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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没当过兵，那份对军装的依恋，你自然无从体会，倘若你当过兵，而且是一个有着长年军龄的军人。那份感情你真的能忘怀吗?
那段时间里，不知怎么了，和人谈起往事。总好说：“我当了26年兵啊。整整26年哪!”——简直成了口头禅了。
一次与一位挚友聊军旅经历，这口头禅又脱口而出。他立即伸出一只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弯向掌心。大小拇指分向两边。那意思就是：我都听了六遍了。
我一脸尴尬。
然而。有些事虽已日渐久远，但却总不能忘怀。只要受到什么诱发，它就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只要有相关的新闻事件，积雪的山川。蔚蓝的海疆。绵亘千里的边防线一下子就又栩栩如生地涌现在我眼前……
送妹妹当兵。把自己也送去了
1969年年底，整整下乡了一年，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闷徘徊的我。竟然喜从天降——我当兵了!
其实，本没我什么事儿，我是送我妹妹王静当兵，没想到把自己也“送”进去了。
记得那年的12月28日，我妈几经辗转把电话打到了我所在的生产队的队部。我妈说，她和爸爸要去“五七”干校了。他们老了，无所谓。只是妹妹太小，合不得让她遭那份儿罪。前几天省军区招文艺兵，妹妹初试过关。现盼我回城，全家团聚一下，然后就各奔东西。
当晚，我步行20多华里，赶回家中。
次日，陪14岁的妹妹去参加复试。
妹妹进了考场，我在走廊里等着。
听妹妹在里边唱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那“万里雪飘”的“万”字拉得老长老长，声音又高又亮。后来听妹妹讲，那叫“High c”(高音C)。
再往下，听里边好像是在问答，但听不大清。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干事将我唤了进去。
一个长得很文气的中年军官问我：“听你妹妹讲，她的文艺才能是受你的影响。你会朗诵，也会唱歌，能不能让我们听听?”
于是。我朗诵了一首陈然的“囚歌”，唱了一段“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接下来则是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对话。
“想当兵吗?”军官是个痛快人，边拿出志愿表边问。
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当兵”被看做摆脱实质上的失业状态的光辉出路，且是实现人生命运转折的理想“职业”。
“跟我妹妹一块吗?”我还有点“托大”。后来想想，我真是不懂事儿。要换了别人，早就开始响亮表态了。
“能啊。”
“好，我想当兵。”
命运在短短的时间里叉一次被改写，短得连回一趟插队的地方都来不及。那天兄妹俩一起穿上军装坐电车回了家，父母亲也高兴坏了。
我当兵了。就这么简单。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不是吗?
刚进新兵连头一天就挨了罚
虽然我当的是文艺兵，可也得和义务兵一样，先到新兵连参加训练。
说来现在还觉得脸上发烧，刚进新兵连头一天就挨了罚，原因是“抢饭吃”。
新兵连编制人数往往超出正规连队一倍还多。我们六七个长春兵。加上吉林怀德和山东某县的农村兵，共有260多兵员。
比“开坦克”更令我兴奋的是，新兵连的头一顿饭竟是大米饭!
当饭车还没推到我们这一桌时，我和几个长春兵，早已按捺不住，冲上前去，拨开众人，每人盛了一大海碗，干脆围着饭车不动地方，往嘴里划拉。顷刻之间，一粒儿不剩，又转头盛了一大碗。饭车空了。
许多山东兵拿着个空碗呆在那里，不敢闯过我们几个围着饭车的“人墙”。
新兵连长过来了，诧异地问：“干吗愣着?吃啊!”
一个山东兵撇着怪腔说：“饭，没(读mu)啦……”
兀自埋头大嚼的我，耳边响起连长炸雷一般的喊声：“立正——”
哐当!我手中的碗掉到地上碎了，撒了一地的大米饭。我心说：“好可惜呀!”
连长继续下达命令：“齐步走——”
我先迈左脚，很规范地向前走去。
连长没喊“立定”，我一直走到了门外。
“立——定!”
