于,除非中国能够摆脱出口主导型增长,实现经济再平衡,否则基本不可能就最近对美元和美国国债表示的担心采取行动。
由于中国对出口依赖如此之深,其他国家的政策和经济情况显然对中国有重要影响。
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对美国抨击中国的倾向不能掉以轻心。在逆境中,美国政治机器的阴暗面通常倾向于寻找替罪羊,中国很可能成为其国外的靶子。美国对中国穷追不放,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一、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是失业和实际工资压力的根源;二、美国贸易赤字总额中,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所占比例最大;三、中国操纵人民币,这被视为其重商主义战略下的故意行为。
这些论点其实站不住脚。首先,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并不是单跟中国的双边贸易有问题,而是对100多个贸易伙伴都存在赤字;其次,自从三年前中国放弃“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已经上升了20%多;再次,美国工人当前的困境,也反映了长期以来美国对人力资本及教育改革的投资不足。不幸的是,在当下痛苦而焦躁的时刻,对美国政客而言,指责中国显然比对着镜子反思自己要容易得多。
这增加了美国甩出一张最令人担心的“王牌”的可能性——在针对中国进行了三年的口头抨击和威胁之后,美国国会最终将会对中国实施某种形式的贸易制裁。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再也不能被轻易排除。如果贸易制裁真的发生,而且美国政治机器根据反华情绪采取行动,届时中国的反应将完全不同于前述底线战略。
在美国挑起对华制裁的情况下,我有理由相信,中国将会下令其外汇交易经理抵制下一轮美国国债拍卖,从而引发一场全面的美元危机,以及美国相关长期利率的上升,这不啻是对伤痕累累的美国经济的重大打击,更不用说对世界其他国家了。不错,对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人中国而言,这想必也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事,但中国只会把这当作全面的经济攻击,届时民族自尊心会压过投资考虑。简言之,如果美国选择发泄对中国的愤怒,我毫不怀疑中国会实施报复。
出“王牌”是一种可能性相对较低的结果。但随着明年或更短时间内,美国失业率向9%-10%的区域攀升,国会在今年或2010年初通过针对中国的贸易法案的可能性,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
总体而言,美国出“王牌”的可能性不值得过分强调。但在上述情况下,其后果是如此严重——与20世纪30年代初《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所犯的错误是如此相似,以至于有必要特别指出。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建立在日益失衡的基础之上。与所有宏观失衡一样,反作用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一点,只要看看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以及2009年的美国就知道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迫切需要大规模调整。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当前中国似乎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迎接一个新的、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
而在自身宏观失衡问题日益严重的当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了新的自信。这种自信心及随之而来对全球辩论的参与,并没有什么不对。作为一个五千年来习惯于向内看的国家,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外看。这一巨变对世界而言只有好处。但是,这正好凸显了最大的危险——中国在依赖外部需求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忽略了危机后世界的各种严重缺陷。■
作者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为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曾任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当今世界正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崛起为主要经济大国的重要转折点,现在可能同样如此。
但这里有一个重大问题:和前几次危机不同,中国并不一定真正认识到了当前危机的严重性。这可能使它难以抓住危险带来的机遇。
中国领导层需要加深对这场全球危机的认识。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了解本次经济衰退对其长期以来成功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威胁。但是,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没有真正了解这一点,它依然在坚持过时的政策和经济增长战略。这些政策和战略假定,全球需求将出现标准的快速复苏。这使中国对危机后世界可能具有的本质特征——即以美国为首的外部需求的长期疲软——准备不足。
随着2009年初出口急剧下滑为负增长,外部需求冲击已经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戛然停止。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这一罕见下跌作出了迅速反应。2008年11月,他们批准了一个为期两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支出。它沿用了中国对此前两场外部需求冲击——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2000年-2001年的全球经济温和衰退——的反应办法。当时,以基础设施为主的财政支持填补了外部需求暂时下滑造成的缺口。当全球经济恢复增长时,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已经占据了最佳位置,因而得以抓住全球贸易上升带来的机遇。
这一次,中国似乎在赌同样的结果会再次出现。除了基础设施支持政策,还对纺织、钢铁、装备制造、轻工业、物流等出口行业提供支持,作为最近宣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一部分。同时,还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为出口商提供支持。
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对国内私人消费的提振措施却停留在口头上——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其快速增长的经济的滞后部分。政府向农村家庭发放了消费券,宣布了相对比较温和的全民医保计划——所有这些方面在未来三年的支出总额仅为8500亿元。虽然这些支持消费的措施没什么不对,但在我看来,它们的规模太小,不足以扭转滞后的消费状况。2007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跌至历史最低点36%。在建立社会安全网,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方面,中国需要采取比现在认真得多的措施。惟有如此,才能降低过度的预防性储蓄,并建立一个基础更为广泛的消费文化。
