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物质的富裕、精神生活的渴求，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吸收丰富的自发状态的民间文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政府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的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的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
　　一个时代文化有一个时代文化的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成效，大众从解决基本的生理生存中解放出来，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更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民众不满足于文化受众的角色，转而追求创造富于自我个性的文化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可以说，个性在当代社会大众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何突出、表现和创造个性是大众不断攻坚的课题。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以服务大众为宗旨的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
　　个性一词最初来源于拉丁语Personal，我国《心理学大词典》中的个性定义是：“个性，也可称人格。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大工业生产前期，商品生产与消费长期呈供小于求的态势，社会发展的核心是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流水线作业和产品工艺标准得到肯定和支持。此时，个人能力主要致力于生理生存。而在后工业阶段，社会生产力迅猛提升，生产与消费关系转变为供大于求，如何契合大众消费心理成为关键，生产者开始关注如何满足大众的个性化需求。除了社会生活模式给民众以张扬个性等于展现自我的心理暗示外，计算机、网络等现代科技更是极大提高了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以服务大众为宗旨的大众文化无疑也成了大众张扬个性、展示自我的一个平台。
　　然而，时代背景下所呈现出来的民众的个性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本真。其一，当代大众所展示的个性具有许多非个人本意的因素，是时代背景与个人的社会化信息整合后的结果。多元文化环境一方面满足了大众的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个人的存在首先是以社会的一员出现，保证自身的安全和群落的稳定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功能，“认同”可以让具有同样观念的个人凝聚成群体，并在抗衡外部压力时保持力量优势。然而，“认同”让个性不再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这个群体的共同观点作为其外在表现的承载。进而言之，这种个性的群体化表现是社会大环境下个人为了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结果。正如波德里亚所说：“根据名望或类同的要求，个体的个人需求是以集体语境为索引的。其中首先有一种区分的结构逻辑，它将个体生产为‘个性化的’，也就是生产为相互区别的，但是根据某些普遍范例以及它们的编码，他们就在寻找自我独特性的行为本身中相互类同了。”①与此同时，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大众文化商品的利润原则将这种标准化生产提升到文化工业层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这种文化工业全面绑架了艺术和个性，“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②。文化产品以标准化的方式从工厂统一生产出来，产品的条形码、规格、型号、所属类别、适应群体等清晰地表明它们背后的个性是伪个性，是标准化流水线上的产物，产品个性存在的根基在标准化运作的前提下被损伤。这些文化产品被贴上个性的标签，不是追求个人之间的审美差异，而是将各种符号映射到相应的个性，产品的获得就是个性的获取，也是获得者相应身份符号的展示，即可被相应的“群”认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大众文化产品仍然戴着“个性”的头衔，积极指导大众展现所谓的个性，用符号化的个性和商品化的个性来消解个性的本义，让商家和大众都可以方便地“按图索骥”解读产品背后的个性内容。
　　马克思十分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个性”。而最集中的体现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第三个阶段的表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③他认为“自由个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成果。马克思使用“自由个性”这一概念表达了他对人作为个体即独一无二的独特性存在的充分关注。人的个性蕴涵着人的本质规定性，正是人的个性使他的存在不可替代。因此，一个人个性的存在是他真正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把发展及保持自己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交往自由”，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和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作为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全面发展的、拥有理想人格的人离不开个体对自我的关注、肯定和完善。因此，目前大众文化中群体化个性泛滥这一不争的事实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理解并掌握大众文化产品的运作规则，注重大众文化产品的质量，通过已经铺展开来的文化工业生产，再通过现代科技的力量，不断纵深化和广阔化，就是最利于消除当代大众个性的蒙蔽、恢复当代大众个性的本真的途径，从而也能保证大众文化履行自己的社会功能。这也是大众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毋庸置疑，“倾向性的心理特征”是“个性”这一概念中最为突出的要素。然而，过于注重“倾向性的心理特征”，即注重与众不同之处，而忽略了个性的基壤是人格，是社会共同认可的正面的、积极的特征，势必产生诸多弊端。
　　但是，人必然是属于社会的人，人的个性必然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在社会形成公认的符合“人”的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个性是人格的指归，人格却是个性的根基。由于我们处于一个政治多元、经济多元、文化多元的时代，对理想人格的认知原则与价值取向必然是多元的，我们一方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理想人格制定一个具体的统一模式。但另一方面，理想人格中最根本的价值内涵又是必须确定的，正是基于此，我们在承认理想人格建构之多元取向的同时，必然要提出真、善、美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大众文化必须充分关注人的自由个性的培植的同时，强调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中把自由个性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
　　20世纪90年代文化产业在中国迅速扩张后，物质产品的市场化刺激了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城市文化市场的形成带动了文化消费群体的形成。在一些人心目中，原有的政治热情和社会关怀热情淡化，受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世俗主义、物质主义、感觉主义等观念的影响。他们的理想人格楷模由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政治型、知识型转变为由社会中获得极大回报的经济型、娱乐型，这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为了扬名获利，各种各样的炒作超乎想象，破处门、短裤门之类的“门”事件令人痛心，这正是在所谓的张扬个性的迷雾下一味标新立异却丧失了人格塑造的恶果。
　　文化需要精神才会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可以简单地说，文化的精神就是教育人、培养人，把一个自然人改造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而具备完整的、独立的人格是作为一个当代公民的必要条件。提高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素质不是靠文化精英们坐在书斋里以谆谆教导、高高在上的教化心态制作长篇累牍却无人问津的经典巨著，也不是凭借造星能人包装几个明星身先士卒，而是靠民众用执著、热忱去演绎和完成。大众文化应该很好地把握优势，忠实地履行自己教化天下的基本职责。齐格蒙·鲍曼说：“必须经过超常努力，方能达到对神秘的和真正有价值之物的理解，永远是知识分子自我合法化神话中的绝对必要的一部分。”④
　　波斯纳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紧要之处在于公共，由此他强调，“在‘知识分子’前面加上‘公共的’这一修饰词，我旨在强调，不论这些知识分子的作品如何具有跨学科的意义以及政治上的影响，倘若不能与超出一小部分专业读者以外更多的社会公众交流沟通，就不属于本人使用这一术语层面上的公共知识分子。”⑤的确，文化抑或大众文化都只是一个概念。关键在于，时代需要这样一批文化工作者加入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中去，大力宣传奋斗、友爱、同情、仁慈、诚信、宽容等美好的人格品质，引导大众塑造理想人格，张扬本真个性。（基金项目：遵义师范学院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课题）
　　注 释：
　　①让·波德里亚著，张一兵主编：《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②霍克海默、阿多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
　　④齐格蒙·鲍曼著，洪涛译：《立法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⑤理查德·A·波斯纳著，徐昕译：《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北京：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作者为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编校：郑 艳