我站在了雪地上。
连长转头又进了饭堂，再不出来了。
好家伙，我这一站可就是一个小时。哈哈冻僵的双手，摸摸滚圆的肚子，心说：“值!”
没想到，等分到正规连队——哲里木军分区警通连，我又由“抢饭吃”到怕吃饭了。因为这个刘连长“直肠子”，吃饭像往嘴里倒饭——《西游记》里的话：“这位老爷的嗓子磨砖砌的”。
连长身先士卒，十分钟吃完。他放下碗，我们也得撂筷。那叫战备观念强。
尽管如此，吃得快，总比没饭吃强。过些日子，也就习惯了。
夜晚的畅想与牵绊
我钟情于夜班岗，特别是“倒二班岗”，即天亮前的那一班。
凡当兵站过岗的都有体会：这是最难熬的一班岗。因为按正常人的生物钟，这本该是睡眠最香最沉的时候。若赶上冬天，这也正是我们东北人称作“鬼龇牙”的时候。“鬼”尚且冻得“龇牙”，何况有血有肉之人?
可我偏爱站这班岗。从接班到交班，一共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是难得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可以戴上我“久违”了一个白天的眼镜，恰如镜头对焦，转瞬之间，周围的一切由虚到实，由远及近，那感觉是成天看得清清楚楚的人永远不会有的。
抬头看：或满天星，或云遮月，任我纵情遐想。
直到近处家属院婴儿的夜啼，或远处粮仓里的几声狗吠，才把我的遐思由天上扯回地上。
最难忘的是1970年早春的一天，我们班奉命去看守分区农场的冬小麦。
好大一片麦田啊，真的是一眼望不到边。
地多兵少，十垧地配一个流动哨。
班长谆谆叮嘱：除了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家畜野兽啃食麦苗之外，每个流动哨也要互相监督。千万不能将站岗变成坐岗。
我黄昏上岗，“流动”了不到一个钟头，天全然黑了下来。远处几个刚才还依稀可辨的战友，此刻已消失在夜幕之中。
“嘿——”我喊了一嗓子。
“嘿——”有人应声儿，足见战友平安无事。
在一个武装集团里，一个人再有个性，也终究是这个集团里的一员。你是拿着枪的，周围战友也都是拿着枪的。战士之间有一华里的距离，又冷，草原上还有狼，一个人，能不害怕吗?战士一会儿喊一声：“哎，大李?”这面应着：“哎，王刚。”这就放心踏实了，黑天了，战友还在。
所以我特别理解：当你的战友牺牲了，那种对敌人的仇恨，再懦弱的人到那节骨眼儿上也变得无畏了。作为生命个体，战友之间的互相依赖和那种高度默契，才是最权威的“集结号”。
这种感受刻骨铭心，穿透岁月。
昔日无衣，与子同袍
在东北边哨层层叠叠的印象中，有两个人，一个是姓金的司机，一个是俄文翻译，姓王，至今想起，都会让我百感交集。 我至今还记得小金的模样。 这是+憨厚、活泼的朝鲜族小青年，皮肤黑红，四方的脸膛，头顶上扣着一顶显得略挤的皮帽子，一笑，雪白的牙齿全露了出来。看他那股子精神劲儿，我想他也就是个两年的兵。
那次我们是奔赴呼玛一带演出。小金是某边防连的志愿兵，负责给我们开车。 我还记得，当时的天气异常寒冷，漫天的大雪，就像天要塌下来似的。
小金开的是苏制的“嘎斯六九”，我们叫“大屁股吉普车”。一般的吉普车后边只能坐三人，这种车是脸对脸的双排座。可以坐六人。范队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后边坐了六位女演员。我刚刚被提升为副教导员，负责带第二辆车押后。
前面突然有一个急拐弯，小金一个轮儿没打过来，车一下子滑到沟里去，打了几个滚。最后四脚朝天，戳那儿了。所幸，车里人倒还完好无恙。因为他们个个穿得球一般。与车子已是浑然一体，翻几个个儿也没遭磕碰，只是虚惊一场。
然而，等我们把车翻过来，就发现麻烦大了：车的前挡风玻璃碎了。
我们想找点东西把它给挡住，但这样，司机的视线也会挡住。
这时，一脸愧疚的小金挤到我跟前说：“教导员，没事的。不要再找什么东西了。我保证安全把你们送到目的地。”