由于未能扛起内部再平衡的重担,中国目前仍在指望通过以往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出口主导型模式,走出经济困境。实际上,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对自身的积极财政刺激政策,也对世界其他国家政策措施的功效,下了大赌注。后一条件正好凸显了这一战略的最大风险。
如果如我所料,美国消费者刚刚开始一个为期数年的私人消费收缩期,那么中国最终可能会对外部需求长期疲软大失所望。正如1997年-1998年和2000年-2001年一样,中国目前刺激战略的设计,很大程度取决于外部需求的快速复苏。虽然这一战略曾经行之有效,但在当今这个被危机撕得四分五裂的后泡沫世界里,很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当然,经济并不是在真空中运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尤其如此。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经常会导致强烈的政治反应。
最近,中国高层官员专门指出了两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问题:一是他们对美国国债缺乏信心;二是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问题。
中国提出这些担忧完全合理。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可能长期保持庞大的经常性账户赤字,美元进一步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不容忽视。但若果真出现这样的结果,它将对中国持有的庞大美元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中国领导层在提出这些担忧时,仿佛它们与中国国内的宏观失衡没有任何关系。正如前文所强调的,中国目前依然严重依赖外部支持下的出口主导型增长。其货币政策,即人民币依然紧盯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这一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将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不断转换成美国国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将外汇储备转换成美元资产的循环过程,人民币的价值将直线上升,中国产品价格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
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也是稳定美元的既得利益者。中国的底线在于,除非中国能够摆脱出口主导型增长,实现经济再平衡,否则基本不可能就最近对美元和美国国债表示的担心采取行动。
由于中国对出口依赖如此之深,其他国家的政策和经济情况显然对中国有重要影响。
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对美国抨击中国的倾向不能掉以轻心。在逆境中,美国政治机器的阴暗面通常倾向于寻找替罪羊,中国很可能成为其国外的靶子。美国对中国穷追不放,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一、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是失业和实际工资压力的根源;二、美国贸易赤字总额中,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所占比例最大;三、中国操纵人民币,这被视为其重商主义战略下的故意行为。
这些论点其实站不住脚。首先,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并不是单跟中国的双边贸易有问题,而是对100多个贸易伙伴都存在赤字;其次,自从三年前中国放弃“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已经上升了20%多;再次,美国工人当前的困境,也反映了长期以来美国对人力资本及教育改革的投资不足。不幸的是,在当下痛苦而焦躁的时刻,对美国政客而言,指责中国显然比对着镜子反思自己要容易得多。
这增加了美国甩出一张最令人担心的“王牌”的可能性——在针对中国进行了三年的口头抨击和威胁之后,美国国会最终将会对中国实施某种形式的贸易制裁。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再也不能被轻易排除。如果贸易制裁真的发生,而且美国政治机器根据反华情绪采取行动,届时中国的反应将完全不同于前述底线战略。
在美国挑起对华制裁的情况下,我有理由相信,中国将会下令其外汇交易经理抵制下一轮美国国债拍卖,从而引发一场全面的美元危机,以及美国相关长期利率的上升,这不啻是对伤痕累累的美国经济的重大打击,更不用说对世界其他国家了。不错,对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人中国而言,这想必也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事,但中国只会把这当作全面的经济攻击,届时民族自尊心会压过投资考虑。简言之,如果美国选择发泄对中国的愤怒,我毫不怀疑中国会实施报复。
出“王牌”是一种可能性相对较低的结果。但随着明年或更短时间内,美国失业率向9%-10%的区域攀升,国会在今年或2010年初通过针对中国的贸易法案的可能性,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
总体而言,美国出“王牌”的可能性不值得过分强调。但在上述情况下,其后果是如此严重——与20世纪30年代初《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所犯的错误是如此相似,以至于有必要特别指出。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建立在日益失衡的基础之上。与所有宏观失衡一样,反作用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一点,只要看看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以及2009年的美国就知道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迫切需要大规模调整。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当前中国似乎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迎接一个新的、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
而在自身宏观失衡问题日益严重的当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了新的自信。这种自信心及随之而来对全球辩论的参与,并没有什么不对。作为一个五千年来习惯于向内看的国家,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外看。这一巨变对世界而言只有好处。但是,这正好凸显了最大的危险——中国在依赖外部需求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忽略了危机后世界的各种严重缺陷。■
作者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为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曾任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