我开始还不同意。后来实在也没别的办法，如果继续站在这冰天雪地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轻者冻伤，重者……冻死人的事不是没有过。
我只好同意了。
就这样，小金又开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在天黑前赶到了驻地。
一下车，我就赶到小金的面前。只见他原本红通通的脸变得乌青，嘴大约已经冻麻，已然说不出一句整话了。
我拿出一瓶一直掖在大衣口袋里的“北大荒”塞给他，小金哆哆嗦嗦地从嘴里挤出几个字：“教……导员，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
我握着他的手。眼睛一阵发热，鼻子发酸。
任何时候遇到类似的情况，我总是禁不住想起小金被冻得乌青的模样。这么多年过去，仍留恋军营的生活，也就是因为这里有着许多这样的战友，他们总是让我的灵魂纯净明朗。每当我意识到自己变得琐屑、狭隘和怨气连连时，我总是愿意到连队去，去接触这样的战士，去冲刷自己的胸怀。
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我们几个演出队的演员爬上了一座不是很高的山头，准备去给一个常年驻守在山上的年轻干部演出。这对我们是常有的事情，到一个偏僻的哨所。为一名士兵开“专场”。
该连连长介绍：这位姓王的同志是某部的一位翻译，是专门培养部队外语人才的一家外语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他独守在这个山头已经有三年了。
我还记得他戴了一副眼镜，那军装脏得不成样子，油渍麻花的，一眼望去，绝不会和“翻译”之类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外形和气质联系在一起，倒像个炊事员，充其量也就是个司务长。
我们一钻进那间半地下的房子(东北叫地窨子)，他就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一般，高兴得不知所措。
他在地上转悠了半天，忽然趴下来。这个动作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从床底下抽出一个破纸箱子，又从里边翻出几个沾满灰尘的罐头，和一瓶没有标签的白酒，拿了一块抹布擦拭着。我想，这些东西他一定存了很久。
我注视着他清瘪的面孔，心有所动，问道：“您家乡是哪儿?”“苏州。”他一张嘴，依然是一日吴侬软语。“习惯这北方的气候吗?”
“嘿嘿……”他只笑笑，没正面回答我。
环顾这间低矮的小屋，显然，既是他的住房也是他的工作间。屋里一张单人床，一张很破的书桌，上面有一部在当时来讲还算比较高档的收录机，他解释说：“这就是我每天用来听广播的。效果挺好，因为是在山头上。”
我想象着他每天俯在桌子上，边侧耳倾听边翻译记录的样子。
这间房只有一扇窗户，因而房间里的光线显得异常暗淡。窗户是两扇玻璃窗，玻璃已是乌蒙发黑，外面又蒙了一层塑料薄膜，光线自然难以射透。窗棂锈迹斑斑。为了防冻防潮，估计这窗户很少打开过。但是，在窗台上，我意外地看见了一盆绿色的植物。窗外的阳光，稀稀落落射在它长长的叶子上。它的枝叶向室内蔓延生长，懒懒地宣泄着一种生命的潇洒。
我不记得我俩是怎样拉开的话匣子。就记得他拉着我没完没了地聊，聊他读书时如何刻苦发奋的事，聊他的许多同学眼下如何如何春风得意，还有他有病的父亲已卧床两年，以及他上大二时就交上的女朋友在他蹲山头儿的第二年就吹了……
我俩边喝边聊，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劲儿。
在交谈中，他莫名其妙不合逻辑地不断插入“谢谢”二字。“谢”得我挺别扭，心想：这人没事吧?老“谢”什么呢?
但我渐渐地理解了：只要我在听着，他就高兴，就痛快，就满足，就心存感激。
我们要给他演几个节目，他忙摆手，红着脸说：“不，不，不……能有人和我说说话，我就……”
他一时语塞，忽地转过脸去。
很快，天要黑了，屋子里已经黑了。该下山了，我拔不动脚，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道别的话。
王翻译已有几分醉意，他说话真有点像讲俄语，或干脆夹杂着俄语，打起了“嘟噜”：“好了!达哇利什王(俄语：王同志)，好久了，没这么痛快地聊天了。斯巴斯巴(谢谢)，达斯维达尼呀(再见)!”
我忽然觉得，他那一口的吴侬软语此刻竟变得干脆硬朗多了。一束烛光将他那原本十分瘦削的身影投射到墙上，模模糊糊，却又很大很大。
后来听团长对我说，王翻译非常热爱他的工作，也忒能吃苦。一个南方人，对于这里本来就有着诸多的不适，可他从未因此讲条件打退堂鼓。在山上一蹲就是三年。而他的许多同学，当初功课都不如他的，现在却在大机关或总部工作……
我问：为什么不让别人替换他?
团长一脸的无奈：哪有人昵?我这个团倒是有几个搞俄文的，可谁的业务也不及他。没法子，只苦了他一个人。
我叹息世事之不公平：难道就因为他业务好，就该着吃苦受罪吗?可再一想，如果我是这位团长，也只能如此。
只等上级再分配给我们一个业务好的啦，团长最后这样感慨道。
下山路上，我一言不发。突然被一种孤独情怀所笼罩，无语，木然……在以后多少次的演出或采访中，很少再目睹到那种苦行僧式的坚守。
多少年了，我走南闯北去过无数地方，而今已然脱去了军装，可在我的记忆里，东北几千公里边防线上永远有小金。永远有王翻译，永远有那么多我已不记得名字的战友。他们或老或小，或胖或瘦，或高或矮，或这样或那样。
但他们有一点相同，他们都穿着绿色的军装。
一条绿色的边防线，一道有着浓烈生命色彩的精神风景，静静地在我心里流淌。
那段时间里，不知怎么了，和人谈起往事。总好说：“我当了26年兵啊。整整26年哪!”——简直成了口头禅了。
一次与一位挚友聊军旅经历，这口头禅又脱口而出。他立即伸出一只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弯向掌心。大小拇指分向两边。那意思就是：我都听了六遍了。
我一脸尴尬。
然而。有些事虽已日渐久远，但却总不能忘怀。只要受到什么诱发，它就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只要有相关的新闻事件，积雪的山川。蔚蓝的海疆。绵亘千里的边防线一下子就又栩栩如生地涌现在我眼前……
送妹妹当兵。把自己也送去了
1969年年底，整整下乡了一年，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闷徘徊的我。竟然喜从天降——我当兵了!
其实，本没我什么事儿，我是送我妹妹王静当兵，没想到把自己也“送”进去了。
记得那年的12月28日，我妈几经辗转把电话打到了我所在的生产队的队部。我妈说，她和爸爸要去“五七”干校了。他们老了，无所谓。只是妹妹太小，合不得让她遭那份儿罪。前几天省军区招文艺兵，妹妹初试过关。现盼我回城，全家团聚一下，然后就各奔东西。
当晚，我步行20多华里，赶回家中。
次日，陪14岁的妹妹去参加复试。
妹妹进了考场，我在走廊里等着。
听妹妹在里边唱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那“万里雪飘”的“万”字拉得老长老长，声音又高又亮。后来听妹妹讲，那叫“High c”(高音C)。
再往下，听里边好像是在问答，但听不大清。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干事将我唤了进去。
一个长得很文气的中年军官问我：“听你妹妹讲，她的文艺才能是受你的影响。你会朗诵，也会唱歌，能不能让我们听听?”
于是。我朗诵了一首陈然的“囚歌”，唱了一段“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接下来则是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对话。
“想当兵吗?”军官是个痛快人，边拿出志愿表边问。
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当兵”被看做摆脱实质上的失业状态的光辉出路，且是实现人生命运转折的理想“职业”。
“跟我妹妹一块吗?”我还有点“托大”。后来想想，我真是不懂事儿。要换了别人，早就开始响亮表态了。
“能啊。”
“好，我想当兵。”
命运在短短的时间里叉一次被改写，短得连回一趟插队的地方都来不及。那天兄妹俩一起穿上军装坐电车回了家，父母亲也高兴坏了。
我当兵了。就这么简单。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不是吗?
刚进新兵连头一天就挨了罚
虽然我当的是文艺兵，可也得和义务兵一样，先到新兵连参加训练。
说来现在还觉得脸上发烧，刚进新兵连头一天就挨了罚，原因是“抢饭吃”。
新兵连编制人数往往超出正规连队一倍还多。我们六七个长春兵。加上吉林怀德和山东某县的农村兵，共有260多兵员。
比“开坦克”更令我兴奋的是，新兵连的头一顿饭竟是大米饭!
当饭车还没推到我们这一桌时，我和几个长春兵，早已按捺不住，冲上前去，拨开众人，每人盛了一大海碗，干脆围着饭车不动地方，往嘴里划拉。顷刻之间，一粒儿不剩，又转头盛了一大碗。饭车空了。
许多山东兵拿着个空碗呆在那里，不敢闯过我们几个围着饭车的“人墙”。
新兵连长过来了，诧异地问：“干吗愣着?吃啊!”
一个山东兵撇着怪腔说：“饭，没(读mu)啦……”
兀自埋头大嚼的我，耳边响起连长炸雷一般的喊声：“立正——”
哐当!我手中的碗掉到地上碎了，撒了一地的大米饭。我心说：“好可惜呀!”
连长继续下达命令：“齐步走——”
我先迈左脚，很规范地向前走去。
连长没喊“立定”，我一直走到了门外。
“立——定!”
我站在了雪地上。
连长转头又进了饭堂，再不出来了。
好家伙，我这一站可就是一个小时。哈哈冻僵的双手，摸摸滚圆的肚子，心说：“值!”
没想到，等分到正规连队——哲里木军分区警通连，我又由“抢饭吃”到怕吃饭了。因为这个刘连长“直肠子”，吃饭像往嘴里倒饭——《西游记》里的话：“这位老爷的嗓子磨砖砌的”。
连长身先士卒，十分钟吃完。他放下碗，我们也得撂筷。那叫战备观念强。
尽管如此，吃得快，总比没饭吃强。过些日子，也就习惯了。
夜晚的畅想与牵绊
我钟情于夜班岗，特别是“倒二班岗”，即天亮前的那一班。
凡当兵站过岗的都有体会：这是最难熬的一班岗。因为按正常人的生物钟，这本该是睡眠最香最沉的时候。若赶上冬天，这也正是我们东北人称作“鬼龇牙”的时候。“鬼”尚且冻得“龇牙”，何况有血有肉之人?
可我偏爱站这班岗。从接班到交班，一共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是难得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可以戴上我“久违”了一个白天的眼镜，恰如镜头对焦，转瞬之间，周围的一切由虚到实，由远及近，那感觉是成天看得清清楚楚的人永远不会有的。
抬头看：或满天星，或云遮月，任我纵情遐想。
直到近处家属院婴儿的夜啼，或远处粮仓里的几声狗吠，才把我的遐思由天上扯回地上。
最难忘的是1970年早春的一天，我们班奉命去看守分区农场的冬小麦。
好大一片麦田啊，真的是一眼望不到边。
地多兵少，十垧地配一个流动哨。
班长谆谆叮嘱：除了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家畜野兽啃食麦苗之外，每个流动哨也要互相监督。千万不能将站岗变成坐岗。
我黄昏上岗，“流动”了不到一个钟头，天全然黑了下来。远处几个刚才还依稀可辨的战友，此刻已消失在夜幕之中。
“嘿——”我喊了一嗓子。
“嘿——”有人应声儿，足见战友平安无事。
在一个武装集团里，一个人再有个性，也终究是这个集团里的一员。你是拿着枪的，周围战友也都是拿着枪的。战士之间有一华里的距离，又冷，草原上还有狼，一个人，能不害怕吗?战士一会儿喊一声：“哎，大李?”这面应着：“哎，王刚。”这就放心踏实了，黑天了，战友还在。
所以我特别理解：当你的战友牺牲了，那种对敌人的仇恨，再懦弱的人到那节骨眼儿上也变得无畏了。作为生命个体，战友之间的互相依赖和那种高度默契，才是最权威的“集结号”。
这种感受刻骨铭心，穿透岁月。
昔日无衣，与子同袍
在东北边哨层层叠叠的印象中，有两个人，一个是姓金的司机，一个是俄文翻译，姓王，至今想起，都会让我百感交集。 我至今还记得小金的模样。 这是+憨厚、活泼的朝鲜族小青年，皮肤黑红，四方的脸膛，头顶上扣着一顶显得略挤的皮帽子，一笑，雪白的牙齿全露了出来。看他那股子精神劲儿，我想他也就是个两年的兵。
那次我们是奔赴呼玛一带演出。小金是某边防连的志愿兵，负责给我们开车。 我还记得，当时的天气异常寒冷，漫天的大雪，就像天要塌下来似的。
小金开的是苏制的“嘎斯六九”，我们叫“大屁股吉普车”。一般的吉普车后边只能坐三人，这种车是脸对脸的双排座。可以坐六人。范队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后边坐了六位女演员。我刚刚被提升为副教导员，负责带第二辆车押后。
前面突然有一个急拐弯，小金一个轮儿没打过来，车一下子滑到沟里去，打了几个滚。最后四脚朝天，戳那儿了。所幸，车里人倒还完好无恙。因为他们个个穿得球一般。与车子已是浑然一体，翻几个个儿也没遭磕碰，只是虚惊一场。
然而，等我们把车翻过来，就发现麻烦大了：车的前挡风玻璃碎了。
我们想找点东西把它给挡住，但这样，司机的视线也会挡住。
这时，一脸愧疚的小金挤到我跟前说：“教导员，没事的。不要再找什么东西了。我保证安全把你们送到目的地。”
我开始还不同意。后来实在也没别的办法，如果继续站在这冰天雪地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轻者冻伤，重者……冻死人的事不是没有过。
我只好同意了。
就这样，小金又开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在天黑前赶到了驻地。
一下车，我就赶到小金的面前。只见他原本红通通的脸变得乌青，嘴大约已经冻麻，已然说不出一句整话了。
我拿出一瓶一直掖在大衣口袋里的“北大荒”塞给他，小金哆哆嗦嗦地从嘴里挤出几个字：“教……导员，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
我握着他的手。眼睛一阵发热，鼻子发酸。
任何时候遇到类似的情况，我总是禁不住想起小金被冻得乌青的模样。这么多年过去，仍留恋军营的生活，也就是因为这里有着许多这样的战友，他们总是让我的灵魂纯净明朗。每当我意识到自己变得琐屑、狭隘和怨气连连时，我总是愿意到连队去，去接触这样的战士，去冲刷自己的胸怀。
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我们几个演出队的演员爬上了一座不是很高的山头，准备去给一个常年驻守在山上的年轻干部演出。这对我们是常有的事情，到一个偏僻的哨所。为一名士兵开“专场”。
该连连长介绍：这位姓王的同志是某部的一位翻译，是专门培养部队外语人才的一家外语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他独守在这个山头已经有三年了。
我还记得他戴了一副眼镜，那军装脏得不成样子，油渍麻花的，一眼望去，绝不会和“翻译”之类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外形和气质联系在一起，倒像个炊事员，充其量也就是个司务长。
我们一钻进那间半地下的房子(东北叫地窨子)，他就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一般，高兴得不知所措。
他在地上转悠了半天，忽然趴下来。这个动作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从床底下抽出一个破纸箱子，又从里边翻出几个沾满灰尘的罐头，和一瓶没有标签的白酒，拿了一块抹布擦拭着。我想，这些东西他一定存了很久。
我注视着他清瘪的面孔，心有所动，问道：“您家乡是哪儿?”“苏州。”他一张嘴，依然是一日吴侬软语。“习惯这北方的气候吗?”
“嘿嘿……”他只笑笑，没正面回答我。
环顾这间低矮的小屋，显然，既是他的住房也是他的工作间。屋里一张单人床，一张很破的书桌，上面有一部在当时来讲还算比较高档的收录机，他解释说：“这就是我每天用来听广播的。效果挺好，因为是在山头上。”
我想象着他每天俯在桌子上，边侧耳倾听边翻译记录的样子。
这间房只有一扇窗户，因而房间里的光线显得异常暗淡。窗户是两扇玻璃窗，玻璃已是乌蒙发黑，外面又蒙了一层塑料薄膜，光线自然难以射透。窗棂锈迹斑斑。为了防冻防潮，估计这窗户很少打开过。但是，在窗台上，我意外地看见了一盆绿色的植物。窗外的阳光，稀稀落落射在它长长的叶子上。它的枝叶向室内蔓延生长，懒懒地宣泄着一种生命的潇洒。
我不记得我俩是怎样拉开的话匣子。就记得他拉着我没完没了地聊，聊他读书时如何刻苦发奋的事，聊他的许多同学眼下如何如何春风得意，还有他有病的父亲已卧床两年，以及他上大二时就交上的女朋友在他蹲山头儿的第二年就吹了……
我俩边喝边聊，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劲儿。
在交谈中，他莫名其妙不合逻辑地不断插入“谢谢”二字。“谢”得我挺别扭，心想：这人没事吧?老“谢”什么呢?
但我渐渐地理解了：只要我在听着，他就高兴，就痛快，就满足，就心存感激。
我们要给他演几个节目，他忙摆手，红着脸说：“不，不，不……能有人和我说说话，我就……”
他一时语塞，忽地转过脸去。
很快，天要黑了，屋子里已经黑了。该下山了，我拔不动脚，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道别的话。
王翻译已有几分醉意，他说话真有点像讲俄语，或干脆夹杂着俄语，打起了“嘟噜”：“好了!达哇利什王(俄语：王同志)，好久了，没这么痛快地聊天了。斯巴斯巴(谢谢)，达斯维达尼呀(再见)!”
我忽然觉得，他那一口的吴侬软语此刻竟变得干脆硬朗多了。一束烛光将他那原本十分瘦削的身影投射到墙上，模模糊糊，却又很大很大。
后来听团长对我说，王翻译非常热爱他的工作，也忒能吃苦。一个南方人，对于这里本来就有着诸多的不适，可他从未因此讲条件打退堂鼓。在山上一蹲就是三年。而他的许多同学，当初功课都不如他的，现在却在大机关或总部工作……
我问：为什么不让别人替换他?
团长一脸的无奈：哪有人昵?我这个团倒是有几个搞俄文的，可谁的业务也不及他。没法子，只苦了他一个人。
我叹息世事之不公平：难道就因为他业务好，就该着吃苦受罪吗?可再一想，如果我是这位团长，也只能如此。
只等上级再分配给我们一个业务好的啦，团长最后这样感慨道。
下山路上，我一言不发。突然被一种孤独情怀所笼罩，无语，木然……在以后多少次的演出或采访中，很少再目睹到那种苦行僧式的坚守。
多少年了，我走南闯北去过无数地方，而今已然脱去了军装，可在我的记忆里，东北几千公里边防线上永远有小金。永远有王翻译，永远有那么多我已不记得名字的战友。他们或老或小，或胖或瘦，或高或矮，或这样或那样。
但他们有一点相同，他们都穿着绿色的军装。
一条绿色的边防线，一道有着浓烈生命色彩的精神风景，静静地在我心里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